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邂逅白梦2

　　2
　　一走出房子，就能感到寒风的凛冽。他劝人家姑娘道：“回屋去吧，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车站。”
　　“你当然，”人家姑娘又讥嘲地道，“连这点路也不认得，还算个什么大男人？特别是像你们这种……”
　　他的目光，使人家顿住了。他的确吃不准这姑娘的意思，当然他一直感觉得到人家对他怀有一种敌意。想到可能的原因，他不由得暗暗地一笑。
　　“我可以告诉你，”姑娘这时又说起来，“我说送你，是溜出来打一个传呼电话的。”
　　他很诧异：明明看到客厅里有电话机的！当时移动电话还处在笨重的“大哥大”阶段，在一般场合，是很少见的。最普通的固定电话也只有少数人家里有，除了像哥哥这种发了点财，又因生意上的需要，化了大代价千方百计在家里装上电话外，多数家庭电话是由单位里给装的，因此，这家中的电话似乎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哦，”姑娘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看了他一下，欲言而止。
　　“你去哪里打电话？快去吧。”他觉得还是自己一个人去找车站自在些，尽管人家总是落后于他数步，也感到很不自在。也尽管对人家姑娘的行为感到很诧异，但他无意于深究与自己太无关的事。
　　姑娘却道：“（传呼电话）也在前面，”又问他道，“我表舅平时话多吗？”
　　他又想到了姑娘对他可能的误会，这时他想来一个小小的恶作剧。便道：“他话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的。”
　　姑娘道：“那就是正正好好，恰到好处吗？”
　　“不，他总是该讲的不讲，不应讲的乱讲。”他是真的这样认为的，老人在火车讲了许多好像不该对外人讲的话。
　　“嗯，听我母亲说，他就是不该讲的话也讲，才吃的亏。”姑娘道，“不然，他也不用在铁路上跑来跑去了。在他这个年龄，也够辛苦的。不像你梁先生，年富力强，正是时候。”姑娘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笑着问他道，“梁先生，‘下海’的故事一定有不少吧？”
　　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心想她果然把我当成“下海”者，又心想看看她还会说些什么？便道：“我不理解你的意思。”
　　姑娘却一点不客气地道：“你们把东西倒过来、倒过去，生产出过什么来吗？凭什么赚那么多钱？你不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人恨你们吗？”
　　他尽管在船上已半年多没有回过国，但也有点知道，老百姓对传闻中的“官倒”、“投机倒把者”，是非常愤怒的，认为物价的飞涨，社会上的种种腐败，都是这些人造成的。他深叹了一口气。
　　“你还叹气？”姑娘更加不满了，存心夸张地问他，“你是倒军火，还是倒石油的？”
　　“嘿，”他心中一笑道，“军火倒没见过，石油是一船一船装运的。”
　　他最初上的船，就是一条二万多吨的大庆号油轮，当时国家的油轮都是以“大庆”几号几号命名的。他虽然跟着父亲上过一次万吨轮，但那是条散装船。因此油轮上的一切仍然让他感到很新奇和兴奋，还用父亲留给他那台佳能相机，拍了许多照片。他上船时恰好是航海的黄金季节，海面上天天风平浪静，能见度也极好，碧蓝的大海一望无际。他喜欢工作之余，独自爬到驾驶台的顶上（船上的最高平台）远眺。明亮的天空中，有时飘着像洁白的莲花一样的云彩，有时没有一丝云彩，天蓝得就像一块玻璃种的翡翠。为了拍日出，天蒙蒙亮时，他就猫在这驾驶台的顶上等待。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整个天空色彩也慢慢地变化着，从浅蓝色渐渐地变黄，黑沉沉的海面也慢慢地有了一些粼光。转眼间，天水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红霞。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慢慢扩大红霞，气也不敢透了。终于，在海平线处，冒出了一点红色，瞬间，红点变大为圆弧，弯弯的，没有想象中的亮光，倒像是女人的一片红唇。在晃动中，“红唇”像一纵一纵向上升起来，渐渐变成半圆、大半圆。最后，一轮红日终于跃出了海面，在五彩缤纷的朝霞簇拥下，红日发出夺目的光辉，在橙黄色的天幕上不断上升。他一次又一次地按下了相机快门，但要见到自己的“杰作”，他要熬到回国，下船去照相店冲印出来。那时，对后来能直接看照片的数码相机，他头脑里概念也没有。几年后，他对这些司空见惯的日出、日落，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后来数码相机出来了，出于好奇心买了一台，但没几天也丢在了一旁。他的童心，乃至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仿佛在漫长、枯燥远航生活中，渐渐磨灭了。
　　“唷，”姑娘这时用不信的眼光看着他，“一船一船倒卖石油，一点不怕被抓了枪毙吗？我表舅在国内倒卖一点东西，我们还为他担心哩！”
　　“枪毙我？”他一笑道，“真有本事倒卖军火、石油的，都是些什么人，你知道吗？还会有时间与你一个小姑娘随便闲聊吗？”
　　“我不是小姑娘。”姑娘申明道。
　　“那叫大姑娘，也一样。”他道。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是倒卖石油的？那倒卖的是什么油？”姑娘困惑地问他。
　　“一油也不油，”他这时想玩笑开到这里也可以结束了，便思索着该怎么说下去的好？
　　“‘一油也不油’，是什么意思？”姑娘不放松地问。
　　“我随便说的。”他又解释道，“什么油也没有倒卖过。还恨我吗？”
　　姑娘想了想道：“我是说，大家恨你们把国家的经济搞乱了，还把社会风气带坏了。”
　　“我是个‘臭苦力’的，恨我干什么？”他这时感到寒风从背后吹来，心中一阵颤栗。“臭苦力”是他在外派船上干时，那位希腊籍的大副骂他们这些低级船员的。那天他一个人把舱扫干净后，拖着疲惫的身子，爬上甲板时，见大副正在训斥一位甲板水手。“你们这些蠢猪，都给我记记牢。”大副用洋泾浜的中文骂的，大意如下：你们不信，看我不把你们一个个赶下船去，要招一些臭苦力的，还不容易，只要广告一发，就会来一大批。特别是在你们中国，臭苦力的，要多少有多少！
　　他听了一下子火冒起来，当时认为一定是这个大副因克扣扫舱费不成，正在把气撒在他的同事身上。他想冲过去“论理”，但这时骨头架子也要散了一般，还怎么能上去呢？按以往的经验，这种“论理”，总是要以相互威胁、秀肌肉而告终的。这位希腊大副是一个流氓般的人，但在他面前，或者说在他人高马大的身材和威风凛凛的气势面前，总不敢太放肆。但眼下自己腰也直不起来，他无奈地避开了，绕道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瘫倒在床上，越想越气咽不下这口气，用力一拳打到了舱壁上。但是那样的无力，仿佛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在发脾气时，挥出的拳头，根本伤不了什么。但他想：“总有一天，我要让他尝尝我拳头的滋味！”这时，他发觉自己在流泪。他感到屈辱、无奈，想到陆志荣一直劝他的“不要去惹事，再熬上几个月就可以下船回家”等等的话，心想难道真要像耶稣所言的，“当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应把右脸也给他”吗？他看了一眼陆志荣去值班前看过的《圣经》，还翻开着，放于床上。陆志荣告诉过他，在与妻子结婚时，就知道妻子家里是信教的；但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各种宗教活动还处不正常、不活跃阶段，因此，也没有提出要他一起入教等等的。但随着时日的推移，妻子逼着他入教，还拿这本《新经全集》，让他在船上闲着时阅读。陆志荣尽管对什么宗教都不感兴趣，但在妻子的压力下，有时也会看上几页这《新经全集》，以备回家时应付妻子的盘问。据他所知，陆志荣的妻子越来越投入教会组织的活动，不仅星期日要去教堂，平时也会三五成群地去有病教友的家，集体为有病教友诵经、祷告。他一直在想，陆志荣的妻子是否在参加这些活动时，与人产生了暧昧关系？
　　 
　　听到他说自己是一个“臭苦力”，人家姑娘大概吃惊不小，一时无语了。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他带着忧伤问人家。
　　“哦！”姑娘这时已感觉到可能错怪人了，道了声，“对不起。”看着他略带忧伤的面容，不知还该说些什么。
　　看着姑娘诚意道歉的目光，他也怀着歉意地道，“怪我没有给你讲清楚，我与你表舅是在火车上刚认识的。”
　　姑娘眼里这时显出一丝惊慌不安来，但她显然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又问他道：“那你是干什么的？”
　　他有一种感觉，还是不说出身份的好。心想我已告诉她是个“臭苦力”，不必再说具体职业了。不过，他心中也有一种冲动，标榜一下自己本来也是可念大学的，甚至可进全国一流的学府的。但又一想，以后谁也不会认得谁的，不说也罢，人家如果不信，反成笑柄。
　　他在犹豫了一下后，答非所问地道：“都是一时叫不到出租（车），我才送他的。”
　　“那你是‘雷锋同志’！”姑娘显然在开玩笑，绝无嘲讽之意。
　　“我可是收了报酬的。”他一只手拎一只自己随身小皮箱，另一只手里有一小袋桔子，是姑娘的表舅定要他带着在路上吃的。这时，他把装着桔子小网兜向上举了一下。
　　姑娘看着他，也觉得他有点滑稽。他本来穿着笔挺的呢制西装长大衣，拎着小皮箱，也称得上风度翩翩的。但又拎上了装着几只桔子小网兜，真是有点不伦不类，大失了风度。可她笑道：“他是一片好意，对你却是个负担，是不是？”
　　“盛情难却，盛情难却。”他又自嘲地道，“我要装绅士风度也装不成了。”
　　姑娘像安慰似地对他道：“只是有一点点怪而已。”又笑道：“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哩。”
　　“我一定要说吗？”他嘴角上牵动出一丝尴尬的笑，仿佛恨恨地道，“我告诉过你，是一个‘臭苦力’。”
　　“是‘保密局’的，”姑娘快乐地一笑，又一语双关地道，“我看你倒像一个演员。”
　　“象谁？”他问。
　　“秦汉。”姑娘一笑道。
　　“巧是太巧了，我也是单名，但不姓秦，也不叫汉的。”
　　“姓名也保密吗？”
　　“为什么要保密？姓梁，名云。”
　　“梁云，嘻嘻，你还像一个人。”姑娘道。
　　“谁？”
　　“史泰龙。”
　　“那太夸张了。”他一面说，一面用那只拎着一小袋桔子的手捏起拳头，做了一个曲臂的动作。苦笑了一下，心想自己只是长得高大一些，哪有人家的那一身爆裂的肌肉？
　　“反正都是彪形大汉！”姑娘道。
　　“吓吓人是可以的。”他又想到了几次与那流氓腔的希腊大副的对峙，都差点儿动起手来。第一次是他与陆志荣几个刚上这条外轮，希腊大副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把他们几个人叫到后甲板上，给他们讲船上的规矩。这当然没有错，但这位大副太盛气凌人，一连说了几十个“不准”，一见有人交头接耳，就上前一把抓住其中一个人的衣领，警告他们：谁敢违抗他，他决不客气。他哪里见过有这样的领导（在国内船上的高级船员，在普通船员眼里都是领导）？当他见这位同事气都要透不过来时，他对大副低吼似地道：“放开他！”大副大概没听清他的话，反而更用力地揪住这同事的衣领，问这同事道：“他说什么？”“他让你松手。”这同事道。大副放开了这同事，朝他过来。他忙脱下外罩，往后一丢，握紧拳头怒视着大副。大副大概看清了他强壮的身坯，也有所顾忌起来，狞笑了一声道：“你想打架？”“我不想打架，但我不怕！”他道。大副道：“好吧，今天我们初次见面，就放你一码。”大意如此，可又不甘心地加了一句，“不听话，我会慢慢收拾你们。”他也放下了拳头道：“我们是上船打工，凭力气赚钱，你是大副可以管我们，但我们与你一样是人，可你不能侮辱我们！我们也吃面包，也喝牛奶的。”有人偷偷笑起来。他也不想真打架，他相信真的打起来，自己不会太吃亏，但有可能会被船方赶下船的。此后，他在船上更努力地练起了沙袋，他要在被歧视、欺负的环境中，以自己的拳头维护自己。
　　 
　　“你会与人打架吗？”姑娘好奇地问他。
　　“一般不会，但也不是绝对不会。”他想着船上发生的事说道。
　　姑娘又问道：“你也练过武术吗？”
　　“武术倒没练过，”他道，“打过沙袋。”其实，现在他也经常打的，在船上的寝室中就藏着一个沙袋，想到时就吊在船尾的一个钢梁上，打上几拳，但算不上苦练了，不像在学生时代，打沙袋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他曾梦想当一个拳击运动员，但遭到了父母的一致反对。父母起初让他玩沙袋、学游泳，都是想让他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不要像他哥哥那样老是病秧秧的。
　　“哦，还是个‘运动健将’哩！”姑娘的话又像嘲讽之言，又像溢美之词。
　　“是不是认为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又想到了当年由于父亲出了意外，不得不停止学业，而没有进大学，留下的深深遗憾。
　　“我可没有这样认为。”姑娘又强调道，“男的越阳光越好。”
　　“哦，”他觉得这姑娘似乎对他有了一种好感，但又觉得自己与她根本不是同一层次的人。他也想到母亲等着他回去相亲哩！信上说，这次的姑娘真的很漂亮。
　　“我没说错吧？”姑娘似不放心地问他。
　　“没有。不过，”他道，“我倒觉得，每个人都有‘阳光’的时候，也有不‘阳光’的时候。”
　　姑娘想了想道：“看来，你还满有头脑的。”
　　他心中不无得意，笑道：“不知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不过，他也一直把“静如处子动英豪”（抗日将令续范亭诵毛主席的诗句），作为座右铭的。
　　姑娘也笑道：“说真话怎么样，说假话又怎么样？”
　　“都让人高兴，我都当补药吃了。”他继续保持一种较愉快的心情。
　　姑娘像想了一下后，问道：“你怎么不问我的名字，我表舅已告诉你了吗？”
　　“没有啊，”他此时在心中似乎拿定了主意：近二三年里，也不想谈朋友了，先把函授大学念出来，到时候再找他心中的“林青霞”。
　　 “我也是单名，叫白梦。”在三岔路口，姑娘站住了道，“我要去那边找（传呼）电话了。”
　　这时，他又多想知道为什么放着家里的电话不打，要跑这么多路来打传呼（电话）？难道她是避开她表舅吗？
　　他这时很想知道，但心中也明白，他是不应该知道的。人家也不会让他知道，就是好朋友陆志荣家的事，陆志荣的父母也抱着“家丑不外扬”的心理，百倍掩盖，一点也不想让他知道。
　　“你快去吧。”他想显得有礼貌些，便彬彬有礼地道，“谢谢你送了我一程。”
　　“嘿，”姑娘又一乐地道，“‘雷锋同志’，再见了！” 
　　“再见！”他心想哪有这么的多巧，会再见到？
　　 
　　他快走到车站时，听到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是老人手中挥动着一本杂志，追赶着过来。他首先想到自己的那本杂志还在自己包里，一定是老人把他那位表侄女的杂志误以为是他的了。但他又想到白梦出来是避开老人打电话的，老人要问起他表侄女来，用什么托词敷衍、圆谎呢？心头感到有些纠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