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坎坷坷我来了

　　对我母亲来说，我的出生就是个多余。
　　我的前面先有了一个哥哥，因为头胎是个男孩，在农村来说，算是保住了老赵家的香火，父亲便给他取名叫立根。那时候我们全家都格外高兴，特别是母亲，她在老赵家的地位一下子就抬高了许多，不单我性格倔强的父亲，就是平日里脾气暴躁的爷爷，这时候开始见了她，也明显是有些低三下四，伸不直腰板。母亲更是不可一世，月子里对奶奶做的饭就开始挑三拣四，甚至有一次还因为嫌弃奶奶熬的小米粥没有放枣，她当着老太婆的面将稀饭泼到了地上。后来就算是出了月子，一直到立根穿上了开裆裤，立根的尿片她都没有洗过一次。
　　两年后，立根能离开人下地跑玩的时候，父母已经闲不住了，开始了他们下一轮的生产计划，那就是再造一个和立根一样使他们满意的孩子。立根虽然是父母最满意最得意的孩子，但是男孩子调皮捣蛋的天性后来还是他们两个头疼不已，所以这一次，用我父亲的话说，最好是个女孩子，那样不但长大了好管教，而且在名义上他们也算是儿女双全了——这在农村来说是很风光的一件事。于是，很长时间他们都很犹豫，既想早点怀上一个孩子，可又怕怀的是个男孩，两个人甚至还因此吵过几次架，要不是爷爷多次出面干涉，估计打的不可开交也有可能。
　　时间久了，父母也没有了战争的热情，他们开始各司其职，该上工便上工，该下地就下地，井水不犯河水。母亲仍然用老辈人传下来的土方子保持着自己不再怀孕。后来，终归是爷爷忍不住了，感觉自己老赵家就一个立根，那是十亩地一棵苗，太稀太单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了上房，和我奶奶一起给他加压。父亲是个孝子，不敢反驳他的父母，随即转了回去。那一晚，父亲破例没有抽烟，趁母亲还在给立根缝裤子的时候，一口气吹灭了灰暗晕眩的煤油灯。
　　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开始呕吐，反酸水，她凭经验知道这是怀上了，就偷偷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母亲的话很是欢喜，那以后上地干活总感觉有使不完的劲。
　　看着全家高兴的样子，母亲却杞人忧天，又开始担心自己怀的不是女孩，整日愁容满面。一日，她忽然想起村东头有座娘娘庙，便想着去求求情，希望送子娘娘能满足了她的心意。于是，当天早上，母亲瞒着父亲——因为父亲对这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很反感，母亲是怕他知道后说出得罪娘娘的话——买了些礼品纸钱和香烛，一个人溜着墙边去到娘娘庙一趟，算是了了自己的心事，只等着开怀分娩，老天送她个宝贝女儿。
　　怀立根的时候，因为是头胎，母亲没有什么经验，父亲也很是担心，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所以离临产还有三个多月的时候，父亲就不叫母亲下地劳作，只是在家做做饭，打扫打扫院落，安安心心地保养身子。但是这一次不同，因为生立根的时候比较顺利的缘故，再加上生产队要是不去，年底家里就可能成了欠款户，所以眼看要生产了，母亲仍然一如既往地上地劳作，直到第二年春天，那天正是农历的二月二。
　　那天早上干完了队里安排的锄草，在回家的半路上，母亲突然感觉肚子疼的要紧，凭借着上次生立根的经验，她知道这是临产了，也就顾不上再和同行的社员嬉闹磨牙，三步并作两步急转回家，过门槛的时候不防摔了一跤，彼时肚子疼痛的她已经站不起来，就挣扎着爬进了里屋。
　　等父亲进家，放下了劳动工具，吆喝着问母亲要吃饭的时候，在院心他听见了一声猫叫，急忙进屋，看见母亲已经搂着刚刚出生的孩子钻在被窝里了。父亲便顾不上看孩子，一边安慰母亲先照顾好孩子，一边忙着给母亲烧火做汤。等着米下进锅里的时候，父亲再次转回到母亲的屋子，也不问母亲，伸手打开孩子的包裹一看，然后咯咯地笑了。
　　不知道是母亲曾经去娘娘庙里烧香拜佛起了作用，还是我父亲祖上积德，这一次母亲果然生了个胖胖的大丫头。这一次，父亲给女儿取名字比立根还上心，在女儿满月的时候专门邀请来了本村最有文化的一个人，就是在县城教小学的一个老师韩东财来专门负责这个事。后来酒饱饭足之后，韩老师用父亲早早就备好的毛笔在麻纸上写了“金线”两个字，之后也不做解释，便晃晃悠悠去了。父亲因为没什么文化，但是也不好问别人女儿名字的意义，就知道那是教书先生取的名字，一定差不了，那以后也就不再过问。
　　有了女儿金线以后，母亲的尾巴就翘上了天，在家里已经达到了唯我独尊的地步，就是出到外面，和邻居们见面，嗓门也提高了不少，很是艳气。后来，到金线百天的时候，母亲给父亲下了最后通牒，说，我们现在有儿有女，也算是十全人了，从今向后不在考虑生儿育女的事。那时的父亲已经臣服母亲许久，听了母亲的话自然是频频点头，嘴里面没有蹦出来半个不字。后来甚至于讨好母亲说，你以后也要照顾好自己，做好节育措施，实在不行的话，我一个人搬到西厢房去睡。
　　分居不是母亲的本意，也许她还不习惯晚上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睡觉，也许是她害怕没有一个人晚上和自己唠嗑的孤独，她看了看父亲，然后扭回了头，拍了拍怀里的金线，说，算了吧，不要那么麻烦，那边铺的盖的都不方便，你还是在这里凑合吧！父亲就不再坚持，捡了地上金线用过的尿布出门去了。
　　一九七零年，金线四岁了，立根也已经上了学前班，我的父母感觉神经松弛了下来，生活不再是以前那一团糟的样子，于是，那年冬天，母亲看看生产队也不派活了，一家人还要吃饭穿衣，家里的积蓄已经捉襟见肘了，就托了个关系，叫父亲去河东的盐池拉硝去。说是托人，其实并不是走后门的意思，就是找了能说上话的村民引荐一下，是谁都可以去的，因为拉硝是个苦差事，就是穿上雨鞋在盐池里面用板车拉硝，很费劲的。
　　那时候是合作化时期，生产队劳动的时候大家基本都是浑水摸鱼，没有真正出过大力气，所以都可以应付，可是到了盐池劳动，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拉的多挣的多，所以都很卖命。父亲在家怕母亲，看起来性格懦弱一些，但是在盐池也算个男子汉，喜欢和别人争强好胜，月底拿到手的工资往往是最多的。父亲这些都好，就是有个毛病，经常会想我的母亲，有时候下班后都半夜了，他还会任性地回一趟家，第二天一早再赶去上班。因为不是天天晚上回去，所以母亲有时候就措手不及，等着父亲上班走了，她才想起来自己忘记了节育的事。
　　这样，我的到来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那时候村里面已经有了专门的保健站，医疗条件比起立根和金线的出生时候要好的多，于是我的父亲就想着叫母亲到保健站里分娩。谁知道我的母亲一听，鄙夷地乜视了父亲一眼，去保健站？这生孩子也就是放个屁的事，花那钱弄啥？父亲拗不过母亲，只好由了她，准备着在家里面待产。
　　到了农历的八月初八，那一天正好是白露的节气，家里没有表，也不知道什么时辰，反正是个冬天的晚上。那时候我父亲在队里记工房登记完了工分，又在家抽了几锅旱烟，脱掉了鞋子，准备上炕睡觉的时候，突然看到我的母亲拤了肚子大叫，父亲知道母亲这是要生产了，急忙把仄靠被子的母亲搬平了放在炕席上，不顾母亲的大呼小叫，只等着我的出生。谁知道过去一袋烟的功夫了，母亲还是没有动静，只是撕心裂肺地叫疼。父亲看看这不是母亲说的放屁那样简单的事，也不顾了许多，急忙出门找大嘴妈去了。
　　大嘴妈嘴大，脚大，尻大，独独手小，很适合接生。我们村四十岁以下的女人，只要生过孩子，几乎没有不是她接生的。
　　大嘴妈赶到我家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自己褪去了裤子，腰下伸出了一只小人的脚。大嘴妈一看，吃了一吓，知道是出了麻烦。本来，一般孩子出生都是头先出来，可是这次不一样，是先出脚，也就是俗话说的倒着生，可是说出脚就出脚吧，却还不是一起出，只出了一只，另外一只还在母亲的肚子里。
　　其实这样的事大嘴妈也不是没见过，只是知道产妇要命地疼。她看着死去活来的我的母亲，再看看我那手足无措的父亲，她急得满头大汗，又是掏又是拽，总算把我的两条腿摆顺了，只听“咕咚”一声，伴随着我母亲的一个屁，我赤裸裸地落在了母亲身下的炕席上。
　　手忙脚乱地收拾完了，大嘴妈看了看小猫一样的我，笑着对半死不活的母亲说，又是一个带壶嘴的。
　　用母亲的话来说，我的到来就是她和父亲放羊拾柴，顺手捎带到这个人世间的。吃的虽然是母亲的奶——当然，后来我想我之所以吃母乳，那主要的原因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买奶粉，所以只好凭着母亲那不是很饱和的乳汁苟且活命——但是，我穿的基本都是立根小时候穿过的衣服，过了百天的时候，母亲甚至把金线穿过的裙子给我套在身上。我那时候没有丝毫的自主权，选择权，只是任凭母亲随意地信马由缰地养活着我。
　　要说我不满意的，就是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太随便。我之出生，父亲母亲已经没有了以前立根和金线出生时的喜悦，或者不客气地说，他们就感觉我是他们买什么东西时别人给的绕头，到了半岁的时候，在我奶奶和爷爷的一再催促下，父亲不再热情地请那个教书先生韩东财了，而是随便给我取了个名字——立定！
　　本来，按照爷爷的意思，他是想给我取名叫立柱的，大约是想我长大了能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吧，多少有些美好的寓意。可是父亲不行，他告诉爷爷，说他好几次路过学校的操场，经常看见学生跑步，跑步的时候老师喊一句“立定”，学生们马上就站住不动了。爷爷一听火了，大骂，一动不动那是王八，你看我孙子长得和电影演员一样，怎么能取那个名字？爷爷一骂，父亲蔫了，不敢坚持，就告诉爷爷，这都是立根妈的意思，她说生了这个再不敢生了，就叫个立定，算是停止的意思。
　　一听是我的母亲的意思，爷爷就不再坚持，立马从父亲的手里接过我，说，管不了你们的事，以后也不问了，我抱上立定游门去了。话落即便出门，躲到外面去了。坐在院心纺线的母亲听见爷爷叫我立定了，脸上也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纺车在她的手里转的越发地欢快，嗡嗡嘤嘤的声音好像一首歌。
　　本来，我的到来，我的父母都没有当作什么大事，他们以为最多不过加了一双吃饭的筷子罢了。可是后来，我娶妻生子之后，一天晚上和母亲聊天，母亲似乎还是心有余悸，说话居然战战兢兢，告诉我，我的到来哪是什么一口饭的事那么简单，光是出生那年的冬天，就把我母亲折腾得死去活来了。完了，母亲总结说，我是她前一辈子的债主，这辈子找到她是来寻债的，而且还是高利贷。
　　是的，自从我出生之后，立根和金线就随奶奶一起住了，我因为还小，要吃奶，就别无选择地和母亲父亲住在了一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晚上我就开始哭闹，任凭什么都改变不了。母亲那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甩给我一边乳头，希望我和别的孩子一样，吃着吃着就会安静下来，甚至可以睡去。然而不能。母亲便起身穿衣，抱起我到大门口的猪圈外看猪，因为夜黑，猪是看不见的，所以就只能听，听猪的叫喊声。也因此我母亲慢慢地学会怎么叫猪，“唠唠唠”的声音很好听。这一会我不哭了，母亲就试图回去，但是不能，母亲抱我的身子一转，我就再次开始嚎啕大哭，弄得母亲心焦得很。
　　于是我母亲怀疑我家里不干净——就是冲着了鬼神——就叫我的父亲找到村里放烟花的金胜要了一些火药，晚上我再哭的时候，父亲就把尿盆倒扣起来，火药散在尿盆底，划根火柴一燃，一股火焰便由下而上，冲向房梁。然而并不奏效，我仍然是哭。母亲没办法就把我抱起来，伸手一摸，我的裤子早又尿湿了。没办法，母亲就给我换了裤子，白天在我不哭的时候，便又加紧给我做棉裤。
　　那年冬天，不知道是谁发现了我父亲有艺术细胞，三拉两劝地就把我父亲弄到了村里的宣传队。那个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共唱样板戏，父亲就从宣传队借来了演戏的道具——一把弯弯的日本刀，把它放在了我母亲的枕头下，说是可以辟邪。许是那日本刀不服本地水土，或者质地是木头且仅做戏剧道具的缘故吧，几个晚上之后，母亲感觉那东西并不奏效，又怕耽误了宣传队的演出，就督促着父亲把它还了回去。从那以后，父亲对我的哭声也开始忌惮，所以就总找借口，告诉母亲说，革命演出时间紧，任务重，不敢耽误。于是顺理成章地睡在了宣传队的道具库房里了。
　　后来，我总问母亲，以后我还哭不哭了呢？母亲想了想，说，怎么开始的，怎么结束的，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那个冬天我的头没有挨过枕头，都是把你抱着依靠在窗台边，一晚上不晓得起来多少回。每每这个时候父亲好像就也来了兴致，便开始添油加醋，说，那一个冬天你又哭又尿的，你娘就给你做了十一条棉裤，还是轮换不上干的穿。就是立根和金线两个加起来，也没有你叫你娘受的罪大。
　　不过还好，等我过了周岁，刚刚开始蹒跚学步以后，母亲就把我送给爷爷奶奶睡在了一起。至于还哭闹不哭闹，母亲说她也不知道，每天从生产队回来骨头都散架了，哪里还听得到。
　　又过了三年，我的父母好了伤疤忘了疼，我的妹妹银线在母亲一声响屁的陪伴下也来到了人世间。至此，我的名字也就失去了它的本意。爷爷后来指责我的父亲说，我说叫立柱，你说叫立定，立定立定，没想到不但没有立定，这次是跑步走了，两年又给我又生了个丫头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