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229天-1242天

　　1959年10月31日星期六（第1229天）
　　午后，王书记给本三的同学做学习的专题报告。他说：
　　“目前，大家科研上都动起来了，这是和党的要求相一致的。系总支计划就是以科研、教学为中心，活跃政治与学术空气。但目前在科研方向上还有些问题，就是指导思想。有的人给何其芳写了信，人家回了信，他就要到北京去找何其芳。如果毛主席给你回了封信，这三楼园厅还放不下你了是不是？在教育革命中，包住了的个人主义思想，现在长出来了，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骨髓的时候，差别小了些，小资产阶级就出来反对了。我们的思想也反映了这种情绪。
　　“过去我在团中央工作时，有个刘宾雁无耻地说：‘我要是不高人一等，就算白活了一生。’结果，路子越走越窄，后来变成了右派。五六年前后，我们学校的教师与出版社订了合同，闭门写书，分给的教学工作不干，跟党要待遇，这样的人，宁可不用，这就是学校的态度。我们要通过科研，树立马列主义的观点，提高我的学术水平。也不要贪大。太大了，飞机飞起来就有困难。还要注意身体。”
　　王作昌说他要搞“双革”创作方法的研究。因为这个题目涉及到文艺思想的斗争，共产党员要站在文艺斗争的最前列。他说：“我想了好几天。我有事就得对大家说，说了之后，有赞同的，有反对的，也有不置可否的，还有冷笑的……”
　　为了评《出路》，我把周扬的《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找出来看了一遍，它在敌我之间划了一条界限，给人以巨大的鼓舞。
　　方剑秋大约对王书记的讲话有反感吧？会后用嘲弄的口吻说：“来，丁国文，我们来研究一下馒头吧！第一，馒头是怎样诞生的……”
　　总之，要时刻警惕个人主义思想。
　　
　　1959年11月1日星期日阴（第1230天）
　　《文艺红旗》11期发表了批评《出路》的文章，我基本上同意。还需要继续看一些材料。
　　
　　1959年11月2日星期一晴（第1231天）
　　前天早晨，我来到教室值日，擦桌子。几个女生坐在一起，手里拿着毛线活，一面叽叽喳喳地讲起来。
　　“都怨我呀！我死了就好了！我死了我妈还有我妹妹，不要紧。”陈绍英说得风快，像逗乐子似的，说完就笑了。
　　我问：“怎么回事呀？”
　　“谁知道呢，她总是那样好生气，一生气就哭。”潘常静说，“绍英从来都没生这么大的气！”
　　“怨我！怨我！”陈绍英嘻嘻笑起来。说她们经常到一起，嘻嘻哈哈地讲着董淑玉怎样耍脾气。
　　今天晌午，我和张宏义一起去吃饭，见董淑玉跟潘常静在一起，我们就走了过去，跟她们坐在一起。我从来不敢看她们一眼，就低下头来吃饭。董淑玉无意中踩了我的脚，我没把脚抽回来，感到很尴尬。她突然瞪了我一眼，我的脸像被搧了一下，用生气的目光看了她一下，然后去夹馏地瓜，夹了几下，也没把地瓜送到嘴里。我看了她一眼，那脸苍白而阔大，高出的颧骨和丰厚的脸颊装成一个方方的脸型，眼睛红肿着，目光呆滞而带着怒意。潘常静瞅瞅她，又看看我。
　　为了解情况，午后我问了深津纯子。她说：“大家都瞧不起董淑玉。”深津批评了她，也为董的委曲哭了起来。
　　晚上，我去女生宿舍去找董淑玉，她没在屋，我就在屋子里等她。她进来看见了我，眼睛吃惊地瞪了一下，勉强地笑了笑。
　　我问：“身体不好吗？”
　　“没有啥。”
　　她把床理了理，拿起小说来看，但又放下了，坐下来，扭着辫梢，把蝴蝶结打开来，又系上去；接着掏出手绢，在手指上扭着，把边上的线抽开，又理平。整个谈话中，她都在摆弄这个手绢。
　　“怎么？我们能谈谈吗？”我说。
　　“反正你都知道了。我没什么可以谈的。”
　　我只好找些题外话：“你们的窗缝怎么还没溜呀？”
　　“没觉得冷。”
　　“那盆花是谁的？”
　　“深津的。”
　　真的无话可谈，我就退出来，说：“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就别生气了，也别哭了，这对身体都有影响……明天我再来看你。”
　　
　　1959年11月3日星期二晴（第1232天）
　　早饭的时候，张淑贤坐在我的身边。她问我：“你找董淑玉谈了吗？”
　　“嗯……她什么也不跟我讲呀！这次你们闹翻了到底为了什么？”
　　“谁知道呢。”她说。“上星期我找她谈了一次，她说不生气了，大伙儿都高兴。上周她回家，回来时挺高兴，大家问她你有啥喜事啊？她说，我乐怎么的，我进步了，我乐你们不高兴啊？你们都是团员，就我落后，你们高兴吧？又有一次，潘常静买了一条蓝色裤子，她说她本来也想买，没买着，也怪，有了东西，你们买能买着，我买就买不着!我就逗乐子说：‘天生你那个眼睛吧，戴着眼睛，能看见什么？’她又来火了，说：‘你们嘲笑我！你们不知道一个有生理缺欠的人有多么痛苦！’又哭了起来。每天我们吃饭都不一起走。那天早晨她出去了，我就跟在后面，看她那生气的样子，我就在身后哼了一声，她也没理我。站排的时候，我跟别人唠嗑，她先进去了，我紧跟着进了食堂，就没找着她。她过后就说我们吃饭没叫她一起去。陈绍英给她提意见，她说因为李玉就不跟陈绍英好了，怨她。又说，我们几个对她冷漠，是因为有了相好的王翔。这几天她在屋里织毛衣，你说谁能总坐在那里陪她？陈绍英给她糖，她给退回来了。”
　　我说：“你们以后多从政治方面团结她，别总计较吃呀，穿呀，我听说你拿了几个窝窝头，还分了吃，这有什么意义？”
　　她说：“我这次可憋不住，狠狠说了她一顿。”
　　支委在一起研究，先把这事放一放。
　　午间，总支布置组织工作计划，之后，党支部布置学习文件，一个下午没有上自习。晚间，系里又召集科研小组长会议，团支部让我去了。陈洪宾老师主持会议，让大家提提目前搞科研有什么问题。他讲话声音响脆，但很温和，黑长的头发从额角上垂下来，挡住了半个脸,面皮发青，脸颊下陷，眼皮和上唇下垂。时时跟讲话的人提出商讨的问题，然后迅速记在本子上。
　　当然，会开得多了，身子就懒起来。支委们开会讨论问题时，有些不冷静，动不动血涌到脸上，眉宇间也出现了许多不耐烦的皱纹。
　　王作昌问：“还讨论公社发展的必然性吗？”
　　我高声说：“那还不是具体讨论农村干部和群众的觉悟问题吗？”
　　老王说：“可以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谈嘛！”
　　“光争论中国生产力和美国生产力谁高的问题，有什么意义？”
　　王作昌见这样的争论不好，就笑了。加上老宿，我们几个人的研究小组发言时，他始终笑着。
　　看了张天翼的《文学杂评》，对改造人的情感与观察生活方面，有了一些新的体会。照着他走过和道路走吧，这是最好的经验。
　　
　　1959年11月4日星期三晴（第1233天）
　　幽暗的暮色里，透出灰白色。这时，几个宿舍的灯都亮了。快要收起的夜幕上，太阳在上面抹了一层红黄的光，照在大楼前后的竹篱上，照在紫丁香的枝条上。在扩音器发出的音乐声里，人影在楼下晃动着，奔跑的。看不见人的脸，只凭着习惯的印象，站到本班经常站的位置上。校园外面的柏油路上，早已响起汽车的奔驰声，车灯像一把光掃，扫着沾满白霜的路面，消失在大路的那一边；只有车后的红灯，透过树林的间隙，向这边透视。
　　午后读文件，晚间辩论，我没发言。这是很不好的，为什么对国家大事不发表意见呢？而且支委开会时，我经常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
　　小马讲话的声音好像很含混。发言的时候，身子总也坐不稳，不时地改换着位置和姿势，认真地瞥着大家。当他发现谁的脸上露出笑容的时候，他会以为自己讲错了什么，就停顿下来，过滤一下刚才讲话的内容，似笑不笑地动了一下嘴角，翻了翻眼睛，内心的测隐和对词句的选择，全能从他游移的目光里看出来。
　　
　　1959年11月5日星期四晴（第1234天）
　　昨晚下雨了，虽然不怎么大，那寒冷却浸肌透骨。早晨起床时，于东波挨屋告诉：今早不做早操了。但大部分人都起来了，只有岳广和尚不动声色地躺着，被大家喻为“天才”。灯光十分的亮。王作昌大清早就朗诵《海燕之歌》，这是准备在庆祝十月革命42周年的联欢会上演出的。他时而哈腰，时而挥手，眉毛挑起来，眼睛明亮，含着笑意，全部感情都贯注到了诗中，并且用自己心灵里发出的声音，把诗里的爱憎、赞美、蔑视、嘲弄……表达出来。只是有时，动作做作了些，做得却是那样认真。当文娱委员叫女生来唱歌的时候，潘常静说：“干嘛总叫我们女生出节目，你们男生不出？”董淑玉也很不自然地迎合着：“真的，你们也应当锻炼锻炼嘛！总也不出，总也不出，永远也不敢出！”
　　由正达对董淑玉说：“你和深津纯子出一个二重唱吧！”董淑玉满面笑容地、得意的样子说：“我这嗓子就是怪，跟谁也合不上，真的！不知道就像是我藏奸似的。”这种造作的动作，使坐在她旁边的两个女生都反感。她们不动声色打毛线。那经常被她重复的“真的”口头语，和那表示和善的微笑，在别人心里造成了相反的印象。干部们现在不大敢正视她，她也看不到大家对她的反应，只好低头去画桌面了。
　　午后政治学习。在解释公社一级所有制的时候，大家异常地活跃了。由正达站了起来，打破了讲话时照本宣科的习惯，笑着，作出个怪相，用逗趣的态度说：“你生产的不是很多吗？交给国家，还得交给公社，公社还得帮助穷队搞建设呢！于是，有多少拿多少，等富队变得与穷队一样的水平时，就宣布:‘三级所有制取消了’……”
　　因为他的发言对宿玉堂有启发，急忙要求发言，直瞪着眼睛，一股子倔犟。对这件事提出问题罗广武不耐烦地阻止说：“我明白了，你别说了！”宿玉堂一挥手表示抵制，皱着眉头，哭笑了两声，终于得到了发言的机会，用无可辩驳的声调讲了起来……
　　
　　1959年11月6日星期五晴（第1235天）
　　今天早饭吃的油条，乐得大家合不拢嘴。我一边吃一边想：要告诉栾文彦写张大字报表扬一番。进教室时，不用我说，栾文彦正在写呢。今天吃了碗馇子，我的胃又提出抗议了。
　　前天曾接到王再善的来信。今天鲍景翔来信说，他决定到文艺部位工作了，给他回了信。
　　午后全年级到市内参观《辽宁十年工业成就展览会》。这是一个大跃进景象的缩影，在煤矿里，电扭一按，模型上的车子、拖拉机就动起来，吸引了许多红领巾，喊着“快看！快看！跑了！跑了”。解说员已经给他们讲了两遍，他们还是不愿离开。
　　
　　1959年11月7日星期六晴（第1236天）
　　晚上看苏联电影《海之歌》，著名导演杜辅仁科的作品。它的艺术手法很独特，诗的语言，生动的画面，史诗般的规模和动人心弦的音响。照过去的欣赏习惯欣赏不了，看完之后，有的地方搞不懂。李耀才说它的成就是登峰造极的。郭珠说：“嗬，只四个字就概括无余了。你说：到底好在哪里？”
　　丁国文话里带着抑制的笑，说：“用不着解释，伟大人物的语言从来就是高度概括的。”
　　有一次，李耀才与郭铢一起在街上走，迎面来了一辆新汽车，李耀才指着它说了一句俄语，汽车变成了图书馆。
　　温度急骤下降，已经是冬天了。夜间寒冷，避着人飞快地走路。鞋底接触冻地，发出清脆的响声。地面上的树叶让风吹着，一路奔跑。爬在铁棘上豆蔓颤栗着，沙沙作响。
　　
　　1959年11月8日星期日晴（第1237天）
　　吃饭的时候，王作昌对16班的党员孙敏说：“吃完饭把今晚听报告的时间通知各班！”
　　“几点钟听报告？”孙敏问。
　　王作昌说：“昨晚的党员大会不是通知了吗？晚5点半开会！”
　　孙敏怪恼地皱了一下眉头，说：“哎哟哟，我这耳朵都要冻掉了，他怎么还揪？”
　　晚上听报告的时候，人们全部冬装。经济系的副教授讲了一下访苏观感。中文系的人拥进第一食堂，收饭票的桌子放在门口，三个门就留这一个。当人们拥进来的时候，这张桌子就成了废品。
　　
　　1959年12月9日星期一晦晴（第1238天）
　　六班组织到北陵公社去参观，党支部要求其他班也能去几位。李长庆找我商量，看让谁去好，后来找组长开了会。我说：“方剑秋去吧！他不是借口不了解情况，不发言吗？”
　　宿玉堂声调急促地问：“他能去吗？”
　　“动员一下呗！”
　　方剑秋果然没有去。可以看出他的学习态度了。
　　市郊的秋天，显得很清旷。秋风剥去了田野绿色的服装，土地和树林都裸露着。在浮着黑土的车道上，手推车、马车来往不断。大白菜根朝外，在手推车上垛得老高，马车拉着砖石，跟手推车迎面赶过去。在人多的地方，车老板只好下车，拉着牲口，通过众多的车辆，呼唤声和车轮声就喧嚣起来。
　　我们来到新盖的“菜专”学校的教室，由公社的赵社长给大家介绍公社的发展过程。讲到小社人力少，不能打井，我们想：小鼻子（对日本侵略者的蔑称）有钱，没人力就抓劳工。但他在这儿统治了十几年，也没打出一口井，我们的小社还敢想吗？
　　这人中等个儿，宽肩膀，脸型丰满，颧骨突出，眼睛大，面带笑容，讲话自然而饶有风趣。他说：“后来，群众要求拼大社。我说这不是扯皮吗？事倒是好事，可是拿到上面去，非挨撸不可。我到区里农业科去一说，干部头一句就问：‘你们是不是嫌小社麻烦，把事儿推给大社，一推了事？’我这一听，也不对劲儿。我们五个社长就一起到农林局去，先把群众联名请求拼社的申请书交上去。孟书记说：‘群众有要求你们就干吧！’”
　　他讲到社办工业、社办食堂，反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他们说话也不知道磕碜，简直是捂着眼睛说话！”
　　食堂管理员介绍了他们伙食的情况：“大家说要吃包子，我们就少睡点觉，包上几锅，让大家吃顿饱的。想吃咸的就预备点辣椒酱，下饭。平时也吃鱼，溜鱼段、炸鱼，还能吃上浇汁鱼。
　　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课。
　　
　　1959年11月10日星期二晴（第1239天）
　　争看《大雷雨》。俄国文学已经开始讲奥斯托洛夫斯基的作品了。图书馆开架阅览室只有一本《大雷雨》。管理员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抽屉里，怕的是看丢了。午后，我在那里看完了这个剧本。觉得只有生活经验丰富了，认识深刻了，才能有所选择，把思想更精确地表现出来。老舍说：句子里少用两个“的”，使语言更简洁。我使用语言有时有欧化的影响，以后得改改。
　　晚上听报告，是中文系总支副书记杨永海讲的。他已被调到数学系去当总支书记了。这次讲话是向我们辞别的。我坐在中间，距离讲台较近，却看不清他面部的细微表情，从他那响亮而坚定的语调里，能感受到他的自信。听报告的还有中文系的老师们。杨书记在讲话中直接提到讲俄国文学的仲维刚老师，说他大量地传播了资产阶级观点。在教育革命中，他们强调外国文学的特殊性，拒绝教学改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讲教学问题？”他说，“有些老师可能会担心：教学中的错误被揭发以后，再没法子继续讲课了，损害了教师的威信。有这种想法是不应该的。矛盾是客观存在，革命者不应当怕矛盾。我们应当面对问题，使其得到解决。”
　　舞台中间，帷幕前的灯光，从上面投射到他的头上和肩上，现出他清瘦的脸廓和坚实的身材，穿了一件蓝哔叽上衣。我只能看见他眼睛的部位。眉毛和眼睛连接起来，灯光照到那里的时候，才能看见它逼人的目光。面颊凹下去，颧骨尖尖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揭发一些错误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些怒意。
　　这人转走了，虽无交往，我却有些依恋之情。
　　
　　1959年11月11日星期三晴（第1240天）
　　古汉语课采取了新的讲授方式。党组织对教学很重视。
　　午后辩论。
　　晚上看苏联电影：《一个人的遭遇》。人应当做他应做的事情，不要埋怨生活。
　　
　　1959年11月12日星期四晴（第1241天）
　　上午利用两个自习的时间开了个支委会，讨论了当前的学习问题。王作昌看到旷课和迟到的现象很气愤：“过去搞运动多了，大家说没有秩序；当前教学秩序建立起来了，同学们又不能很好的遵守它，这是什么道理？”他提出了问题，挥动着右手。
　　支委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发现有的人在自习时间里洗衣服、缝被子、织毛衣。栾文彦竟因为忘记了，没去上俄语课，因为上厕所便迟到。我说：“这是现阶段贯彻教育方针的新问题。个人学习忙乱，说明学习目的不明确，个人主义挂了帅。实际上，不重视政治就不可能搞好学习。有的人星期日回家，不按时回来。后来，在通知非团员参加大会的问题上，几个人争得脸都红了。”“对团员来说，就是组织生活；对非团员来说，这就是班会。假如不是这样，团组织就没有权利要求非团员服从组织决定。”
　　王作昌说：“还是以团组织生活的名义让他们参加。这是研究全班的学习问题，他们应当来参加！”
　　“他们不来行不行？”
　　“如果他真的不愿意，他可以不参加。不过，这种人也太成问题了。”王作昌激动得脸都红了。我心里不很平静。后来，老梁说：“我们讨论学习思想问题，有权利要求非团员群众表示态度，这也不是要他们向团组织尽什么义务。所以，我们是以过组织生活的名义开会，要求他们参加。”
　　张宏毅说：“那是不是还得请他们？”
　　老陈说：“通知一下就可以了嘛，请他干啥？”
　　张峰德天天在宿舍里看小说，对政治一概不闻不问。
　　午后，北陵公社的邵社长到中文系给一年级同学做报告。
　　晚饭的时候，我当面指出岳广和政治不开展的倾向。他凄楚地对我说：“我还是感到离大伙很远，孤单得慌，有时我都想哭。你看，就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谈科研题目啦什么的，张口发言都难冲出去啊！”
　　我说：“如果感到自己是无力的，能跟集体结合，谁也打不倒啊！”
　　后来我想，这些生活的名言对他有什么用呢？他需要的是具体的帮助。
　　刘承孝要求贾继英到广播站工作，我没答应。他想用友谊做工作的动力。我说，动力在群众那里，要向党组织请示工作。
　　午间，方剑秋拿着一本论语，念了曾子一段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面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忽然停下来评论说，“不对呀，这老兄的观点也太成问题了，为什么不讲人生观对人的支配作用呢？”小孙一笑，把头伸到书面上，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是……”
　　“噢-噢-”小孙点头，像机器。
　　我警惕自己，取消一切利己的幻想，把功课学好，发挥主观能动性，完成时代赋予个人的历史历命。
　　现在是菊花盛开的季节。
　　
　　1959年11月13日星期五晴（第1242天）
　　上古汉语的时候，赵立哲老师来听课。他戴上眼镜，把我的笔记拿起来看；然后，从自己的小本子撕下半张纸，写了几个字。原来是要求丁老师允许他讲几句话。
　　“我们记笔记要提炼，不能先生讲一句你就记一句，毫无重点，其性质、其作用、其处理方法，分几条记录。老师讲授中举的讲义上的例子，你们不要记，难道你就一点印象也没有吗？而且，我们学的东西，一定要结合具体。只有结合具体，才有用；只有结合具体，才好明白；只有结合具体，才好记忆……”松弛的面肌和下垂的眼皮，现出他老迈的年龄。背弯了，讲话时，食指在空中指点着，表示他有充沛的精力，用字也相当准确。
　　午后过组织生活。黑板上用红笔写着“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质量”。教室的桌子摆成两个方形。全班分两个组开会。我在第一组掌握会场。我就党要求重视政治学习，我们应当听党的话方面，进行了启发。教室里异常寂静。当张宏毅提到有人不上自习、在宿舍里织毛衣；有的成天坐在宿舍里闭门读书，有的光专不红……对老张的发言有各种反应。董淑玉脸红了，把眼睛瞅着一个方向；张峰德呆坐着，好像感到了大家在看他，神经质的把头一抬，看看是否有人在注意他，很胆怯的样子。在另一组里，小赵打破了沉默，为别人忽视他的本行鸣不平，“好像大伙读书只要有大脑就可以了，把脚手活动一下，锻炼锻炼都是多余的！”
　　这一组，李耀才发言了，老梁也发了言。人们的思想动起来，心是向着组织、向着党的，都在本子写提纲。只有方剑秋故作镇静，有时不慌不忙地在凳子上挪了挪屁股，把头晃了晃，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的脸变得紫红，好像有些气愤。当提到有人不问政治，从来在政治学习上不发言时，他就投去抵触的目光。我挺镇静，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王作昌对我微笑着，给我一些鼓励和温暖。
　　张峰德终于战胜了胆怯，迅速在一张纸上写了个提纲，要求发言。他睁大眼睛，意识到自己被大家注意了。有人在笑他。他游移、畏怯的目光，有一些惶惑。他讲到自己的过去，曾热心于板报的编写工作，影响了学习。考大学的时候，别人都比他考得好，后来得出一套经验，还是学习是最重要的。你政治上搞得好，我赞成，我在学习上搞出成绩来，不是也很好吗？政治上，我就是死不下道，我可以慢马加鞭。最近，我想把俄国文学扫荡了，然后专抓政治。我用读书来消遣苦恼。但有时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心里烦得慌。
　　王作昌做了总结发言。他说：“我今天很受感动。老张说最近自己有忽视政治的倾向，切合实际，也是对自己负责。当然，有些地方也不像他讲的那么严重。我也不是说，老张就是光专不红的，但他说了心里话。忽视政治的结果会怎样？十六班讨论《上尉的女儿》的时候，有人主张对格里鸟夫这个人物只能用人民性而不能用党性和阶级性的标准去分析。他认为党性和阶级性是要消灭的，这就是只专不红的人的观点。现在，你觉不到政治对你的重要，但在紧要关头，你长期积累下来的牢骚不满会自然而然地发泄出来，你想不说也不行，因为你的世界观会不自觉地让你把话说出来。”
　　今天，他的讲话没有使大家发笑。他讲的那样严肃、实际。他脸上发着红光，额头微汗，说：“这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晚饭后，我与张峰德一起散步。他向我提出许多问题，如：为什么心里明白怎样做，到时候就不能那样做呢？当我读书的时候，别人为什么要干涉我呢？他相信自己是能改造的。在书店买了一本《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如果不去抓他，他仍然会听从习惯的驱使，照旧样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