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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老油条

作品名称:      作者:双双喜      发布时间:2021-12-14 22:17:33      字数:4996

  转年的正月底,我和夏荷在农村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婚礼。结婚的那天,天公作美,艳阳普照,春风徐徐。
  东偏房影背墙上的大红囍字儿,是我和村里的一帮哥们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描画出来的,映在阳光下分外鲜艳,给这个农家小院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气氛。接新娘子的婚车刚刚停在院门口,等在院门外的人便点燃了早就挑挂好的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炸醒了小院,炸醒了整个村落。村民们都从家里出来,陆陆续续向着我家小院聚合,不一会儿的工夫,我家门口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我在众人的呼喝声中把一身红装的夏荷抱下了轿车,在院子里拜完了天地,朝着母亲磕了几个响头,随后又把新娘抱进了婚房。婚房里也是焕然一新,那是我最近这几天精心捯饬出来的。墙壁上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硕大的二人婚纱照,小窗方格上贴了几张囍字儿。无论我怎么捯饬,有些实质性的局限却无法改变,譬如婚房的面积,窗口的狭小。所以,此时外面阳光明媚,屋内却是显得有些昏暗。
  夏荷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她紧蹙眉头打量了那扇窗口一阵子,便走到近前,拔开插销,双手扳住窗扇,打算把那两扇窗页打开。她拉了一下没拉动,又掼力使劲一拉,“哗啦”一声响,从窗口上方掉下许多尘土,但窗页还是被她拉开了。拉开的同时,夏荷不自觉地“唉呀”了一声,她也没想到不过是开一下窗户,会惊起满屋的尘土。
  夏荷拉窗扇的时候,我的心是紧着的,但是出于颜面我并没拦挡她,其实那一刻我非常担心她会把那两扇窗页拉下来,那样就当着乡亲们的面出丑了。我知道这两扇窗不能活动,前几天刷油漆的时候,我把窗页钉成了死扇,如今只掉下了一些土,窗页虽然歪扭,但仍挂在窗框上,我才长嘘了一口气。
  老家闹新房的风俗习惯花样翻新,上午有几个小伙子非得抬着夏荷要“开飞机”。所谓的开飞机,就是新郎官儿昂面朝天平躺在床铺上,四个小伙子分别架住新娘的四肢,使其面朝下,嘴里含一块糖果,有人喊一声:“起飞唠!”四个小伙子便架着新娘前后左右晃动起来。新娘瞅准时机,将糖果吐出来,倘若被躺在身子底下的新郎含住,开飞机才算完美过关。
  夏荷噘着含着糖果的厚嘴唇在我眼前不断地晃动着,她很机灵,吐出的糖块准确无误地掉到了我的嘴里,一次成功。闹新房的小伙子们啧啧称奇,都赞扬她好准头。新娘成功了,该轮到新郎开飞机了,他们把夏荷放到床铺上,摆正了位置,几个人一起搭手,想把躺在床铺上的我抬起来。夏荷猛地趴俯到我身上,扭头看着闹新房的人说:“别抬他了,我替他。”
  一个小伙子笑嘻嘻地说:“不行不行,这个怎么能代替呢?”说着,招呼一声,“来,把新郎官儿抬起来。”众人又一起上前欲搭手。我也喊了起来:“兄弟,饶了我吧!我不行啊!”
  “你老婆都行,你怎么就不行了。”小伙子不由分说,猛地架起了我的一条胳膊,其余的三个人也凑了上来,分别架住我的胳膊腿儿,有人喊了一声:“起飞唠!”
  “哎吆——”抱着我右腿的那个小子用力过猛,脚步踉跄向后退去,一屁股墩坐在床铺上,脑袋正磕在墙壁上,发出“嘎嘣”一声脆响,他的怀里还抱着我的一条断腿。他有些惊恐,猛地将断腿甩了出去,“唉呀,妈呀,这是啥玩意儿。”
  此时,村人才知道我失去了一条腿,但是谁也不晓得我因何失去了一条腿。
  将近中午的时候,涛子急匆匆跑进了婚房,一副惊慌的样子,瞪着我不说话,像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问他怎么了,他嘴巴贴到我耳朵上耳语了几句,我听了大吃一惊,跟着他向着院门口跑去。跑到院门口定睛打量,果然,南墙根摆放着一个花圈。我盯着涛子愤怒地问:“谁送的?”涛子是婚礼的负责人,所以这件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涛子阴沉着脸,说:“我也不晓得。刚才我去了趟茅厕,出来就看见了这个花圈。”
  我不再说话,紧走几步来到花圈近前,连扯带踹地把花圈撕得稀巴烂。回头看,我身后已经站了一大群人。
  钱龙结婚有人送花圈的事儿很快就在村子里传来了,各种云山雾罩的猜测满天飞,像村口的那棵迎春的杨树。杨絮飘飘扬扬,一直飘过了五月才尘埃落定。
  杨絮落定之后,我和夏荷收拾行李,离开老家去了金城。那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与过去那种打打杀杀的日子彻底划清界限,踏踏实实地开始新的生活,迎接一个美好的未来。后来,我们在学区地段开了一家精品店,当然,所有的投资都是夏荷出的,也可以说是她姐姐帮她出的。精品店的生意并不景气,我真的不屑于蹲在一间房子里天天与一帮孩子们打交道,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大才,只是还没有人慧眼识金而已,我在等我的伯乐。一个月之后,我的伯乐出现了,他是一个年逾六旬的老头子,姓余名量,绰号:老油条。夏荷说,余量是她娘的没出五服的兄弟,论起来她还管他叫“舅”。
  老油条是个很特别的人,别看他已经是花甲之年的人了,却是精神矍铄,容光焕发,有着超乎常人的精气神儿。余量是做石材工程的,应该做得还相当不错,花钱大剌,喝酒海量,认识的还都是县城里的高层人士。
  他开着一辆老公安局局长给他的上白下蓝的无牌警车满城转悠,却没人能查得了他。交警查住他了,让他拿出驾驶证查看,他说:“没有,只有一张老年证,你要不要看看?”
  交警见他酒后驾车还态度蛮横,便叫他下车,准备扣车,他就拿出手机给交警队的大领导打电话,说:“侯队长啊!你的手下要把我扣了,你要给我送牢饭啊!”经过一番扯皮之后,他把电话递给交警。交警把电话扣在耳朵上,脸色立马变了,不断打着立正说着:“是,是。”最后扣了电话递到他手里,和和气气地说,“大爷,你走吧!慢些开啊!”他慢慢腾腾上了车,踩着油门冒着黑烟跑了。交警挠着头皮,望着车屁股,吓黄的脸色还没变过来。
  那段时间,我经常跟着余量到处喝酒,认识了许多大领导,也长了不少见识。余量喜酒,每到中午正是馋酒的时候,便掏出手机给领导们打电话,他也不知道打给谁,只是调出电话簿随便打,当然也经常张冠李戴:“喂!张局长吗?”对方回了一声。他连忙致歉,“喔!是李队长啊!搞错了搞错了,中午有时间吗?一起坐坐吧!喔!喔!没时间就算了,我再给张校长打个电话。”
  “喂!张校长吗?中午聚一聚吧?喔!喔!那就算了吧!你先陪大领导吧!”老油条没约到人,便朝着我一摆手,“走!咱俩喝酒去,叫上你媳妇!”这个老油条,喝酒还非得叫上我媳妇。
  那时候,我在工地上领工,算是余量的一个项目部经理,余量每天给我发三十元的工资。其实我在工地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看着工人们干活。也就在那段时日,我认识了做着包工队队长的陶达。
  那时候陶达手底下有二十多号工人,都是他从老家带过来的。余量承揽了劳动局的院墙工程,陶达带着人施工,负责垒砌院墙并湿贴蘑菇石。蘑菇石一块约重七八十斤,这么大的石头怎么贴到院墙上是我感到疑惑的事情,我亲眼目睹了工人们施工以后才豁然开朗,当时我就一个感受,太简单了。正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从此以后余量再有这样的工程,我就直接接手,工人不会做,我就手把手地教,我的辛苦没有白费,带出了一帮徒弟,也从中赚到了差价钱。
  给余量领工的两年里,我虽然不干活,但我很用心,将工程的一些具体施工方法都默记于心。我琢磨着得有一技傍身,混社会的事儿是打死也不能再干了。别看余师父六十多岁的人了,性格开朗,却像个老顽童。某一天,我在家里睡懒觉,余量给我打电话:“喂?钱龙吗?你现在在哪儿啊?”
  “师父,我在工地啊!忙着呢!”我回道。
  “我就在你家的门面房门口,你出来吧!”
  我慌忙起床,一脸囧态地拉开了房门。余量早就发现了停在门外面的踏板摩托车,那是我专属的交通工具,他知道我并没去工地。这个老东西,还来查岗呢!
  我学到了这个赖以生计的手艺,便想着出去揽活儿自己做。但承揽工程岂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我一没有关系可用,二没有资金垫付,每日奔波找活儿根本就不是办法,我一时陷入了困惑之中,每年承包人工活赚的那一些小钱,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
  那年秋天,我正领着一帮工人在公路上干活,接到了老家涛子打来的电话。涛子说他要翻拆老房,叫我回家顶屋山。涛子是我的邻居,我俩一起光着屁股长大,从小就是要好的玩伴儿。
  钱家庄的规划与别的村子没什么不同,两条南北大街,一排五栋茅草屋。这五栋房舍一般都是从东边开始盖起,第二栋便借着东户的山墙,以此类推,一直盖到第五栋。我家的西山墙和涛子家的东山墙是一道合墙。涛子给我打电话的意思:他家要盖新房,要我回家把合墙拆了自己再重新垒砌。我知道他的意思,那几年我在老家待着的时候,经常和涛子聊起关于房子的事儿。我曾经对涛子说过:“假如将来有一天你要翻拆房舍,我也跟着拆,咱俩家一起盖。”
  如今我接了涛子的电话不仅陷入了沉思,看来涛子要盖新房了,自己要不要跟着翻拆呢?我之所以沉思犹豫,无非就是一个原因,囊中羞涩。我知道涛子这些年是攒足了钱了,盖新房对于农村人来说是一桩大事,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积攒钱财就为了盖上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涛子和他老婆都在建筑队务活,两口子很能干,全年出勤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一年下来不少赚钱。涛子有抽烟喝酒的嗜好,但他的这些嗜好却花不了家里的一分钱,那时候盖民房,东家每天都会送一包烟,中午管一顿酒饭。烟虽然不是什么好烟,酒也不是什么好酒,但涛子并不在乎,他认为,这玩意儿喝了抽了能找到那种云里雾里的感觉就行,没必要那么挑剔。
  很久以前,我俩在老屋里下象棋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等再过三十年,我在城里混不了了就回老家,到时候咱俩好好下象棋。涛子也不甘示弱,回道:“行,我等着你。你这个臭棋篓子,一辈子都不行。”
  我接到涛子的电话之后有了些犹豫,但只是短暂的犹豫之后我就下定了决心:回家盖房。我扭头看看不远处站着的夏荷,走到她身边,问道:“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夏荷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回道:“就只有三百,怎么了?”
  “给我。”我朝着她伸出一只手,“我要回家盖房子。”
  夏荷很惊讶:“你疯了吧?三百块钱回家盖房子?”
  “老家的涛子要盖房,我想和他一起盖。”
  “你能和人家涛子比?人家攒了这些年,盖栋房子没问题,你呢?有钱吗?”
  我的语气有了些愤怒:“甭废话,把钱给我。”
  夏荷最终还是把口袋里仅有的三百块钱给了我,我随后骑着摩托车回了老家。
  我家的老房舍最终还是被夷为平地,我粜了粮仓里囤积的粮食买了砖块、石粉之类的盖房必需品,又开车去劳务市场拉工人,砌房施工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天气转冷的时候,新房终于平地而起,第二年春天,我又找人把毛坯房装饰一新。新房建造成功,我并没受多少难为,我随时从工地抽钱填补盖房用款,只是从大舅哥那里借了很少的一笔账。
  后来,我和余量闹起了矛盾,闹矛盾的原因,还有陶达的因素。
  余量在淀粉厂有个关系,他的关系给他打电话,说淀粉厂有五千米的大理石路边工程,问他做不做。当时余量有些犹豫,他之所以犹豫,原因有二,一是垫资太大,不想投资;二是自己上了年纪,不愿操那个心了,所以,他有了放弃的打算。那人给余量打电话说这件事儿的时候,我正巧坐在他的车上。我问明白了他的意思之后,说道:“师父,这个活儿你不想干,转给我怎么样?我给你拿提成。”
  余量思索了片刻,同意了我的请求。回到家以后,我即刻跟夏荷说了此事,她也很想做,毕竟能赚五万多块钱哪!而这五万多元,对刚刚起步的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夏荷随即回家跟大哥大姐商量,哥哥姐姐们决定帮我们一把,遂给我们投资了这笔钱,我顺顺利利地干完了淀粉厂的工程。
  我干淀粉厂工程的时候,才发现陶达也在厂里干着工程。原来,他也有个关系在这里负责,五千米的路边儿工程分给了他一半。工程结束以后,甲方拨付给了我百分之六十的工程款,还欠着我大约四万块钱。
  淀粉厂的欠款我并没有权利直接跟甲方讨要,因为这个工程是顶着余量的名字拿下来的,我只能跟余量要。我便给余量打电话,余量只是推说甲方一直没给他钱,就这样,这笔账一拖再拖,一直拖了两年。我开始怀疑余量私自挪用了我的工程款,故意拖延我。我想到了陶达,便给他打电话询问情况。我知道陶达是了解内幕情况的。
  我问陶达的时候,陶达表现出惊讶的神情,反问道:“我在淀粉厂的钱早就拿完了,我还特别问了,老余的钱也在去年年底拿完了,怎么,他还没跟你结算吗?他这么做事儿可不地道。”
  我的火爆脾气又上来了,怒不可遏,拿起电话就跟余量吵了起来,毫不在乎师徒的情分。我觉得师父如此这般对待自己的徒弟,也没必要把他放在师父的位置上供着。转天,余量就把尾欠如数跟我结算了。实际上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了退出他的圈子自己出去揽工地的想法。
  我顺利讨回淀粉厂的那笔欠款之后,购置了一辆二手长安面包车,这一切还要归功于陶达。从那以后,我和陶达成了交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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