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平凡生活

　　父亲离开赵光农场，来到这个新单位是一个很小的民办铁路，连站长在内一共五个人，而站长也是从其他车站抽调来的懂铁路业务的技术人员。因为是很小的民办铁路，连站长也没有级别，父亲便由海军舰长，变成黑龙江军垦农场做为开垦连连长，再到现在一名民办铁路职工。而这在当时也不仅仅是父亲自己。那个年代，从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人，离开战场，离开农场大田，二话不说，转身成了铁路工人，参加到铁路建设的行列。
　　以后许多年，父亲在这个小车站工作多次变动，先在货物处外勤，后来又去客运执勤，后来又去货物处负责监装。
　　记得妈妈讲过一件事：
　　父亲在那个小站运转值班员，每天工作就是为过往通过这个小站的车辆发送绿色通行信号灯，让车辆顺利通过，如果通过这里的车辆没见到绿色信号灯，就不能进站并通过。因为通过小站的车辆并不多，工作也不复杂，却相当重要，几乎每天都要在车站上班，没有休息日。
　　有一天早上，外面下着雨，父亲突然腹痛不止，可是到了上班时间，父亲还是忍痛去了。
　　一个小时后，妈妈在家不放心，就去站上看一下父亲。只见父亲在站里值班室，趴在桌上，脸色惨白，豆大的和汗珠从头上滚下。
　　妈妈急了，说：“赶快给领导打电话，找人来替班，你病得很厉害，去医院吧。”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父亲赶紧接电话，里面传来上面指示：五分钟后有车辆通过，请站里做好迎车准备！
　　父亲说：“还有5分钟，有一辆车通过，请示领导找人替班来不及了，你赶紧穿上我的雨衣，拿着绿色信号的，站在站台上，等发现车进站的时候，赶紧向车来的方向举起绿色信号灯。记着，快去！”
　　妈妈嘱咐父亲赶紧给领导打电话，安排替班和自己就医。
　　然后，穿上父亲的雨衣，戴上父亲的工作帽，急忙跑向站台，刚刚站稳，就有火车鸣笛驶向小站。妈妈赶紧举起绿色信号灯，向着火车方向使劲摇摆手中的信号灯。
　　车辆稳稳通过了小站。
　　妈妈早已满头大汗了。
　　妈妈说那是她一生中感到最紧张的时刻。
　　那一次父亲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单位领导安排好替班，并找人护送父亲到地区医院之后，已经发展到阑尾和小肠粘连，住了一个月院才好转。
　　父亲出院后，在家休养。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我大概五、六岁的样子，姐姐大我三岁，应该上学去了，妹妹小我三岁，只有两三岁样子，还不懂事。那时家里也冷，只有炕头一点点是热的，爸爸睡在炕头最热的地方，我不敢吵到爸爸，偷偷地往爸爸那边热的地方凑，扯过爸爸辈子一角盖在凉凉的腿上。妈妈见了，赶紧对我使眼色怕我影响了爸爸。我便吓得一动不动。
　　这时候听到外面有小贩喊：糖葫芦！卖糖葫芦啦！
　　我竖起耳朵倾听，不停咽着口水……
　　爸爸也被喊声吵醒了，他抬起头问：二丫头，要不要糖葫芦？
　　我不出声。
　　爸爸又问：“要不要？要的话爸爸给你买。”
　　我还是不出声，心里想：还用问吗？哪有不想要的呀！这样问就是不想给买嘛。
　　爸爸见我不出声，躺下继续睡，卖糖葫芦的声音越来越远……
　　我心里非常失落，小声嘟囔着：要也不能给买！
　　爸爸听到了，一抬起头说：“你这个小东西，你怎么知道不会给你买！想要为什么不说呢！”
　　我便委屈地哭了。
　　也许是后来经过妈妈反复复述，并且被姐姐妹妹不断重复，使我始终记忆犹新，而且这件事便成了家里一个典故，不时被姐妹们提及引发一阵阵笑声。
　　
　　几年后，七台河火车站升级为国家正式铁路三等站。车站也有了客运处和货物处，有旅客可以乘坐的列车，三等站果然比原来大了很多。
　　我们的家居住条件比原来也好了一些，我们住进了砖瓦房。冬天，厚实的砖墙屋里不再透风，隔住了了呼啸的北方。父亲的工作也发生变化，他调到了车站客运处执勤，负责清查火车到站以后，乘客的逃票现象。
　　父亲做这个工作更加认真，可谓干一行爱一行。
　　那几年，只要父亲戴着执勤袖标站在检票口，没有票的人一个也逃不掉，无论是谁。
　　有一次，正赶上父亲值班，他身着铁路和制服，手臂上戴着鲜红的执勤袖标，站在检票口，检查没有票的旅客。后来父亲去厕所，就让其他执勤人员过来接替，父亲向厕所走去，结果发现有两三个人正向厕所旁一条小路快步走着。这是一条外人不知道的小路，供铁路内部上下班的通道。
　　他们怎么走这里来呢？父亲警觉起来，顾不上去厕所，大声喊着他们：“站住！”快步赶上去，截住他们问：“你们哪里的？怎么走这里来了？”他们一看父亲戴着执勤袖标，吓坏了，赶紧小声说：“我们是你们单位某某的亲戚，他告诉我们走这里。就这一次，放我们过去吧。”“不行！这样明目张胆逃票怎么行？都这样的话，国家受多大损失！走，跟我补票去。”
　　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下，他们不得不跟着父亲去了补票室，补了火车票，还交了罚款。这几个人真的是父亲同事的亲戚。三番五次，这样的事在铁路一传十，十传百，在父亲值班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敢逃票了。
　　但是，可想而知，父亲也得罪了这些人。
　　时光流逝，我们已经渐渐长大记事了。
　　我家住的这个三等站虽然比那个民办小站大一些，但毕竟不是二等站和一等站，所以物质也非常匮乏，想买什么生活日用品都要乘火车到经过四个小站到二等站去购买。因为我们是铁路家属，一般我们可以坐运煤专车最后一节的守车去往二等站购买生活用品。本来这节守车是专供运煤车工作人员单独乘坐的，小车不大，只有两个座位，铁路家属如果乘坐这个顺风车也只能站着，最多可以站十人左右。所以这节守车就成了铁路家属的特殊通行车，无论是否认识守车的人员，上车时候只要告诉他自己父亲在哪个车站上班，叫什么名字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段时间，无论妈妈还是我们姐妹，上这节守车，一听到我们说起父亲名字，无论是哪个工作人员跟车，都会便不由分说把我们撵下车。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妹妹去一个大站买东西，刚刚上了车，跟车的工作人员就开始逐个问话了。
　　当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爸爸是徐**，我带妹妹……”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被那个跟车的工作人员打断了，他说：“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赶紧下车，下车！这车以后都不许你们坐，要买东西，就去买票坐载客火车好了。”
　　就这样，我在大家的嘲笑声中被赶下了车。
　　妈妈和我们姐姐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
　　我们狼狈不堪又莫名其妙。
　　后来还是一个邻居偷偷告诉妈妈，说是我父亲清查逃票做得太严苛了，得罪很多人，他们互相串通，说今后遇到你们家属想乘坐守车，无论谁负责守车都绝对不许。
　　原来如此！
　　我们因此心里都在怪着父亲。他干嘛要因此得罪那么多人呢？查票，追罚逃票的，干嘛那么认真？是铁路同事的亲戚和朋友就放一马嘛。让他们补票甚至罚款，父亲自己又能得到什么？一分钱得不到不说，还让家人跟着遭殃。
　　这些话，也就是我们和妈妈在一起发发牢骚，谁又敢和父亲说呢？
　　
　　后来，父亲又被安排去车站货物处负责监装。就是监督运载煤炭的火车按时装完，准时发车。
　　就是那一段时间，我们见父亲每天下班回家，手里都拿着一堆乱七八糟缠绕着的铁丝。这是父亲在火车道附近拾起的废弃铁丝，回到家以后，父亲第一时间找出钳子，蹲在门口，一根一个直着那些铁丝，经过父亲的手，那些凌乱的铁丝就整整齐齐的被父亲摆在地上，一根一根的排列着，都直好了以后，父亲就把这些铁再用钳子弄成V字形，挂碍房檐下一根大钉子上。每天上班的时候，父亲都要随手拿几根走。
　　后来才知道，父亲用这些废弃的铁丝有何用处。
　　原来，父亲在货物处负责监装，而很多火车车身都是黑色木板，每天里面都装满煤炭，时间久了，车身的木板会涨裂，火车开走以后，里面的煤炭就会在沿途洒落。父亲就是在监装过程中发现了有些涨裂的车身，他拾来的铁丝就是将开裂的车身用铁丝绑住，发现一个绑一个。这样，里面装的煤就不会洒落了。
　　而父亲做这些事都是默默的，没有任何人安排，也从不惊动任何人。
　　
　　妈妈自从在南方生了我以后，渐渐适应了北方生活。所以生妹妹的时候，没有回到广东。但是妹妹之后，又生了一个男孩，可他却在一周岁的时候夭折了。这对妈妈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
　　“如果不是你爸爸百般阻拦，你们那个弟弟，也许能够活下来。”妈妈曾对我们说。
　　“啊！爸爸为什么？”我们听了以后，大吃一惊，恳请妈妈将给我们听。
　　“因为你们的爸爸是一名共产党员啊！他当然带头破除迷信！”听出来妈妈至今带怨气。
　　妹妹之后，妈妈生了弟弟，爸爸妈妈给他取名杰，意味杰出之意，可见父母对弟弟给予了多大希望。
　　弟弟小杰，我是有些印象的。我至少比他大七、八岁。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读小学一年级，每天放学都急着回家看弟弟。一岁左右的弟弟，很是可爱，我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抱着他玩一会。他那时候已经咿咿呀呀想说话了。
　　可是，后来，弟弟就得了什么急病夭折了。可是，妈妈那天竟然说有爸爸的原因。令我们姐妹非常意外。
　　原来，在杰一岁左右的时候，不知突然得了什么急病，浑身抽搐，当时我们全家还住在三等站，附近没有医院，去卫生所看病也要等每天早班火车，跟着早班火车去二等站治疗。可是，那天弟弟发病是在下午一点左右，等到第二天早上根本来不及。妈妈说弟弟当时浑身因抽搐变得发紫，嘴唇也由白变紫了。
　　爸爸还没下班。妈妈一个人六神无主，急哭了。
　　这时邻居孙婶告诉妈妈：“听说附近有一个姓李的人家，家里有一个老奶奶，会一种什么针法，要不找来试试？”
　　“好！好的！那就麻烦你去帮我找来好吗？”妈妈马上答道。
　　“好！我这就去。”孙婶马上去请。
　　刚巧，孙婶带着那个老奶奶走到我们家门口，就遇到刚刚下班的父亲。
　　父亲见孙婶带着一个老人来了，就问孙婶：“这是谁？你们怎么急急忙忙的，怎么了？“
　　孙婶忙说：“啊，你可回来了，你儿子小杰病了，这不，找来这位老人，她会一些针法的，让她给看看？”
　　“哦？这位老人家是医生？”父亲转身看着老人。
　　“不，我不是，我就是用一种针法，可以试试的。”
　　“不是医生？试试？”父亲口气严肃起来了。
　　“是啊，你如果不信，我就回去了。”老人家听出父亲的怀疑。立即说道。
　　“哎，别走！”孙婶赶紧挽留老人家。
　　“不用了，孩子有病，去医院，找医生看，病也可以随便找人试的吗？”父亲说。
　　孙婶没办法了，看着那老人默默转身走了，便随着父亲快步进到屋里。
　　妈妈正着急等着，看到父亲进来，后面跟着孙婶。再向后没见到别人了。妈妈急忙问孙婶：“你找的人呢？快让进来看看，儿子抽搐更厉害了！”
　　父亲说：“胡闹！有病就去医院，这也能乱找人吗？”
　　妈妈眼泪再次流下来，说：“可是，儿子……附近哪里有医院啊！够等到明天早上怎么来得及！”
　　父亲过去看着小杰，见他还在抽搐，急忙用手轻轻拉直弟弟的手臂，又轻轻拉直弟弟的腿，轻轻地由上至下抚摸着，见弟弟脸色了好转，妈妈和父亲都松了口气。
　　父亲让妈妈别急，他去车站看看有没有其他火车顺路带去二等站。
　　很快父亲回来了，说：“一个小时左右有一辆货车要发往二等站勃利站，你快准备给孩子带的衣物。”
　　妈妈马上准备，然后父亲抱着弟弟小杰，妈妈带着衣物，就随父亲去了这站，坐上一辆火车去了勃利。
　　可是，到了勃利车站卫生所，医生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弟弟小杰就这样夭折了。
　　妈妈说：“如果让那位老奶奶给弟弟看，不一定能够治好，但是可以试试啊，而你的父亲就是说那是迷信。人家都来了，硬是没让人进来。你们说还有你们这样父亲的人吗！”
　　听了妈妈的话，我们心里也是一阵阵的疼着。可是，我们什么话也说不出。
　　
　　几年后初冬，妹妹偶感伤寒，头痛不已。妈妈又经历一次惊慌，而父亲依然没在家。
　　这次，妈妈主意定了，她求来邻居孙婶再去请那个老奶奶。孙婶犹豫了一下，被妈妈的渴求的眼神打动了。答应下来。
　　那位老奶奶再一次被求到我家看生病的孩子，她也是犹豫再三，被孙婶好言相劝，况且孙婶说：我父亲今天不在家。
　　老奶奶终于答应了。
　　她来到我们家，果然父亲不在。看到妹妹在炕上躺着，头疼不已，痛苦不堪。
　　老奶奶马上让妈妈把父亲的剃须刀拿来，取下刀片，又让妈妈拿来一只蜡烛点燃，把刀片放在蜡烛，在火苗上烤了几下，就拉开妹妹衣服，用手掌在妹妹肚子上测量一下，然后在肚脐下面，用刀片划了一下，不见出血，老奶奶放下刀片，用双手挤着刀口，结果出了一滴发黑的血，又寄了几次，又出了几滴，还是黑色的。
　　老奶奶说：“好了，放一放这些血，你闺女头不会那么痛了，你再给她熬点姜汤，喝了驱驱寒气。就没事了。”
　　妈妈看看我妹妹，她果然没那么痛苦了，睁开眼睛说：“妈妈，我想喝水。”
　　妈妈非常高兴，马上给妹妹倒水，然后，转身向老奶奶致谢。
　　老人家说：“没什么，孩子没事就好，我得回去了。”
　　老人家说走就走。孙婶看看妹妹没事，也离开了我们家。
　　这时，父亲进来了。
　　妈妈见到父亲，心里一惊说：“谢天谢地，你才回家，否则，再早一会，那个老奶奶又被你撵走了，你看看，闺女被她放放血，真的管用。”
　　父亲过去看看妹妹，用手摸摸妹妹的头，说：“什么时候病的？真的好了吗”
　　妈妈说“昨晚就说冷，今天一早就头痛，越来越痛，没办法就去找了老人家来。”
　　父亲说：“我回来有一会了，从窗口看到那老人，悄悄去了房后。等她们走了，我才进来的。”
　　“啊！你……”妈妈心里一暖，眼泪夺眶而出。
　　也许父亲也想起了那一年弟弟杰弟弟不幸离去。父亲的心也是肉做的！
　　
　　1966年我六岁，正赶上文革时期。爸爸在铁路，因为参加过四野部队的经历以及海军舰长的身份，因此被抽调到政审部门，专门搞本单位职工的外调，他负责调查的是一些解放战争中投诚的国民党老兵以及爸爸同事中的地主资本家成分的人。
　　记得那一年夏季的一天，爸爸又要远行外调了，好像此次去的地方是内蒙一带，爸爸老家就在内蒙通辽市一个镇下面的小村。
　　爸爸计划顺路回一趟老家，看看奶奶。
　　我知道后心里一动：看奶奶？我还是两岁的时候回去过老家，那是听妈妈说的，自己根本不记得，奶奶长什么样子都知道。如果真这次能和爸爸一起回去多好啊！可是我们惧怕爸爸根本不敢问，就算问了爸爸也不会同意的！但是不去心里又不甘。
　　于是几天里自己就在心里盘算着，谁也不敢告诉，姐姐不知道，就连妈妈也不知道。到了爸爸启程的前一天晚上，自己偷偷地没脱衣服钻进被窝里一夜不敢深睡，心里有事一点点声音都听得到。
　　果然天没亮，妈妈、爸爸就起床了。我听到妈妈稀稀索索地一定在帮爸爸收拾行李，我偷偷看一眼外面，黑漆漆的。又等了一会估计爸爸要走了，我一下掀开被子跳下抗，站到爸爸面前。
　　爸爸妈妈都吓了一跳。
　　爸爸说：“你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妈妈也赶紧过来拉我的手问：“玲，你做梦了吧？别怕！妈妈爸爸都在呢。”
　　“没有，我没有做梦。我要跟爸爸去看奶奶！”我胆子一下大了起来。
　　“啊！”爸爸妈妈都大吃一惊。
　　爸爸好像感动了，蹲在我面前说：“那怎么行呢。爸爸去工作不是去玩。想奶奶了？以后爸爸休假带你们去好不好？”
　　妈妈也说：“是啊，爸爸去搞外调，是去工作，不能带孩子的。以后爸爸妈妈带你们一起回去看奶奶好吗？”
　　“不好！爸爸说了回家看奶奶，我听见了。我就要一起去！”
　　妈妈看到我倔强的目光，看到我穿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心软了，劝爸爸：“不然你带她回去？你看她昨夜就把衣服穿好了！”
　　“那怎么可以！不行就是不行。”爸爸也很坚决。拿起行李就要走。
　　我一步走到爸爸全面说说：“我就是要去，就是要去嘛！我要去看奶奶！”
　　我的勇敢和坚持，尤其是我想奶奶的心语，大概打动了爸爸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爸爸眼睛湿了，妈妈也掉眼泪了说：“就带孩子去吧。你把孩子放家里，再去外调也不影响的。”
　　爸爸又想了一下，终于同意了。
　　我赶紧跑去开门一步冲了出去，生怕爸爸又变卦。
　　那一次，我见到了奶奶，她是一位慈祥的老人，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奶奶了，也是我记事起，唯一一次见过奶奶！
　　几年后奶奶去世，爸爸一人回去奔丧。
　　那一年，奶奶满头白发，慈眉善目的面容就印在我的脑海里。
　　如果没有六岁那一年自己的坚持和争取，此生奶奶长得什么模样，也许我和只能和姐姐妹妹一样，要去照片里看了。
　　所以无论你何时何事，自己努力争取都是最重要的。
　　后来，这件事姐姐羡慕不已。
　　她怪我为什么不事先告诉她，不然她也会和我一起看到奶奶了。我心里说：告诉你？告诉你，我们谁也去不了！
　　谁也想不到八年后，即1974年6月，几乎同样的事情再一次重演。
　　那是一次爸爸争取来的让妈妈回广东探望外婆的机会。
　　我家所在地因为盛产质优煤炭，父亲所在车站因此升级为二等站。当时黑龙江北部的北兴农场有一批种马要通过车站货物处运往香港，北兴农场派一名押运员沿途负责给种马填饲料及给水，而这名押运员恰巧也是南方的，此次他带家属一起去。
　　爸爸得知消息就让妈妈带妹妹，与押运员家属作伴，一起回广东探望外婆。
　　妈妈便做好了一切：烙饼、煮鸡蛋、腌咸鸭蛋。
　　有一天，姐姐去学校帮妹妹请假。
　　回广东，看外婆！多么诱人啊。怎么不让我也去呢。我曾试图争取过，我说：“让我和妹妹一起回去吧？我也想看看外婆。”
　　然而爸爸妈妈拒绝得很坚决：“不行！你已经读中学一年级了，功课多，不能耽误学习，再说你也要在家给姐姐作伴。”
　　一看没戏，我便不再做声了，心里又打起了小九九。
　　动身那天，妈妈拿起行李带妹妹走出走出家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拿了鸡蛋和烙饼及小咸菜为妈妈送行。姐姐拿了一个包，喊我帮着拿另一个。
　　我说：你们先走，我去一下厕所，然后我锁门。
　　等大家都要走了，我马上将准备好的一家崭新的花衣服和妈妈的一条浅米色蚕丝裤（姐姐私自改好后，偶尔允许我穿一次）穿好，急忙锁好门向火车站跑去。到了车站货物仓库前那排运种马的火车前，看到妈妈和妹妹已经上了车，爸爸、姐姐和众邻居都在车门口和妈妈告别。
　　见我气喘吁吁跑过来，大家说：快点把这个包送上车，一会车就开了。
　　姐姐看了我一眼，说：“妈妈和妹妹回广东，你穿那么漂亮干嘛？你看你，又穿我的裤子！”
　　我来不及回答姐姐的话，赶紧扒着车门上车说：“妈妈，还有这个包！”
　　然后，我抓着火车把手，一下跳上了火车，一看车里面装满了一捆捆草料，另一辆车里就是种马，显然这些草料是给那些种马准备的。见妈妈正在将几捆草料挪开铺平，然后在草上面铺上一床被子，将一个装衣服的行李放在上面当枕头。
　　我把包交给妈妈，顺手帮妈妈铺好被子，收拾散在各处的行李。
　　几分钟后爸爸喊：“二丫头快下车。马上开车了！”
　　我不回答。继续低头收拾着。
　　姐姐也大声喊：“玲，快下来！调度已经给绿旗了”（每列火车开车前看到调度挥动绿旗，就相当接到开车命令，即刻开车）。
　　这时候，爸爸的声音明显带了威严：“快下车！听到没有！”
　　我这时不得不抬起头，对着爸爸一字一板地说：“我也去！”
　　爸爸一愣，不知他是否想起来八年起那个天还没亮的冬晨。
　　而我已扭过头去，不敢再面对爸爸渐渐黑起来了脸色。
　　姐姐却是真的急了，连连喊着：“玲，你要在家和我作伴啊。爸爸夜班我会怕的！再说，也没给你请假，你回来怎么上学啊？快下来！下来！”
　　可是，我心里一狠，还是不下。
　　这时候，众邻居都帮我说话了：“让二姑娘去吧，你看都穿得漂漂亮亮了。让她去吧。”
　　妈妈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又摇摇头，扭过脸微微一笑。
　　看到这一笑，我心里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偷偷看一眼爸爸，他正和妈妈点头。
　　来不及细想他们的用意，火车已经缓缓开动。
　　姐姐跟着车喊：“玲，你这个坏蛋，都没请假，扔下我一人在家！……”
　　车越开越快了，姐姐的话被扔在后面听不到了。
　　这时候妹妹走过来拉了我一下说：“不陪姐姐陪我。”
　　我笑了。
　　回头看妈妈，妈妈伸出右手食指，点了我的额头说：“你呀！就属你机灵。又这样！”
　　我听出来了，妈妈也想起了八年前。
　　这次自己耍了小聪明，跟着妈妈回广东见了外婆，并且和外婆朝夕相处了三个月，没想到这竟然也是见外婆最后一面。
　　1983年外婆去世前半年，妈妈回广东照顾，日夜陪护外婆，直到外婆去世，妈妈留在那里处理好外婆后事才又回到东北。
　　能够在奶奶和外婆生前见到她们，真是自己偏得啊！
　　
　　1970年，父亲在离车站稍远一点的地方买了一个单独住房，我们全家就离开了那个草棚连在一起的公房。
　　这个房子远比公房大许多，里面有两个房间，就是东北常见的东西屋，每间都很宽敞。因为我们姐妹三个都还很小，一家人仍然住在一间房里，另一间就闲置着。
　　我们长大以后听妈妈说，那间房花了400元。
　　那么便宜！我们惊叹。
　　妈妈说：“便宜？那时候铁路工人平均工资20-30元左右，大家工资刚刚够吃饭的，除了你爸爸带着部队工资，其他人谁又买得起？”
　　后来，父亲所在货物处转来一位新同事，姓吕。当时车站公房紧张，吕叔叔调来一个月了，也还没分到公房，一天，父亲和吕叔叔聊天，听到吕叔叔说很想家里的孩子们，他们还在鸡西老家，分开这么久了，孩子们也很想爸爸。看到吕叔叔神情黯然，父亲问：“你找过车站领导了吗？什么时候给你分配住房？”
　　“找过了，天天找，可是没有住房，有什么办法，唉，无尽头的等啊！”
　　父亲很同情吕叔叔，想了一下，就说：“如果你不嫌弃，我家闲置一间房，不然，你接来家人，先在我那里住下？”
　　吕叔叔一听，非常吃惊：“啊！你说的是真的？”见父亲肯定的目光，他立刻感激万分：“那我可不客气了！徐师傅，您可是大好人，帮了我大忙了！怎么谢您！”
　　父亲说：“我们同事之间，客气什么！下了班赶紧准备去吧。”
　　之后，吕叔叔就回鸡西老家接来了他老婆以及女儿和儿子。
　　吕叔叔家的女儿和我姐姐同岁，一起读书，一起玩耍，关系还不错。但是，吕叔叔家的儿子，比我小一岁，却淘气上了天。因为我们是东西屋，两家共用一个厨房，那孩子便经常做出一些离谱的坏事，比如：他会把泥土倒进我们家蒸饭的锅里，还会把他的脏鞋子投到我们家水缸里，每每令到我的妈妈非常气愤，因而埋怨父亲请来了一个大神。
　　父亲听了总是劝妈妈，别和孩子计较，看大人面子。
　　然而，当妈妈去找吕叔叔的老婆，说起此事，偏偏他老婆是个宠爱儿子的主，每次都替她儿子开脱，说她儿子很懂事的，不会做出这般事情，一定是我妈妈搞错了，说不定是别人家孩子偷偷进来做的也不一定啊。
　　妈妈被气得没了脾气，晚上父亲回家，妈妈再次怪父亲请他们来住是自己多事。
　　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无论妈妈怎么生气，父亲一直容吕叔叔一家住在我们家，不仅如此，就连后院的土地，也分了几条垄让吕叔叔种一些时令小菜，供一家食用。
　　就这样，他们一家四口在我们家闲置的另一间房里，一住就是十多年。直到我们随着火车站搬到新车站。
　　
　　大概是1971年，就是吕叔叔搬来我们家不久，父亲见同事李叔叔在单位愁眉不展，就问：“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家里有事？”
　　李叔叔说：“唉，可不是。我弟弟退伍了，带着弟媳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连个招呼也不打，昨天就到了我们家。你知道，咱们公房就那么一间房，一铺炕，这兄弟两家人挤在一铺炕上，成什么样子啊，挤一点倒没关系，可是，也得挤得下啊，我家已经五个孩子，七口人，又来三个……说要在我们这里找工作，不走了！唉！”
　　李叔叔不停叹气。
　　父亲听了，二话没说，拉着李叔叔就走。
　　李叔叔说：“哎，你干嘛？”
　　父亲说：“走，让你弟弟一家都到我家去住，我家比你家宽敞些。你弟弟是军人，我们同为军人，也算一种缘分。我不能眼看着一个转业军人没有立足之地。”
　　李叔叔听了很是感动，他说：“知道你家宽敞，可是你闲置的那间房不是让老吕一家住了吗？哪里还有地方？”
　　“走吧，地方总是有的，怎么也比你家强，你家五个孩子，是挤不下。”
　　父亲拉着李叔叔来到他们家，看到父亲他们进来，李叔叔的弟弟正好在家，他高兴地告诉李叔叔说：“哥哥，我找到工作了，在矿上做事。”
　　那时我们老家是煤城，地下有很多优质煤，后来，七台河车站就因此变成一等站，七台河市也因此变成了省辖市。这是后话。
　　那一天，李叔叔的弟弟一家三口就搬到了我们家。
　　而我们家确实如李叔叔说的，闲置的一间房已经让给吕叔叔一家住了。李叔叔弟弟来了，怎么住呢？
　　妈妈惊愕地看着父亲带进来的一家三口。李叔叔的弟弟也很尴尬。他说：“大哥，这……你们家也没地方啊。我们还是走吧。”
　　“等一下。”父亲说道。
　　“你看，我们家面积大，除了炕，屋里这么大地方，我们在靠墙这么砌一铺炕，你们一家三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妈妈睁大了眼睛，说：“这怎么可以？两家人住在一起，成什么体统？”
　　父亲生气了，说：“怎么不可以？你忘记我们初来北大荒的日子了？那时候不都是两家人住一间房？还是四处漏风的，中间挂一个布帘隔开不就行了？你看看，老李他弟弟，怎么说也是转业军人啊，国家有困难，我们能帮一下，就算替国家分忧了。别那么多话了，来，老弟，你帮我，我们这就干活，一会就好。”父亲对李叔叔的弟弟说。
　　那天，父亲和李叔叔的弟弟一起，忙了一个下午，那铺炕砌好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里住进两户人家，尤其是李叔叔的弟弟，和我们一间房里住了将近两年，直到后来矿上给他们分配了住房，他们才搬了出去。
　　
　　还有一件小事，我和姐妹们相聚的时候也常常说起。
　　那是我们小时候读书期间。
　　新学期开学了，我们新发的书本，有条件的学生都会用厚厚的牛皮纸包好书皮。可是那牛皮纸很黑黄色，硬邦邦的，很难看。
　　父亲是货物处的，他们车间计划室制表用的纸白白的厚厚的柔柔的，厚实又有韧性，包书皮最好。邻居家的同学都用它包书皮。我们姐妹非常羡慕，曾大着胆子求父亲帮我们拿两张回来，父亲果然坚决拒绝，说：“小小年纪，就想占公家便宜。”
　　没办法，我们直接求邻家孩子，求她让她爸爸给了我们两张，得到之后，我们美美地在家里包书皮，不想被刚刚下班回家的父亲看到了，说什么也要我们还回去。
　　父亲再次教育我们：“你们以后都要记住，一定不要占公家便宜。”
　　
　　一个周末，妈妈和面，我们姐妹三人一起包饺子。姐姐说：“想不到妈妈是南方人，面食做得越来越地道了，饺子面和得不软不硬，饺子也包得越发漂亮了。还有我们几个，都会包饺子，也会擀饺子皮，你们还记得谁教的吗？”
　　“当然记得。都是爸爸教的呗。”妹妹抢先回答。
　　“是啊，真是难以理解，父亲不会做饭，不理家务，怎么偏偏会包饺子，还教会了妈妈和我们姐妹三人？”我也感到奇怪。
　　妈妈说：“那还是他在部队学的，他只是会包饺子，又不会做饺子馅，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啊，包饺子可是技术活，我和爸爸学了很久才会的。咱家家包饺子，只要爸爸在家，他一定动手一起包，而且，爸爸包的饺子，馅大好吃。”妹妹说。
　　“嗯，爸爸包饺子，装好馅以后，用左手托着饺子，右手小指在饺子右侧不断往里面塞饺子馅，直到饺子鼓起来，再也装不下了，爸爸在包好饺子，而且，虽然爸爸包的饺子馅大，但是很结实，下锅也不会煮露陷。”我说。
　　“对呀，爸爸包的饺子就是这样的，亏你描绘得这么清楚。”姐姐赞叹道。
　　那天父亲回家的时候，我们已经包完饺子了，妈妈正在厨房煮饺子。
　　“啊！好香，包饺子了？哪里来的猪肉啊？”父亲看一眼锅里的饺子，惊异地问。
　　那时候，猪肉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半斤。我们家五口人，一个月也只不过二斤半。除了炒菜用一些，一个月只能吃一次饺子。可是，前不久已经吃过饺子了，怎么还有猪肉包饺子呢？所以父亲感到奇怪。
　　妈妈说：“邻居小刘上个月借了钱，昨天来告诉我，这个月，她家还是还不上，就用几张猪肉票顶了，我也就同意了，还有小陆家，也还不上，用其他副食票顶替。这样也好，他们家钱少，我们家用不完，得到些肉票副食票，各得其所。他们也不用担心还不上了。
　　父亲听了，点了点头说：“也好。不过，没还钱的邻居，你可不要去催促，该还的时候，人家自然会还的。唉！那些工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七八口人，也真是难啊！”
　　
　　后来父亲又被调到铁路货物处负责监装。这个工作就是监控车站货物处运煤的空车在规定时间之内装满，然后由父亲通知调度发车。这是一个时间要求非常高的工作。在规定时间里，必须装满，按时发车，否则，火车运行时候就会出现撞车事故。
　　当时，铁路家属组织了一个家属队，每个家属就用一根扁担，两个柳条编的筐，一担一担地将煤挑到火车上。这个工作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
　　难以想象的是，我的妈妈竟然也在这个挑煤担子的队伍里。
　　小时候不懂事，对此没有多想。现在想一想，我的南方籍贯的妈妈那么小巧，是怎么挑起那满满的两筐煤，又怎么踩着高高的跳板，把煤装上火车的？想到这里心里不禁丝丝痛着！
　　家里有爸爸带来的海军舰长的高工资，是铁路平均工资的四倍，家里怎么会缺钱？一定是妈妈在家里太孤独了，想以这种超出她体能的劳动强度来消磨自己吧！
　　有一次，妈妈她们正装着一列煤车。那天时间非常赶，眼看快到时间发车了，妈妈她们还没装完，负责调控监督的爸爸非常焦急，没办法，爸爸上了煤车，抢过一个家属的担子，就快步挑煤去了。爸爸跳着一担煤，快步如飞，跳了一担又一担，被抢过担子的家属站在那里很不好意思了，她对爸爸说：“你怎么抢了我的担子？你看你家嫂子累的，你快去帮帮她吧。”
　　爸爸不理会，继续跳着这副担子，说：“我帮你们了，速度就快了，她不也就轻松了吗？你们不知道，时间马上就到了。”
　　而妈妈在一旁挑着满满的两筐煤，看着爸爸帮着别人，该是什么心情！
　　听妈妈说起这事，我们问：“妈妈，那天回家之后您没问问爸爸吗？他为什么不帮你却帮了别人？”
　　妈妈说：“怎么不问？那天因为你爸爸帮忙，调动了所有家属的积极性，大家一起努力，终于很快就装满火车，那列火车准时发车了，没有误点。但是，回到家看我还是非常生气，你爸爸却说：那么多人，怎么好意思帮你嘛？你看，我随便帮一个人，大家都快了，你不也减轻劳动量了吗？”
　　这就是我的父亲！
　　
　　听了妈妈的话，我竟一时无语。心里却如掀起轩然大波：
　　母亲是一种隐忍
　　从南国流向北疆
　　从珠江流向黑龙江
　　从青丝变出白雪
　　
　　岁月的流逝是无言的
　　当我们对岁月有所感悟时，
　　却已经是痛定思痛
　　而当我们对母亲的牺牲
　　有所体会时
　　母亲已经永远留在了莲花山！
　　
　　倘若没有母亲的付出和牺牲
　　没有母亲巨大无私的爱，
　　这个世界还会有温暖有阳光吗？
　　
　　1973年，父亲被安排了新的工作，他离开货物处去做家属队队长，负责带领家属队装卸到站的货物，更多的还是用督促家属挑担子往火车上装煤。
　　父亲每一次换工作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是父亲从不讲价钱，干一行爱一行，每一次都出色完成任务。
　　1973年底，父亲被评为佳木斯分局评委家属队优秀队长，在分局颁奖会上，父亲认识了另一位优秀队长，和父亲同姓，名凤珍。同桌吃饭的时候，父亲他们聊得非常投机，结果凤珍队长当即和父亲认了亲，两人立即以兄妹称呼了。
　　回到家，父亲喜滋滋地告诉妈妈：“现在我们有亲属了，我认了一个妹妹，家在闫家，坐火车两个小时就到了。女儿们有姑姑了，他们家还有老人，周末我们全家去闫家认亲去。”
　　父亲老家在内蒙，妈妈老家在广东。十多年来，父母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这个消息，对于一直孤独生活在东北的妈妈来说，当然是好消息。
　　妈妈非常高兴。
　　早早做着准备，买了好酒、好烟，还有点心等四样礼品，周末，我们姐妹都不用上学，父亲、母亲便带着我们三姐妹，乘坐火车直奔闫家。两个多小时就到了闫家车站。
　　爸爸按着姑姑说的地址，很快找到住在车站家属房的姑姑家。姑父在闫家火车站工作，那天搞好休班，我们受到了姑姑一家热情款待。姑姑在家是最大的，家里还有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那天她把住在附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请了来，我们先拜见了二老，我们叫他们爷爷奶奶。然后又分别认识了叔叔、二姑、四姑、五姑等亲属。
　　两位老人非常慈祥，几个叔叔和姑姑非常亲和，我们没有一点陌生感，真的好像回到亲人家的感觉。
　　中午姑姑家热闹非凡。姑姑还专门杀了一头猪，可见姑姑对这次认亲是多么重视。
　　四姑姑本在离闫家很近的勃利车站食堂工作，她是早知道消息专门赶来的。她做一手好菜。那天中午四姑姑便亲自下厨，做了好多多吃的，看着满桌子猪肉、鸡、鸭、鱼肉等，好比过年一般的隆重。
　　席间，我的父母再次郑重地向姑姑的父母叩拜，向二位老人敬酒，然后，姑姑的兄弟姐妹们也正式给父亲敬酒，因为父亲年纪最大，他们一起尊称父母：大哥、大嫂。大人们一杯接一杯喝着，我们孩子们在另一桌，美美吃着，那一桌美味至今难忘。
　　从此以后，我们多了好多亲属，一家人再不孤独。就连在我们本地的三姑姑也取得了联系，那年去闫家认亲，三姑姑有事没能前往，我们回来不久，三姑姑就到了我们家来认哥哥嫂子了。
　　之后，每年过年我们都要去姑姑家，回家的时候大块的猪肉还有姑姑自家养的鸡鸭鹅已经鸡蛋鸭蛋等等，我们一家人大包小包的，都是满载而归。
　　暑假的时候，如果大人上班没时间，我们姐妹几人会自行前去。在姑姑家和表姐表哥一起，摘果子，采野菜，在大田里疯跑玩耍，不到开学都不想回家。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不仅仅妈妈高兴，我们姐妹也兴高采烈，有亲人在身边的感觉，真好！
　　妈妈时常感慨，因为有了姑姑一家亲人的呵护，妈妈不再孤独了。
　　这份浓浓的亲情，是爸爸带给我们的。
　　想不到的是，这亲情延续到了我儿子身上。
　　那是我结婚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儿子刚刚四个月，我正就读函授大学本科。
　　那年暑假里因为儿子出生，没有参加一个科目的考试，十一月要去勃利县补考，补考之后继续参加半个月的学习。
　　我当时很犯难，孩子才四个月，怎么带？可是已经没参加上一科考试，这次补考再不参加就没机会了。
　　和妈妈聊起来这事，妈妈突然说：“对了，四姑姑家就在勃利火车站啊，我和你一起去吧，我们带着宝宝一起住在姑姑家，白天你去上课，我在姑姑家带宝宝。”
　　“啊！这当然好，可是，四姑姑家有地方住吗？怎么联系呢？”我忧喜参半。
　　“别急，晚上等你父亲回来，让他给勃利车站你四姑父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就好。你先回家等消息吧。”
　　第二天，妈妈到了我们家，告诉我：“联系好了，去你四姑姑家没问题。地方是小了点，不过，你四姑父在我们去的时间里，到单位住。就看你几时去了。”
　　“呀，这可太好了！妈妈你看，你陪我去看宝宝，四姑姑家提供住的地方，还管吃，妈妈，你说你二女儿何德何能享受这般待遇啊？该怎么感谢妈妈和四姑姑呢？”
　　“竟说傻话，妈妈不管你谁管你？别说，你四姑姑，还真要好好感谢才是啊。这次过去，就给你姑姑和姑父带点礼品过去，答谢啊。当然，这情谊也不是一点礼品能够谢的，以后天长日久你不要忘记姑姑的这份情谊才是！”
　　“嗯，妈妈，我会记在心里的！”
　　几天以后，我抱着四个月的儿子，妈妈随着我，一行三代坐火车，行驶一个小时之后，到达勃利车站，下了车，来到车站住宅四姑姑家里。姑姑早收拾了一个房间，供我们一家三代住。姑姑接过我怀里的儿子，高兴得抱着，逗着，笑着。姑姑的孩子已经读小学了，家里几年没有小孩子了。喜欢得不得了。一会儿姑父下班了，没想到姑父一样喜欢孩子，两个人争着抱孩子。还是姑父说：“你去准备中午饭吧，和我抢什么啊。”
　　四姑姑这才放手，笑着说：“是啊，快到中午了，我做饭去。”
　　第二天，姑父还把自己家自行车拿出来让我骑。我补考和学习的地点就在县里教师进修学校，离四姑家有一段路，骑自行约二十分钟路程。有姑父的自行车，我方便多了。每天中午回四姑家给宝宝喂奶，吃午饭。下午下课再骑自行车回来。而上午十点以及下午三点的间隔喂奶时段，我赶不回来，四姑姑就抱着儿子去隔壁一个也有幼儿的邻居家让那个娃妈给喂一次。
　　这令我有点不好意思，于是第二天买了奶粉备着。可是，儿子就是不喝奶粉。没办法，继续用四姑姑的办法。结果那几天来，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四姑都要抱着儿子每天去邻居家讨奶吃。那几天，孩子醒了，四姑就抢着抱孩子，四姑父回来也抢着抱，妈妈说她倒成了没事的人。
　　因为四姑的帮助，我心无旁骛，精心复习、精心补考，所以成绩不仅及格，还得了高分。那次学习也有很受益。
　　多少年过去了，妈妈舍弃家里随着我一同参加学习的场景，四姑姑一家热情的接待和照顾，都深深印在我心里。
　　追根溯源，还是感激父亲认的这门亲，认了姑姑这一家善良醇厚的亲人。
　　这种亲情，源于父亲的重视和付出，源于两家人互动和来往。
　　这种感情，一点也不逊色于自己家族的感情。
　　
　　1975年父亲又被抽调到铁路知青点做队长。任务就是带领几十个铁路职工的子女在车站用扁担挑两个柳条筐往火车上装煤。类似当年我妈妈她们家属队做的事。
　　这是一份艰苦的工作，父亲为了给这一群年轻人做出样子，他年近五十的人，亲自挑着装了满满两筐煤的担子，通过跳板往运煤的火车上装。煤很重，跳板很高，胆子小的人看一眼都心跳何况还要担着重重的两筐煤。父亲做了榜样，带着这群孩子慢慢适应着。装火车依然有时间限定，这列火车几点开始装，几点开走，这个限制谁也不能拖延，否则会出现沿途火车相撞事故，所以火车站相当于半军事化管理。
　　父亲带队的知青中，有一个在家里特别娇宠的男孩，长得高高大大的，因为在家是独子，上有三个姐姐，父母娇惯得很。他的妈妈曾经多次找知青办使之逃避下乡未果。
　　现在让他挑煤装火车，结果可想而知。
　　一段时间后，其他知青都克服了胆怯情绪，很快适应了这个任务。唯独他怎么也不肯试，父亲看着个头体质都不如他的知青已经适应了，就劝他慢慢试一试，没那么可怕。但是他就是不肯，还叫嚣：我根本不怕，就是不干，你能把我怎么样？说着转身就走。
　　父亲真生气了，对他大吼一声：“你给我站住！”
　　父亲声如洪钟，满脸严肃，眼睛里射出一种令人震慑的光。
　　那个年轻人站住了，转身看着父亲。父亲这种目光，没人看了不胆怯的。
　　果然那年轻人乖乖挑起担子，装火车去了。
　　这件事在知青中传开了。
　　那个男孩回家和他的父母哭诉，说父亲如何如何凶狠。
　　他父母心疼不已又无可奈何，就怨恨父亲给父亲取了一个外号叫徐老狠。
　　父亲带着这个外号，很好地完成了两年的知青领队任务。
　　一天，因为车站暂时没有装火车任务，父亲便带领几个知青去知青总部——副业场运一台机器回来。
　　到总部装好机器，父亲和几个青年便跟车返回。几十公里路程，山路崎岖不平，一路颠簸，那台笨重的机器在汽车上随着车的颠簸起伏。
　　尽管父亲提醒那几个青年要注意安全，但是正值青春年少的男孩子哪里会乖乖呆在车上不动呢？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所处危险，在车上打闹嬉戏。
　　突然汽车一个颠簸，再一个急转弯，就见那台机器被颠起一尺高歪向一个知青那边。说时迟那时快，父亲一个健步把那青年一推，机器就重重的砸在父亲右脚上，父亲痛得哎呦一声，蹲下去捂着脚，豆大汗珠顺脸流下。
　　父亲马上被送医院，右脚拇指粉碎性骨折。父亲因此卧床三个月。
　　爸爸带领知青装火车的两年里，给青年点赚了很多钱，过年的时候，青年点便用那笔钱买了很多大米、豆油等年货，铁路每户有知青的家庭每年都分到200斤大米还有其他年货。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姐妹都渐渐长大了，我们家也随着那个小火车的变化渐渐改变。现在，七台河车站已经由民办铁路变成三等站，由三等站变成二等站，我们家居住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现在都住进车站的统一安排的公房，都是砖瓦结构，家家一个小院，冬天再也不是寒风四起，家里保温，取暖条件也很好。
　　父亲虽然比较大男子主义，全部身心都在工作上，从不理家务，但是也不管家中钱财，开了工资依数全部交给妈妈，然后由妈妈安排家中支出。
　　那个时代，其实物质还是比较匮乏，基本上有钱也难以买到心仪的东西，即使肉类、蛋类或者连豆腐都要凭票供应，所以，别人家是钱不够用，我们家每月钱都花不完。
　　那时候，左邻右舍的每到月末，经常到我们家借钱应急。现在想想看，那时候铁路职工每月30元钱工资，一家五六个孩子哪里够用呢，能够熬到月末已经很是节俭的了。我们家爸爸工资高，仅有我们姐妹三人，因此妈妈虽然远离故乡，但是手里从没缺过钱。
　　最使我们生活得到改善的，还是邻居们送来的各种供应物质的票据。就是他们每个月从妈妈那里借了钱，到了下一个月还是还不上，就往往用肉票、鸡蛋票或者布票、豆腐票等等来相抵，这样，我们家就比别人家生活水平高了很多。
　　每年到了年底，父亲就会提醒妈妈：“给广东你的妈妈寄钱了没有？记得也给海南你的姐姐寄一些去，他们生活也很不容易。”
　　妈妈因此很感谢我的父亲。其实，爸爸不提醒，妈妈也不会忘记的。
　　当然，给内蒙古老家奶奶寄去那一份，妈妈也从不会忘记。
　　
　　我们家三姐妹，就属姐姐能歌善舞。上学的时候是学校文艺队主力，下乡在农闲时间，也被青年点抽调到文艺队。过年的时候，在车站广场代表知青演出，姐姐的歌喉清丽婉转，舞姿优美，也成了青年点文艺骨干。
　　1976年，父亲一个在沈阳歌舞团的战友，来我们这里招文艺女兵。得知父亲在这里，便来到我们家做客。
　　老战友相见非常高兴，妈妈做了一桌广东菜款待父亲这位战友。在父亲和战友喝酒的时候，妈妈把爸爸叫到厨房，小声央求爸爸：“你提一提大女儿的事，让你的战友把大女儿招去沈阳当兵吧，那她就可以从青年点出来了。”
　　“你想什么呢？这是搞不正之风，我怎么能这么做！”父亲一口回绝。
　　这餐饭，父亲与他的战友喝酒聊天，谈他们战争年代的往事，叹牺牲的战友，喝得酣畅淋漓。
　　只是，父亲真的只字未提他有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儿，就在青年点，需要战友成全，招去当文艺兵。
　　我想假如那时候父亲能够在他们喝酒喝得高兴的时候，稍微提一下姐姐的事，那位叔叔怎么能够拒绝呢？那么，姐姐今生的路，该是另一种状态了吧？
　　然而，世上哪有如果。
　　妈妈万分无奈，姐姐幽怨无语。
　　这个如此美好的机会，就这样与姐姐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