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童年生涯

　　我出生于1970年，虽然早就脱离了农业，可是仍然觉得是农民身份，并且还认为是“老式农民”。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六岁，因此乳名叫做“四六子”。时至今日，我在家时，年长的人都以“四六子”称呼我。
　　我的家在安徽省芜湖市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地名叫沈巷蒋村。我家里孩子多，特别穷。我从小上学的时候，就必须在读书放学或者放假后给家庭做力所能及的事，主要是放鸭、放鹅、养猪。我们家姊弟5个，三男二女，我是最小的，按道理，父母应该最喜欢我了。可是，我小时候因为特别调皮捣蛋，因而没有少挨父母和哥姐的责打。我只上了小学四年级，就被迫停学了，那是我犯下的人生中最大错误，害得自己文化水平太低！
　　我出生时，家里兄姐多，劳动力只有父母二人，真正是吃着早饭愁着晚餐。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集体时期，人们全靠在生产队集体劳动吃饭，一个正常劳动力，劳动一天记给一个工分，是十分，每个工分（十分），每年的价值总是0.25元左右（根据收成好歹，略有升降），每年年底生产队按照人口和劳动工分分配粮食。我家人口多，只能进到“基本口粮”，劳动力少，工分粮分的也少，因此，常年不仅吃的很差，还难吃得饱。
　　那时农村普遍都穷，四六子家特别贫穷，住房就只是二间人字脊茅草房，不到40平方米，住着全家七口人。平时拥挤不说，特别是，每年农历五六月梅雨季节，我们这里雨水很多，总是外面下大雨，屋内小下雨；外面不下了，屋里还滴哒着不停。每当下雨，连睡觉的床上都是雨水。家里大盆小盆，凡是能盛水的东西都用上了，也无法将漏下的雨水装起来。
　　那漏下的“屋漏水”，颜色黄黑色，像酱油。家具虽然简单，却都被浸染得乌黑。因为房子上面盖的是稻草，时间一久，风吹日晒，稻草腐烂，是无法做到不漏雨的。
　　住着这样的房子，父母是经常犯愁的。1973年父母请村上人和亲戚朋友帮忙，用土坯重建了4间稻草房，高度只是二米左右，上面用自家房前屋后栽植的杂树做房梁，房梁上面铺垫芦苇、稻草相缠绕，排成一字形，再用泥浆抹平，上面还用稻草盖好，用草绳结网，蒙在屋面上。这样可以防止稻草被风卷走。制作屋面上结网的绳子，是用粗铁丝扭成的摇把，由俩人配合操作，一个人转动摇把，一个人添草，很长的“一股”的绳子便制成了。在当时条件下，这样盖的房子，只要保持不漏雨，是能做到冬暖夏凉的。
　　江南农村风俗习惯，进门就是客厅，客厅当中就是八仙桌。我家八仙桌因为是爷爷留下的“古董”，败坏得有几道缝，从桌上面直接能看到地面。四条大板凳，有二条是三只腿，正门对着北墙，墙角中间有个香火台，香火堂中的墙上贴着毛主席彩色像，下面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字样。香火堂是土坯垒成的，下面就是鸡窝，鸡窝是专门给鸡下蛋用的，鸡窝下面是鸡笼，也是土坯磊起来的，上面铺着杂树棍子，每天晚上鸡们便习惯地进去休息。
　　西墙边有一张凉床。那个年代，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凉床是竹子做的，夏天晚上特别热，把凉床抬出门口吃饭，很凉快。吃完饭，擦干净后在上面睡觉乘凉。
　　家里卧室里有三张床，床腿都是土坯支起来的，上面铺垫杂树棍子做床挡，杂树棍子上面铺垫稻草，再铺上被子，就是睡觉的地方了。床上那些被子不知道多少年了，大补丁上还有小补丁，每张床上有个粗纱布蚊帐。冬天睡觉用被子，夏天睡觉用凉席。
　　全家就是一个大衣柜，里面放暂时不穿的衣服。
　　挨着客厅拐角是一间小房子，做了厨房。里面两口大锅，外面的叫外锅，里边的叫里锅。外锅烧菜用，里锅做饭用。两口锅中间有个水炉子，平时无论烧哪口锅，中间的炉子水都能烧开，因为中间有排烟道相通。这是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发明”的节省燃料的好方法。
　　那时农民烧火做饭主要是杂草，好的稻草需要留下喂牛，更要盖房子。因此，烧锅燃料是紧张的。我总是春天打猪草，夏天砍烧锅柴。
　　我家里很贫穷，姊弟五个，我最小。我出生时爷爷奶奶都去世了，父母都忙于集体生产，没有人照管我。为此，父母嘱咐我大姑妈的小女儿照管我，我叫她小大姐。小时候农村孩子天天在地上滚爬玩耍，小大姐一个人，还要照管她自己的三个妹妹，很难照应得周全。
　　有一次，小大姐看到我全身都被泥土包裹了起来，就二个小眼睛眨巴着，又好气又好笑，对我父亲说：“舅舅呀！看看你家四六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就二个蛤蟆小眼眨巴眨巴着！还不如送给人家养去算了，省得看到他就吓人！”
　　我父亲看到了也哈哈大笑，说：“四六妈，你来看看你儿子！”我妈过来一看，笑得肚子痛，就说：“你小姐，怎么不打他，任他爬呀？”小大姐说：“舅妈呀，我要是打你宝贝儿子，您还不心痛死了？”我妈妈说：“你这个丫头真会说话，难怪谁都喜欢你。”说过，我妈妈马上打来清水，给我仔细地盥洗。
　　我六岁那年，就开始给家里放鹅，九岁上学。上学期间，每天放学后就得放鹅。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在路上与同学玩耍，玩得忘了放鹅的事，回来太晚了，鹅都饿得哦哦叫。我赶着一群像饿狼一样的鹅，往放牧的地方去。路过一块稻子秧田，秧苗一片青绿，鹅看到稻苗就拼命的去吃，我无法制止得住。
　　那块稻田是别人村庄的，要是把别人村庄稻苗糟蹋了，别人找上门来，赔上秧苗不算，我还会被父亲狠狠打一顿！可是，我怎么也赶不走鹅。着急了，就用芦柴棍子对鹅身上猛打，一只鹅被芦柴打准了头部，躺在地下两腿直踹，拍打着翅膀当场就死掉了。我顾不上那死去的鹅，拼命地把这一群活鹅赶出稻苗田来。
　　刚把鹅赶出了秧苗田，跑来一个人说：“四六子，你怎么放鹅的？把秧苗糟蹋了，叫你爸爸给我赔！”当时我吓哭了，说：“大伯，我不是故意的，是鹅不听话，硬要吃你们秧苗，不信，您看看，我都打死了一只鹅了！”
　　大伯把死鹅提起来看了看，还真的打死了。我哭着叫大伯：“您别告诉我爸爸好不好，明天，我在我们村里给您拔秧苗来赔！鹅也打死了，你再告诉我爸爸，我爸不把我打死才怪呢！”大伯看我还在哭，就抱着我说：“四六子别哭了，是不是大伯刚才吓坏了你？我不告诉你爸，听话别哭了，下回放鹅走大路，别走这样的小田埂，知道吗？”我吭了一声说：“大伯；知道了。”
　　大伯看鹅死了，我又不敢拿回家，说：“我不告诉你爸爸，他晚上看鹅数字时，你这少一只鹅，可怎么办？”
　　我想了半天，说:“那我就说不知道了。”大伯说:“小孩子不能学着撒谎！撒谎就不是好孩子。你以后要是撒谎，大伯就不喜欢你了。”
　　我反问大伯，那我应该怎么说呢？大伯说，小孩子实话实说，不能说谎话。我说：“那我说鹅是我打死了，爸爸不把我也打死了？”
　　大伯说:“我到你家去，你不要怕。现在我帮你把死鹅拿回家，叫你爸爸烧给我吃，你去给大伯到村西边小店里打一瓶酒，可以吧？”
　　我说：“大伯，我没有钱，怎么打酒呀？”
　　大伯笑眯眯地说：“那晚上我喝酒，你给大伯捶背。”我一口气就答应了——好！
　　大伯在口袋里掏出来一块钱说：“打一瓶酒，剩下的钱，你留着上学买冰棍吃。”那时，农村人喝的多是散装酒，一斤七毛钱，还剩三毛钱，要买六根冰棍。我听了大伯说的很高兴，把鹅打死的事也放下了。现在，大伯又多给三毛钱，我见大伯坐在田埂上，高兴得一把抱住他的脖子说：“大伯您真好！等我长大了，天天给您打酒，您和我爸爸俩喝。”
　　大伯知道我爸爸不怎么喝酒，笑着用手指头对我头上指着说：“那不天天把你大伯和你爸爸都灌醉了？”
　　我说:“大伯，您喝两杯，我爸喝一杯。”大伯说:“我喝三杯你爸喝一杯好不好？”我兴奋极了，抱着大伯的脖子摇晃着说：“好！好！”
　　大伯又说：“要是你爸不喝怎么办？”我抢着说：“大伯我爸不喝酒，我喝可以吗？”
　　大伯顺手拍打我的屁股，说：“好你这个小坏蛋！你想父子俩个人欺负大伯呀！”我和大伯都哈哈大笑起来。
　　大伯站起来把死鹅提着说：“我去叫你妈妈把鹅烧好，太阳落山时你把鹅赶回去，给大伯打酒来，大伯等你酒喝。”
　　我说：“好。”又叫大伯跟我爸说，“我真的不是故意打死鹅的，叫我爸不要打我，好不好？”大伯边走边说：“看我晚上把你爸喝醉了，他想打你也打不着了！”说着，乐呵呵地走远了，
　　其实，大伯是看着我长大的。大伯是前面村庄队长，他叫丁长坤，因为排行最大，人们叫他大老头。人缘很好，很有威望，十里八村多都认识他，邻居村民发生大小事情，都找大伯解决。大伯和我父亲是亲家，大伯儿子过继给我父亲做干儿子，他俩关系很好，吃喝不分你我。大伯知道我父亲不能喝酒，确实大伯喝三杯我爸喝一杯也是醉。
　　太阳落山了，我把鹅赶回家来，把鹅关在栅子里，悄悄地去了小店，给大伯把酒打来，躲躲闪闪的靠近大伯，把酒给了他。大伯知道我怕挨父亲的打，一把抱着我，一边说：“小坏蛋今天坐在大伯腿上，陪大伯喝酒。”
　　父亲端着烧好的鹅放到桌子上，还炒几个蔬菜，我父亲就骂我了：“小畜生，还不下来打酒去？”
　　大伯说：“亲家，酒我带来了，今天亏了四六子，不是他，我还没有这口福呢。你别老是红眉毛绿眼睛的，吓坏了孩子。孩子也懂事了，今天不是我，孩子又吓的不敢回家了。教育孩子不能动不动就打，也要问个青红皂白。今天我全看到了，孩子为了鹅不糟蹋我们村秧苗，把自己鹅打死了，这说明孩子本质很好，没有害人利己的坏习惯。你要是嫌弃四六子不好，今天我带回家去，以后就给我做儿子——我把儿子给你做了儿子，你家四六子再给我做儿子，咱俩也算拉平了。”
　　我妈在厨房里出来说：“大哥，你好好说说你亲家弟弟，他动不动就打孩子，这孩子真的让他打怕了。”我看妈妈这样说话，小眼睛一转，赶紧在大伯身上下来，跑到家里老地方跪下，头不敢抬，老老实实地跪着——那是四六子犯错误长期罚跪的地方，有时一跪就是半天，连腿都跪得麻木发酸，不是父母发话，不敢站起来。
　　大伯看到心痛不已，说：“亲家，你看看，你把孩子管成犯人了。也得改改才是。”父亲还嘴巴里骂道：“这东西，将来好的话，是个料子，不好就是个废料！现在不好好管教，将来还不知道会给我捅什么漏子来。”
　　大伯听了，把我拉了起来，说：“好了，你说晚上陪大伯喝酒，讲话要算数。”我没有说出声音，意思是说，大伯您就饶恕我吧。
　　我听了从地上爬起来，说：“大伯我给您泡茶去。”我很快就给大伯把茶端了来，说：“大白我洗澡去了。”说话时，大伯已把四六子饭端来了，又给四六子夹了个鹅腿，还有蔬菜，满满的一大碗，叫我吃过饭再洗澡。我悄悄地在大伯身边吃饭。
　　父亲走到跟前用筷子对我耳朵狠狠打了一下，说：“好不懂事，客人还没有吃你倒先吃饭了？”
　　大伯用手挡住说：“孩子要洗澡，空肚子不能洗澡，饭是我盛给的，是我叫他吃的。再说我们天天在一起，是什么客人呀？”
　　大伯又对我说：“四六子快吃饭，吃完饭再洗澡去。”我再也不敢吃饭了，说：“大伯我洗完澡再来在吃饭。”
　　那时候，农村封建意识很重，家教十分严肃，别说小孩，就是家里来客时，连妇女都不敢上桌子坐着吃饭。这风俗习惯，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很深刻的。
　　我兄姐五个，我是最小，按说父母最喜欢的应该是我。可是，我小时候尽管父亲严厉地管束，仍然特别调皮捣蛋。因为玩耍，闯了祸事，只读了四年小学。这是我犯下的人生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在后来的生活里，害了我的生活伴侣，更害了自己，就是文化学得太少。
　　1984年下学期，那年我十四岁。有一天，碰到一个比我还调皮捣蛋的同学。那天是星期六的下午，学校不上课，爸爸叫我放鹅，这位同学却来找我玩。我俩在一起放鹅，地方是一个水渠，但渠里没有水，我们两各据一边，鹅在渠底，好进行管理。
　　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芦柴。两个人用芦柴杆互相打着玩。不知道怎么弄的，我的芦柴杆划到了同学的眼睛。当时两个人都不敢和家里人说，悄悄地来到大队医疗室，医生清洗包扎了后，又给了消炎药，招呼说这几天不要洗脸，回家要把消炎药吃了。
　　我俩个人这一天都不敢回家。天晚了，那同学说：“必须回家去，不回家他爸爸要打他。”但回家又怕他爸爸看到眼睛，于是，就把包扎眼睛的沙布撕掉了，还把医生给的消炎药甩了，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
　　没有想到，四五天后，这位同学的眼睛发炎了。他父亲找到了我家，要我父亲给他儿子治疗受伤的眼睛。那时候，人们普遍都很贫穷，钱的价值很高，黒市稻谷只卖二十五元一百斤，人们工资，技术工只有两元三元；社会上最富裕的是“万元户”，被政府树为样板，号召农民学习。我家经济情况还是很拮据，父亲花了三千多元，差不多是我家一年的经济收入，才将这位同学受伤的眼睛治好。父亲一气之下，把我打得不让回家，我在母亲的关照下，只好跑到芜湖街上舅父家“避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