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为国奉献无私无畏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同样冲击了221厂，221厂曾经出现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局面，1967年还发生了“7.17武斗事件”，这些事情虽然不大，但是，也严重阻扰了科研生产的正常进行。为保证科研的进行，中央军委派出军管会对全厂实行军事管制。进驻八百多名军代表到各科研室任领导。221厂一度改称“839部队”。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军管会撤走止。
　　一年左右，1969年8月军管结束。8月20日我抽到西宁市搞专案，10月12日调往三中队参加吴际霖专案组。
　　吴际霖，四川省成都人，抗日战争初期毕业于四川华西大学化学系，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1942年赴山东抗日根据地，担负组织领导手榴弹和炮弹的制造。长期从事军工技术领导工作，是经验丰富的管理者。1958年初，吴际霖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他所熟悉的工作岗位，同李觉、郭英会等同志一道，担负起组建九院、领导研制“核弹”的重任。但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作为“221厂”这样的国家核心保密单位工作人员，一切都要清清白白、清清楚楚。因此，为了对党和国家以及吴际霖同志负责的态度，对于吴际霖的调查进行了很长时间。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有幸见到了许多我早已慕名崇拜的知名科学家。
　　1970年1月9日，我在理论部第一次见到邓院长。
　　得知我们是来外调的，他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就坐。首先问及食住情况，然后细心回忆调查事宜、求实负责地介绍起来。我们离开时，他亲切地握手送别。
　　邓院长就是邓稼先，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便毅然回国。  
　　1958年8月的一天，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幽默地对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妻子许鹿希说：“那一夜，他一反常态地无法安睡。到后来，他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后来，我说你给我一个回信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也许这都不行。”“当时我们聊到了十几年前，国家备受侵略者蹂躏、日本的飞机肆无忌惮轰炸的情景。往日的情景或许触发了他。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第二天，邓稼先像变了一个人，从不喜欢照相的他，带着妻子、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或许是他要留给亲人的纪念吧!
　　之后，邓稼先走了。许鹿希感到一种莫名的伤害，因为，除了丈夫那些简短的话，没有一个人给她解释什么，丈夫就这样活生生地从身边“消失”了。其实，她哪里知道，邓稼先为了国家利益的无悔选择，不仅对她和家人是一种伤害，即使对邓稼先本人，也是一种伤害!他的一切都将不告父母不告妻儿，没有个人的行踪，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朋友随便交往。就算工作成绩再大、功劳再大都将无人知晓，一辈子都不会看到自己声名的成长，甚至到死也只能默默无闻!但是，为了祖国，邓稼先认了!
　　邓稼先与许鹿希是青梅竹马，又有着师生之谊。
　　邓稼先是清代篆刻、书法大家邓石如的六世孙。许鹿希比邓稼先小4岁，是著名民主人士许德珩教授的长女。许德珩与邓稼先的父亲是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许鹿希上了免收学费的北京大学医学院，那时，邓稼先在北京大学当助教，给许鹿希上过物理课，对这个富有才华的女孩印象极佳……此后，两人结为佳偶。
　　邓稼先从许鹿希身边“消失”的时候，邓稼先34岁，许鹿希只有30岁，幼小的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
　　“稼先接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人就变得沉闷了，不爱说话了，”许鹿希说，“他的眼神似乎看到了地球之外，就像提琴演奏家们在演奏的时候，眼神是‘空’的，不是看着眼前的乐谱，而是看到了另外一种境界。”
　　在许鹿希的记忆中，邓稼先几乎从未休过探亲假。“从1958年他被调去搞原子弹，到1986年他去世，前后28年间我们聚少离多。他的工作保密性太强了，而且当时纪律十分苛刻、严格，他不能多说，我也不能多问。甚至我的北京医科大学的同事都不能来家里，免得出事。至于他突然回来和突然走以及什么时候回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走的时候，一个电话，汽车马上就在楼底下等着，警卫员一来就马上走了。”
　　为此，很多人都曾问过许鹿希，为什么能够忍受和丈夫分离长达28年?她说，是因为她不仅见过“洋人”，还见过“洋鬼子”;不仅见过飞机，还见过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盘旋轰炸自己的家园;不仅挨过饿，还被敌人的炮火逼着躲进防空洞忍饥挨冻。
　　她说因为有了这些与邓稼先共同的经历，才使她能够理解邓稼先，理解他的事业，同时，她觉得自己也有那一份责任，那一份对祖国的责任。然而，30岁的女人要带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要照顾有肺病的公公和有哮喘的婆婆，同时还要追求自己在事业上的前程，其艰难可想而知。
　　面对这么多艰难，许鹿希宁愿自己默默地承担一切。她对丈夫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发布后，人们又蹦又跳，高兴极了。
　　许鹿希说：“很多人问我，1964年10月16日晚上，你是不是和大伙儿一样，手里举着红色号外，高兴得又蹦又跳，欢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如实地回答说：不是，我当时只觉得提到嗓子眼儿处的心，落下去了。谢天谢地，终于搞成了!那年，我父亲许德珩已是74岁的老人，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号外，站在客厅里，高兴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并对正在家中探访的老朋友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问道：‘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给搞出来了?’严伯伯立刻笑了起来，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的女婿呀!’一语道破，许德珩恍然大悟，于是两位老朋友都哈哈大笑起来了。”
　　“从原子弹、氢弹，到中子弹……我们担心极了，一个接一个地担心。每成功一次，我们家属也只是相互串门问候一下而已!”
　　邓稼先与他的同事们，一代人完成了其他国家五代科学家才完成的任务，一口气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从小型化迈进到电脑模拟核试验。
　　“邓稼先一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32次里有15次是他亲自在现场指挥。他是主要的业务负责人。就我们国家而言，一颗原子弹氢弹做成以后要有一个专家签字，这个签字等于向国家保证——这个弹做成功了，可以放了。这个字是邓稼先去签，签完字后邓稼先说非常紧张，就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万一不行就不得了，可是每次都行了。所以人家给邓稼先起了一个外号，说邓稼先是福将，可这福将真太难当了。”许鹿希说。
　　1979年，一次爆炸实验失败了，为了找到真正原因，必须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我做的，我知道。”他深知进去意味着什么，但是，一种科学家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推动着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很快找到了核弹头。他用手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那次失败是降落伞的问题。
　　就是那一次，强烈的射线严重地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从他们寻找部件时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邓稼先当时仅穿了件简易的防护服。
　　“当时残损部件放出的射线，至少需要三米厚的混凝土才可以防住。”许鹿希说，“当我知道他受到辐射，身体严重受损后，急得直跺脚，想各种法子帮他恢复!不过，打那以后，他衰老得很快。以前爬山时，他能一鼓作气爬到山顶，可后来刚到半山腰，他就已经疲惫不堪了。”
　　邓稼先承受了这一切，隐姓埋名28年后，他的生命因过度燃烧而成了残烛。
　　仔细算来，许鹿希与邓稼先结婚33年，朝夕相处的日子只有6年，而能过快乐而平凡家庭生活的就只有结婚的前5年，其余时间，独守家中的许鹿希除了思念就是每日惴惴不安的担心。即使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也不能完全属于她。
　　手术后，因白血球数目太低，血相太差，必须中断治疗，医生建议邓稼先回家休养。预感到日子不多了，他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指的是向中央提出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和规范论。
　　1986年的国际形势是，除了中、法两国，另外三个核大国都已达到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的高度。因此，他们就主张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优势地位。不言而喻，中国必须也在达到这个高度以后，才能停止核试验和在此条约上签字，否则，多年的努力必将功亏一篑。所以，虽然重病缠身，邓稼先也一定要留下这份建议书。
　　在起草这份重要的建议书时，邓稼先已经知道自己是癌症缠身，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他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几乎是置一切于不顾，在和生命进行最后的赛跑。
　　住院期间，他的好友杨振宁来探望时，曾问他：“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邓稼先回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当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给的奖金是1万元，加上单位拿出的十几万元，最终按10元、5元、3元三个档次，分别发给当时从事研制的科研人员。邓稼先拿的是10元。
　　  为了研制“两弹一星”，邓稼先35岁隐姓埋名，离开繁华的都市，走进大漠深处。这一走，就是28年！28年看不见故乡的花开花落，看不见长安街的车水马龙，听不到妻儿的欢声笑语。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住在干打垒里，面前永远是如血的夕阳、如豆的灯光，是无边无际的荒漠、绵延起伏的雪山。当时，科研条件也很差，没有高性能计算机，没有现代化车间，只能用古老的算盘计算实验数据。邓稼先绝不是为了奖金之类的个人名利，而是要用满腔热血造出原子弹，浇铸共和国强盛的根基。
　　  曾经有一位战友问他：“稼先，你说再过几十年，人们还记得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吗？”邓稼先微微一笑，说：“记得或者不记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国家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他想的，绝不是奖金之类的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深爱的祖国和人民，自己该做的事做到了没有？他是这样说的，更为此践行了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颤动着嘴唇，断断续续说出几个字：“我……为了……这件事……死了，值得！”他死而无憾，走得安然。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妻子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邓稼先没问，但许鹿希却给了丈夫答案，她望着病榻上的丈夫说：“好，我们一起！”
　　随后，我们见到了周光召。
　　周光召，1929年5月15日生于湖南长沙，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57年春，他被国家遴选派赴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任中级研究员。尚未步入“而立”之年，周光召已成果累累，两次获得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科研奖金。1961年2月，他奉召回到祖国，5月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进行有关核应用的理论研究。至1979年，他先后任九院理论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总工程师。
　　1979年8月，周光召重返理论物理研究领域，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在基本粒子和统计物理等方面均作出了相当的贡献。1980年9月，周光召应邀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受到美国物理学界的热烈欢迎，他被国外同行视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代表人物。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主席马夏克教授为欢迎周光召的访问，专门为他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举行了以弱相互作用为题的学术会议，许多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前去参加了会议。美国物理学界这样隆重地接待一名外国科学家是少见的，尤其对中国的科学家可以说是第一次。会间，许多科学家在讲话中，表达了发展中美科学合作和友谊的强烈愿望。
　　1980年，周光召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81年9月，周光召赴西欧原子核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他是该中心在60年代以来邀请的第一位中国物理学家。
　　1982年9月，周光召回国，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4年4月8日，周光召升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5年底，他被聘兼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1987年1月22日，周光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1988年10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2年4月，周光召当选为学部委员会执行主席。
　　周光召于195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他先后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
　　受父亲周凤九——“湖南公路界泰斗”的影响，周光召从小就对自然科学特别是电机很感兴趣。但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的巨大冲击波，改变了他专攻电机的初衷，转而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兴趣。194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有幸得到周培源、钱三强等教授的栽培。1951年考取研究生，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彭桓武教授，从事基本粒子物理研究。1954年毕业后执教北大物理系。1957年被国家选派赴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理论研究。1958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成为当时国际学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20世纪五十年代，原子弹成为美国、苏联等少数几个国家手中的重要军事砝码。朝鲜战争中，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毫不隐讳地声称，美国一直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苏联曾经答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但后来却突然撤走全部专家，致使中国原子弹研制一度陷入困境。国际上甚至有人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20年也休想搞成原子弹。
　　面对公然的“核讹诈”和残酷的“掐脖子”，中国人民憋足了气，也铆足了劲。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得还。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用8年的时间研制原子弹，且这项科研的代号就叫“596”，即1959年6月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的日子。得悉此消息，当时在杜布纳原子弹研究所的周光召、何祚庥、吕敏等人迅速召集在苏联的中国专家展开讨论，并致信中国核工业部：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科学家，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要国内需要，愿意立即转行从事国家最急需的研究工作。从此，周光召开始潜心钻研流体力学、爆炸力学。
　　1962年2月，周光召奉命回国。他名义上任教北大，实际上出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部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全身心投入到原子弹的设计和研制之中。
　　研制核武器需要绝对的保密和安全。当时，负责该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对这次试验要严格保密，万一不成功，让外国人知道了，风险会更大，凡与试验无关的人员都不能知道，包括妻子、儿女。因此，为了这项超级机密的任务，周光召这位著名物理学家在世界学术界从此“消失”，开始了长达18年隐姓埋名的国防科研生涯。当时，周光召所有国际上的朋友一下子突然与之失去联系，且长时间杳无音信，“与世隔绝”，纷纷猜测他出什么事了，有人甚至曾传言他在回国时有人制造了爆炸事件，飞机失事了。
　　对于试验基地，第一不能冒顶，第二不能放枪，第三不能污染。通过多次对新疆戈壁沙漠地区的空中、现场勘察和筛选，最后将试验基地定在新疆面积达十多万平方公里渺无人烟的荒漠——罗布泊。为了研制核武器，周光召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常年驻扎大西北，以高原和荒漠为家，生活环境异常艰苦，甚至冒着被辐射、被伤亡的生命危险。然而，周光召他们从来都是无怨无悔、无私无畏，硬是凭着‘“脱了裤子当当”也要造出原子弹’的超凡毅力，于1964年夏天将原子弹技术难关全面攻破。
　　试爆开始想定在国庆15周年之际，但出于国际因素的考虑，周总理指示：“把客人(建国15周年国庆典礼上的外国友人)送走以后再说。”
　　10月15日，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倒计时。位于东经88度30分、北纬41度30分的罗布泊基地，即将上演一场惊天动地、决定命运的“大戏”。等待的过程激动而焦躁。可以说，原子弹一刻没成功爆炸，大家一秒钟都无法安神。共和国领袖、科学家、技术员工……所有人都屏住气息，神经绷到极限。在这个节骨眼上，留守北京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的周光召更是不敢有半点松懈。他说这也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整个是紧张兮兮，一颗心一直悬在嗓子眼上。他曾形象而诙谐的说：假如把我装进去原子弹就能爆炸，就让我进去好了。就在这时，他再次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再计算一次它能不能保证绝对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讲，失败的机会有多少?因此，他更不敢有丝毫的侥幸心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尽管之前已反复计算过多次，成功率在99%以上，且所有数据早就送达罗布泊基地;尽管此时已连续工作了近11小时，体力和脑力严重透支，但周光召仍然在一丝不苟地对每一个原子弹爆炸理论数据进行最后一次全面验算。
　　第二天早晨，爆炸的数据被计算出来，周光召和几位科学家一一签上自己的姓名，确证爆炸成功率在99%以上。
　　16日15时，随着一声声“加电!”“开机!”“预热!”“起爆!”的口令，主操作员激动地按下了牵动人心的最后一个按钮。瞬间的寂静后，巨大的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如飓风般席卷开来。随后，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渐渐地，火球与地面冲起的尘柱连成一体，形成极为壮观的蘑菇云……这是一个经典时刻，惊喜程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计指数。当得到几方面核爆炸的确切证据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晚会上宣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随即，新华社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它像一股强劲的冲击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独立自主地掌握了核技术，它意味着中国不仅树立了国防尖端科技的丰碑，更铸就了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的基石。
　　接着，周光召又马不停蹄地投身到紧张的氢弹研制工作。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直至1980年春，在广州举行的国际粒子物理会议上，“人间蒸发”了18年的周光召才重新出现在国际物理学同行的视线中，并很快赢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誉——意大利政府授予他“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美国、俄罗斯、欧洲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接纳他为外籍院士。
　　1996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作为“两弹一星元勋”，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看到许多和他一样为了国家利益默默耕耘的科学家、人民大众的所作所为，周光召预言：在中国本土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一定是地处边远山区、一个在自由自在地做深入研究的民间科技工作者。
　　13日，我们见到朱光亚。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湖北武汉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1942年夏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毕业、1947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两篇论文，1948年、1949年又相继发表了《铕的转换电子与β射线的符合(计数)》、《HF181的辐射》两篇论文。这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6月朱光亚完成了《用β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Au198和Hf181的衰变机制》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春，他已然放弃优厚待遇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新生共和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朱光亚也是新中国核事业“两弹”的元勋和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是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战线的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这是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朱光亚的颁奖词。
　　“一生就做一件事”这句话的原创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光亚自己。他的原话是:“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朱光亚于1924年出生在湖北宜昌。由于他的父亲在一家法国企业工作，朱光亚兄弟姊妹在少年时就得以接受西方教育。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他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大二时，朱光亚转学西南联大，并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的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留校担任助教。
　　抗战胜利后，国家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科学家推荐两名助手同去。当时吴大猷推举的两名助手，一名是李政道，另一名就是朱光亚。可是，朱光亚等人刚到美国不久就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即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继续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
　　1949年秋，朱光亚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为大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归国前，他牵头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1952年12月，全国院校调整，朱光亚接受组织安排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在新建的物理系任教授。从此，他与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吉林大学物理系首届毕业生、原物理系主任刘运祚回忆，朱光亚从美国留学回来，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可是当时国内一切都在向俄国学习，就连教材都是俄文的。“他参加了2个月的俄语速成班之后，就开始一心一意地用俄文讲课，没有任何不顺畅的地方。”
　　吉林大学物理系首届毕业生、原材料科学系主任王煜明说，朱光亚当时是物理系的副主任，可是系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他在做。尽管很忙，可是在教学上仍然一丝不苟，教学卡和习题卡从来都是自己一笔一画地认真去写，从来不找助教。
　　有一张朱光亚为学生批改习题手稿的照片，被他的学生们保存至今。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位学生的习题用了一页纸，而朱光亚批改的部分却用了一页半，非常详细，可见他对待教学和学生的态度是多么得认真。朱光亚在教学中处处为学生着想，备课时会想到哪些内容学生会感到困难，帮助新同学温习功课、答疑到深夜，还设有书面答疑方式。朱光亚和他的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学生潘守甫回忆说:“1955年5月，朱老师调回北京工作，欢送会上很多同学都哭了，真心不愿意让朱老师离开我们。而从朱老师的临别讲话中，也看得出朱老师对同学们的深厚感情。”
　　朱光亚亲自教过519名学生，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栋梁之材。他教过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3人，王明达曾任教育部副部长，陈佳洱、胡德宝、丁肇忠、辛厚文、邓先灿曾任大学校级领导人，国家科学奖项获得者、著名专家、博士生导师数百人。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之后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及历次核试验，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同年5月，朱光亚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试验大纲草案》，指出核爆炸试验的任务是由低到高逐步过技术关。建议先做地面爆炸试验，再做空投爆炸试验，并详细提出了试验测试的主要项目、技术保障、测试场地总布局、试验规模等内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试验结果表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966年10月，朱光亚等人组织了中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在朱光亚的组织下，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发展速度是核大国中最快的。
　　朱光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终生。他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他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奋发进取，为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这样评价他:“朱光亚同志是老一辈科学家中才识与品行双馨的杰出代表。他厚德载物、行为世范，坚持原则、勇于担当，光明磊落、谦虚谨慎，‘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他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样的科学家在我们的视线里，还有许多。
　　在北京西南郊，我国重要的核科学研究基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里，有一片毫不起眼的树林，中心静静地树立着一位老人的铜像，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然而当翻开一本神秘的历史老档案，他的履历却让我们为之震惊。因为，他就是今天媒体人很少提及的共和国功臣，中国核武器发展幕后最神秘的人，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一位研究成果被外国人剽窃抄袭，三次遗憾错失诺贝尔奖的科学泰斗，中国当之无愧的“核武器之父”“原子弹之父”，他的名字连苏联人听了都闻风丧胆！但国人却很少有人提及。
　　他，就是王淦昌。
　　王淦昌的家庭生活虽然清平却极为幸福，他曾说自己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娶到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一直在默默的支持他的工作，还含辛茹苦的把五个孩子全部培养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抗日战争时期，王淦昌患上了肺结核，当时没钱治病，王淦昌的小女儿又刚刚的出生，负担很重，王淦昌的妻子听人家说羊奶可以治肺结核，就买回家三只羊，天天在山边放羊，王淦昌心疼自己的妻子，于是就说自己上班的时候也带一只羊吧，于是王淦昌就成了“牧羊教授”，他一手牵羊，一手拿书给学生们讲课。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遭到大沽口中国驻军阻击。英、美、日等八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高校师生对此十分愤慨，云集四五千人集会游行。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却下令开枪，一批请愿的学生被打死在执行政府门前。王淦昌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倒成了一片，他自己满身是血。同班同学韦杰三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打死。王淦昌愤怒地问道：“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今后该怎么办？一腔热血，该洒向何处？” 
　　当晚，王淦昌死里逃生，和几个同学来到叶企孙老师家，讲述白天的天安门血案。当王淦昌讲到“我身边的同学倒下，血溅我的衣服”时，叶企孙老师激动地盯着他，严厉地问道：“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恒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老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王淦昌被老师发自肺腑的讲话所打动，深刻明白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叶师的一番话，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从此，他暗下决心：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王淦昌被安排到了核武器研究小组，并要求他改名字，王淦昌毫不迟疑的就同意了。从那以后，王淦昌这个名字被隐藏了二十八年之久，邓稼先曾叫了他一句王淦昌，他泪流满面。化名以后的王淦昌叫王京，他和家人联系也是用这个名字，二十八年没和家人见面，孩子们都以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信箱。
　　除了这些科学大家外，“221厂”里千万普通人也和他们一样，默默奉献着。同志们都清楚地懂得狠抓工程质量的重要，因此，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多年一直坚守在各自岗位，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及时发现了建设、施工中的差错，为确保工程质量清除了隐患。例如在基础施工中，一个班组发现基础槽有部分深度差10公分至1米，对此，虽然底部已用混凝土浇注，他们还是当即向施工单位提出来，经现场核对，确认有误，大家立即返工重新深挖到位。当主体工程进展到二层楼时，钢筋刚上模板，便发现长度短了12cm，他们又马上同施工单位认真核对，并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达到了设计要求。大家都是这样艰苦奋斗，狠抓工程质量，为争创全优工程而努力。
　　参与核武器研制的专家、科技人员、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的各类人员达1.5万人，“观一叶而知泰山”。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充满信心报效祖国的有志科学家及广大的干部群众，我们的国家才能迅速地摆脱军事、经济的贫穷、落后水平，立足世界之林。
　　话说回来，经过细致调查，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吴际霖同志是清白的，对党和国家忠诚的。15至21日我们带着崇敬的心情将收集的材料进行整理，23日搭车到了四川绵阳办事处。26日返回西宁，往返26天结束了外调任务。
　　从1969年10月23日组建吴际霖专案组起至1972年3月3日我将吴际霖所有材料按照清单交给军代表止，在长达两年又5个月期间，我一直承办其专案。这次外调，使我不仅加深了解到这位老军工的历史和成长足迹，也对生活在周围的一批科学家、老军工爱国情怀和忘我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虽然此时我们见到他们时都是在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但是，为了国防事业他们始终忘我地工作着，甚至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我再一次地被深深地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