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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2)

作品名称:成年路      作者:杨阗      发布时间:2022-07-30 08:04:54      字数:5750

  农忙结束以后,母亲连续数日将攒下的几篮子鸡蛋提到街上出售。每天提着满满当当的一篮子鸡蛋出门,傍晚又提着几乎原封不动的篮子回家,然后依偎在墙根慨叹:“太难卖啦!卖鸡蛋的也忒多了。蹲蹲站站一整天,没卖出几个,腰酸背痛不说,还搭了一顿饭钱,不值啊不值。我看这些鸡蛋势必要臭在篮子里喽!”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家开始顿顿吃鸡蛋,水煮蛋、蒸蛋、炒蛋……各不雷同的做法。母亲闷在厨房里,研究出许多种鸡蛋的新做法,并乐此不疲。其中有一种鸡蛋饼,是她的得意之作。她将做好的鸡蛋饼赠予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品尝,博得一片赞誉。母亲自信地说:“明年,不,是以后的中秋节都不需要买月饼了。”此种说法我不敢苟同,鸡蛋饼虽好,可我还是喜欢月饼要多些。只半个多月,我们家就消耗掉两百多个鸡蛋。
  有一天,母亲又发明了一种鸡蛋丸子,欣喜若狂地熬了一大锅,起名“萝卜香菇鸡蛋丸子羹”。说实话,那一锅汤还真香,馋得我口水直下三千尺。晚上,母亲把左邻右舍聚集到家里品尝。男人续了一碗又一碗,女人赶紧向母亲询问做法。其中有人赞美道:“好味道!完全可以媲美松丸子!”松丸子是客家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得到如此的赞誉,母亲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把独家秘方毫无保留公之于众。
  品尝结束,女人们帮忙捡拾碗筷后都各自回家去,男人们则在我家门前的一株枇杷树下支起一张八仙桌,围桌闲谈。这是一株古老的枇杷树,即便祖父这般年级也不知道它的真实贵庚。有人认为,村子有多老,它就有多老。至于它究竟是野生还是先人手植更无从查起。枇杷树主干粗壮而高直,布满经年累月的人为伤痕,枝叶不甚繁茂。这株枇杷树虽然伫立在我家门前,可不属于我们家,也不属于任何人。它也没什么值得争抢,因为打我记事起它就没有结过枇杷。哥哥指着枇杷树问父亲:“爸,这棵枇杷树是不是公的?从没见它结过枇杷。”这句话把在场的人逗得捧腹大笑,成为村民常挂嘴边的笑料。
  从人类文明诞生一刻开始,庄稼人就与劳作为伍,同辛苦作伴,像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的耕牛,已然有些麻木。所谓的“农家乐”不过是富人建立在富庶的基础上而创造出来的新鲜词汇,误导那些手脚不曾沾过泥的人,以为庄稼人拥有自己的无限乐趣。大文学家陶潜向往的田园生活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有房子、有田地、有钱花、有酒喝、有仆人可以使唤,这样的田园生活,吾亦向往之。谁不想过“人在床上呼呼躺,钱从天上滚滚来”的日子;退而求其次,能坐办公室,人模人样,保养得细皮嫩肉,也是好的,确乎有些接近上等人了;再次之,人劳累一些,但报酬颇丰,可以预见改善的将来,也能接受;不到逼不得已,谁会选择脸朝黄土背朝天、起早贪黑、日晒雨淋,却还要担心饿肚子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看不到日子的尽头,仿佛只有苟且、苟且、再苟且。所以,我对“农家乐”的提法不甚苟同。如果一定非找出一个乐趣不可,大概就属乡亲们晚饭后或乘凉或取暖而齐聚一堂的闲聊,谓之“讲古”,讲过去的奇人异事。正是从“讲古”中,我学到了不少笑话、谜语、离奇古怪的故事,也得知了先祖是何时从何地迁来的、村子的发展史、甚至一些民族国家的历史。
  这天的夜很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头顶的枇杷树树枝上临时吊的一盏昏黄的白炽灯的照明范围有多宽,人的视野就只有多宽。稍微远些的地方就被黑暗笼罩,只能看见一个个方形亮窗毫无规律的分布,宛若夜空中的星辰。黑暗中偶尔响起几声犬吠,抑或是小孩的哭闹声,随风越飘越远,最终又消失于黑暗。秋夜的风已经带有些许寒意,吹得枇杷树瑟瑟发抖、翩翩落叶,也吹得人不自觉裹紧衣服。
  虽已入秋,可还有很多令人厌恶的不要命的蚊子寻光而来,嗡嗡乱飞,吸食人血。不知是我血甜还是身上臭,抑或是我细皮嫩肉,蚊子专挑我叮,叮得手脚全是包,瘙痒入骨忍不住抓挠,越挠越痒,越痒越挠,不挠破皮绝不罢休。父亲在枇杷树下生起一堆火,往火上撒米糠,顿时浓烟滚滚。这是村里人常用的驱蚊方法,简单有效。我围着浓烟左三圈右三圈地跑,嘴里一边念着顺口溜:“烟啊烟,烟那边,那边芝麻香,这边鸡屎臭。”
  父亲用铝茶壶泡好满满一壶自家掐的细茶,给在坐的每位大人都斟上一碗。我掰开手指头数,光大人就不下十人。不知道母亲从哪个柜子角落里搜刮出来半袋炒花生,撒在桌面。我看见花生,眼前一亮,立马钻到桌子旁边剥起来,还抓起一大把准备塞进口袋。母亲见状,拍了一下我的手背,警告我:“少剥点!火气大!”老安伯的孙子也在往口袋里塞花生,可母亲并没有制止,母亲一点也不公平。哥哥可没有口福,母亲强行叫他去洗澡,不洗完澡别想打花生的主意。我猜哥哥这个澡绝对洗不干净,心里觊觎着花生岂能好好洗澡。
  大人聊天,天上地下,云里雾里,我很多都听不懂。听不懂,就爱插嘴,一插嘴,父亲就朝我拉下脸来,横眉怒目地说:“大人聊天,小孩掩耳!”我迅速用双手捂住耳朵,冲父亲做一个抖搂舌头的鬼脸,心里想:凭什么!嘴巴和耳朵长在我自己身上,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听就怎么听。大人有什么了不起,管天管地,还管人拉屎放屁!我可不敢真的说出声,否则非被揍得连亲娘都不认识。
  我试图真的不去听,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吃花生。我尚未掌握剥花生的技巧,全仗一口没有冒齐的乳牙老鼠般啃壳取仁。只有祖父最疼我,坐在我身旁用糙黑如松树皮的布满老年斑的手帮我剥花生。我也最疼祖父,把桌上剥好的红润饱满的花生仁匀出一半给他。他指着颗牙不剩的口腔,满脸慈祥地说:“茂茂真懂事!可惜爷爷的牙掉光喽!嚼不动!”我探头探脑地仔细研究起祖父的口腔,果然一颗牙都不剩,只能在微光下瞅见两排退化的顽强的牙床,导致两腮凹陷。
  可是,我的专注力抵不过好奇心,约束不了自己的耳朵。还好,只要不插嘴,谁知道我有没有偷听?
  有一个叫王国源的大哥哥——论年纪,出于礼貌,我喊他一声哥;若论辈分,他比我还小一辈,得管我叫叔——抱怨道:“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干,也挣不了几个钱。种一辈子田终究不是上策,还得另寻他路,依我看来。”他前年结婚,去年当爹,和哥嫂分了家。今年是他第一年自己种田,必定是没有尝到什么甜头,才会生此抱怨。
  “年轻人,少怨天尤人,多卖力!你还这么年轻,日子有的是奔头,只要勤劳肯干,总会越来越好的。”祖父边剥花生,边开导国源哥,“有金子,有银子,赛不过一双手长满茧子。”
  “老太公,理嘛是这么个理。可是一年辛苦下来,除了能混一口饭吃,啥也剩不下。种田完全是靠老天爷赏饭吃,得看老天爷的脸色,老天爷高兴不打紧,万一哪天不高兴,吃饭都成问题。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农民,都在为一口饭发愁。”
  “知足吧!你们呀,是赶上了好时代。吃上一口饱饭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经历过忍冻挨饿的岁月,你们就会明白。”祖父掏出口袋里常备的已经发黄的白色棉质手帕拭泪,(祖父有迎风流泪的毛病,故而不知此时落泪,是因为风,还是想起了什么不堪回首的往事。)接着说,“我们那时候,就指望有一天能吃饱穿暖,便心满意足。当下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多好,可也总不至于让人冻着、饿着。当然,现在和过去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时代不一样,追求的生活质量就不一样。国家不也正在努力建设小康嘛。”
  在座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十分赞同地点点头。
  “小康小康,少数人的安康。啥时候才能轮到咱?”国源哥感叹。
  国源哥的父亲,长了一张马脸,人称老马。我与他同辈,故也叫他老马哥。他坐在外圈,翘着二郎腿,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半根烟,烟灰积了好长。他用沙哑的声音、略带埋怨的语气说:“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趁年轻,脑子和手脚都还灵活,去学门手艺活,要是在读书上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的话。所以我四下托人找关系,希望源子能够拜师学艺,学点真本事。结果呢?叫他去跟‘大光头’学木匠,他不肯;叫他去跟‘单只佬’学篾匠,他又不肯;叫他去学一些吹吹打打的玩意儿,他还是不肯。不肯也算了,那就踏踏实实种田,非跟我说要出去打工。”‘大光头’是村里最好的木匠,因一根头发都不剩的脑袋而得名。‘单只佬’是村里唯一的篾匠,因老婆早死于难产打了一辈子光棍而获此外号。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伙子。学一门手艺,等于端了一个铁饭碗,别人想砸也砸不掉。”祖父批评国源哥。
  国源哥默不作声。父亲给所有人添一遍茶,问国源哥:“源子,你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计划?”
  “计划倒是谈不上,”国源哥似乎早就想把心事一吐为快,苦于没有恰当的时机,父亲的问话给他提供了机会,所以他投去感激的目光,“就是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好些年没见,前两天偶然在安远街上碰面,寒暄一阵。上学那会,他的成绩贼烂,比我还烂得多,从来没有跳出过班级倒三。不仅如此,还总是隔三差五就给学校、班级或老师招惹麻烦,名声臭到极点,初三没有念完便被学校劝退辍了学。”国源哥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继续说:“他告诉我,他一辍学就搭上去广东深圳的大巴车,只身一人去那里谋生。还别说,他小子挺有门路,也挺有本事,几年下来,挣到不少钱,出大头帮家里盖起三层小洋楼。过去大家提到他,总是不屑一顾,眼里充满鄙视,现在全大变样,都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我和他关系还不错,上学时,帮他给老师解释过一次误会。他说,如果我想去,他愿意把我介绍到他们厂里,就当还我一个人情。我觉得不失为一次机会,不妨也出去闯一闯。”
  “他昨两天才跟我提的,我是不怎么同意。跑那么老远,人生地不熟的,岂不是两眼抓瞎。村里有不少年轻人在外地打工,听他们的父母讲,也没挣钱,有的甚至还要家里倒贴,否则过年回家的车票钱都没有。我也没有一口回绝,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做大人的不好肆意插手。我也没有资格说什么,自己这半辈子活像一头拴在田里的牛,走得最远的不过就是县城,那些个大城市长什么样也不清楚。大概全是电视里一样,摩天大厦直入云端,我猜。今天既然说了出来,不妨征询一下大伙的意见。对了,光明,”光明是父亲的名字,老马哥望向父亲,眉头皱得像麻花一样,说,“你结婚前不是在外面闯荡过好多年吗?谈谈你的看法呗。”
  国源哥没等父亲开口,抢先一步说:“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先不管打工赚多赚少,能糊口便不算亏;家里的田全给哥哥和嫂子种,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岂不是两全其美。”
  父亲听懂老马哥的深意,也明白国源哥的心思,左右为难,一时说不上话。父亲沉默一阵儿,才说:“在我看来,去城市里打工未尝不是一种门路,至少我不反对。我不敢妄称打工有多好,但一定比在家里种田强,只要能找着事干,又有肯吃苦耐劳的恒心。源子也说了,种田靠老天爷赏饭吃,而城里完全不一样,机会要多得多。”父亲接过国源哥递来的一根烟,掏出打火机,准备点着,犹豫片刻,转而把烟挂到右耳上。然后,一口气说完一大串:“我那时候,改革开放还不久,农村掀起了“打工潮”。许多人都像我一样,怀着一颗战战兢兢的心,跟随“农民工大部队”踏进城里。说来惭愧,我打工那几年,因为年轻气傲,今天嫌这个老板脾气臭,明天嫌那个老板吝啬鬼,所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哪个岗位上都待不长。可说句老实话,那几年我也挣了不少,只怪自己大手大脚,花得比挣得还快。当然,一个大小伙,身处繁华,身边没有半个人约束,又没有任何负担和压力,也就见怪不怪了。假使换成现在的我,绝对判若两人。成了家的人,有了责任,有了压力,自然而然会钝化自己的傲气,收敛自己的野性。”
  老安伯打趣地问父亲:“打工要有你说的那么好,这么些年你怎么不去呢?”
  “安哥,我倒是想去来着,可是,你看我,上有老父是下有幼儿,我能撇下他们不管吗?”父亲解释道。
  “这倒是!”
  父亲建议道:“如果源子真的去,我有个建议,最好两公婆一起去,有老婆在身边管束他,不至于让他在灯红酒绿的大城市里玩野了心。”
  国源哥绝对视父亲为他的钟子期,眼神中洋溢着感激之情。老马哥似乎依然不太同意,眉头依然紧蹙,又不好当众撕破脸,只好频频陪笑,笑得比哭还难看。
  老马哥说:“现在外头不太平,上半年闹得凶的非典才结束没多久,指不定啥时候又出什么事,还是家里安全。”
  “井里的鱼养不长,怕摔的孩子长不大。况且非典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国源哥说。
  “小马,”祖父用极其温和的语气说,“如果孩子想去,就让他去吧!你家的源子比我们家光明强,起码会和你商量商量。当年光明对我只字未提,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要是在外能一帆风顺,自然最好;倘若混不下去,撞了南墙,自会回头。”
  父亲尴尬地笑了笑。祖父此话出人意料,或许是当年父亲的出走给他的触动太大。这件事我也是后来才听父亲提起的:父亲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早已辍学帮家里干农活。他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于是在打工潮掀起的背景下,萌生出门闯一闯的念头。他知道祖父肯定不会同意,就在饭桌上留下一张纸条,一声不吭地南下广州。祖父拾起纸条,气得差点吐血。
  老马哥缄默无言,一个劲拨弄着手里的花生壳。其他人也不吱声,场面异常尴尬。
  终于,后排的鸿伯站起身来,掸掸衣服上粘住的花生皮,讲:“时候不早了,你们聊,我得先回去,不然我家的臭婆娘又该喋喋不休地损我啦!”
  父亲笑眯眯地问:“还不晚呀,这么急着走?今天晚上要交公粮啊?”
  “交个屁!裤裆里的玩意儿都快缩到肚子里去了。”鸿伯说。
  此言一出,所有大人都笑个半死。只有我们小孩,不解其中意,不知道有什么可笑的。
  鸿伯补充说:“明天有酒吃,二十几里路,得赶早。”
  ……
  接下来发生什么我可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困意顿生,趴在祖父的怀里睡着了。不知大家是如何费尽唇舌地劝老马哥,又或者是他自己想通了,总之,他最终同意让国源哥去深圳打工。
  第二年,还没等开春,国源哥小两口就背着大包小包离开老家,前往深圳。离开的时候,国源嫂子抱着牙牙学语的儿子,哭得死去活来,迟迟不肯撒手。他们的儿子,大家叫他小国源,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妈妈哭,便也跟着哭。这一幕,把很多人,尤其是女人,都感动得潸然泪下。老马哥骗小国源去买糖,才止住哭声。国源哥的兄长国海哥骑摩托车送他们两口子去乡里坐车。父亲帮忙送行李。我不肯放过任何一次坐摩托车的机会,也闹着一起去了。
  我们村子分为上、中、下村,我们家在中村。中村基本都姓王,又根据分支的不同来分割为房,我们家在一房。整个一房总共有十几户人家。在此之前,说来奇怪,村里已经有许多人随着打工潮而背井离乡。我们一房除了已经归来的父亲外,也有好几个外出务工的,但都是单亲外出。从国源哥夫妇离开这一天起,小国源成为一房第一个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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