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交代

　　告别的交代
　　——前高家生产队社教工作总结及遗留问题
　　一、工作过程
　　运动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为“四清”、“四个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对敌斗争、组织建设等四个步骤。从4月4日到7月12日昌图老城社教会议止，历经三个多月的时间，包队工作组仅盖如翔一人。后期，省财贸厅老檀同志来队工作一段时间。第二阶段，老城工作会议后，从7月30日起到9月末止，是运动的复查补课阶段，经历两个月的。包队工作组又增加了宫占林和孙中学两个人。在复查补课阶段先后到这里工作的还有：县社教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4人，即县委宣传部的王锡令、县武装部的侯嵛山、县农工部的周凤瑞、县财贸部的田雨奎（属曲家店社教办）等四同志。他们从7月14日来到本队，工作了10天。
　　第二次，由曲家店社教办派来的工作组两名，即省政法干校的白安云同志、县检察院的白金林同志，从8月30日来本队，工作了20天。另外，大四公社社长王义同志，也在复查补课初期，在本队工作过个半月左右。
　　二、干部问题
　　运动前阶段，发现本队生产队长谢宝树是个坏干部，1950年曾因违法乱纪和抢男覇女受过刑事处分。冒支生产队的现金60多，虽表示退赔，尚无行动。用队里的苞米种换白面。与地主分子杨国平阶级界限不清，未经允许，私自调换自留地。与错误严重的社员刘国柱勾勾搭搭。他错误地认为地主、富农比贫下中农老实。坚持让富农子弟杨树春赶车。工作作风武断蛮横，“我当队长就得我说了算！”经济上。运动中跟工作组唱对台戏，群众意见很大。经多次教育，无悔改之意，在组织建设阶段要求不干了。经公社党委同意，于6月28日撤消队长职务。改选原副队长左广义为政治队长，新选石文学为生产队长。谢的错误未经群众批评，本人受教育不深。
　　在复查补课阶段，发现政治队长左广义和生产队长石文学、会计张渤范等主持，卖了生产队的两匹马，幼畜两匹，分掉了1156.00元的卖畜款。按规定，卖掉一匹牲畜可分掉30％计算，不合理分配的金额为721.00元。
　　前高家生产队自1962年以来，欠国家信用社贷款，按国家粮库预支的公购粮款、欠生产大队的借款共5.709.00元。1962年春，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牲畜变化的情况是这样的：
　　1962年大牲畜10匹，牛两头，驴两头。当年秋，新生马驹两匹，两头毛驴死掉，卖了一匹马驹，买进一头骡子。这年秋牲畜为14头，与年初相等。
　　1963年，新下的马驹三匹，这一年牲畜是17头，比上一年多三头。
　　1964年春，又生马驹2头，共计19头。这一年先后卖掉牲畜6头（其中小牲畜3头，大牲畜3头），后又买进两头。年底大牲畜为15头，比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时多一头。从保本保值的原则上来考虑，在一般情况下，是合理的，但这个队欠国家集体的债务很多，在分卖马款时，他们既不考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三者关系，又不请示大队。虽然工作组再三劝阻，两个队长表面上答应了暂时可以不分，可是，在一些落后社员的鼓动下，趁工作组不在，立即把部分马款分掉了。生产队副队长石文学甚至对社员说：“工作组啥事都管，再管，把生产都交给他们！”
　　工作组对干部的个别错误已进行了教育。卖马分钱的事，已和大队商量过，将分掉不合理的钱款收回，交生产队长处理。现在钱款尚未收回。我们的意见是：对干部思想教育上从严，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如国家应收回多少贷款，社员应分配多少）应按人民公社60条规定，和县社关于发展畜牧生产规定进行处理。上面所说的721.00元的不合理分配的金额，只是按卖一头幼畜可分配30％的规定来计算的，不知是否妥当，现将情况如实反映给工作队领导和公社党委，并请党委研究后责成大队党支部处理。因我们对有关规定不太熟悉，运动又处在收尾阶段，由公社和大队处理较好些。
　　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斗争问题。
　　在四个主义教育阶段，发现社员沈国珍过去有小量投机倒把行为（从四平往本队倒卖油炸丸子、铁桶、大筐等）刘福先损公肥私（半夜放老母猪偷吃队里的庄稼、偷国家的木板、到四平拉脚拿公家的粮食和东西送礼等）。陈明福散布今不如昔言论，把他们确定为个别帮助对象，就是把他们做的事，不提名字，交给社员讨论，然后找这些人谈话进行帮助。他们都在会上做了检讨，效果较好。孙国珍还有画符赚钱的迷信行为，经帮助把两个蛤拉皮和一块装朱砂的鸡爪交了出来，但画符用的样本没交，说是自己烧掉了。刘福先等7人偷国家的木板已决定退回，本人答应了，现在还没有行动（名单在会计张渤范处）。此外，发现不合理的开荒地总共两垧左右，经社员讨论，自愿上缴，由生产队耕种。发现多分自留地近一垧，全部在明年收回。
　　在复查补课中，发现将集体的麦茬地分给社员种的问题，也进行了处理。
　　四、重点人刘国柱的问题
　　刘国柱的问题，是这次运动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情况比较复杂，斗争也比较激烈，工作队下的功夫也较大。刘的问题，已包括在10万字的案卷中。这里要说明的是，对刘国柱的几件事情的认定和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今后来此地工作的同志把这个总结和案卷里的内容结合起来看，就容易明白了了。
　　（一）刘国柱的历史问题。档案材料里有“在通辽本街当七十二军谍报”的字样，来源不明。丛安有、孙国珍、刘墨的证实材料看，关于国民党军占领通辽的时间其说不一，而只有丛安有的证实材料证明刘国柱在国民党占领通辽期间没干过什么事，其他人都是含乎其词。所以，刘到底在那时干过什么事，尚不能认定。现在可以认定的，就是刘国柱确实没参加过“红军之友社”，因为在“红军之友社”活动期间，刘是在前高家，而不在通辽。
　　（二）刘国柱的成分是不是新上中农？经调查了解，刘只在合作化前一年（1955年），当入土地二垧，雇零20-40个（根据刘福纯、左景林等提供的情况，说法不统一），有一马一骡，家有6口人，劳力三人能顶一个半劳力，有轻微的剥削，但时间仅一年，不能认定为是上中农。
　　（三）刘国柱污蔑公社社长谢润国同志，说谢跟着他老婆谢董淑英的问题。在群众中了解，也说法不一。据王坤（见案卷第253页）的证实材料和刘福先的证实材料（第188页）这话是出自刘国柱个人之口。根据我们从公社干部周国福、李占文那里了解，说在1962年夏天一个傍晚，谢社长宿在刘国柱家，刘国柱躲了出去，引起刘福先的怀疑，说出谢社长跟董淑英有关系的话（第235页）。我们是根据孙殿友的证实材料（第237页）这样认定的：怀疑的话是首先从左广权那里传出来的，而由孙殿友加以扩大化（见170页），后被刘国柱所利用。刘国柱的错误就在这里：利用这一点，想整掉刘福先（见170、235、223、233页）。但这一事件的主证人左广权现在外地，未经查证。因为情况比较复杂，较难确定，刘国柱本人也拒不承认。
　　（四）关于刘国柱、谢宝树、陈明清策划成产新队委会问题（113、166页）主证的左广权不在，也不能认定。
　　（五）刘国柱、陈明清、谢宝树是不是小集体的问题。根据孙淑芹的证实材料（166页），刘福先的证实材料（206页），和谢宝树本人的材料（226页）、张渤范的证实材料（206页），看出他们三人的关系密切，曾经策划新队委会的一些事，在1962年秋冬到1963年春，这三人在生产上都起了坏作用（204、223页），特别是陈明清，在旧社会有黑恶行径、有民愤，在本次运动中未来得及挖掘。现在我们只知道这三个人品质不好，如果是个集团，到底是个什么性质？有待进一步调查。关于陈明清和谢宝树两个人的问题，有两个尚未最后认定的材料，附有后面，仅供参考。关于刘国柱的问题和我们的工作情况，在8月初我们曾报给公社教办一份材料（题为《前高家生产队复查补课的初步情况、问题、做法和认识》）可供参阅。
　　五、前高家生产队落后的根源和有无敌人在幕后活动的问题。
　　在复查初期，县委领导和工作队领导曾几次指示我们：要在这方面做些工作，还两次派人来研究这个队的情况。由于情况复杂和人手有限，时间不多，这个问题尚不能确切回答。县社教办王锡令等四人来队工作时，把刘国柱、谢宝树、陈明清、陈明福等人尚未确定的问题做过初步认定，如汇报刘国柱的问题时，有“刘国柱与陈明清勾结，二次篡夺我翻身果实，混入我农会，担任民兵第三队长”的字样。关于刘国柱污蔑党委的问题，“是一箭双雕，既污蔑了党委，又打击了刘福先（当时的生产队长）”等等。但，由于他们的工作时间短，还未能提出肯定的意见。
　　在复查补课中期（8月31日），公社社教办又派来白金林、白安云来本队参加工作，公社丁书记也来一队做了指导。他在县里4名同志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问题：
　　1.领导权有没有被敌人篡夺？
　　2.刘国柱、陈明清、谢宝树、陈明福等人是不是集团？
　　3.这些人是不是破坏生产？
　　4.他们上面是不是有根子？
　　他指示：工作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既有敌情观念，又要实事求是。我们同意这个意见并开展了工作。还把视线扩大到陈明清、谢宝树、刘福先等人的身上。这样产生了孙淑芹、刘福先、张渤范、刑国君、左景林等人的笔录材料（见164-238页）。对陈明清还没来得及询问。到目前为止，情况尚未完全弄清楚，对上面的四个问题，还拿不出全面可靠的证据。在这里只提出一个初步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由于刘国柱是否当过谍报的问题尚未搞清，陈明清的问题尚未全部挖出来（群众认为三人中陈是个中心人物），刘福先是不是新上中农和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还要进一步了解。所以，目前还不能说是敌我问题，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现在可以认定的是，根子扎的不正，领导权不巩固。
　　刘国柱、陈明清、谢宝树虽不属于敌人，但作风、思想都是很坏的人，不是劳而有苦的贫下中农，在他们没有彻底改正错误以前，不能作为依靠对象。这些人在过去几年里，都被重用了。例如，刘国柱有1960年落后地区改造时，曾代理生产队长，做了欺压贫下中家的坏事（见65页）。1961年担任护青员，1962年担任生产组长，1963年社教运动前期曾骂过大队支部书记王坤和公社副助理（101、103页）。而运动后期组织贫下中农队伍时，把他吸收为组员。陈明清也在1961年、62年当过生产正队长（1961年被孙学增书记称为四名队长的“统帅”）和副队长。1963年组织贫下中农队伍的时候，担任了贫下中农小组长（组员是刑国君、谢宝树、刘国柱、刘福恩、孙殿清、孙国发）。谢宝树则在1963年当了生产队长。
　　领导权不巩固，是说这个队的领导核心更换频繁。自1960年以来，到1964年止，先后有17人先后当过正副队长，其中有人先后当过两三次，共变动15次。5年间，平均每四个月就换一次正的或副的队长，其中五人根子扎得不正（张明、陈明清、谢宝树、刘国柱、刘福先）其中有三名是因工作能力低或工作受排挤而被换下去的（赵文学、孙国发、刘国君）。其他几个人，有的因为遇难而退自动不干的，有的因为体制变革干部也跟着变动了。有几个下台的原因尚未弄清楚。干部变动这样频繁，对生产没有长远打算的情况下，造成生产历年下降，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见附表一张）。从张渤范、刘福先、刑国君的证实材料（164-238页）看，自1962年起，每次干部的变动，都与刘国柱、谢宝树、陈国清有关，他们起了挑拨干群关系的坏作用。因之可以初步认定：这些人是代表极端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势力的。
　　第二个问题，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第三个问题，刘国柱在生产中消极怠工（117-131页），陈明清鼓动开荒（181页）。陈、刘、谢三人在1962年成立所谓队委会期间所做的一些事情（205页）上看，他们在生产上是有破坏作用的。因为他们几个人不能确定为敌人，是否可以称为“破坏”？主要看他们的言行给生队造成的后果。前高家生落后的主要原因，虽不能归罪于这三个人，但他们的错误言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个问题，由于公社干部过去在工作中依靠了这些人，刘国柱甚至打着干部的旗号长自己的威风（63页）。不管怎样，公社党委张宝兴书记、谢润国书记和公安助理周国新等同志是有责任的。关于1963年春吸收刘国柱为贫下中农成员，主要是张书记的意见（104页）。谢社长在刘的家中住过，周国新给刘国柱买过糠（94页），说明一些同志跟刘的关系密切，刘利用这一点做坏事。所谓上面的根子问题，情况就是这样。
　　前高家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除了说明上面的情况外，还有几个情况，提供以后到此地工作的同志参考：
　　1.刘福先1963年春曾到地主分子杨国平家，杨国平对他讲过挑拨干部关系的话（见杨国平卷宗的评审材料）。问题会不会在这里？
　　2.富农的儿子张汝青1963年春曾指着自己的地说：“这地是我们的。”（见上报的材料），问题会不会在这里呢？需要进一步澄清。
　　六、必须澄清的几个观点。
　　今年9月初，前高家有人给公社张书记和谢社长写过一封密告信（内容见信，公社存档）。从笔迹上看，是本队政治队长左广义写的。信上说，刘福先有问题，刘福先是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的后台老板，刘福先的亲戚最多……9月上旬，在一次向工作组领导汇报前高家情况的会议上（白金林和白安云两同志汇报），白金林同志讲，公社书记张宝兴讲了这样一番话：“……刘福先是刘海的后台老板。前高家大部分社员都和刘福先是亲戚。”关于刘海是不是刘福先的后台老板，目前还没发现这方面的根据。后一句话，是合乎实际情况的。我们认为需要弄清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刘福先到底有多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查清。但不能说与刘福先有亲戚关系的贫下中农就不能依靠了。因为我们坚持的是阶级路线，不是宗族路线。在具体工作中，弄清每个人的亲戚关系是必要的，这可以帮助我们对属于两个不同阶级、不同思想的的亲戚进行划清阶级界限和思想界线的的教育，但不能用裙带关系的分析代替阶级分析。
　　第二，要依靠真正可靠的人，例如，我们为了搞清刘国柱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依靠刘福先了呢？不是的，相反，为了搞清刘福先的问题，是不是就应当依靠刘国柱了呢？也不是的。目前看，在前高家，这两人是个对立面，在工作中利用对立面搞清问题有利，但不是说搞清了刘国柱的问题，刘福先就变成了好人；同理，搞清了刘国柱的问题，也不是说刘福先就变成了好人。应当是对什么人的意见都要听，但不要全信。总之，我们要依靠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如果在二刘之间依靠一方，打击别一方，就变成了有个人目的的派别斗争了。这样，越搞下去，越不利于团结。在这次运动中，对于个别群众（如下中农孙国发）偏袒刘福先的言论，我们进行了划清是非界线的教育。以后来此工作的同志还可能遇到这类问题，这里提一提，对今后工作有好处。
　　目前前高家三十一户社员当中，地富占5户，上中农占6户（其中张勃范的成份可能下划），其余20户贫下中农中，真正没有问题的，只有八九户。因此，在过去的工作和运动中，根子扎的不正，有其客观原因，越是这样的队，越需要进行阶级分析。如果是从基层党委和基层支部的工作上来考虑问题，前高家的落后原因，就是未能正确地贯彻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阶级路线，因而未能真正地树立起贫下中农的优势和巩固地树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至今这个问题还解决得不够理想。例如政治队长左广义，他的父亲当过伪屯公所的谍报员，为人奸狡，挑拨是非，而左广义本人思想幼稚，不能真正在思想上也父亲划清界限，不加强教育，也会起变化的。此外，对刘国柱的错误言行，虽然在工作队离村之前，进行了一次重点批判、帮助和教育，但本队的一些群众中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未得及解决。
　　总之，前高家生产队经过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打退了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煞住了歪风邪气，初步地树立起贫下中农优势，但按中央的高标准要求，革命还不够彻底，特别是今后，如果不加强工作，仍然有反复的可能。估计今年可以增产50石粮食。
　　
　　小坊大队前高家生产队工作组
　　1964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