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四十)(四十一)(四十二)

　　四十
　　在田心，父亲每个星期天都几乎要上山砍柴，砍柴的地方是离学校不远的游家庄。要上游家庄，先得过黑桥河，过桥向东走1千米就到了游家庄。游家庄是幕阜山脉的一座山岗，道路崎岖，登上山岗，突现一处地势平坦的盆地，先人们早在山岗间的平坦之地开垦荒地，农作物以苞谷为主。从游家庄再上山腰200米左右，就生长着茂盛的、种类繁多的各种灌木，粗粗的枝杆，横逸的虬枝，成材是显然不行的，但却是上好的柴火，是百里挑一的好烧材。每每那时，父亲就要找一处平地作为“大本营”，放些吃的干粮和水，也把走热后脱掉的衣服放在那里。然后，沿“大本营”四周寻觅适合作柴伙的灌木，再从用斫刀一根一根地砍断，码在地上，一堆一堆的，当一担100多斤的柴火斫够后，父亲便砍几根藤蔓或柔忍性比较好的细枝条，把它们扭成绳状，人称爻子，用作捆柴伙。一堆一堆的灌木归成两捆，用他先前做好的树绳爻子捆住，为了捆紧，父亲用脚踩着柴伙，用手猛勒，越勒越紧，然后打一个死结。注意了，那捆柴的绳箍必须要低于人肩，否则担起来就会头重脚轻，而翻筋斗。两捆柴捆好后，父亲就用抢担（一种两头尖，并用铁皮包住的挑柴火的扁担）插入捆好的柴火中，这样担起来就相当的稳当。
　　父亲担着一担柴一口气爬百十米的小坡便到了游家庄。在庄上小憩片刻，父亲便一口气把柴火担到了学校。当年父亲年轻，40岁左右，正年富力强。再加上“文革”停课期间，经常去常岭砍柴，后来又回乡劳动改造，砍柴这点劳动，对于他来说，算不得什么，也不觉得累。
　　父亲除了经常去砍柴外，还学会了打豆腐。有年过春节，父母决定自己打豆腐过年。崇阳人过年，是离不开豆腐的，父母亲在崇阳已三十多年了，这些习俗和崇阳人也没有什么差别。打豆腐的原料是黄豆，而黄豆在崇阳还是很多的，虽然当时的物资还不十分丰富，但比起动乱年月已经好了很多。
　　做豆腐的工序是，黄豆摘净后，先得用水浸泡，当黄豆浸泡2－3天充分发胀后，就用那种有一小孔，一个手柄的石磨来把它磨成碎渣，然后通过干净的纱布将黄豆碎渣过滤，过滤下来粗糙的是豆渣，也可以吃，稠稠的像奶一样的是豆浆，豆浆用火煮开后，加凝固剂，放入带有纱布的盘子里加压即成。这个理论父母都知道，但第一次实践，父母心里还是没底。那次打豆腐，母亲先把黄豆浸泡好，然后拿到黑桥村我的同学望来家，用他家的石磨去磨。他家的石磨是手拉磨，父母轮流拉磨，一手拉磨，一手喂黄豆。上10斤黄豆一会就磨完了。
　　豆子磨完后，父母就用桶盛回学校，在学校食堂里用大锅将豆腐渣煮沸，煮沸后，舀到事先搭好的三角架上的洁净纱布包袱里去过滤，这和前面的做苕粉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活，我和姐姐都能做。于是，我和姐姐帮父母过滤豆浆。然后将过滤好的豆浆放到锅中加热，等它开锅后，舀入容器里，加入凝固剂，但用怎么样的凝固剂，父母还不太会用。只知道打豆腐的凝固剂有卤水，也有的用石膏粉，石膏粉又有生熟之分。卤水点豆腐是最传统的方法，如何操作？父母一概不知，但用石膏粉来凝固，父亲略知一二，但也是儿时在汉阳老家见祖父打豆腐用过的。
　　搜索记忆，父亲记得祖父用的是熟石膏，即把生石膏烧成熟石膏，然后按10斤黄豆多少比例石膏粉，待豆浆煮沸前放入容器中，等豆浆煮沸了，再把豆浆直接倒进有石膏粉的容器中，加盖少时豆腐而成。但父亲记不得比例了，这个方法不能用。好在食堂里有一位值班的工友，他告诉父母用生石膏粉的办法同样可行。就是将生石膏粉用水溶化，等豆浆烧开后，将豆浆冲入容器时，把生石膏水溶液慢慢往溶器里倒，并搅动豆浆，待豆浆有稠状出现时，再将生石膏溶液往豆浆溶液里一条线地倒，当看到溶液有一条线出现时，豆腐即成。父母就按工友的方法试了试，终于打成了豆腐。父母亲高兴极了，我们兄妹四个也是兴高采烈。过年的餐桌上吃着父母做的豆腐，也是分外的开心。任何时刻，通过自己创造的幸福才具有别人不可理解的味道。
　　四十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平反昭雪的步伐越走越快，XXX平反了，XXX平反了......信息越来越多。父亲一直想把压得自己不能喘息的那顶帽子掀掉，不知向各级党组织写了多少信，也一直如泥牛入海。现在，坚冰似乎在打破，春天的气息似乎真正要来临。于是，他又不断的信访。他趁休息时间，专门到湖北省委组织部送过材料，由于不能在武汉住下来等消息，他只得委托亲戚去省委组织部询问过；他也到了咸宁地委组织部，呈送材料并口头申诉；还向崇阳县委副书记，当时任咸宁地委副秘书长的XXX写过申诉材料。这位副书记也给父亲回过信，说是交给县里相关部门处理。
　　大气候真的变了，崇阳县的有些领导和知道父亲情况的同事、朋友们对父亲的问题也非常关心，帮着出点子，帮着找关系。时任路口公社党委书记的饶天华同志还亲自到县委组织部找有关领导过问：老滕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应该按何政策予以解决？父亲所在的田心公社书记王益芳同志还专门到田心中学我们家来找父亲谈话，并对父亲说：你的问题我知道，只要按程序申诉，不离职上访，不采取过激手段，我都支持你。父亲的同事王克祖老师也找到他的老乡，对时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石XX问：滕老师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老解决不了？
　　这位石XX，其实是父亲的学生，一场“文革”把学生变成不识老师的白眼狼。这位石XX付部长回答王老师：他上窜下跳，我们懒得管。两相对照，是多么大的区别呀。饶书记、王书记、王老师他们给父亲以温暖，而石副部长身为组工干部，却说出那么低级的话来，真是辜负了党的信任，不配当组工干部。这句话父亲后来就当着石XX的面说过。
　　由于父亲的执著，更是因为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北京传到了崇阳这个穷乡僻壤，任何想挡住历史车轮的人都是螳臂小丑。1979年春季的一天，父亲突然接到崇阳县组织部的通知，让他到组织部去一趟。父亲接到通知后，刚下课，借了一辆自行车，一路狂奔，从田心到崇阳县城，只用了个把多小时，黑汗水流地到了组织部。接待父亲的正是那位说父亲上窜下跳的副部长石XX。石副部长摆出一副官样，端着一只搪瓷杯，见父亲进来，不仅不呼一声老师，连起码的礼节都没有，欠都不欠一下身。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地对父亲说：决定取消你的“开除留用”的处分，工资定为42元。仅仅就这么一句，没有任何温度，连潦草的敷衍都谈不上。最后还装模作样的问父亲，还有什么想法？
　　见石XX那副嘴脸，父亲气不打一处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了一个意见：姑且你不把我当成你的老师也罢，说明我没有把你教好，我作为老师也是有责任的。但你不配当一个组织部副部长，现在中央提出组工干部要向人民教师学习，平反工作找上门的要干，没有找上门的也要干。你却说我是“上窜下跳，你们不管......”你配当共产党的组织部门的领导吗？父亲说了这些后，石XX副部长的脸胀得通红，面颊痉挛抽搐了几下，嘴巴在动，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旁边还有一个随从，也是父亲认识的，父亲也感到了他的尴尬。父亲接着对石副部长说，你不是问我还有什么想法吗？我当然有，“开除党籍”的问题何时解决？石副部长听到这个问题，几乎是恶狠狠地说：没门。他回答得很干脆，可以说，这才是他真实思想的流露。父亲说：可能不由得你们吧？石副部长又说：“我觉悟后，会找你的！”父亲听了大笑，这个石副部长还蛮可爱的，还知道自己没觉悟。便对石副部长说：中央政策会让你觉悟的，会压得让你觉悟的。
　　父亲知道，这位石XX副部长何时能觉悟？不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他的顶头上司，人称舒老大的，舒老大此时是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长。呜呼，在“文革”也吃香，在改革开放时也吃香，这舒老大何德何能？恢复公职时，是他阻拦父亲，工作籍恢复了要父亲去当伙夫也是他，这次不让他的副部长觉悟，不给父亲平反的也是他。难道他就真是崇阳县的舒老大吗？
　　父亲的这次平反又只解决“开除留用”的问题，可以说是有限平反。而他特别看成重、耿耿于怀的党籍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迹象，还得等县里老爷们的觉悟。但不得不说，历史的车轮又前进了一小步。
　　四十二
　　由于父亲在田心中学教学水平的有目共睹，也由于教育界也在集中优势兵力收缩高中，把过去办在公社的高中进行调整，还由于一张魔手仍然在遮蔽着父亲的天空。1979年下半年，父亲从田心中学调往路口高中任教，母亲则留在田心中学。但这又有什么呢？父母亲在“文革”期间已经锻炼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老运动员了，两地分居又算得了什么呢？
　　父亲刚到路口高中时，担任高一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但不久，由于学校缺少政治老师，父亲就改任全校所有四个班级的政治老师。父亲对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有着天然的兴趣，教政治，他是如渔得水。他能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讲解“物质”、“意识”、“矛盾”和“对立统一”；能用最直观、最形象的语言讲“商品”、“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等。并引导学生用政治课中学到的理论，去观察、理解、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对当时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人生的路啊，为何越走越窄”讨论，也在政治课上让学生发表意见，开展讨论，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吸引了学生们关注社会、改造社会的热情。同时，也增强了学生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父亲所带的政治课，每年的高考，除一中外，总在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在父亲干得顺风顺水时，1980年，母亲也调到了路口高中，继续从事英语教学。母亲仍然是凌晨四五点就起来，准时把收音机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频道上，跟着广播学习许国璋英语。经年坚持，也换来丰硕果实，从一个几十年前学过英语的人到胜任高中英语教学，也算是一个奇迹。母亲还被评为全县、全地区的模范教师，得以到庐山参观学习疗养。也是那时能获得的殊荣。
　　在路口高中，父母除了当好教师和班主任外，也很关心学校的其他工作。当时，路口高中的教师虽然只有十多人，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颇复杂，人为的分成了外地人一派，本地人一派，时常产生矛盾。父母的到来，外地人认为自己的力量增强了，对父母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本地人也不罢干休，并不认为新来的外地人，就一定会入外地人那一派的伙，纷纷向父母投来了橄榄枝。但父母就是不上套，不选边站，哪一派也不参加，这是他们一贯的原则，也许是外公奉行的“君子不党”给他们的影响。
　　相反，还在两派间做一些调和工作。不久，父母就像两派的黏合剂，在父母的撮合下，两派矛盾逐渐化解，直到冰雪消融。父母不仅在老师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也在领导和老师间做穿针引线的工作。有一学年初，学校某领导与一位历史老师发生了矛盾，原因是历史老师还兼了一门语文课，他只想教语文而不想教历史。但由于学校规模小，历史课老师少，他不教，就没有人可替代，而课一刻也是不能不开的，否则最大的伤害者是学生。学校领导在反复做工作无果的情况下，采取了下策，想动用行政的手段来压服历史老师。如是，请来了县教育局的一名副局长到学校里开教师大会，这实际上是一次变相的批斗会。
　　“文革”刚结束，又来这一套，历史老师就更反感，其他老师也非常反感，就顶了局长大人。局长大人不仅不转弯，反而口出狂言：要处分历史老师。极大地激化了领导和历史老师之间的矛盾，历史老师拂袖而去，教育局长也搞得灰头土脸，悻悻而去。父亲见状，没有考虑自己还背着崇阳县教育局的处分，就斗胆向校领导建议：领导你与历史老师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根本的分歧，只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领导不能用行政的方法，更不能用大批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应采取个别谈心的办法。目前这种状况，只能采取三顾茅庐的方式，向历史老师赔礼道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方能挽回颓势。
　　领导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和历史老师一对一的谈心，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法，请历史老师谅解，也说出了学校的困难，看在几百学生的份上，重拾历史课教鞭。见领导如此礼贤下士，历史老师也检讨了自己的意气用事，表示愿意带历史课。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皆大欢喜。校领导觉得父亲是一个将将之才，以后，凡事都愿意和父亲商量，父亲自受处分以来，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礼遇，心情也是异常的愉快。
　　父母一直是那种乐助好施的人，见不得别人家遇上困难，即便自己也不富裕，但也不会袖手旁观。学校有一个老师家里是半边户（爱人在农村务农），家里子女也多，仅靠一人工资，很是困难，尤其是粮食方面就更加欠缺。父母得知后，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二三十斤粮票全无偿地送给了那位老师，解决了他们家的燃眉之急。父母施恩不图报，凭的全是自己质朴的情感，自己做得自然，也让受恩者接受得自然。父母在哪里都能赢得比较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