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三十年前的一个承诺（代后记）

　　五十二个章节，近十九万字，长篇小说《烽火浙西南》终于脱稿了，我的心情顿时轻松起来。
　　我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烽火浙西南》呢？说实在的，是为了三十年前的一个承诺。
　　三十年前，我在松阳县第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有一次，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活动。说是党员活动，其实参加的不仅有党员，而且有团员，还有如我这样的党外人士；不仅有老师，而且有学生。大概是组织者认为我这个“党外人士”有发展成为“党员后备力量”的可能吧，所以破例地让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这次活动的地点就在本县安民乡的安岱后村。安岱后村是浙西南最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之一。粟裕、刘英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到达浙西南后，首先就在安岱后落脚。这个村子里，曾经出现过风云一时的青帮首领陈凤生和陈丹山，正是他们把粟裕、刘英等人接到安岱后的。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下，在挺进师里的共产党人的启发引领下，陈凤生、陈丹山，还有枫坪乡斗潭村的卢子敬等人，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将青帮组织逐步改造成为游击队，并且配合红军开展了诸如打土豪分田地、创建工农苏维埃政权、筹措粮款、保卫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并迅速成长为共产党员和地方干部。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甚至是蒋介石的恐慌，他们频繁派兵出击，企图将革命力量扼杀在摇篮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以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积极配合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以游击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斗争，保卫新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
　　由于红军和游击队的力量过于单薄，也由于革命根据地尚处在初创时期，各方面的经验明显不足，更由于敌人过于强大，在敌人对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大举“围剿”面前，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为了吸引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的撤退，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等人配合一部分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最后，他们都落入敌手。面对敌人的酷刑和招降，他们毫不动摇，最后慷慨赴死。
　　这当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卢子敬。他出身地主家庭，早年曾留学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担任过教书先生，后来和陈凤生、陈丹山一起，参加过青帮组织；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到达浙西南后，他们三人携青帮帮众投奔了红军，并迅速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对他印象深刻，一是我们有共同的职业，尽管当教书先生，对于他来说只是人生的一个过渡。二是他那传奇般的经历。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又有着留洋的经历，按理说他的人生一片光明。他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工作，并且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呢？他和陈凤生、陈丹山不同，他们参加革命是因为出身贫苦，要改变命运必须起来造反。卢子敬凭什么要造反呢？这个问题不仅我理解不了，书中审讯他的国民党军师长李树森也难以理解。正因为如此，我要用我的笔触，深入他的内心世界，去探寻其中的奥秘。
　　安岱后村的干部们接待了我们，除了给我们安排吃饭外，还带着我们参观了陈氏宗祠。那里曾经是安岱后革命活动的中心，一些比较大的活动，都在陈氏宗祠举行。宗祠外面的墙上，还保留着革命斗争时期书写的标语，如“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等。
　　从村干部的介绍中，我第一次听到了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的名字，并且为他们传奇般的革命经历所动容。平时爱好舞文弄墨的我，鬼使神差地说出了一句话，“回去之后，我一定要用我手中的笔，将它们的革命事迹写下来”。
　　村干部听了后，非常赞成我的计划。为此还专门向我敬了酒，希望我为安岱后、为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等人的后代做点好事。
　　承诺许下后，我并没有付诸实施。或许是当教师太忙了，在写书的这一件事上，我一直没有动笔。直到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才想起此事来。或许当初接待我们、给我敬过酒、等待着我为他们写书的村干部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我顿时感到一种亏欠，一种道义方面的拷问。
　　好在今年9月份，我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后，有人问我如何继续“发挥余热”，我说我首先要还债，还安岱后人一个感情上的债，一个三十年前欠下的人情债。
　　从今年9月份动笔，直到现在，前后经历四个多月。如果没有特别的事务，我坚持每天至少要写三千字。就这样，到昨天为止，我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怎么写？我觉得要把握好两点。首先要尊重历史。虽然所写的不一定是真事，但一定要是真人，即在党史材料中有记载的人；其次要符合小说的特点。小说不是真人真事的翻版，它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可以有合理的虚构。至于这真人真事与虚构内容之间的比例如何安排，有说三七开的，有说五五开的，有说七三开的。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三国演义》就是采取“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比例写成的。我则认为：三七开虚构太多不可信，七三开太拘泥于真人真事，还是五五开比较适宜。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我允许自己发挥一些“合理”的想象，进行一些“适度”的虚构，以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至于成败得失，还望读者公断。
　　小说的人物怎么塑造？我觉得要防止片面地拔高，以至塑造出来的人物个个高大全，甚至不食人间烟火。英雄人物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犯各种错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指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对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物塑造时的弊端，“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智而近妖”。为什么这两个人会给人“似伪”“近妖”的印象呢？就是因为罗贯中太喜爱这两个人了，因此对他们进行了“拔高”的处理。你“拔高”一点没什么，“拔高”过分了，其效果适得其反。
　　我在对英雄人物进行塑造的时候，把握的就是这个“不拔高”的原则。对其优点不过分张扬，对其缺点也毫不隐晦。陈凤生行事果断，雷厉风行，但有时会头脑发热，鲁莽偏激。他为了革命工作舍生忘死，有时也会儿女情长；卢子敬处事谨慎，老成稳重，但有时会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黄富武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军事斗争谋略却明显不够。这样来处理英雄人物，其可信度是否强一些呢？
　　附带谈一谈对反派人物如何处理的问题。一般人认为，反派人物就要拼命往坏处去写，写得越坏越好，最好是十恶不赦的。我认为，这就走到一个极端去了。即使是一个很坏的人，他偶尔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有时也会做点好事。就说国军师长李树森吧，他被称为“杀人魔王”，到处滥杀无辜，但看到警察霸占“多福寺”不肯归还时，他能够主持公道，要警察局的人限期搬出。一方面，他下令枪决卢子敬；另一方面，他又警告下属，不许动卢子敬家属一根毫毛。这样的处理，我想读者诸君不会有意见吧？
　　从一些党史资料上看到，当时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做法，显然有悖常理，如凡是地主，不管他们是否有民愤，一律当作土豪来打；凡开会必须先唱歌；英雄人物在向公众讲话时，清一色的豪言壮语；一些人反复卖弄自己的革命经历，拉大旗作虎皮；追求形式主义和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等等。这些东西如果进入我的小说，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要大打折扣。于是，我对此进行了大胆的舍弃。即使出现了以上的情况，也要让小说中的人物出来“纠偏”，以引领革命事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对参考资料的“取”与“舍”的问题。“取”是必须的，但不是全盘照搬；“舍”也是必须的，就看它对我是否“有用”。有用的，就拿过来；没有用的，要大胆舍弃，或者经过我的手，将“无用”化为“有用”，化腐朽为神奇。
　　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是让他们来评判吧！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一些资料。参考较多的是杨金宝老先生的《战斗的一生》，还有遂昌县委党史办编的《戎马仙霞》，在此深表谢意。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日于南明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