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1

　　梁母已兴奋了好些日子。自从她寄出了那封让这个儿子回家相亲的信之后，她就天天盼着儿子回家了。换了几年前，大儿子梁进也会陪着她一块兴奋。在梁云第一、二次回来时，梁进还陪着母亲去码头接梁云。可现在的大儿子，已经一点也兴奋不起来了。那天，当大儿子又回到老房子来看望她时，她还是像过去那样满怀喜悦地告诉大儿子梁进：“梁云过几天，兴许就要会回来了！”
　　“老娘，”大儿子则十分淡定地道，“谁说得准过？等他回来了再说吧。”
　　“他接到信后，就会向领导上请假的。”梁母强调道，“上几次都这样，不出一个月就回来了。”
　　“老娘，”大儿子梁进仍不以为然地道，“一要看他船在哪里？如果在美洲装货的话，就快不了啦。二要看他是不是向领导上提了？上几次他赶回来，一看人（给梁云介绍的姑娘），就叫上当了。他是不是再有前几次那样的积极性？”
　　“那你希望他一辈子不要结婚了？”母亲显然有点不高兴起来。
　　“老娘，那是他要求高，怪谁去？”梁进又添了一句，“他还以为一个‘国际海员’，有多少了不起似的？”
　　“唉！”母亲坐于藤圈椅里重重叹了口气，她也感觉到了海员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了。在小儿子梁云刚上船的那几年，来给儿子说亲的人几乎天天都有，可现在越来越少了。当初人家一听是“国际海员”，谁不羡慕？更不要说在她自己年轻的时候了。当有人来给她做介绍，一听是国际海员时，对人家到底在船上干什么工作的也不问一声，就一口同意了。那年她十九岁，高小才毕业，在镇政府的安排下，刚进镇上不久前办起来的民办小学教书。在当时农村的小镇上，十八九岁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就教小学，并不是很少见的。她是解放那年才进小学念书的，班上同学从七八岁，一直到十三、四五岁的都有，她就是已十三岁出头了。这之前她一直在家帮大人做家务、看店。解放后，政府说女孩子也要读书，父母拖了一段时间也同意了。进了学校，她特别认真，成绩常在班上名列前茅。在她婚后的第二年，生下了大儿子梁进。当时是58年大跃进年代，就给儿子取名梁跃进，但去派出所正式报名前，听了一些议论，就改成了单名，叫了梁进。但丈夫活着时，仍喜欢叫儿子跃进。在第二个儿子出生前，船公司给他们在公司所在地的（H）市里分了一套房子，他们就搬到了市里住。小儿子出生后，她想在(市里)家的附近找份工作，先是看中了离家很近的那所小学。但人家笑了，尽管此时是六十年代初，可在一个大城市，一个小学毕业生又怎么能教小学呢？丈夫劝她暂时不要出去工作了，说他的收入足以养活他们的，要她还是待在家里先把两个小孩带大，工作的事情以后再说。起先她还不肯，因为“女人要有工作，才会有自己的地位”的观念，当时已深入人心。但摆在她面前现实是，两个儿子还小，一时上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现实面前，她最后作了妥协。随着小孩的长大，她年龄也大了，身体又有病。最后进了街道厂工作，从事一些轻微的生产活动。今年她退休后，在家东想西想地闲得发慌，一面东托西托让人家为小儿子介绍女友，二是向大儿子提出，把才几个月孙儿带来，由她来看带。这当然遭到了儿媳的坚决反对，认为她简直是在无理取闹。大儿子梁进也有自己的想法，既然丈母娘把小孩带得很好，丈母娘也愿意带，那么就应该让她们带下去。因此，他对母亲说：“小孩太小，换一个环境，会不习惯。老娘，你自己省力些不好吗？”
　　“我不懂。”母亲生了气，又对大儿子道，“你们俩个人还不是我一个人弄大的吗？你爸在船上，一年半载只回来几天，全靠我一个人带的！”
　　“这我知道。”儿子道。
　　“你不知道！”母亲道，“你知道就不会不让我带小宝了！”小宝是她孙子的小名。
　　“这是两码事。”儿子强调道，“我们也没有不让你带，而是有人在带，叫我们怎么办？”
　　“我不管，就是你老婆在嫌多我！”母亲把矛头都指向了大儿媳。
　　“不会的，”儿子做解释道，“她就是说话不大让人的，对我也一样的。”
　　“她也说话冲你了吗？”母亲不放心地问道。
　　“有时。”儿子勉强地道。
　　“她怎么能这样？”母亲心痛起儿子道，“现在这世道，变得太叫人看不懂了！”
　　“老娘，你放心。她还是讲道理的，不像有的人家，那真叫‘阴盛阳衰’。”
　　“你说的是‘雄鸡不啼，雌鸡啼’，”母亲凭着自己的理解道，“这种人家过去也有，但不多见。她真的对你不凶吗？”
　　“这怎么可能？”儿子道，“她其实一点不凶的。老娘，你怎么会觉得她很凶的？”
　　母亲默默地坐了一会道：“她真的不凶，就好。”说完又沉默了。
　　“老娘，”梁进劝母亲道，“我看，你也应该跟人出去走走。我下个星期要到深圳去一次，要末你跟我一块去看看那里的新的城市、新的建设？不过，没几天了，不知道通行证还能不能办得下来？”
　　母亲道：“梁云快回来了，我什么地方也不去。”
　　“老妈，”梁进道，“那我也没办法了。”
　　“你这次去深圳做什么？”母亲似乎不放心地问。
　　“有点业务，给你讲了你也不会明白的。”梁进总认为母亲不看好他，对他的买进卖出的经商活动抱轻视、乃至歧视态度，常说他比不上弟弟梁云，总认为他不是在堂堂正正的赚钱。
　　“我们是清白人家，”母亲又老话重提，“你也千万不要影响了你弟弟。”
　　“老娘，”儿子梁进不乐地道，“你怎么总认为我会影响了梁云？”
　　“我是担心，”母亲道，“你爸告诉过我，在我之前，人家给他介绍过朋友，但都政审上通不过，有的是出生问题，有的是亲眷中有人在国外什么的。”
　　“老娘，那是‘老黄历’了。”儿子梁进道，“现在都看本人的了。”
　　“那你是说，给他介绍朋友，家庭出身也不讲了吗？”母亲很重视、很认真地问儿子。
　　“老娘，这你最关心了，”梁进又与母亲开起玩笑道，“我这个儿子好像不是你们亲生似的。”
　　“你不要没有良心，”母亲仿佛生气地道，“那几年是你一直生病，他才放弃了考大学，上船去的，他才十八岁，就上了船。”母亲已掉起泪。
　　“老娘，你别这样，”梁进劝慰母亲道，“我心里清楚，他为家里做出了牺牲，我也用过他的钱，我都记在心里的。如果他要结婚，我也会拿钱出来的。”
　　“钱倒不用你拿的，他有存款在我这里。”母亲道，“但你不能不关心他。”
　　“老娘，你放心，我一直关心着他的。不信，你可以问问惠芳。”他说的惠芳就是他的妻子。
　　“你又当你妈是三岁小孩了，”母亲像洞穿了这大儿子的心思道，“她怎么会对我说实话？我问她等于白问。”
　　儿子笑了笑，并道：“惠芳今天本来也要来看你的。”
　　“要她来干什么？”母亲不满地道，“她一来，我们（母子）就说不上几句话了。她总是屁股还没坐热，就急着要走的。”不过，她马上又道，“你让她把小宝带来吧！”
　　“宝宝真的太小了。”儿子有点为难地道，“都是她妈在管。”
　　“她妈，她妈！你怎么不考虑你妈？”母亲又不乐地道。
　　“老娘，你不想想，如果要不是她家里有房子，梁云回来，睡到哪里去？”
　　“别人家房子更小的也有，也不是照样结婚生子？”梁母这时嘴上这么说，心里不得不承认儿子说得还是有道理的。家里一共才两间房（没有厅的二室户），兄弟俩结婚前睡一张高低铺还过得去，只要有一人结婚，就尴尬了。幸亏大儿子找了一个家中有房子的姑娘做老婆，何况人家也没有计较养出来的小孩姓什么的。眼下小宝由媳妇的母亲照顾着，可姓还是姓梁啊！她早就听说了，为小孩姓父姓，还是姓母姓，闹到最后离婚的人家也有的是。“好吧！希望你弟梁云这次能看得中人家，我把大房间让出来，给他们做婚房。”
　　“老娘，你有偏心。”梁进趁机说母亲。
　　梁母明白大儿子不过是在开玩笑，但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儿子，望着儿子道：“我会补偿你的。”
　　儿子心中笑了，母亲有多少经济能力，他是很清楚的。父亲死时留下的一笔钱，至多几千块钱，母亲把这些钱看得很重，当然在当时也算一大笔钱了，但随着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涨，特别在他眼里，这笔钱已分量越来越轻了。他只要一次小生意就可赚上这么多的钱，他只是没有告诉母亲而已。至于父亲留下的这套单位里分配的（二室）公房，在房子还没成商品之前，是没有多少人会去注意它的值多少钱的，在人们的意识中只要有房子住就可以了。
　　“你笑什么？”母亲终于注意到了儿子在偷笑，斥责道：“你又赚到钱了？看不上家里的钱了吗？”梁母总觉得大儿子变化太大了，也曾在心里骂过儿子：算他有点钱了。
　　“老娘，我可没有这种意思。”大儿子又申明起来，“我们现在虽赚得到钱，有可能也只是暂时的，今天不知明天（的事）！”他心里想，现在反“官倒”、反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自己虽不像人家“官倒”，有能耐可倒卖军火和石油等战略物资，但难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他顿了一会忧心忡忡地道，“要是国家政策一变，我们可能饭也要吃不上，要去喝西北风了！”
　　母亲不理解儿子说话的全部意思，但她当初就反对儿子“辞职下海”的，认为不牢靠，钱也赚得不踏实。“你还要让梁云跟你干，幸亏他不肯！”母责怪大儿子道。“他钱虽赚得辛苦，但心里踏实。”
　　“老娘，你这次给梁云找的小姑娘是干什么的？家里有些什么人？”大儿子好像突然醒转来了，关心起母亲已向他说过几次的人。
　　母亲信口道：“你关心人家这些做什么？”
　　“怎么可以一点不关心？”大儿子这时带点嬉皮笑脸地道。
　　“告诉你，”母亲像很不乐意地道，“在宾馆做的，她父母是六十年代去新疆的，现在根据政策可以回来一个子女，她父母让她回来了，与外婆住一起。她还有一个妹妹，仍在新疆，与父母在一起”
　　“她父母怎么去的新疆？”大儿子很谨慎地问。
　　母亲有所想法地看着这大儿子，觉得儿子今天有点反常。不过，觉得儿子问得也有些道理。她想到自己嫁给他们爸那会儿，人家单位里还有人来调查的。
　　“不知道就算了。”儿子一面这样道，一面又道，“还是问问清楚，比较好。”
　　“那我问一问唐阿姨，她做媒人兴许是知道的。”母亲道。
　　“这次是唐阿姨介绍的？”儿子问道，“是过去居委里做过的？人很凶的。”
　　“介绍朋友与人凶不凶有关系吗？”母亲不待儿子回答，又道，“我也不敢告诉梁云这次是谁介绍，怕他会有想法。”母亲又有点担忧地道，“我想唐阿姨介绍的人，总不会影响到梁云上吧？”
　　“老娘，这你想多了。”儿子道，“我说了要了解她家里的情况，主要是看看人家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与能不能上船的那种政审没有关系。真的政审下来，要是不能上船，也没关系，现在还怕没饭吃？哪里不好吃饭？我听人说现在开出租（车），也赚得很多。”
　　“你要他去开出租（车）？”母亲极为不满地问道。
　　“开出租（车），怎么了？”儿子不以为然地道，“人家一月赚几千的，比船上做差吗？”
　　“我可不想让他去开出租（车）。”母亲像很固执地道，“新月里……”
　　“停，停。老娘，这故事我听过了。”儿子道，“听得我耳朵里快生茧子了。”的确，梁进小时候就听母亲讲这故事了。新月里是一个冯姓祖宗留下的后代的聚居地，经过不断地分家、分化，到了解放之前，其中虽有家道殷实的人家，还有号称H城首富的，但多数人家已沦到了吃饱穿暖也成问题的地步。就在这新月里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绑架”事件，绑架对象就是那位H城的首富，大名叫冯士富。绑架的策划者，也是这新月里冯家后代，名字叫冯士岱的，他表面上是开出租车为生，在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开租车犹如当今开大客机的，日子过得也挺滋润的。但他却与一帮歹人混到了一起，组织了这起绑架的犯罪活动。据说他只是开车躲在远处望风、接应。但失手被擒，最后也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枪毙了。也有人说他是被冤枉的，因为他只是答应作望风和接应的，真正策划和动手都不是他。当然，对此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的。
　　梁母的祖母辈里与新月里冯士岱家有亲戚关系，因此，也偏向于“冤枉说”。梁母也接受这冤枉说，但又对“开出租车”，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现在看来，他们都不是好人。”儿子又发起感慨道，“一个是勾结土匪的犯罪分子，一个是剝削人的吸血鬼。当时政府里做的人一定拿了好处，把一件绑架未遂案件判这么重，枪毙了好几个人。”
　　“到底枪毙了多少人，我不知道。”母亲道，“反正你们谁去‘开出租’，我都反对。”
　　“老娘，我怎么会去‘开出租’？”梁进总觉母亲小看于他，心里很不服气，故意显摆地道，“只要你老娘反对的，我不会去做。我也绝不会让梁云落到去‘开出租’的地步，这一点我还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梁母点点头后道：“你们有兄弟情分，我就放心了。”
　　“老娘，你尽管放心吧！有一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儿子说到这里有点犹豫不决起来。
　　“怎么不说了？”母亲问道。
　　“怕你又要说我昏头了。”儿子又道，“我也没办法。老娘可能不知道，市里在造一种要个人自己掏钱买的房子，我看中了一套，我付了定金了。”他说的是H市的第一批商品房。
　　母亲仿佛被惊呆了，久久后才问道：“你不是有房子住吗？”
　　儿子想了想道：“看了那种房子（样板房），就感到我们现在住的房子，简直不是房子了。”
　　“它是用金子做的吗？”母亲认为他在夸大其词，不信地诘问。
　　“老娘，你又不相信我了。”儿子道，“等梁云回来，一起去看看它的样板房，你就相信我不是瞎说了。我现在是想，梁云也可考虑订一套。”
　　“不要，不需要！”母亲道，“他把钱买了房，还拿什么钱来讨老婆？”
　　“我也想过，”梁进道，“弟弟结婚后，可以像老爸一样向单申请住房，但能申请到什么好房子呢？他既然有条件买房，为什么不住好一点的房子呢？”
　　“房子还不都是一样的？”母亲反驳道，“等他回来，你不要给他说这事。我不是说过了？我会把大房间让出来，给他们做新房的。”
　　“他不买，就不买吧，我也只是说说的。”梁进无奈地道。
　　“你也不要买。”母亲道。
　　“我？我三千元定金都付了。”儿子道，“我如果不买房，这三千块钱就没有了。”
　　“你不拿他的房了，怎么平白无故拿走你这么多钱？”
　　“怎么叫平白无故？老娘，你怎么连一点都不懂？这都是合同上写好的。”儿子急切地解释着。
　　可是做母亲的无法理解他的话，还理直气壮地道：“你拿不回来，我来去拿。你看我拿不回来？”
　　“老娘，”儿子哭笑不得地道，“你真的省点心吧。你不相信我，等梁云回来，你问他吧！反正他快回来了。”
　　母亲听大儿子梁进这么说，低头不说什么了。后来大儿子梁进走了后，她仍默默地坐了好久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