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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章节:详述东林党争事,天下文官遭陷害。

作品名称:浪子江湖笑狂沙      作者:飞翔的鹰耿彪      发布时间:2019-02-19 13:22:08      字数:3065

  话说当时东林书院主管顾宪成以此为中心,大量吸引了浙江、福建、江西、江苏等地方的文人、骚客、政客,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许多多有志于改革、议政之士,包括了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和文员。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近代的政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东林党人在明朝天启年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以及后来的思宗崇祯三朝,长达五、六十年之久。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概括起来,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当权期间,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党争”。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论辩、研讨、撰文、出书,对王阳明"心学"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空、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尽管东林书院和我国古代其他书院一样,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经史著述,但其不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实用性较强,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求实益。这一点在东林书院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讲学和学术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关于东林讲学活动情况和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领袖生平言行的记载中,都有比较清楚的反映。诸如:《东林书院会约仪式》第一条强调,会讲属业余自愿性质,所以参加会讲的通知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来参加。第三条规定,举行会讲时,主持会讲的会主由大小会公推产生,根据实际需要,由不同学者担任;第四条规定,每次会讲推举一人讲《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即"四书"中的一段内容,然后大家"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第十一条强调要尽量简化来与会的学人之间的交拜手续,不搞繁琐的礼节和形式主义。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是东林党的三项具体主张。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如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可是从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山西巡抚魏允贞在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领矿、税,为民祸害。魏允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责。万历二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同年,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这些矿监、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富人也蒙受其害,这样下去,势必激起大乱。李三才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影响最大。他于万历二十七年就任凤阳巡抚。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有好几个矿监、税使,残害百姓。李三才于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万历帝,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罪大的则加以捕杀,打击了陈增的气焰。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终于伏法,远近大快。史书上说,李三才"以折税监得民心"。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他经报请朝廷获准,对灾民加以赈济,还免除了应纳的"马价"(一种苛税的名目),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声望日隆,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齐、楚、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奸诈贪横。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由于一再受到攻讦,万历三十九年初三月,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这就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
  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去,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对矿、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东林点将录》等文件上报朝廷,天启五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杨涟、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杀害。当时,以“萨英”、顾宪成、为主的一大批东林党人修复了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并与高攀龙等人在书院讲学谈政,“讲习之余,往往讽斥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闽越、黔贵、湘赣、江浙等江南各地方实力派,一时之间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党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大内总管魏忠贤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当时“萨英”本人与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大内总管魏忠贤(自称九千岁)不和,几个人政见不一,势同水火。  
  明末党争始于所谓"争国本"。"国本",指皇帝的继承人。国本之争,是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
  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万历十四年,朱常洛五岁时,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礼制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但是神宗宠爱郑氏,不仅封她为贵妃(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还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虽然也主张依制立长,但他们怕触犯皇帝,有时态度暧昧。许多朝臣包括后来属于东林党的一派人,一则认为应该依制立储,二则深恐郑氏家族窃权,纷纷上书,坚决要求尽早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立长是名正言顺,神宗不好公然违反"祖制",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几年也定不下来。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立太子的事,却在党派的明争暗斗之中成为了一场政治阴谋的“屠杀”和“陷害”。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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