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第903--913天

　　1958年12月7日星期日阴（第903天）
　　我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推心置腹地交谈，可以使我与对方之间心心相印。王作昌用座谈会的形式开入党积极分子会。我也用了这个方子，入团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积极。工作中常有一种烦躁情绪，使自己不能朝气勃勃，像有的共产主义都那样，藐视困难，蔑视敌人，也藐视死亡。
　　今天中午看《静静的顿河》中集。葛里格里，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不肯改造自己，在革命的风暴中，不可能不倒向一边，去求得个性的解放和幸福。
　　我写了剧本，应当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班级的虚荣，或者是为了把自己的情感放进文艺的花坛之中，去求得安慰。
　　我坚信把个性从私欲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会觉得，劳动和斗争，对于自己是那么地需要、自然的、应当的、因而是快乐的。
　　急躁也好，苛责也好，要努力克服。我相信全新的我会从斗争中诞生。一切人都会需要我，我也需要一切人。
　　
　　1958年12月8日星期一阴（第904天）
　　一位女同学在食堂里拿着话筒喊：
　　无人售饭真方便，
　　自由吃饭省时间。
　　先交钱，后吃饭，
　　人人都是监督员。
　　到了午间，最后一句改成“忘了交钱不好办”。
　　张淑贤从北京回来了。
　　午后三个班在一起辩论教育质量问题。我说教育质量提高了，教学质量没提高，当然也没降低。因为这没有实际意义。我们在肯定新的教育方针比旧的教育方针优越，要达到新的培养目标，在于改进工作。
　　李长庆说：“像深翻地那样艰苦的劳动我们能坚持下来，说明我们的体质有增强。学基础课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践问题，有了初步地判断能力，能看出问题来，就是比过去进步。我们喜欢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影片了，给予很好地评价，这说明理论水平提高了。我们热烈要求了解工农兵，对主席的讲话有了更深的体会，创作能力也提高了。”潘英喜说：“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看，是提高了。”李耀才说：“教学和教育不能分开来看、对立起来看，那样会得不出妥善的结论。教学、劳动、科研，是对立而又统一。”
　　我说：“把教育和教学等同起来，是离开了学校的环境，谈教育，等于把我们变成了下放干部。如果是下放干部的话，在思想感情上、立场上受到了锻炼，文学批评的能力提高了，文艺思想提高了。这种提高，是在过去专业学习上、各种运动的基础上提高的，基础课也不能完全否定。基础课不包括劳动，但基础课不能脱离劳动，我们要学习的应是完整的知识。说教育质量提高了，是因为比过去提高前进了一大步。政治一切学习的灵魂。
　　
　　1958年12月9日星期五晴（第905天）
　　午后听邵凯书记关于一•二九运动的报告。他说：“团委叫我做个报告，我只好服从吧，摆个龙门阵。那时，我们还都是青年，反正是年记很轻就是了，中国青年都是这样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五四”以后，我们的领袖们成长起来了，大革命时期也出现了很多优秀人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暴发了一二•九运动，也是中国青年划时代的成长时期。那时，谁也没想到今天能开这么大的会，宪兵早就来抓你了。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那时的心情是沉重的。《毕业歌》我现在还喜欢，算是厚古薄今吧！那时，敌、蒋杀人杀红了眼，拿一本红的书，围一条红围巾，也会被抓起来杀掉……”
　　王桂莲要走了，到我们宿舍来告别。我先回来写剧本，别人都在校部看电影《患难之交》。她说：“看别人多幸福，我这一生为什么这样不顺利？”
　　我说：“如果你不劳动，不工作，占据你心里的，必然是那些生活琐事。”
　　她说：“这是格言吗？”
　　我说：“倒不见得。”
　　王作昌告诉她，不要光看小说，“在家里呆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回来吧。何华楠的小屋给你留着。要注意锻炼胸部。要多看报纸，若不，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要多休息”。
　　她说：“我还会打麻将呢。”
　　“我的上衣在外面晒着，忘了拿回来了。”她说完就走了。
　　支委做了改造，李长庆选上来了。支委会做了分工，王作昌和老梁要我当副支书。我说：“我没那工作能力，不行。做思想工作嘛，还凑合着。”
　　这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因为我怕那些事物性的工作。当小赵看我的名字写在优秀团员的光荣榜上，对我说：“我多咱能看见你的名字写在共产党员的公告上，我将为你祝贺。”
　　另外，我也想，我的感情不健康。昨天张淑贤说北京吃的是馒头，我就说：“那是工人贵族。这是出于嫉妒心吧？”
　　烦恼多数是出于怀疑、瞎想，难道不可以从这种心理状态中解放出来吗？
　　
　　1958年12月10日星期三晴（第906天）
　　我所以有那种不好的情绪，是因为我的个人主义还没有完全克服地缘故，不愿做平凡的普通劳动者。我的工作没有魄力，来了工作就双手一伸-怎么办？
　　午后全片（年级）辩论教育质量提高与否的问题。由老梁掌握会场，我没发言。教育和教学不能机械地分开，即使是只是教学，也包括智德体的三个方面。
　　“我向你们提高派投降！”我对陈本凯说。大家鼓起掌来。李长庆说：“你算是起义的。”
　　晚饭后，我们在一起演奏起来。我多么渴望感情的工农化呀！
　　能力是从努力中获得的。
　　晚上，他们又去辩论了。只有我一个人呆在寝室里，写剧本《幸福的道路》。写个提纲，不怎么好。把未来的生活展示一下。我相信可以写好它。因为这次写作之先，我就注意到了，这次写作不是为了荣誉，而是在尽教育别人和教育自己的义务。也算是享受权利。
　　收显亭明信片。
　　
　　1958年12月11日星期日晴（第907天）
　　上午看完先秦部分的文学提纲。午后写剧本。他们去辩论。写了两页，天黑了，我出去买点东西吃。遇上了张淑贤和能势良子，她们问我“干什么去？”我撒谎说“去书店。”
　　能势说，她们的尖兵连加紧锻炼，培养健将，争取当上辽大专职健将。
　　张淑贤说：“北京不冷，树叶还没掉光呢。”
　　我问：“听说你姥姥住在北京？”
　　“啊。”
　　“你可倒好，走到哪里，不是姥姥就是舅舅。”我说。一时间又觉得这闲话很无聊。。
　　晚上，听他们说，校党委刘副书记作了传达报告，说主席要求辞掉主席职务，用更多的时间从事马列主义研究和考虑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能势说：“我很想研究理论，但总是提不高。日本人民提出：中国的今天就是日本的明天。中国革命的经验有利于日本革命的发展。毛主席要放理论卫星，我听了高兴极了。”
　　陈本凯说：“我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伟大、高尚人格。”
　　晚上，大家就这件事进行了座谈。
　　党支部讨论别班的李超入党的问题。她讲了过去受过许多苦楚，没有阶级观点。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明天继续讨论。
　　
　　1958年12月12日星期五晴（第908天）
　　今天在校部召开军事训练现场会议。很早就吃了午饭。午间11点，把《文学青年》评论员留下开座谈会。长篇也好，短篇也好，内容都不大充实。我只出了两耳朵。
　　思想改造，真是个艰苦的过程。没有欲望是好事，当我再有欲望的时候，那就是强烈的，有不可阻挡之势。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
　　晚上又讨论李超的入党问题。是614班的，会上她先做自我介绍：“多少年来，早就有这么一个愿望，现在很激动……我的父母感情不好，他们离婚后，继父虐待我，很残忍；日本人入侵，家庭就逃散了。继父常让我跪搓衣板，当时我才12岁。母亲到济南治病，我也跟去了。开始读书，我想：读了书，干什么都行。到一个找不到任何相识的人，不再受歧视，没人叫我‘带肚子’。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接收了地方政府，我对党没有认识，退学了。后来上了中学，正是全国解放的形势，我辗转到了湖北。在学校里受进步老师的影响，觉得不能再跟国民党跑下去了，当时吃的是地瓜粥，老师如果说‘明天不上课了’，就是明天没饭吃了。武汉解放了，我看见了许多女同志。觉得她们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为什么不能呢？回家没出路，就参军了。常常是一天几百里的行军，有逃兵，我认为那是可耻的……”
　　李耀才说，她对家庭缺乏阶级分析。意思是说，没有从本阶级立场上转变过来。从小受苦，比起工农子弟来，那算什么苦？有人反驳道“工农生活虽苦，却有深厚的母爱”。
　　最后通过了。她激动得脸红了。多么幸福！
　　
　　1958年12月13日星期六晴（第909天）
　　午后大家写教育方针，我写剧本。洗完澡，只写了个人物表。因为描写人物的成长，不应当隐瞒他们的心理过程，教育意义是在这个过程里产生的。晚上写了几页，心中乱了，11点就睡了。
　　过去写不出来的时候，我会逼自己去写。现在，好像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去写，实在没有非写不可有要求。
　　
　　1958年12月14日星期日晴（第910天）
　　午间盖如刚来了，一个远房的堂哥。他在水利学校学习。要下乡了，借了四元钱去，想回家去看看。
　　写了几页，掷了几页，是那样清谈。是生活没感动我，还是我没有那善感的情绪？有时热起来，有时又冷下去。
　　晚上写了几页，又得撕下去，困为那种手段不像对待人民内部矛盾。
　　广和交来入团申请书，立志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吾将何所是从?振奋起来，做一个不断革命论者，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时代的木偶，热烈的情感只在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上发泄。
　　加强学习，要有热烈的政治意愿，听党的话，使自己更谦虚。
　　
　　1958年12月15日星期一晴（第911天）
　　上午讨论《诗经》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午饭后，党小组召集进步青年同学开了个会，谈对李超入党的感想。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饱满的政治热情，这是要求进步的时候，应当具有的品质。”我说。
　　王作昌向大家提出三点要求：端正入党态度；勇于向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做组织的骨干力量。争取做红旗团支部。
　　晚上，我决心苦战了，结果只写了九页。这玩艺儿可真不容易啊！老梁对我说：“你别总往下撕，不好让大家讨论一下怕什么？”陈本凯皱眉、点头、说：“对了，还是把它写出来吧！”老梁又说：“你可得好好写呀！”我说：“你怎么不信任人呢？”
　　老梁就这样。小赵、大中他们去检查书，他怕他们在那里看，不让他们去。小赵有意见了，说：“老梁，你去做做看，别以为我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1958年12月16日星期二晴（第912天）
　　“眼高手低”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啊！剧本写不下去了。苦恼死了。李岳山进来检查，我问他：“不写不行吗？”
　　他说：“那怎么行？不仅要写，还得够放卫星水平呢！不好改嘛！”
　　早晨我问王作昌应当向那方面努力。他说：“克服工作不果断的作风，多抓组织思想工作，这对你的思想是有帮助的。
　　午后找季振安谈话。支部准备讨论他的问题，系里要给他处分。在谈话的时候，我竟没明确我是代表支部的，至于让他提出了我代表谁的疑问。谈话时，净说些“我对你的看法”之类的话。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说了也没用”、“一个乡下人，去调查的，也不看出了什么事儿，还能说什么”、“去调查了倒好，材料都掌握了，还谈什么”。
　　
　　1958年12月17日星期三晴（第913天）
　　上午上课，韩梅岑老师讲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阎简弼老师讲《离骚》。午后，本班组织了教学方案的答辩。
　　今天的写作顺利，我没有隐瞒内心的矛盾而把剧本完全看成是我个人的事情，好像让大家批评我了，与我个人的面子不好看。毛主席说，既然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就不怕别人的批评指正。
　　在找广和谈话的时候，我竟问起他是否还想爱情的问题和某某对他友好的问题，干些蠢事。岳广和说：“说不上为啥，别人对我有友好的表示了，我反倒不敢接受，不如算了的好。”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所以才提出点疑问。是我的性格不好吗？可能有一些，生硬死板的态度会使人不愉快，而我也因此而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