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尾声
日记的尾声
我是谁（小小说）
盖壤
老柯下午憋了一泡尿。不是常说：忙得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吗？说的就是老柯。他是一家小报的办公室主任，能力一般，却活得特认真。明天就退休了，今天最后一班岗，工作满满的。
首先是二把手装修新房，得往家送沙子。本来说好了，司机去拉沙时，得知那沙场非法开采，被封了。
二把手不冷不热地说：“怎么一到我这儿就六指抠鼻子——出岔了呢？”气得老柯把尿憋了回去。
第二件事：一位因公伤残的干部家属打电话来，说单位给找的保姆脾气不好。老柯说：“嫂子啊，叫她适应两天看看，不行我再给你找，好不？”
他觉得人家是为公家受的伤，该管还是得管。这事要向下任交代一下。
缓了一口气，尿意又有了，想去解手。小车司机小吴推门进来，说：“厕所坏了！”
老柯去一看，情况严重，污水漏到楼下，谁也甭想尿了。他找人来勘察，有了方案……
快下班前，一把手找他谈退休，说：“辛苦半辈子了，时间不饶人哪……”领导说完这句话，老柯鼻子一酸，忘了自己还憋着一泡尿。
从一把手屋里出来，小吴拿好浴具在办公室等他。“今天是男浴日，洗洗吧，我给你搓搓。”小吴说。老柯莫名地感动，没说什么，跟着进了澡堂子。
澡堂子在单位地下室，周末洗澡的人特别多。进得屋来，只见雾气腾腾的，眼镜一哈气，什么也看不清。老柯摸到大池子边，试试水温，一下碰上了人家的光膀子。
“谁耍流氓啊？”那人揶揄道。
老柯回了一句：“去你的！娘们呀!”
“可有同性恋的呢。”
大伙哄笑。老柯不理他，有尿啊。先洗头吧，可喷头下边已有人等着，尿急变成心急了。说来简单：澡堂有地漏，对准了，不就解决了吗？可老柯觉得非礼勿做，形象问题嘛——都对地漏撒尿，尿碱多了，肯定有骚气。这事也与他有关，他曾叫人写了“禁止随地小便”的牌牌挂在墙上的。为了分散注意力，他摘下眼镜，看见那牌子还在，只是一头的钉子掉了，耷拉下来，变成“便小地随止禁”。他看见池子里有空档，就跳进去，泡上了。
热水一烫，大家很放松。刚才说耍流氓的那位老兄正跟旁边的那位讨论哲学问题。他问：
“我问你：你是谁？”
“我是我呗，废话！”
“不对。”
“怎么不对？”
“外国人面前，你是中国人；上海人面前，你是沈阳人；群众面前，你是党里人；下属面前，你是领头人……小肩膀扛点东西不？你还是你自己吗？”
答者无语，任那位明公啪啪拍……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柯对号入座了——是啊，我是谁？我是办公室主任，我是澡堂管理者，我是规矩制订者……工作四十年，一直很卖力。当包公，当三孙子，陪酒，开会，说违心话，榜样啦，代表啦，全局啦……情愿做的，不情愿做的，谁都免不了装上个角儿，明天这一切就结束了。可眼下这泡尿……热水一烫，内急更甚。憋着吧，不大好受；要是我不退休，澡堂里肯定修厕所。
小吴走过来，小声问:“柯主任！实在是憋不住了，能不能……”
厕所坏了，憋尿的大概不止他一个。TMD！今天过了这个点儿，就永远的八小时以外了，我……
老柯从池子里跳出来，一把拽下墙上的牌子，对准了地漏，宣言道：“止禁了！止禁了！”
除了小吴，又上来两三个人，笑嘻嘻的，齐刷刷地对准了地漏……
老柯官身归已，再也不用装了。
十年功夫不寻常
——记辽宁少儿出版社副总编盖壤
盖壤可说是新时期出版界一位崛起的人物。他是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编审。从1979年到1991年，在不到12年的时间里，他编了两套轰动全国的书，发表了近百万童话、寓言、小说、论文，出版了五部儿童文学著作27次获包括全国图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在内的全国和省级奖项，《辽宁日报》记者写道：“他有像镭一样不易被人察觉的韧力，无声无息地积累起来，终于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他实名盖如翔，盖壤是他的笔名——上中学时，从《辞源》上查出来的。盖是天，壤是地，顶天立地，想活得像个丈夫的样子。1936年4月3日，也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新中国诞生后，他先后就读于蛤蟆塘小学、丹东中学、丹东第一高中，1961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盖壤对社会主义怀着深厚的爱。这个穷孩子所以能够读完大学，除了个人的努力，主要靠国家的助学金和兄姊的资助。参加工作后，他多次参加工厂、农村和下放劳动及编辑工作的锻炼，于1969年11月8日在五七干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为改变个人命运，到为人民谋利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思想转变。
盖壤是1960年提前一年从大学调到出版社工作的。先后在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从助理编辑、编辑、编辑室主任、到副总编辑。可是，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前的时间里，从事编辑工作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经常被派到农村去搞整风整社，下放到农场劳动，参加“四清”运动。“文革”结束后，盖壤才得到施展才华和理想抱负的大好机会。1978年10月中旬，国家出版局为了迅速解决“书荒”现状，在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儿出版工作座谈会，制订了全国少儿读物的三年出版规划，决定由东三省协作出版“小学生文库”丛书。当进盖壤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少儿编辑编辑室的编辑，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会议精神的贯彻中去。在社领导的支持下，他把会议的资料汇编成册，用老画家张乐平会议期间画的三毛提手要书的漫画作为封面，广为散发，力求使会议精神变为编者和作者的实际行动。盖壤被指定为东三省协作出版“小学生文库”的联络员。
联络员的工作是整体性的，为领导当参谋，为编辑通信息，统筹协调，显不出人的成绩。盖壤不计较个人得失，干得很认真、很得力。“小学生文库”是一套大型的丛书，由三省分工作业，如何指挥编、印、发各个环节的工作呢？主要靠会议协商，形成会议纪要指导工作。每次会议纪要都由盖壤起草。开会的时候，他一边作记录，一边打小批，会议结束，他把一个个小批进行梳理合并，概括成几个问题，写成纪要。零散的意见变为系统的了，模糊的意见变得明确了，大家没想到的问题，他补充进来了。从选题计划、到编辑方针、实施办法，都写得明明白白。1987年，历时10年，三省各选出40本书，组装成120本《小学生文库丛书》，向全国发行。1990年，《小学生文库丛书》获国家出版署等八部门颁发的优秀少儿读物总体设计奖。这里凝聚盖壤同志的心血。
他自己负责编辑文库中品德教育类10本书的编辑任务。这类书容易说教和枯燥，盖壤主支承担了这套书工作。他总结了中外儿童品德读物有编写经验，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孝》、《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到印度的《五卷书》，采用了观点带故事的，编出了建国后第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有总体设计的小学生品德教育读本。1981年5月24日，在全国优秀少儿读物的颁奖会上，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指出：“这套书编辑得很好，它是用故事和道理相结合的办法编写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教育》、《辅导员杂志》等20多家新闻报刊对该书进行了评介。这套书1984年获辽宁少图书一等奖，1990年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三等奖。
盖壤是一位以事业为生命的人，时时想着为人民多编好书，对编书的事特别留心。她好逛书店，不光是为了买书、看书，主要是为了捕捉信息，看看自己编点什么书。1984年，他在书店看见读者购买蔡东藩先生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就找了一本《唐史演义来看。读后，他一方面蔡生生的书对普及中国历史知识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觉得他的书在观点上、选材上、语言的通俗化上都有旧时的局限，于是萌发了搞一套新的通史演义的念头。1985年2月，他在社领导的支持下，协同编辑室的全体同志，动手做起来。作为该书的主编之一，从选题设计，到拟定编创方案，物色作者，解决编创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到最后统稿定稿，都是他一手完成的。1990年初，历时5年，《五千年演义》终于出版了。无元旦刚过，在北京民放饭店举行了首发式，引起全国上下广泛反响。舆论称它为“九十年代第一套”，是“爱国主义生动教材。”认为它“浅中有深，称得上是新的二十四史。它的出版有利当代，有利于后世。”周谷城先生题词称：“五千年历史，以演义形式出之，既可以提高读者兴趣，又可以培养爱国热情，编者有功，令人敬佩。”李鹏接到样书，对辽少社表示感谢，李先念同志通过秘书写信鼓励，李瑞同志1990年3月5日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讲话时说：“最近，我看《五千年演义》，觉得比蔡东藩的好，语言流畅好读，历史事实可靠，读完了基本上了解了中国历史。”
该书出版，不到两年的时间，就重印了4次，发行14万套。
盖壤为什么能编出这样的好书呢？他撰写的题为《先题体系和经营战略》的文章中有所回答。他认为编辑也好，总编也好，要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建立起适应读者和时代需要的选题体系和经营战略。选题体系内容主要是四点：第一是目标体系，各级编辑，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理想、有追求、有不甘落后的竞争意识。他说：《小学生文库》品德教育类图书大家觉得难编，可能出力不讨好，他倒觉得干头的选题，采用观点带故事的方法，效果很好。目标化，还包括长远规划。《五千年演义》是五年前的订的选题。文化建设要有长远的积累。每二是科学体系，即选题思想与时代、与社会、与读者需要相结合。《五千年演义》立项前，研究了同类出版物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了当时的时代需要，研究了市场的竞争态势和读者需求，选题是建立的扎实的论证基础上的，实践证明了选题对路。第三是选题的优化体系。优化，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好”。《小学生文库》品德类10本书,《五千年演义》，都是新中国第一套，做到了“人无我有”。两套书都做到了观点新、选材新、方法新、语言新，所以有生命力。第四是以书养书的选题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版事业的发展不能靠国家投资，只能是一些书挣钱，一些书赔钱，走以书养书的路子。经营战略，就是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辑为赢得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开展工作的整体构想。好选题只是为争取好的效益提供了基础，能不能把效益抓到后，还要看经营，做到三会：会编好书，会宣传好书，会卖好书，会搞经济核算。经营战略里，应包括编、印、发、评（宣传评论）、读（读者工作）等一整套措施，力争建立一个“大出版”以经营网络和系统。
盖壤同志既编书，也写书。写书是他业余营生。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研究会常务理事。从中学时代起，他就爱好文学，1956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林中月夜》，1985年开始，出版了童话集《太阳孩和小绿裳》、中篇小说《小将罗成》，故事《中国俗语故事集》、童话集《故事大王智斗蓝鼻子》、《小不点童话百篇》……他的童话被誉为“融诗意、哲理、智慧、情趣于一体，内容深沉，长幼可读，曾九次获全国和省级儿童文学奖。他的《中国俗语故事集》是作家根据俗语创作的故事书，评论认为是“一本可以传世的书”，写进了《中国寓言史》。
盖壤认为，编辑能编，也应该能写，这有利于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不沟通，使自己能成为既懂行，又有使命感的文化人，让编辑学者化。（王皙瑛）
（转自《编辑家列传》（三）中宣部出版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