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南征第一章

　　我的南征北战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转眼间，我从一个为国战斗的年轻人渐渐地已步入耄耋之年。庆幸的是对于自己走过的每一步，现在仍然记忆犹新，仿佛那就是昨天、前天的事儿。
　　古人曰：“光阴似箭。”如今真真体会到了。
　　我的一生，从为新中国建立而打拼，到建国后的默默付出，可以用“南征”、“北战”来概括。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以往的许多事情他们不太相信，听故事如同“天方夜谭”，觉得不可思议。要弄懂这是为什么，那就请你们跟随我业已打开的思绪闸门，到那时光的江水中去畅游，和我一道来个回顾吧！
　　我叫王书琪，1930年11月5日出生于河北省元氏县齐范村一个农户。自从我记事儿起，父母就告诉我，我们祖上世代务农。我的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我的少年是在日寇的铁蹄下过来的。日本法西斯的统治，随着我的年纪成熟，在我内心萌生出的民族仇恨也越来越大。
　　步入青年，十七岁，我同本村八名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10月，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队伍里摸爬滚打，历任副班长、班长、副排长、副政指、协理员,副政教等职。
　　1964年9月，我脱下军装转业分配到西宁221厂（原保密单位）工作，先后任学生大队中队书记、干部干事、副科长、科长直至副厅级领导。此时，虽说是脱下了军装，身着便服，可仍然是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一名革命战士。
　　从参军入伍到离职休养，我整整在革命岗位上南征、北战40余年。
　　
　　
　　上篇南征
　　
　　第一章铁蹄下的冀中平原
　　
　　老家原先在元氏县旷村乡的三道坡村。
　　元氏县地处冀中平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距离卢沟桥不远，自然也就成为抗日战争的焦点地区，各种斗争异常激烈。
　　听父亲说，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爷爷就带着父亲举家迁到齐范村西距村三里的山洼，在荒地上建房挖窑开始生活。父亲长大后，学会了农作，全家勤劳地开荒种树，耕种土地，经管果树；四叔也帮着家里干活，南佐逢集时，他就去集上做点小生意。我出生后，记得家中与别人合伙养着50多头羊，养的羊羊粪用以造粪，羊皮羊肉可以补贴家用，因此，家里的田地施粪充足，庄稼也长得特别茂盛。农活不忙时，父亲也时常赶着大车跑运输，奔波到南佐与石家庄一带。全家人常年人不歇脚马不停蹄地为生计奔波，农、牧、副业齐发展，虽说在军阀混战的战乱时期生存艰难，但是，与普通农民家庭相比较，生活倒也过得下去。
　　印象中我家庄子（院子）坐落在三面小山环绕的洼地上，院子南边有一条不知名的小河自西向东流过，遇上大雨，河水会猛涨，水深一米多，大水过后，河水虽小却常流不断。房院四周有土夯的围墙护着，院墙北边开有一大门，南头有一小门。院落东北角是房窑式的羊圈，圈顶西边有大车棚。
　　为了防盗护院，爷爷在房顶、门口、围墙顶上，全用长着针刺的酸枣树枝固定，此举果然管用。院门顶上建一小阁楼，周边留观察孔。
　　那时候，我的印象中：庄子南面、西面有二亩桃园和一亩沙果树，房院周边零散的种着许多梨树、石榴树、红枣树、苹果树。每年阳春三月到春夏之交，庄子周边的果树相继开花，百花争相斗艳：绯红的桃花首先亮相，持续半月之久接着杏花挣破花蕾绽放花朵，梨花也等不及地露出雪白的笑脸；五月前夕，火红的石榴花珊珊登台献美。秋天，每当果实挂满枝头，风雨中低下头的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当果子快熟时节，遇上风雨，果子会落得满地都是。一年四季，果树鲜花把山庄打扮得花园般的美丽。
　　果园中有水井，浇灌起来十分方便。此外，周边散种的还有柿子树、黑枣树、核桃树。当秋收过后，柿子逐渐成熟，待到霜降时，树叶逐渐落去，于是，光秃秃的枝头上，满树柿子青里透红低下了头，等到熟透了的时候，挂在枝头的一个个柿子如同一盏盏小红灯笼，让人看在眼里，喜上眉梢。满坡的黑枣经常来不及采摘便逐渐自行落在地上，果实累累，让人有喜有忧。
　　山坡上柏树林、杨树林尽管是人家的，但是枯萎的树枝、树叶等也任由我们用来烧火或造粪，因此，家里终年不缺柴烧。
　　好景不长，这种稳定的日子不久被抗日战争打破，枪炮声打乱了安静的农家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但是日本的野心远不止于此，接着，他们把魔爪又伸向了华北地区，为了能占领中国，吞并亚洲，他们制定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侵略计划。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事件发生的当晚，日本在卢沟桥旁边演习，他们借口有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个提议遭到了中国守军的强烈拒绝。日本借机向中国的守军射击，随后又炮轰宛平城。面对日军的攻击，中国守军开始反抗，于是，震惊全球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元氏距离卢沟桥不远，随着战事爆发，整个国家动乱起来。一天夜间，不知是土匪还是日寇，乱吼着喊叫：“开门、快开门。”叫得不耐烦了，竟然开枪威胁。此时，我二伯放大嗓门，将家人全叫了一遍，以示家人众多。同时，我四叔上到小阁楼，用铳枪向坏人还击。坏人终于退走了。
　　等到我到了上学的年纪，虽说是世道不兴，然而父母却不愿耽误我的学业，历尽艰难让我读书，此后我三次步入校门，几经周折，又三次告别学堂。
　　第一次是在七岁时，我开始跑路到齐范去读书认字，校舍在戏楼对面破瓦房内，可容纳50名学生。我常常是跑步去上学，许多时候到校时，村里学生还未到齐。
　　我记得初次上学时，小学课文特别简单好记，比如语文：“小狗叫，小猫小，小狗撵着小猫跑......”常识文短实际：“窗外雪花飞，漫天遍地白。”这些课文我至今都还记得。记得每天是五节课，中午放学就地啃干粮喝冷水草草一餐；有时到附近同学家喝碗米汤就算是改善生活了，那样会爽上一天。常常心想：“若是自己家在村里那该多好！”
　　每天下午太阳老高就放学了，迎着太阳回到家，放下书包我便主动地去割草喂羊，遇上下雨天,就不去上学了，这样大概上了不到一年，因为战乱不得不休学了。
　　再过半年，有个表叔在侯村教书，家里就叫我去跟着表叔上学，这是我第二次踏入校门。为了方便读书，我和表叔在一起吃住。一日三餐都是下课后我俩一起做饭。每天午饭后练习毛笔字。印象最深的是中午两菜一汤，炒菜时炸蒜的味道特香，似乎如今炸的蒜没有那时的香，我的味蕾仍留恋那样的时光。
　　开始吃饭有我有拘束感，不好意思吃菜，表叔似乎看出我的心情，总是笑着说：“你要大口吃饭菜，吃饱身体棒才能学习好，我才好向你父母交代。”
　　不久，遇到一桩怪事：一天中午，炉火熄灭了，我和表叔连点了几次火，在炉膛外火着得很旺，可一放进炉膛内便直冒烟，最后熄灭，烟呛得我俩直流泪、嗓子猛咳嗽，后来无意中发现屋里有一座神像胸口不知是谁在他身上挖了一个拳头大的洞；看到后，表叔赶紧叫我弄些泥巴把洞口糊好。随后，再点火时，火苗呼呼地着了起来，顿时，我们赶紧向神像鞠躬作揖，祷告一番。此后，表叔也加强了庙门的管理，我们仍在庙内做饭，但是，再没出现过类似事儿。此事虽然有点神秘，却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
　　在日寇的铁骑下生活，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不到一年，表叔就因不甘屈从日本学校的教学制度，一气之下离校另谋职业，因此，我的学业也只好再次中断，不得不卷起铺盖回家随父亲干农活去。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为了让孩儿长大有出息，叔父与父亲商定：在南佐找房子，让我和他儿子书兴、书恒兄弟几个一起去上学。父亲兄弟商量：上学期间的生活由我奶奶料理，四叔在南佐兼作生意并照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业。
　　这是我第三次入学堂。
　　1942年春节，另一个兄弟书辰也从榆次回到南佐同我们一起读书。那时南佐校舍在戏楼西边，旧瓦房做教室，大窗户，借日光照明课堂明亮，学堂有几十名学生上课，只在阴天才破格点上汽灯。那时南佐没有电灯，不远处的村西羊城电灯是日本人自己发的电，他们自己用。
　　当时，由于日本统治，国人也必须学习日语，日语课程都是由日本人担任老师，每周一课。
　　学校也有文体活动，戏楼南边有篮球场、单杠、吊杆供大家玩耍。多数同学在课间休息时玩些滑旱冰、跳绳、托乒乓球、二人碰拐、双人背腰、踢毽子。那时外面虽乱，但是学校里面环境还算安定，秩序井然，各科均能按计划进行。老师尽心地教，学生地安心学。同学间相互间团结友爱，对不懂的难题，相互请教时，都可得到满意的回答。
　　那时的学习用具很简陋，练习用具都是一个石板和几支石笔。写课文、做算术题，全是在石板上用石笔演练；老师留作业抄课文，也都是在石板上。我们练毛笔字时，使用墨块在砚台中蘸水砚墨汁。砚墨很有讲究：“墨磨偏，心不端，轻砚墨，重搞笔。”不像如今有现成的墨汁，更没有多样的笔供选用。
　　那时，南佐吃水都要到村外去担。于是，每天放学回到居住的地方后，我们弟兄几个就分工：有担水的、有帮助奶奶烧火做饭的，大家一起动手忙活，不亦乐乎。
　　担水来回约五里路程，人多时要排队，有时轮不到打上水天就黑了。天黑要关城门，我们只得空着桶回来。那时年纪小，挑一趟水中途还得休息才能到家，一路挺辛苦的。但是，只要有学上，大家也不觉得辛苦，还是干的挺起劲的又。
　　一日三餐奶奶来操办，通常炒两个菜，主食是饼子、馒头、捞饭、面条等调剂着吃，奶奶饭菜做得好，饭菜可口吃得饱，因此，我们兄弟四人学习都挺用功，按时到校,完成作业，经常受到好评。四叔也时常过问我们的学习情况，时不时让我们背诵课文，教导我们用功学习、与同学搞好团结、尊敬老师、加强体育锻炼、爱护好身体等，无微不至都关心到了。日子虽然苦些，我们却开心。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日伪统战区，生活和安全很难有稳定的保障。
　　一天，家里的大门突然被踢开，闯进十多个日军和伪军，二话不说把四叔绑起带走了。我们的监护人被抓走，我们的学业自然中断下来。
　　那是1942年农历六月的一天，南佐集刚散罢，我们刚回到屋里帮奶奶烧饭，四叔也从集上刚回到屋。突然，街门被撞开，十多个鬼子、黑狗（伪军）荷枪实弹地闯进家来，有的冲进屋，有的爬上房顶，他们严把门口，高声吼叫着：“屋里人都出来！”我和奶奶赶忙往院里走，刚出房门就见到四叔已被日伪军绑着带到院中。一见此景，奶奶马上凑上去求饶。这时一个持枪的黑狗，用枪托凶狠地向奶奶推去，高喊:“快滚开。”奶奶是个小脚老人，当即“咕咚”一声倒在地上。我们兄弟赶紧上前拉扶奶奶，四叔也挣扎着往奶奶身边靠。此时，日军、黑狗们推曳着，吼叫着：“快走！”强制把四叔带走了，剩下我们和奶奶，因为不知缘故，因此，几个人只得面面相观。
　　第二天早上，我同哥到警备队给四叔送饭顺便想打听原因，鬼子说四叔关在洋城。我们又找到洋城，见到四叔的胳臂被绳索牢牢地绑着，身上被打得到处是血，面色苍白，斜着身子坐在湿地上。见到四叔那种痛苦难忍的惨样，我俩赶紧走到他跟前，含着眼泪小声叫道：“叔叔，你快吃点饭吧。”
　　叔父很费力地用嘶哑的声音艰难地说：“我吃不下，我不吃。”他问了奶奶情况、并问：“家里知道吗？”
　　站在我们旁边的鬼子，听不懂中国话，于是，一个鬼子用刺刀朝书辰哥头上连打两下，怒吼道：“巴嘎呀噜，小鬼坏啦坏啦地，开路开路的！”也就是从这一瞬间起，在我年轻的心灵里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
　　我俩被赶出了洋城。到家把情况给奶奶说了，又回庄向家里人报告了情况。
　　为救四叔，二伯和父亲决定卖掉大车、骡马，托人花钱去营救。我大佬舅家的方景辰到元氏打听，得知四叔是因为反日，已经被押到石家庄南兵营。阖家经过来回折腾，四处奔波了月余，结果还是人财两空。
　　从此，我们也被迫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老师和同学，离开了南佐临时的家，再没有四叔的音信。
　　失学在家，只得跟着父亲务农学做农活艰辛度日。干农活就意味着与土地打交道，耕种，施肥、锄苗、浇灌、收藏，诸道工序都必须用心去学，还要掌握天时季节，要吃得苦。
　　庄稼地里的活，都是要在野地里干，面朝黄土背朝天，烈日当头照，“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如果年底丰收了大家还可以吃顿饱饭。一旦收成不好，那日子就苦不堪言。
　　记得有一次，由于为营救四叔，家里卖掉了大牲口，没有了大牲口，干活时我们只得当牛做马，我和书行、母亲、婶子在前边拉犁，父亲后面掌着犁，当耕到一半时，走不上几步就得停下歇一下，人人累的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口干舌燥哪还有力拉呢！？然而，又必须坚持着干，于是，大伙使劲地缓慢往前挪动脚步。走着走着，突然拉不动了，我们回头一看，原来是母亲晕倒了。大伙赶忙把她扶起来。只见母亲面色苍白，流着虚汗，我跑到地边拿水来含着眼泪叫道：“娘，快喝口水吧。”
　　母亲缓慢的喝了两口凉水，然后用满是泥土的手抹了一下嘴唇小声说:“好了，咱们快干吧。”挣扎着要起来。
　　爹说多歇一会儿。
　　谁都想多歇会儿，可是地种不上，咋能来得好收成？母亲挣扎着站起来，长喘了两口气，轻声说：“再干一会儿吧。”父亲只得掌着犁干起来。那年月人们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哪能承受得人拉犁的重活！但是，为了活命又不得不挣扎在死亡线上。
　　家里农业不足只能靠副业补贴。家里用好几个大瓦罐盛黄豆、绿豆加工豆芽，豆子放到瓦罐里加温洞养着，一周豆芽就长成了。为了每天有豆芽卖，要错开时间装豆子。当时齐范、王村、北正等村都住有军队，有民军支队，也有冯玉祥部队。生好的豆芽送到军队火房，有给钱的，有用豆子、小米换的，有时他们到家来取，生意还行，不至于全家挨饿。
　　当军队走后，豆芽销路大减，家里便改做炸油条生意。我十三、十四岁时，父亲学了和油条面的配方，当南佐逢集时，我同父亲到南佐炸油条卖，我负债烧火和出锅，父亲做油条放到锅里和出锅、过秤。那时用过秤方法买卖双方都觉得实惠又好计算。一天能卖十六、七斤的面，当集散了，我们便步行回山庄家。回家的路都是上坡，每天到家都会感觉十分疲劳。但是，吃过晚饭还得忙着记账，将一天的支出收入逐项计算清楚，写入账本中，然后大声念给父母听，目的是让母亲清楚我们爷俩忙碌一天的微薄收获，使母亲同我们一起分享收获的欢乐。
　　为求生存，家里人一年到头都要不歇肩地奔波。除了卖油条，我也学会了木工活，学会了做梯子、解木板。庄子周边有多种树木，破成木板，做成规格三分半和七分厚，长三尺、七尺的料以便做成梯子等家什。加工好的板子也可以运到集上卖。做梯子要用完整的树木，破成两半，凿好眼，再装上撑子，其中凿眼较难。在凿眼时需摇动手中的凿子，若不然就得放下手中的斧子，双手拔凿。所以，此活稍有些技术要求，需努力学习掌握。所用才料大多是梧桐树，或槐木、椿木等，都是当地土产的。
　　再就是编擦子，选材来自当地山坡中的酸枣树棵子和榆树，都是当地的特产，就地取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年年伐，来年又长成材。这些都是当年我在父亲带领下亲手干过的，所有产品都到南佐、殷村集出卖，然后买些萝卜，蔓菁等补充主粮的不足。
　　抗日战争进入到持久阶段时，日军侵占到苏村、沙滩、北正等地，在沙滩以西南北方向挖掘封锁沟、垒筑封锁墙，试图阻挡八路军、游击队进入日军占领地区。于是，强迫各村出工，自己带粮食和锅、碗、瓢、盆在临近村住下起火为他们挖沟筑墙，劳力每天按时上工干活，各村自己编队分地段包干，限期完工。
　　封锁沟宽4米深5米；山坡石地砌石头墙，其高3米，厚2点5米，用山石垒成。施工中，日伪军监工，发现不合格地段，就要返工重修；发现怠工者，鬼子会挥起棒子劈头盖脑地乱打一通，旁边的人不得劝阻。有的工人被当场打得鲜血淋漓，头破血流。民工全要大人，我们村里为让大人在家种地，派小孩去顶替，我是其中一员，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样子，全村有十多个。我们这些小孩儿上工不到两小时就被监工发现了，于是，他把齐范村的带工找来，又将十多位小孩集中到一起，追查为什么叫小孩来？带工说是家中无大人，或家中大人有病；监工气势凶凶地吼道：“把小孩都关起来派大人来换。”随即把我们十多个小孩儿关押到壕边炮楼底下楼梯洞内，里面漆黑不通风，地面潮湿霉气臭（就像电影《小兵张嘎》中的炮楼一样），十多人挤在冰凉的黑窝中，被关押了两天，每天只给吃两顿稀饭，我们也只能在吃饭时见到洞外一点儿亮光。当时觉得时光难熬，日夜过得缓慢，亲身体验到度日如年的滋味。
　　两天后大人来换才将我们施放。
　　在日本帝国主义“三光政策”统治下，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943年，当家中生活极端困难时，眼睁睁看着人即将饿死，这时候，弟弟书连刚4岁，为求活命，使孩子不至于饿死，我爹娘商量将书连送人。记得爹在出圈时，书连在旁边看，爹问他：“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你愿意吗？”
　　书连懂事地回答：“愿意。”
　　几天后，弟弟书连被送到南佐的天主教堂，尔后又被转手送到梅村陈家。当爹领孩子要走的时候，娘把连子搂到怀里哭泣，书连也哭了。爹是位刚强汉子，此时也禁不住落泪了。他含着眼泪抱起孩子说：“别哭了，咱们赶快走吧，赶南佐集买烧饼吃。”
　　就这样，哭着、哄着，强忍着、爹带着弟弟书连离开了养育四年的家，向南佐走去了。
　　弟弟被送走，贫穷的日子并没有好转，第二年春天父母只得又将刚满三岁、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妹妹送走。临别时，娘央求道：“孩子她爹，还是再向别人借点吧。”
　　此时的天下被野蛮地统治着，谁家又能有多余的粮钱外借？实在借不到，最后还是强忍着悲痛，把孩子送往南佐天主教堂。与此同时，二大娘也将刚满周岁的女孩送到天主教堂。
　　家乡解放后，娘很想念孩子，多次去南佐、姬村的天主教堂寻找妹妹都没有音讯。因想念小妹，娘经常暗地里啼哭，有时在念经当中还祷告：“祈求天主保佑小女孩儿。”
　　在那缺吃少穿的日子里，饿死人很正常，真是饿殍满地。
　　日军占领后期，常有八路军、游击队从我家庄边经过。因我家是个距北正八里，距齐范三里，距马岭五里的孤立山庄，交通便利，地形隐蔽，是个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所以，游击队八路军时常光顾。有一次，天特别黑，八路军由沙滩来到庄上，叫爹带路去南佐执行任务，他们走到破皮山北侧大坡时，突然，爹迈出的脚踩空了，身子翻倒在三米多的沟底，带队的同志摸黑小心地滑到沟底，把爹拉起来，关切的问：“伤着没有？”
　　爹站立起来，只觉得手背火辣辣的轻微有血，又原地挪动脚步，幸好能动弹，便很自信地说：“能行，咱们走吧。”提起棍子，爬上正路，坚持着带领部队向目标前进。
　　当苏村还被日伪军占领的时候，周边村人被派去做工，我父亲也去苏村出过工，他经常把白天看到的敌人活动情况通报给游击队。只要游击队员来到家里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爹总会把看到的情况详细地告诉来人，每次还做饭给他们吃，走时硬让他们带上饼子、红薯等食品。
　　齐范村的李布志参加了八路军，他经常夜间来到我家了解敌情。他身穿便衣，背着粪筐，腰间藏着驳克枪，精明强干而特气派，每每让我羡慕的要死。
　　一次，他向我父亲了解到汉奸苏锡焦的活动情况后，安排了一次锄奸行动。
　　那天正值南佐逢集，当天下午，赶集的人们开始往回走时，汉奸苏锡焦在南佐中街十字口西北边露面了，李布志等几个八路军战士从人流中赶到苏面前，一人下了他的手枪，另一人扭住他的脖子向他连开两枪，苏当场丧命倒在地上。
　　赶集的人群，听到突来的枪声，慌乱的跑动起来，这时李布志他们借着人群慌乱穿插在跑动的人群中，迅速离开了现场，跑出城门。
　　当人们知道被击毙的是汉苏锡焦时，群众都竖起大拇指称干得好！这是我印象中八路军、武工队为民锄奸的千万件事情中的一例，对当地民众起到极大地鼓舞，对那些与人民为敌的汉奸也起到了强烈地威慑作用。
　　抗战后期，消灭日寇的战斗时有发生，八路军在攻打南佐日伪军炮楼战斗时，元氏、石家庄当时都是敌人占着，公路畅通，敌人随时可来增援，为此，必须将伤员送往后方。父亲经常参加八路军的战斗，从南佐抬伤员经过苏村、南正送到赞皇县野草湾的八路军医院。许多时候离家时家人只知他去抬担架，不知道去啥地方，爹和村中人去就是这样常去南佐参战，为八路军抬伤员。经常把伤员送到医院后，人不歇肩，马不停蹄来回跑了几趟，军民共同为消灭日伪军昼夜奋战着。往往直到战斗结束他回到家我们才知道他失踪几天原来是去帮助消灭鬼子了。
　　1945年，日寇行将灭亡，太行军区部队主力34、35、36团于春天连续打垮沙滩、北正、苏村日伪军占领的据点后。经过几天休整，对南佐日伪军展开进攻。洋城两座炮楼里住着一百多日军和二百多伪军，炮楼周边修有暗堡、地堡和护城河，敌人配备装甲车、汽车、多种火炮和轻重机枪。寨门都有伪军固守，攻打洋城必须先解决外围，还要布置好打援的部队。因元氏、石家庄之敌距南佐三四十里，公路畅通，故须在中途的姬村、同下一线派出打援部队。八路军在周密部署的同时又组织各村基干民兵参战，经过半天激战彻底歼灭了南佐守敌。至此，我们家乡殷村以西全部变成解放区了。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了，家乡成为解放区，于是，打土豪，分土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时我家人口较多，村里平分土地时共分了八亩多土地，另有二亩水浇地。家里有了土地，这对农民说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庄家人就是靠土地吃饭，“土地是块宝，粮财土中找，人勤地不懒，常年得温饱。”所以，解放区人们种地生产积极性特别高涨，他们认真修地，深耕细作，施足底肥，争创丰收。
　　我那时刚满十五岁，农活耕、耙、播种、搂地、收割都已经可以独立承担，干劲特足。晚上躺在炕上常常计划着明天应先做啥。
　　家里条件好了，养了一头毛驴，耕地、送粪、赶集、驮柴卖、拉碾子啥都干。有了牲口干农活，爹是主力，我是得力帮手，除了种好地，我们还往南佐、殷村集上驮运木板、劈柴等，跑路的活都是我赶着毛驴去完成，卖掉劈柴与木板，我会买上萝卜蔓菁回家，眼见得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
　　我的童年确切的说，应从1936年起至1946年十六岁参军时止。在这十年当中，中国饱受军阀混战、日本侵略之苦。我目睹了全国军民八年艰苦抗战；为求学我三次更校，合计读书不过三年；我亲眼看到日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的惨状。旧社会，农田不得按时耕种，民众口粮极缺，广大贫苦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逼得百姓卖儿弃女，亲情别离，挨门乞讨，夜宿碾棚、庙宇，冬天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浑身哆嗦打冷战，夏天乌云蔽日，暗无天日，天天期盼见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