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落难枫湾

　　枫林矿务局的原书记郭忠海一直在暗中照顾宋静娴。宋静娴由矿革委会按上级指令直接安排到女子采煤队去接受劳动改造，宋静娴的工作岗位是在枫湾工区井下的中央车场当运输工，负责推送车辆、调度车辆，将重车卡空，对空车重新编组，按各队要求，提供不同数量的空车,让井下的运输队司机将空车送到各队。这是一份工作劳动强度十分大，而且时间很长的工作。你要早上班、晚下班，上班要走在采掘队之前，下班要留在采掘队人员下班了之后。六七十年代的枫湾工区虽然煤层有地质条件不错，在地表浅层就有很好的煤层，而且煤质也好，也因此早早就有私人组织小规模开采。虽然收归为省属建制的煤矿，但因为交通不便，公路也还没有拓宽，大型设备也没有办法运到矿上来，而且因为井下的巷道很小，就是有了新设备也不好将其运入井下安装，必须对巷道进行重新拓宽才成。因此在这个小井的上部煤层的采区中，井下采出的煤炭还是依靠人力运输，使用的是人力板推运煤。所谓的“轨道”就是垫了木棍子的矸石路面，小窑使用的是自然通风。虽然已经通了电，但还是在矿井大巷道的沿途，使用不少煤油灯在照明。每次采掘工作面放炮之后，工人们都要等上一个多小时，等炮烟自然散尽后，才能进入采煤工作面用溜子下煤。
　　宋静娴所属的女子采煤队是在第二水平，虽然是枫湾最先进省力的轨道运输，但总体也仍然十分落后，因为巷道较小，井下是使用一种叫翻斗车的半吨煤车为主，使用小钢轨。将宋静娴安排在这个落后的矿井来，是考虑到这个矿井有一个女子采煤队。其实也是有人这么要求，目的就是要整宋静娴，要让她这个当年东南省煤炭工业厅曾经的厅长接受工人阶级教育。
　　但郭忠海书记在建设兵团组建之前，因为他一直是枫林矿区的党委书记。虽然已经被要求“靠边站”了，在军管委指导下新成立的矿革委会也不可能有他的位置。为了保矿区过渡稳定，采取了两派派性强的人不用，已经被打倒的人不用的办法，却提拔了一批中间派和逍遥派。但郭忠海过去的下属和相当一批工人朋友，却依然是听他的。他部署枫林煤矿的几个属于八二九造反派的头头，要配齐配强宋静娴所在枫湾工区运输队的工人骨干以及管理人员，而且专门交待队长和各班的班长，宋静娴只要下井上班即可，女子采煤队的队长是郭忠海的熟人李祁武。也已经提拔为工区的副区长，但后来却为救护一个女子采煤队人员牺牲在井下。李祁武安排宋静娴的工作就是给工人们倒倒开水，讲讲革命史，不要求她做具体的工作。
　　当年枫林煤矿的书记郭忠海有一个秘书，名叫尹行善。尹行善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出身，年轻的时候在一个保密度极高的志愿军火箭炮师的政治部当宣传干事。结果尹行善后来在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回到国内驻地。却因为在1959年犯了错误，加上他的家庭是地主出生，就被开除了军籍，被遣回到江西老家。之后，几年工作都没有着落。1962年，因为东南省上马的煤矿需要大量干部，他被东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安排到煤矿来。
　　尹行善后来成为红革会造反派的“幕后军师”，相当于“参谋长”。但尹行善十分尊敬宋静娴，从没有把宋静娴当成右倾分子看待，经常是一口一个“宋姐”叫着。宋静娴被管理员照顾着，尹行善只要求她只要上个早班就成。因为早班时人比较清醒，体力也比较好。她白天下井，傍晚下班后就回到自己的别人之前在井口用采煤板搭建的小工具和房内。她开始写信，对自己以往参加的地下工作进行回忆和说明。
　　在枫林煤矿，当年的职工和管理人员中分有两个派别，一个是红革会派，一个是八二九派。红革会约有200多人，八二九约100多人，还有一批是中立派，约占了一半多。其实两派工人和干部的思想以及观点并没有大多实质性的差别，却因为支持谁和反对谁出现了大分岐。红革会主要是以支持矿长薛德红为首的少数工人和管理人员，他们以工人俱乐部下面的工人宿舍为活动地点。不少地方都成了各类大字报的海洋，一条是老食堂的走廊。八二九一派主要是支持矿党委书记郭忠海的，他们以矿部边的一栋普通的建筑为基地。薛红军是由原燃化工业局确定的第一任枫林煤矿的矿长，非党民主人士，他过去是大同矿区的一个日伪时期的煤矿工程师，担任过生产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后来在矿区的军管会协助过局长宋娴静做过一些事。郭忠海则是南下的长江支队的一名正营级军官，因为他是早先淮南煤校生，后来参加了铁道兵，并参加了江厦铁路的建设，成为王震将军手下的铁五师部的一个技术参谋。薛德军要比郭忠海稍大一两岁，当年郭忠海也就三十多一点。挨批斗的人中还有一位是当时的副矿长叫林理恒。叫林理恒其实是一个老资格的党员、一名老地下工作者。他一直坚持在枣庄煤矿搞地下斗争。虽然他也当过工头，但都是为了俺护自己的地下党的秘密身份。但与他一起南下支援东南省煤矿建设的，过去在枣庄煤矿的一些曾了解一点情况的工人却写了大字报揭发他当过把头，曾欺压过枣庄煤矿的工人等等事情。这引起不明真像的部分工人的愤怒，将他打倒。林理恒在建设兵团移交省煤炭工业局之后，成为枫林矿务局第一任局长，这充分说明他的革命历史，党组织是清楚的。
　　林理恒局长从不搞特殊，后来他的独子林立春，也与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一样当了矿工，干井下采掘工岗位。林立春在苏邦煤矿的透水事故中还差点遇难。那天他上早班，走到井口了，突然想上厕所，拉肚子，结果他早班没上，当班就发生了死亡五人的透水事故。后来由上级部门煤炭工业局直接出面，将林立春调回枫林煤矿的机械厂，这是七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事。
　　枫林在成立革委会后，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整个枫林煤矿的各个活动场所和人员多的地方都成了报纸的宣传栏。老食堂约三十米的两边钉上木板，天天都有大字报新贴上去。不久又不够了，又在工人俱乐部广场的一周又钉上木板建成了规模更大的宣传栏，贴上了各种内容的大字报。内容大部分是揭露矿领导以生产压制群众运动和反对管卡压的内容。
　　两派群众的大辩论刚开始的还算文明，一般是在灯光球场上摆上两张桌子，安上扩大器话筒，由两派的辩论高手各一人代表自己一边的观点进行辩论。黄承祥是八二九的主力辩论手，人称黄大个子，他毕业于淮南煤矿学校。因为北方煤矿的技术干部多，相对个人的发展空间小，他决定南下支援东南省的煤炭建设。当时两派有时是在工人食堂或球场开展大辩论，后来辩论逐渐激烈和升级，并渐渐就失控了，发展成立各自的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自行配备使用各种原始的武器，如钢纤、棍棒等，准备开始武斗了。每过不几天就有人被打伤，谁先动手，那一边人动的手全都难于界定。有时候其中一派的人员为取得矿区群众的声援，还会运用表演化妆的方法，到矿部医院要来红药水、纱布等，叫一些人打扮成被对方打伤的人员，抬着在不同的路段进行游行，以取得矿区中立群众的同情。因为忙着搞两派的对立，矿领导和生产的管理机构也都靠边了，基本没有煤炭产量，不少拉煤的车子是空着车子在等煤。
　　在最危急的时刻，八二九这一派的人员总数因为人数少，被围困在矿部的办公楼中，办公楼是工区的制高点之一，同时也是权力中枢之一，双方都准备了大量的石块，红革会的人也攻不上去，但正面的玻璃窗全部被打烂了。红革会下令最后通碟，限三日内不下楼投降，就要用矿用炸药炸掉大楼。办公大楼是一座六十年代初由苏联专家提供设计的砖土木结合建筑的四层楼，中间是走廊楼梯间，对开十二间，右头是一间大的会议室。这种房子是就地取材筑起的楼房，虽然不是水泥建筑，不那么牢固，但是确实是一座冬暧夏凉的厚实、实用的好建筑。
　　红革会的人已经将成箱的矿用炸药和雷管搬到了矿办公楼的屋基脚下，并且已经接上了电雷管，只等规定的时间一到，就合上电闸，这座大楼内的数十名八二九的骨干成员就真的会坐上“土飞机”化成一堆碎土一缕青烟。不少工人说他们是吓吓八二九的人，但红革会的人敢不敢炸楼，在那种两派冲突的情况下还真不好说。红革会中有一个叫李秉科的儿子，那年他也才十五岁，是学生，但却积极参与了这次围楼的行动，他用了一把特制的弹弓，这是一把比普通的弹弓要大一倍以上的强力弹弓。用红色的自行车内胎做成的筋条非常有力，而且使用的是一种公路上的小石子，有棱角，一射出去威力很大。他在夜晚来临时特意使坏，将矿部办公楼的窗户逐个打个精光。因为南方的夜晚温差很大，他要使办公楼内的人在夜晚受冻受冷。
　　一些被围在大楼内的八二九派的家属们，在同情八二九这一派的一名上海的姑娘、车工于素文的带领下，连夜走路到麦林火车站，通过铁路警察给枫林县政府打了告急电话，报告矿山发生的紧急情况。县政府也已经没有力量处理这类事情了，再也派不出警力，在这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得到消息的东南省军区立即命令驻枫林的8349部队坐车连夜赶到枫林煤矿。第二天一大早，枫林煤矿矿部大楼附近站满了持枪荷弹的军人。一个营长带了一个连的野战军战士到枫林煤矿设在四号井工区的矿部来，才使一场可能发生的严重的流血事件得到制止。
　　不久，在8349部队的主持下，两派的矿工群众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枫林煤矿革命委员会。在革委会成立那天，四号井工区的山坡上，工人们用上次准备爆破的矿用炸药当成礼炮，响了十二响，把矿部玻璃都震碎了不少。成立革委会时，一个老实巴脚的没参加任何组织的惠安人骆必南当了枫林煤矿的革委会主任，不久之后骆必南又被选上了枫林煤矿出席参加党的九大的煤矿工人的代表。骆必南是东南煤炭行业去北京参加党的九大的唯一工人代表。他开会回来后，带了两样东西回来展示，一件是京水桥下的一瓶子水，一件是一瓶子装的北京葵花子，分别用红布包着。在欢迎九大代表归来的大会上，这两件圣物用红色绒布铺着，摆在主席台的正中，供人们排着队，依次走上台参观。骆必南说这两件东西的象征意义就是两句话：一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还有一句是一颗红心永向党。
　　薛红军矿长在成立革委会后，依然没有重新回归矿长岗位，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初中也没有安排工作。薛红军也在当年的干部下放运动中，安排在工区采掘工人澡堂当卫生工。
　　卫生主要是冲洗澡堂和帮助整理工人换洗下来和工作服务，等烘干之后按号码再装进工人的服装柜，好让次日上班的职工有干净的衣服穿下井。因为采掘进工人下班之后，除了衣服很脏，很臭之外，落在地上的煤粉也很多。尤其是大池子的水要负责加气加热。特别是下午的两点钟左右，大池水一放满，就成了矿山孩子们的天下，几乎全部的矿工孩子都是在这种大池里学会了游泳和跳水。薛红军几乎不说话，虽然是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竟有六十好几的样子。他认为要让当年的老领导宋静娴知道自己的处境，只有宋静娴能证明自己，否则讲不清楚。但宋静娴在文革中也自身难保，她的证明也已经不起作用。当年搞地下工作，薛红军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也是白皮红心的，多次帮助过地下党，只有休息的时候，看到薛红军坐在角落里抽着烟。到了成立建设兵团的七十年代初，薛红军要退休了，他的儿子后来由矿上招工去了机电队。女儿则跟着父母回到了开滦煤矿，开滦煤矿是他真正的老家。
　　两派实现大联合后，不久又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当年策划炸楼的一名红革会人员被“三支两军“的军人逮捕。后来的调查证明这名红革会人员不是一般人员，而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伪职人员，名字叫邱本山。当年在斗争郭忠海的会上，就是他用挂钢板和跪石子的办法，多次对原矿井的党委书记郭忠海进行殴打和百般折磨，邱本山希望两派职工之间要打大、打伤、打出人命才好。后来人们也让邱本山自己尝尝他发明的那一套来对待他自己，邱本山受不了，后来这名伪职人员邱本山最后选择了自杀。邱本山自己乘着没人看守他的时候，跑到枫林矿区的一个叫枫岭工区的山林中，吊死在一棵树上。后来人们通过对邱本山长期的外调，得出邱本山曾经是一名国民党军官的事实。因此推断他极有可能是一名漏网的军统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