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第1040-1048天

　　1959年4月23日星期三晴（第1040天）
　　当改造自己很自觉的时候，是最容易自省自新的。用下课的时间看完了艾芜的《百炼成钢》，觉得力量充沛起来，想了许多。
　　工人阶级也是从旧世界脱胎来的，如果没有在革命的烈火中锻炼过，在新社会里同样会生产许多枝节。我是自私的，克服自私，我能主动用痛苦的反省去征服那些不好的念头。秦德贵教给我一个方法，当自私绊住了你的脚步，唯有工作和斗争能给自己带来新生。我试图从改变态度——乐观的、和蔼的、笑容可掬的表现去改善跟别人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自己具有一个作家的性格：对一切都热爱，对一切都清楚，但装出来的东西会使我什么也得不到。现在，我有时会飘忽不定，像一个人要登舟远航、却又留恋那只有三分地的孤岛。但这航行的决心是下定了的，只不过现在站在舟上还不稳固而已。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爱情不是追来的，而是她自己走来的”。
　　当然，技巧是要有的。我佩服老作家善于组织故事的能力。这本书的主要特点，就是把所有悬念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秦德贵因创造新记录化炉顶的事。作者到最后也没交待炉顶是不是被秦德贵搞化了的，当矛盾展开以后，读者的注意力早转移到那些带有馥郁香味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和感情的披露上了。
　　好了，我得写运动会了。早晨起来，我就把军装穿上了，戴起了船型赗。老梁指着我，拍着屁股笑。大概模样有点怪。
　　绿树环绕的操场上传来“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我们来到操场，中文系的几个年级把操场围起来。本二的队伍12个人站在前面，打着红旗，后面是十六班抬的大型五好标语牌，各有一辆宣传车，依次为：学习好、劳动好、思想好、身体好、工作好。再后面是十六个人，分别抬着三个活人模型，头一个就是能势良子，拿着铝圈，两膝一前一后跪在架起来的木板上，由四个人抬着，挺胸、仰身，作一个自由操的姿势；第二个是赵洪利，做一下甩铁饼的姿势；再后一个是十一班的刘静，手持一条标枪，正欲投掷；再后依次是：藤圈舞、运动员、军队。王作昌亮开了大嗓门，喊着什么。队伍雄赳赳地走过了主席台。
　　“向-右-看！”
　　命令下达之后，队伍里齐声发出呼号：“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建设-祖国！”
　　比赛开始了，各班拉歌。59级的乘着顺风的优势，从较远的对面拉我们，我们说话他们却听不见，歌儿本来学得不多，只好拿《我是一个兵》来顶数。三年级的队伍里发出了哄笑，他们的拉拉队挤眉弄眼，伸着舌头，猫着腰，两个手指有腮帮了上乱画拉，得瑟着两腿，做出一个嘲笑的鬼脸；同时喊道：“本二年级可真行，唱歌就是一个兵！”接着又在小黑板上画漫画：一个人大张着嘴巴，说道：“唉，唱一个吧！”然后再写上一首“雨霖铃”的词，讽刺我们“反复颂叹一兵”。张峰德写了一首“杨柳枝”来回击，“……独不见秧歌舞，粉墨把场登！能出场，万幸”。
　　一个人比赛完了回来，大家给他鼓掌，他给大家敬礼。
　　午间吃包子，每人四个。吕云霞怕运动员不够吃，问赵洪利：“你够了吗？
　　晚上开支委会。每当要我写材料的时候，我就想：可别再让我写了，到不能再推辞的时候，心情就很不愉快。会议是研究学习思想问题。宣传委员李长庆说：“应当实际分析一下，有些学习很好，对学习很钻研。能不能说这就不好？像张峰德，要求进步很迫切，把他放在个人主义一类里。似乎不太合适。”
　　老梁说：“他正向进步的方向前进，你不能不考虑他过去的基础啊！”
　　我说：“他和组织靠得很近，虽然有些问题自己还没明确的认识，但肯暴露自己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明他的进步的愿望和觉悟程度。”
　　最后把他放在第二类积极分子里。
　　
　　1959年4月24日星期五晴（第1041天）
　　今天上午运动会结束了。午后扫除。晚上学习时事：关于人大代表抗议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发言。会前李长庆让我写一张大字报，底稿在班上通过。我写不出来，很急躁。后来王大中把他的底稿在班上念了。我对李长庆说：“就用他的吧！”
　　李说：“不行！”
　　我终于写了一份出来。我很惭愧。为什么在这种有政治意义的事件上，表现无能呢？对了，这是我的政治热情不高的表现。
　　
　　1959年4月25日星期六阴（第1042天）
　　在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是真实的，常觉得自己可卑。《中国青年》一发表了一篇谈高中生毕业升学问题的文章，说有些人不想升学，我就偶然流露出这样一种想法：不升吗？在我的帮助下，使她明白了升学的道理，得到了好处，因而对我就有了功利的作用了。
　　“邻人的小小不幸，会引起他心中的满心欢喜，可是他们还用虚伪的同情来掩饰这种欢喜。”（高尔基）
　　比起肮脏的市侩主义灵魂，我们比他们强多少？对于生活最敏感的东西似乎就是失意的悲哀。
　　在工作中，我常常左。“在人民面前，隐瞒目的，那是愚蠢的。”这是我曾经恪守的格言。这就是说，不讲策略，什么话都可以对人讲，什么人都可以信任，想以此来创造工作上的奇迹。这不过是空想。这种左的思想还表现在总愿意搞思想斗争上。我常常强调生活的战斗性。关于单科跃进的问题，大家有一些意见，我就主张搞一次辩论。在和个别同学谈话中，我常常把别人的话讲给他们听。跟董淑玉谈话时，就说某某为爱情而苦恼；跟贾继英谈话时，说自己觉得人是个怪物，他妈的问题想不通，陷进去就出不来。
　　在讨论教育方针问题上，大家的发言质量不高，我找不出原因来，问道：是破得不够吗？好吧，我们就破吧！党支部没有加强对辩论的领导，不像杨书记领导辩论那样，及时把问题总结出来。“我带头发言了，我甚至这样想过:每年都搞一次双反交心活动，把根儿挖净了，一劳永逸。不注意工作方法，还表现在和何华楠的谈话上，我只考虑到她是个老团员，觉悟比较高，不会有会问题；结果，发现她有许多实际的困难不能解决，谈完话之后，她躲进厕所里哭起来了。事情发生后，我急忙到王作昌那里作说明：我做错了一件事。我常常在无形之中瞧不起人。
　　“最喜欢埋怨的人，是一些没有反抗力的人，是不会或者是不愿工作的人，并且一般地讲来，是些惯于靠亲友的钱而只想过轻松日子的人。”（高尔基《学习写作》）
　　“左”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所以有点骄傲，有对事情不以为意，有狂热病，有消沉，有嫉妒，有偏激简单，甚至在工作与否上动摇过。
　　了解自己，就应当提高自己。每一次暴露都是为了增强对于生活的信心和坚定意志。
　　我应当向李长庆学习，他有工作能力，表现积极。学习《在烈火中永生》的墙报换下来，换上了同学们对印度扩张主义的批判和抗议。李长庆说：“这些材料你保存一下，以后用得着。”我说：“给绍英吧！”
　　他向我瞅了一下，微有怒色。我解释道：“她是秘书，不是吗？”嗬，好大的口气，我发现我的态度不对头，就把那些底稿接过来了，是不以为然的样子。长庆有许多优点，工作细心，注意以身作则，告诉陈绍英，把校报上的一些材料保存下来。虽然工作忙，还带头写了稿件；今天，又把于东坡来不及进行分析的话本拿来分析。资料室扫得不好，他表示很大的不满。
　　
　　1959年4月26日星期日晴（第1043天）
　　上午到辽宁剧场看《我的一家》，然后与长庆、本凯一起到太原街玩玩。我自己到大舅那里去。我深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大舅不是懂得了许多共产主义的道理了吗？他懂得《实践论》，他的孙子不老实工作，跳了好几个工厂，他说：“这就叫没有坚韧，没有志气。”
　　晚上过组织生活。我相信我会在工作的锻炼中懂得许多道理。
　　
　　1959年4月27日星期日晴（第1044天）
　　晚饭后，我和蒋文思、潘常静开治保小组会，李长庆推开门，对我说：“六点钟广播人代会的选举情况。”
　　我们迅速地结束了会议，跑到资料室，趴在窗台上。只见绕着电线杆上的扩音器下面站满了人，当听到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时候，人们欢呼雀跃，热烈鼓掌。
　　“二七年之后，在苏区执行正确路线是毛主席，在白区则是刘少奇。在决定国家重大政策的时候，他从来没犯过错误。”陈本凯这样介绍。
　　“现在正在投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选举完了就向大家广播。”扩音喇叭传来这样的声音。听广播的人不愿散开；物理系的学生自动站成了一圈，跳起了集体舞。潘常静招呼说：“下去跳舞！”
　　我说：“好。我的讲义还有不几个字啦！”我草草地收起了笔，就跑下去了。年级学生会决定到市府广场去。
　　从各路来的人流涌向广场，锣鼓震天，人们高兴地嘿嘿笑着，鞭炮也响起来，爆放的火花要把空气烧起来似的。闹到23点我们才回到学校。能势也来了，政治热情很高。
　　回来时，三个女同学拉到后面去了，我等了一下，对她们说：“我这个治保组长得负责你们的安全哪！”董淑玉说：“嗯，你们要是不当官儿呀，谁也不肯管我们！”
　　深津说：“你招呼我们，我们早就听见了，就是不吭声！”
　　回来时一路上歌声。
　　
　　1959年4月28日星期二晴（第1045天）
　　风也吹得疲倦了，地上的泥沙劫掠已空，现在的风是懒洋洋地吹着，裹了一团热气，叫人发闷。午后练习游行，身上乏得很。
　　晚上开支委会，把上次总结学习方面的材料归总起来研究。材料写得很有趣，王金苓总唱西欧古典歌曲；王桂莲和郑连贵的爱情破裂以后，回到宿舍里哭，说：“这是上帝的惩罚！”听了这句话，大家都笑了。王作昌说：“不过，对这次遭遇，她还是挺坚强的，她本来是诚心诚意对待郑连贵，而这次他提出了事，这个打击是不小的。作为党员，她是经得主考验了。不过，由此产生消极的一面，是我们必须加以批判的。”
　　我说：“昨天，行政小组给她作鉴定，政治和劳动都是良。有一次深津纯子问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她说：斯大林的东西早过时了，深津说：‘这不是和修正主义说的一样了吗？’”
　　老梁说：“有个人主义思想的那一部分人，个个肚里都有一盘棋。”
　　会上给班级的思想做了仔细分析，个人主义表现形式很多，克服它，得对症下药。我每天都在观察生活，而看起来，我对同志们还是陌生的。仍需提高觉悟，加强生活锻炼。
　　
　　1958年4月29日星期二晴（第1046天）
　　哲学课要考试了，今天复习。晚上给王桂莲鉴定，是我起草的：“王桂莲同志身体有严重疾病，在婚姻恋爱问题上，有过不幸的遭遇，但不能从这此事物中挣脱出来，党性很不坚强，政治热情衰退，没有共产党员应有的、高尚的远大理想，实际上，人生目的是不够明确的。在日常生活中，愁闷悲观，说自己的遭遇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对集体不关心，群众关系不好，埋怨同志们不了解她，党员的模范作用差，最近情绪有些好转，学习比较努力。”
　　王作昌说：“这够开除党籍了！”
　　老梁说：“看看咱写的是不是实际吧！”
　　王作昌说：“你也发表意见嘛！”
　　王作昌感情似乎受了刺激，低着头，在屋子里渡着步，然后坐下来，显得很严肃，说：“党小组今后应当从政治上帮助她。你说爱情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呢？”
　　我说：“我看怨她自己，她要求得多，给予别人的少。我相信一个人的政治信仰能决定他的性格，这是我的格言。”
　　
　　1959年4月30日星期四晴（第1047天）
　　风沙太大了。大风把树拥抱起来，又把它摔出去。午后去校部礼堂，听校长办公室主任讲解接待外宾礼仪方面的知识。
　　听说小张五一要到鞍山去会她的女朋友。以前认识的，后来断了联系。在潘常静那里知道了女朋友的下落，通过信。老丁逗我：“你的情绪有些转变，一定有问题。”
　　我说：“你别拿我寻开心啦！”
　　上午讨论讲义。我说：“李卓吾代表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反封建的意义，他有时也反人民。”
　　有人说：“我看这个问题不应当那么看。李卓吾的反封建，一方面是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又受了儒家教育，而实际看到的是假道学，非常虚伪，又受了当时文学著作的影响，有这些思想，在当时是了不起的。”
　　好啊，生活！
　　
　　1959年5月1日星期五晴（第1048天）
　　早晨3点半起床，5点出发。我们抬着木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牌。大家都去抢惊叹号，笔画少，轻快。风太大了，抬标语牌与大风对抗，累得满头大汗，沾了一脸土，像个小鬼。放在地上，又怕风吹倒了。我看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下意识地把斤伸进“国”字的缝隙里扶着它。从北站抬以到南站，到处是红旗和鲜花的海洋。
　　午后，我和刘承孝等五人到北陵去玩。风停了，喧嚣一天的树木也安静下来。树林很茂盛，我们坐在林荫下，那边传来稀疏的蛙声，游人的笑语从林梢掠过。刘承孝谈起六班王春芝的事来—她说自己很孤独，蒋士杰就以大哥的身份帮助她。我听了这些事，感觉无聊，但年轻人对这种事总是有兴趣的，掩饰着，高声读着小说，里面写到韦珍在工人中间生活着，如何因他的创造而激动，“思想，从没有抽象的思想，它总跳跃着和饱和着感情的，一钻到人的心里，就使你发热、发光，使你蓬勃地成长。”（《在和平的日子里》）
　　我很感动。不要当那种空头的文学家，真正需要的是战斗，是不怕自我牺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