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思变

　　如果在土地上有立锥之地，没有人愿意在水上艰难地寻找生存的空隙。战乱、灾荒、瘟疫导致世代立足于土地的人成了破产的农民，使得他们不得不拔断深深地扎根于泥土的根，去另谋出路。除了种地，没有其它技能的庄稼汉，能做的只有又苦又累的体力活，而不需要太多技能的纤夫是比较好的选择。告别了土地的纤夫刚开始会茫然若失，无论到哪里都会留意着泥土的变化，然后跟家乡的泥土做一番比较，如果看到被荒废的土地，会忍不住暗自神伤。被河水冲刷的时间足够久，等到船停在码头等着装卸货物，他们不会忍不住用铁锹抛松码头边的泥土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们已经遗失关于泥土的记忆。到那时，行船拉纤，他们能非常自然地把纤绳套在肩上，毫不避讳地光着身子在岸上拉纤，到了晚上，能在船上踏踏实实地吃住。如果能习惯这种风餐露宿、辛苦异常的生活，再靠着雇主管吃住省下饭钱，纤夫们一年到头能落下一些钱。
　　船主和纤夫本是相互依存的一体，谁也没办法离开谁。但有的船主，憋着买卖不顺的窝囊气没处撒，仗着自己出钱的面，飞扬跋扈，觉得高于纤夫几等。遇上这样的船主，纤夫内心光溜溜的尊严又得脱落八分。久而久之，难伺候的船主表面被待见，背地里遭到唾骂。如果这些船主们愿意往上数几十或上百年，无论哪个船主，一定能看到本人或其祖上经历过的拉纤的过往，哪里会瞧不上别人？不过他们都是不甘居于人下的纤夫，有着灵活的头脑和不顾一切的闯劲，以及非比常人的运气，最终熬成船主。通过拉纤买到船，自己做生意的幸运儿，从此根就漂在了水上，后代注定在船上出生，在船上长大，打小开始做船上的各种活。
　　郑耀宗的祖上比较幸运。那年，洪水冲破了堤坝，淹没了大片农田。洪水退去，新修的堤坝侵占了他们家的农田。没了活路的郑家兄弟二人只好在长江拉纤为生，十多年时间熬出一条船。过了几代人，郑启善的父亲来到西平之后，才让郑家依靠木船创下真实却短暂的辉煌。此前，郑耀宗从母亲秦红口中得知，父亲的曾祖父和祖父带着从郑家湾流窜出来的船民在各地讨生活，曾在江浙装过瓷器和绫罗绸缎，在苏北盐城运过石头，在微山湖打过鱼，在皖北做过药材生意。郑启善的父亲继承了祖父和父亲宽博的胸怀，诚恳地结交着各地朋友，同时他也发现前两代人的问题所在——就是没有找到长期经营的阵地，那样无论到哪里都是过客。他不停地寻找一个既有稳定水路，又有充足货源并且民风淳朴的地方，期望在那里长期生活下去。沙河流域的漯河首先进入他的眼帘，那里即将有一条大铁路开通，而铁路的开通一定能给那里带去繁荣。可是他在漯河的航运生意还没开始进展，就受到当地帮会强烈的排挤，不得不沮丧地领着所有船只离开沙河。偶然的一次机会，一个丢失土地的西平纤夫告诉他，火车也会在他的老家西平通过，这让郑启善的父亲重新燃起信心。他清楚地记得到那个在小洪河尽头，行船需要转过三百多道弯才能到达的县城，确实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郑启善的父亲来到西平的第三年冬天，铁路修通。西平是个沿河的小城，但有了铁路，货物开始在这里集聚，交通地位变得重要起来。郑启善的父亲经营了三年，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很快攒到一些财富，家底厚实起来，愿意大大方方地拿出钱，把教书先生请到家，让几个儿子专心读书，并期望他们考个功名，不用再受漂泊的罪。郑启善的父亲并不知道教书先生对他撒了谎，那时的朝廷早已经无法通过科举博取功名；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年清朝就没了。
　　郑启善总结父亲的一生，说父亲的事业成在西平，败也在西平。中原地区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以来是兵家必过之地，历史上的南北征战无一能幸免。清朝灭亡后，这里土匪横行，方圆几百公里土匪窝子十几个。导致土匪横生的是军阀，可军阀比土匪难对付得多，各路军阀你来我往，打仗打个没完没了，胜出的军阀立个名目收税，换个军阀换个说法照旧收税；败落的军阀干脆撕破名目，想怎么收钱就怎么收钱。日本人来了，名目和说法都成了枪子，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没有靠山，层层剥削，航运生意不好跑，以至刚兴起的家业，迅速衰败，几近家破人亡。
　　郑耀宗没离开船时，非常赞同父亲郑启善对爷爷的评价；遇到张震之后，他发现父亲的结论不完全正确：那时整个国家都支离破碎，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能独善其身。
　　到了晚上距离拦河木坝还有两个河湾的地方，郑耀宗决定就地休息，待明天再过坝。当晚在湾子里住下，二十多条大大小小的船齐头抵住河岸，参差不齐地连接在一起，呈现犬牙状。许富有捞两碗清汤面，吃完面拿出郑耀祖给他做的坠琴，哼哼呀呀地表演起来。说他是在说书，他又有戏腔；说他在唱，从他嘴里吐出的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少了大戏的婉转韵味。但船民们都知道，他唱的是坠子书。郑家有两个会唱的人，一个唱给神听，一个唱给人听。许富有爱唱坠子书，船民们也爱听，累了一天的男人们不想在后面的船篷里听妻子唠叨，女人们也厌倦了孩子的哭闹和琐事，都来到船头，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或随意地站着，或盘腿坐着。许富有一首老曲《徐母骂曹》没听够味，船民们要求听一听新曲。许富有第二曲刚开口，周围响起一片掌声，这回他唱的是船民们最爱听的《魏军义下江南》。这首曲子让船民们仿佛又回到那段欣喜若狂的历史，再次感受到头上的大山被搬掉的过程。许富有唱坠子书时能随着情感自如地控制手中的琴和腔调，让人声临其境，喜时，让人捧腹大笑；悲时，无不泪湿双手。他们见许富有唱得如此吸引人的耳朵，推荐许富有去曲艺团，许富有去待了一天又回来了，他说土地不适合他，船才是他的归宿。
　　郑耀宗说许富有跟郑耀旺一样脑子不好使，既然有唱戏的本领，下半辈子就可以不用再漂在水上，靠船吃饭。郑耀宗深知唱戏的比跑船的过得自在：跑船的累断四肢未必能养家糊口，唱戏的只要站在台上，下面的人就必须伸长脖子，等他们亮开嗓子，脖子伸长了不够，还得乖乖地竖起耳朵。郑耀宗在嘉兴有幸听过几回卞家班唱的京戏，所以他才能说出那番话。卞家班坐船沿着水路从北京来到江南，他们的戏船决定在哪里搭台唱戏，哪里就会停止航运。在岸上坐着的，在水里船上站着的，看戏的人水上围了八圈，岸上裹着三层，跟着戏船卖吃喝的小船都发了财。
　　况且许富有原本就不是真正的船民，他爹娘生前也是坠子书艺人，一家三口只是住在小篷船上，在桥头或街角唱戏为生。解放前有人在信阳见过他爹娘，他爹身材修长，笔直地站在前面敲着简板，空荡荡的长袍上口钻出他爹细长的脖子，十分突出的喉结上下摆动，铿锵有力地唱着通俗朴实的坠子书。他娘小巧玲珑，表演时坐在他爹的后面拉坠琴，很少开口，听她唱过的人都知道她拥有无比甜润的喉咙，听一回就忘不掉。夫妻二人组成的鸳鸯搭档，生意马马虎虎，当时主要是给茶馆当个门面，招揽客人，赚些微薄的收入。好不容易把日本人盼走了，本以为日子能好过一些，但在一个庆祝战争胜利的下午，喝得酩酊大醉的国民党军官看上了他娘，那个军官踉踉跄跄走上前，一手推翻他爹，扛起他娘就要往外走。他爹爬起来从后面试图抱住军官母猪般的粗腰，两只手合不到一起，只好死命地拽着军官的皮带。军官左肘向后捣在他爹的眼眶上，他爹顿时眼冒火花，撒开手倒下。军官转过身，狠劲一脚跺在他爹胸口上，他爹吐出一口血就不省人事。他娘见状，抓住军官耳朵放进嘴里咬，军官疼得大叫，右手掐住把他娘的脖子，用力往外甩。他娘被抛出一丈多远，一头栽在地上，抽搐两下就没气了，嘴里兀自衔着军官的耳朵。军官顿时酒醒了，捂着耳朵，让两个手下带路，放言要烧了他们的家。
　　认识许家的人迅速跑到河边，有意欺骗在小篷船上、不到十岁的许富有，让他拿上钱财，到庙里给他爹娘还愿。当许富有在寺庙里转三圈，没找到爹娘，又折道回船。刚走到河边，船没了，只剩下烧坏的木头和过世的父母漂在水上。安葬完父母，许富有只剩下空空的钱袋。他背着布袋，嘴里唱着父母教的坠子书，左手打着简板，右手拿着破碗，过上沿河乞讨的日子。
　　现在已是二十出头的许富有，又瘦又高，黢黑的脸面被肌肉崩得紧紧实实。听到郑耀宗又一次说他傻，他咧嘴露出两排白牙，笑着说：“我才不傻哩！”的确，除了郑耀宗，没人觉得他傻。他要是傻，郑耀祖和妻子王彩凤愿意把宝贝女儿许给他？那可是他们的独生女。对于许富有不愿意待在曲艺团，大家心知肚明，都知道许富有是为了郑成娟才选择回到船上生活，他们算是青梅竹马，人们看着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刘桂菊把这归为神灵安排的婚姻，他们的相遇充满着机缘，绝不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