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第1724-1731天

　　1961年5月5日星期五晴风（1724天）
　　今天已经决定了，我仍然到五一大队去。
　　今天在街看见丁家窝棚的人——杨万德，丁海盛、丁成春。得知丁家窝棚已转到陶家大队去了。五一大队已分成了四个大队：原五一、张发、新河和陶家。我和李处长，李荫廉，还有市工作队的张均洲，一同来到五一。
　　路两旁是种完的土地。泥土干得冒烟。长在地旁边的杨树已放开叶子，在干燥的土地上摇晃着，仿佛喘不过气来。几个人都为干旱担着心。
　　我拉了李组长一把，叫他到后边来。我说：“咱俩唠扯唠扯。”“给我提提意见吧。我已多次提出入党申请，通过群众工作的锻炼，使自己更快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李组长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他已经跟李处长唠扯过，“你在工作中很大胆、泼辣，就是有些时候犯急躁”。
　　这个缺点应当从我学生出身上来认识。最近看李皚写的《十年札记》，书中记载了洪潮在抗战期间的思想发展过程，是一个革命知识青年由幼稚到成熟的真实记录。他听说酒馆小商人说了一句反对抗日的话，就将他逮起来。一点小事情不问情由、不调查，就轻率做出决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热情与冲动与自己的表现有多么地相似！
　　在五一大队，李组长领着把工作安排了一下。
　　1.做整风整社的收尾工作，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了解上、下台干部的思想情况；
　　2.宣传“60条”，搞好评工记分（粮食按工分分配）与干部的定工定产与定额补贴的问题；
　　3.抓材料。组织斗争，挖一下敌人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晚上来到丁家窝棚。这个队现在已经划归陶家大队，编为第三生产队。贫雇农谢奎马上向我反映被批判和被斗争的人的情况。邱景富劳动较好，丁会春不服气，听说我回来了，他又有些蔫。大家都说谢奎吃得开，啥事儿都要管。好嘛！陈队长仍然说闲话。一夜刮大风，烟囱里的火喷出老高，把房上的草燎着了，贫雇农们都去救火，累了，队里决定给补助几斤粮票。陈队长没救火，和其他没救火的人一样，也没领着。陈队长说：“死了人，你没去送丧，你没赶上浆水，谁给你粮票？”
　　
　　1961年5月6日星期六晴风（1725天）
　　在第三队（丁家窝棚）吃的饭，就到大队去了。工作组和原来的大队干部研究工作。先由冯国相介绍了大队的情况，然后工作组做了分工。我被派到陶家大队去。市委工作队下派的干部党庆有同志任陶家大队党支部书记，今天来到五一大队，了解原来属于五一大队现分给陶家大队的各队情况。
　　走进陶家大队的地界，看到那里有三副犁杖在种地。我问：“是陶家的犁杖吗？”
　　“是啊！”扶犁的李大爷答道。
　　“你们是哪儿的？”
　　“从五一大队来的。”
　　“姓什么？”
　　“他姓党，我姓盖。”
　　“啊！你是党书记啊！”他欢喜地过来握手。
　　他急忙把牲口从套在两个马蹄里的套绳里弄出来。其余几个坐在地上的人听说是党书记，都急忙站起来，操起了活计。
　　各小队干部都在大队开会。公社的马组长在这里检查春耕。我在这里把这次工作组进村的工作简单地讲了一下。党书记说：“我是工人出身。今天会上大家讨论按劳分配问题和抢墒播种，我都不懂。我有决心向大家学习。”
　　我的时间想这样分配：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上开会，了解情况。
　　大队决定工分十天一记结。我原来所在的小队是陶家三队。新上任的丁海盛有点头疼。三小队工分记结是在小段包工后才能做，有时十天小包工还没完成，工分就定不下来。惠队长说：“这样搞就打乱了计划，你刚安排好，上边来了个令，下边又得蒙头转向。”
　　我说：“主要靠你们自己安排。盲目执行上级指示，是消极怠工的行为。你们得动脑筋，工作中得自己有主意。”
　　惠队长说：“党叫你好好做人，你还不好好做人，非得叫人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吗？”
　　我说：“整人也是叫人好好做人的呀！”
　　
　　1961年5月7日星期日（1726天）
　　丁大娘给我讲了几个故事：
　　过去有个张二先生年黑午更到牛身上摸，摸出一个颗谷子粒，他对人家说：“今年收谷子。”大伙都不信。那年果然谷子收成好，谷穗有一尺长。
　　还有人年黑午更到门前收土，在土里找出啥种子粒就种啥，种啥收啥。过去还有一个风俗：年黑午更用饺子汤和小灰，铺到捶板石底上，把水罐栽到小灰上，冻住了，在地上横上12根秫稭棍，就好比12条江，两个人扯着水罐的耳绳连捶板石一起提上来，用棍子敲打水罐，说道：“敲疙疸，打罐子，老婆离不了老汉子；秤杆不离秤砣，老头不离老婆。”再将水罐抬过12条江，如果12条江都过了，就是12成年景。如果捶板石掉到哪个江里，那条江一带就欠收。
　　上午写日记，下午到陶家屯去了解情况。
　　
　　1961年5月8日星期一晴（1727天）
　　上午想给WDC写信，开了几次头，都作废了。于长维屋里的叫我给她儿子写代笔信，写了两封。
　　午后到陶家去，跟党书记研究大队各类干部名单。晚上在第三队开会，来的人不多。
　　晚饭后，陈国昌要在食堂买2分钱的酱。房殿发说：“大叔，今晚的酱是炸的，一人就卖1分钱的。”
　　陈国昌翻了一下眼睛，气哼哼地走到吃饭的地方，不三不四地说：“都瞎了眼了，往家拿的都卖，买2分钱的就不卖。”
　　赵祥听了，转身到厨房里面去，对女儿赵淑琴说：“明天滚回家去！不准你在这里吃饭！”这话是针对管理员房殿发的，不过是拿女儿撒气。
　　我来到食堂的时候，丁百春对我说：“有意见你提出来呀，骂人成什么话？”也不知他是说赵祥还是说陈国昌。
　　丁发春却在一旁凑火，说：“共产党不兴骂人，谁骂人了？”
　　丁成春的母亲又来添油加醋，袖着手说：“真憋气，吃顿饭都赶上吃他的了，还挨着骂！”
　　丁成春不满了，对母亲说：“你有啥说：”
　　他母亲更来劲了，说：“骂人我就要说！”
　　成春沉默一会儿，大声冒了一句：“明儿个你回家去！不再来干活。吃的少你剜把草把脖子塞起来！”
　　谢奎对赵祥解释：“大哥，有意见咱们解决，别骂你姑娘！”
　　丁百春说：“你听老人的话，告诉赵淑琴，叫她继续做饭！”
　　赵祥说：“我没啥说，青年人就得好领导，听你们的话。”
　　总之是对在食堂吃饭气不顺。
　　晚上开会时，惠队长把粮食按劳分配的事讲了一遍：“粮食是劳动所得，不干活还想多吃，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我讲了一下这样分配的好处：
　　1.多劳多得合情合理；
　　2.十天算工分，年底结算较方便，可使生产队在管理上有计划性；
　　3.干部同样按分取酬，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4.可以调动劳动力，家里的记0.85分，不给够就得去剜菜不出勤，出勤了就能多得报酬。
　　讨论开始了。我根据会上的讨论，构思了一段速写：
　　吃晚饭的时候，整风整社工作队从县里开会回来，一进食堂，看见一个人在那里磨刀……
　　以后再写吧。
　　
　　1961年5月9日星期二晴（1728天）
　　这段日记，可以起一个题目，叫《四人谈话》。
　　我在行李卷上坐着写日记，丁万春走进屋来。锃亮的眼睛，眉毛差点儿和眼睛挤到一块去了，进屋后迅速地这瞅那瞅，却装着没事儿的样子，终于坐在炕沿上，叹了一口气，眼睛瞅着窗外，摸出了烟荷包，看也不看，把烟袋锅插进荷包里装烟。
　　“休息了？”我问。
　　“嗯哪。”他答应了一声。
　　窗外走过来一个人。小老太太看见是孟宪珠，就急忙用小棉袄盖上了自己的烟口袋——揩油的来了。
　　孟宪珠外号孟秃子，戴一顶小盖帽，因为帽子比脑袋小，露出一块头皮，秃头露在外面。他眉毛也秃，紫红脸，两只眼睛黑洞洞的，上衣袖露着棉花，肩头褪了色，像铺了一层黄土；下身穿着灯笼裤子，总是发冷的样子，进屋就把两手插进袖子里。丁万春眼盯着烟袋，两条腿直晃悠。小老太太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脸转向窗外。孟宪珠瞅了瞅我，羞惭的地笑了笑，两脚拼齐，小心地坐在炕沿上，没话找话地说：“想借把镐开荒，我家的镐不好使，一刨就往后使劲。”
　　“粗根镐，杨万德有一把。”小老太太想往外支他，补充道，“我借可借不出来。”
　　“你年不烧香，月不磕头，人家凭什么借给你？”丁万春气哼哼地搡掇了一句。
　　小老太太拉长语调说：“他借别人的可行，别人借他的可不行。”尾音抬得很高。“谁像他那样？人家做啥好吃的就想吃，有啥好东西就想拿。”这话明明是说孟宪珠的。
　　孟宪珠低着头，不吭声。问我：“老盖这会回来搞整风整社吗？”
　　我说：“主要是宣传‘60条’，有问题当然也要整。”
　　他空咳了一声，说：“我寻思你走了就不回来了呢。”
　　“你有啥意见吗？”我问。
　　丁万春插嘴：“说真的，孟宪珠自老盖走后，总也不说话。”
　　孟宪珠问我：“你去看陈国昌了吗？”
　　“没有。”我说，“怎么？”
　　“挺好的，怎么也没怎么。”他淡淡地，暧昧地笑了笑，故意把话说很神秘。“可真的，自从老盖住在这儿，陈国昌总也不来了。”
　　我催问：“有话你就直说吧。”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孟宪珠继续卖关子。
　　老太太瞅着窗外，说：“这雨又下黄了。”
　　老孟生怕把话扯到别处去，说：“有哭有笑的啊！”
　　丁万春说：“陈队长脸都肿起来，八成心里的啥熬糟事儿了。”
　　孟说：“都赶上被管制了，他能不熬糟！”
　　“他是咋整的？”我问。
　　孟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哪！”十分感慨。
　　老太太说：“你把生产组长小官丢了，恒是心里憋屈的慌。”
　　孟宪珠说：“他不叫我干哪，我烧五柱高香，这一溜报复咱抗不了。”
　　我问：“咋报复？”
　　“你借粮票就借不出来，别人借就痛快快的。哼，整风，越整越蝎虎。”
　　老太太说：“可别说了，公平事儿哪那么多？我没在食堂吃饭，连豆油都不给我。”
　　我解释：“那八成是会上讨论决定的，你没到会，所以不知道。”
　　老太太说：“以前有啥事都是老孟他大叔告诉我的，自打他不当干部了，我什么事都不知道。”
　　孟宪珠气得咬牙，说：“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呢，做酱豆每人扣5斤留在食堂里，你去打酱他给你吗？”
　　老太太说：“嗯，他们还不得斥哒死我！”
　　“这不得了啊！”孟宪珠拿出烟袋在老太太的眼前一晃，要烟抽。老太太痛快地把盖在棉袄底下的烟口袋拿出来了。
　　丁万春又和孟宪珠争论今年是否能超产的问题。
　　丁万春说：“今年超产有把握。”
　　我说：“可是旱哪！”
　　“旱？”他说，“丁家窝棚再干十天也不要紧！”
　　老孟说：“没啥产可超。五八年大丰收才打多少？”
　　“700石哪！”
　　“那能叫丰收吗？才700担。”
　　丁万春说：“你可知道，那一年可是一夏天没下雨，咱连云豆荚子都没吃上。加上地上扔的，怎么也不止700石。”
　　“地上得扔多少？”
　　“多少我可不知道，秋翻地的时候，成铺的墨豆都扣到地里去了。五九年我从水泉回来的时候，还从地里拣过苞米呢！”
　　孟说：“到秋天看吧，现在我是有了也不说，没了也不说，整风再说。”
　　“那个账兴你算上，也兴你算不上。”
　　老太太说：“种地得讲节气。张文昌的豆角都烂在地里了。”
　　丁万春说：“都烂地里也不多。他着急，恨不能腊月二十五就把地种上。谷雨种地，根往下扎，立夏到小满种地，上下一起出，芒种种地，芽儿往上发。”
　　下午到五家子去，把工作汇报了一下。李处长从镇上开会回来，传达东北局张处长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一个报告。报告是刘丹华带回来的。李处长告诉我抓住两件事：1.宣传“60条”；2.进行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1961年5月10日星期三晴（1729天）
　　来到陶家屯，正赶上党书记召开工作组会议（镇委春耕工作组参加），我发现我的工作做得很不细。
　　“60条”的宣传工作由小学方面动员力量搞。
　　晚上在丁家窝棚开队委会，讨论协作问题。第三生产队和王家生产队想用以工换工的办法进行春耕协作。
　　
　　1961年5月11日星期四晴（1730天）
　　到陶家屯了解生产队的整风整社的情况。把监委会的人选酝酿出来了。
　　
　　1961年5月12日星期五晴（1731天）
　　昨天是在陶家大队党书记那里睡的。房檐下的鸽子正在产卵，总是咕咕地叫，声音温和而慈祥。午后太阳很热，鸽子都在梳理羽毛，胸前的灰羽毛有两层，闪着五色的光彩。
　　第五小队的干部和社员代表没有经过群众选举，群众有意见。上午，我和党书记来到五队，在队部门口遇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戴了一顶有些发黄的盖儿帽，脸蛋胖乎乎的，眼睛挺细。党书记问他：“你们队长在哪里？”
　　“干部都不在家！”小伙子是一肚子不高兴的语气。
　　党书记又问：“上哪儿去了？”
　　“都上街了。”这回是不在意的样子。
　　党书记说：“这么忙，那么多人上街去干啥？”
　　“谁知道来的！”
　　“他们有事儿吗？”
　　“会计去拉粮，副队长去配马。”
　　“正队长呢？”
　　“正队长啊？不知道，反正就是溜溜达达！”
　　我们俩想叫他继续谈下去，他不干。我们到食堂里找了几个人谈了谈。吴继书说：“正队长倒是很能张罗，可是你再能张罗，地还是得社员来种吧？毛主席搞革命，就不一定会放炮、会开飞机吧！”
　　党书记说：“对啦！干部是自己选的，就是喝口凉水也痛快，要不是自己选的，就是请吃饺子也不高兴。”
　　大伙说：“那倒是啊！”
　　晚上我受党书记的指派，来到五队。党书记说，要开大会讨论干部候选人。到队里以后，我改变了主意，先开了一个积极分子会。如果问题解决得彻底，只能采取整风的办法，这是彻底革命的方法。大家反映了许多情况，晚上就睡在五队。
　　这几天，人们都用榆树叶子和香花草当饭。后者可以炒吃，可以叉小豆腐，可以包菜包子。天无绝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