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关键时刻

　　专、县两级领导接到熊绍韩的第二次报告，查明周燮卿的来历后，原计划派一营军队，后增加为一个团，协助县政府中队攻取秀山，于正月初二把驻城的各路匪徒驱散，恢复了县府。
　　等到正月初三，熊绍韩接到于政委要他速回县城议事的信，立即步行到石耶，搭乘敞车进城，到县府见于政委和赵参谋长（酉阳军分区参谋长赵梁材）。于见熊绍韩满身尘土，关心地说：“看你这一身，快去洗个澡，换换衣服再来，我们有重要事情商量。”
　　熊绍韩赶紧回家收拾拾一下就来了，赓即又找来杨通惠和涂逸之。大家全面分析了秀山各路匪情之后，决定下步剿匪分两步走。先搞西路，由我出面把杨卓之争取转来之后，第二步再搞东路。我便建议，要争取杨卓之，一定要把欧百川找来，因杨卓之原是他手下的团长，更相信欧一点，工作好做些，大家都很赞成。
　　熊绍韩于初四参加县委及军分区剿匪指挥长的会议。会议决定由熊绍韩和欧百川、涂逸之到龙凤争取杨卓之回来。
　　正月初四，欧百川、熊绍韩、涂逸之三人一起到龙凤。赵参谋长和龙凤据点驻军领导就给他们讲：“到那里去，一定要注意我们部队照顾得到的地方，防备危险。”
　　于是他们就住杨秀芳家，由咨询委员会常务委员杨秀蔚去通知杨卓之，叫他来会面。第一次去，他答应来，等了半天，没来。去第二次，他讲有什么事，要缓一下才来。就这样推。我们在那里住了两晚，到了第三条，他仍然不来。我们看他还是不想见我们，只好回城了。
　　接着，熊绍韩和周之桢、陈仲卿等随同赵指挥长赴东路进剿，做争取瓦解工作，历时五个月。
　　随同赵指挥长赴东路进剿，主要是在龙池、上川、涌洞、里仁、保安这几个地方驻剿和搜剿。部队在前面打，熊绍韩就配合做争取工作，这一带的乡民代表主席，旧团防的人员，还有乡上的人员，都尽量争取回来一些人，并利用旧人属关系，发动一些人参加剿匪。有次同部队驻在涌洞侦察土匪的行踪，匪首钱汉杰带起人来攻，在坡上乱吼乱叫，要解放军缴枪。熊绍韩把以前的团防兵发动起事，配合解放军行动向山上一冲，枪都没打，土匪就跑光了。
　　在跟随部队剿匪当中，解放军领导对熊绍韩非常关心。有一次在龙池得到情报后，决定晚上9点出发，乘雨夜奔袭上川。赵参谋长对我说：“天黑山高，路滑很难走，你那么大所纪，这时不要去，等我们把那里打下来了，派一个排来接你再去。”熊绍韩说：“我是本地人，山路走惯了，我不怕。你看嘛，我比你们那些战士走山路还要行点。”坚持同部队一起出发。
　　雨夜行军，不仅走山路，有时小田埂、田里头、茅草笼都得走，有的战士滚得一身泥，我还没咋个摔跟斗。到了天亮，便向山下的股匪发起猛攻。机枪一响，一群土匪连滚带爬拼命逃跑，打死打伤不少，赓即乘胜迫击，越迫越远，我也赶紧跟上，一直追到湖南那边才往回走。在东路前前后后搞了一段时间，这样的仗打了多次，钱汉杰股匪被打垮了。其他各股匪徒，逃的逃，散的散，使社会秩序暂时得到安定。
　　5月份的一天，县府电话要熊绍韩回城有事，赵参谋长下乡日久了也有事进城，他俩一路回到县府，于政委就对熊绍韩讲：“地委来电话，转达川东行署阎红彦主任的意见，说你们出去剿匪辛苦了，请你们到行署去玩一会。”秀山被邀请去的有熊绍韩、杨通惠、欧百川。他们三人到了酉阳，又有陈子尚、蔡璞和专县的领导梁政委、于吉仁、汤吉震都一起去了。
　　他们一行到了重庆南岸的黄桷垭，梁政委便说：“好了，我把你们送到这里，你们就在这里耍。”
　　在重庆，对他们这些在川东行署的，一直当上宾看待，不仅每餐几盘菜，他们没有人吃酒，中午也摆酒，还派行署的几个厅长轮流陪们吃饭，他们成天总是想梁政委把会开完后，来见见面。
　　一个月时间过去了，川东区党委会议开完后，接着赵专员又参加川东署召开的行政会议。这个会快要结束之前，赵专员把熊绍韩叫到一边打招呼说：“你回去之后，把你经手的公私事务结束了，马上又要来行署开会。”我问：“开什么会？”赵专员讲：“开川东行署会，我们提你当川东行署委员。”我说：“我是个县级人员，行署委员是省级，我哪有这个条件？还人有嘛！”他问：“有哪个？”我说：“酉阳的王勃山是老同盟会员，秀山有王宏实，是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四川大学校长，都是全国知名人士，我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咋个当得了行署委员！我不行呀！”赵专员说：“他们有他们的安排，你是我们提的，已决定了，你回去准备就是了。”在回家的路上，梁政委也讲了叫熊绍韩回去准备一下之后，到行署开会的事，还讲欧百川已调贵州当副省长，他不再回秀山了。
　　1950年2月18日拂晓，酉阳军区一团，县大队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向盘踞在秀山县城18天的各路反动武装发起总攻，打得敌人抱头逃窜，一举收复秀山。
　　一举收复秀山县城后，各路反动武装避我锋芒，潜逃到周边游窜。我剿匪指挥部抓住这个时机，遵照分区“迅速分遣，安设据点，以点制面”的指示，一团和县大队立即分遣部队，部署一营（教导员王恒珍、副营长牛福祥）驻清溪、龙凤；二营（营长李有才）驻石耶，流动至中平、吏目，县大队（副大队长许金城）驻龙池、妙泉；三营留县城机动。先确保城镇、公路交通及富庶区的安全，再抽出机动兵力四出清剿，扩大控制面。但由于兵力有限，在相当一段时间只能溃赶走，却难以歼灭其敌人有生力量，这就使敌人得以有喘息之机，他们勾结贵州、湖南反动武装，兴风作浪，加之国民党专员庹贡庭，四处召开反动头目会议，一面网罗地主、恶霸、流氓、地痞、惯匪及国民党残兵败将，在西、秀、黔、彭一带，组织反革命武装集团，妄图与我新生人民政府顽抗。他们到处抢劫物资，破坏通讯设施和公路桥梁，经常拦劫过往车辆，导致交通受阻，使我经费开支、武器弹药补给、药品供应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从水陆交通看，由于我县处四川东南边陲，距成都千多公里，距西南局所在地——重庆有700多公里，当时交通工具十分落后，重庆到涪陵虽有轮盘，但用的是蒸气机，一天才能到达。乌江用木船运输，逆水而上全都是人工拉纤，由涪陵到彭水需要4——5天，途中还要三次转运，公路运输绝大多数是木炭车，每天能行约60—70公里，所以无论从水上或陆路，都需要10天左右才能回到达秀山，途中可能还会遇到反动武装的袭击。
　　西南局刘、邓首长得知我县情况，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决定飞机空投物资。那是1950年4月初，桃李盛开，春意盎然。万里晴空的日子，上午9点接到上级的电话通知，“下午1点飞机将要来秀山空投物资”，汤吉震副县长要秀山贸易公司文代贤去找国民党秀山航空站我们接管时留用的两个人员（广西人）。文代贤迅速到凤鸣书院旁的白云寺（寺内放着一架教练滑翔机）找到他俩。文代贤说明来意，他俩人作好准备，和文代贤一起带着铺设信号的几捆白布，到西门外新飞机场，选择机场的中央，铺设起“T”信号，在那里等候飞机的来临。11点县大队派来一个排的兵力，在路口和周围布好岗哨。
　　快到1点，由平阳盖方向传来发动机的“隆隆“声音，由小到大，文代贤心情激动万分，目不转眼的注视着那个方向。不一会儿就看到翱翔在蓝天下银灰色双翼螺旋浆飞机，徐徐下降，在县城上空盘旋一圈，选准投放地点，由北向南又由南向北飞行投放两次，共投放12箱物资。其中：银元3箱、弹药2箱，然后向重庆方向飞去。文代贤他们目送飞机远去身影渐渐地在天际消失，顿时大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沉浸在一派欢乐和暖流之中，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对组织和领导的关怀之感激情。
　　刘邓首长雪中送炭，秀山的第二次解放更加耀眼闪光。
　　文代贤在高兴之余，革命决心更加坚定，革命意志更加坚强。抚今追昔，热血沸腾。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中国人民都期望“国共和谈”成功，实现和平建设，医治八年抗日的创伤。使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但国民党反动派毫无诚意，撕毁“和谈”协定，掀起内战，人民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全国各地掀起反内战，反饥饿的浪潮。此时正值1946年秋，文代贤和堂弟文代钧在杭州青年高级中学二年级念书。偶遇同乡长辈蒋楚明，倍感亲切，他在国立艺术专科校就读，校址在里西湖，距离他们不远，每逢节假日他们都在一起欢聚。在往来中，他经常谈论形势和国民常的黑暗统治，并介绍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观察》、《展望》等推荐给他们看，有时还邀约他们到浙江大学听进步教授的演讲。就这样，他们对当时的形势更加清楚，头脑也焕然一新，自觉的参加到反内战、反饥饿的革命洪流中。
　　1947年10月29日，国民党警察竟于杭州监狱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暴行传出后，激起全市学生的愤怒和抗议，于是掀起了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要求严惩凶手，上海的大夏、复旦、同济、交通等大学也纷纷响应。随着我军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的节节胜利，国统区面积缩小，财政收入减少，国民党反动派要支付庞大的内战军费，更加大对人民的搜刮，一面发行大量的金元劵、银元劵，以弥补巨额赤字，不料通货膨胀得更无法抑制，物价每天数次上扬，人民苦不堪言，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于是各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纷纷迭起。反动政府企图挽回摇摇欲坠的局面，更加紧了对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的搜捕和镇压。
　　蒋楚明是国立艺专学生，该校学运工作领导人。1948年夏天一个星期六的夜晚，他在文代贤兄弟所在学校杭州青年高级中学住宿舍，第二天当他到湖滨路公共汽车站搭车时，遇到他们的同学，对他说：“昨晚反动派来抓你，幸好你不在，赶快逃吧！”
　　蒋楚明听到后，就跑到杭州青年高级中学躲避，一面要文代贤去通知西湖疗养院的护士李洁，将发生的情况告诉她，叫她要特别注意观察敌人的动静，以免受害。文代贤回校后和文代钧、蒋楚明三人商量，如何送蒋离开杭州，逃出虎口。
　　当天晚上，他们借来三套美军服装和三枚证章，证章是英文缩写的“U.S.A、S.O.S”，蒋楚明身着黄昵子军装，胸前挂上证章，代贤和代钧穿美电光卡。由于蒋年龄大，扮装为他们的长官，代贤和代钧扮随从人员。
　　当夜，他们乘去上海的火车，大摇大摆的坐在二等厢。国民党宪兵见他们派头十足，来头不小，见配带的证章也无法识别，误认为他们是美国所属部门的官兵，看表情几次想盘问，但又没有出口，他们就平安到达上海。下车后，把蒋楚明护送到四川路虹口公园旁施高塔路5号，郑君里（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的家。
　　代贤和代钧带着蒋楚明给艺专同学的信，回到杭州，找到收信的那个同学后，他们互相交换情况，并叫他将蒋楚明被盖、衣服准备好，同时约定于当夜10点钟在艺专后门西湖边的小路上等。果然那个同学按时将行李送到，文代贤和文代钧将行李放在两部自行车上，怕被人发觉，迅速离开。后来他们又将这些东西送往上海。
　　1948年秋，文代贤完成在杭州青年高级中学的学业，毕业后到上海投考大学，被国防医学院录取。当时由于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要该校迁往台湾，文代贤毅然放弃，不愿跟国民党走，一心向往革命，所以他没有入学。
　　这时，反动派想作垂死挣扎，军、警、宪、特更加紧对我地下党人、进步人士和进步学生的搜捕。蒋楚明不得不离开上海转到苏州，寄住在苏州影院楼上。这时艺专的同学吴剑锋为了躲避敌人搜捕，也来到这里。党组织为了开展工作，安排蒋楚明到苏州南显子巷学校教书，不久组织又安排他到浙江四明山游击区工作，文代贤和他就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才知道他先后任杭州幻灯制片厂、杭州电影制片厂书记）。这半年多的时间，是文代贤和文代钧往返于宁、沪、杭之间，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成为地下党的义务交通员。
　　就在这时，在上海工作的汤克遂同学来信，要文家兄弟到江苏阳县立中学找教导主任龚献之联系。因汤克遂在校时，彼此了解很深，双方都有追求进步思想的要求，接信后迅速赶到那里。当时组织决定文代钧到解放区华中大学学习，文代贤被留在当地工作。
　　文代贤在丹阳县立中学龚献之主任那里住了几天。他给文代贤几本《新人生观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要他仔细阅读。当时，文代贤想：这一下我终于接触到曾盼望已久的共产党的一个组织了。
　　从此，文代贤的头脑更加清醒，为革命而奋斗的信念更加坚定。
　　几天后，龚献之告诉文代贤，申报记者沈亚夫（地下党员）的住址是该报社进门左手边的那间屋里，上午九点钟你去他那里，只要你介绍名字，他就会和你交谈。
　　文代贤按龚献之所说，果然见到了沈亚夫。
　　沈亚夫对文代贤说的内容主要是：我们知道你要求进步，寻找光明和你对党所作的一切。今天正式吸收你为丹阳解放社社员（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茅山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秘密组织），这次组织派你打入国民党反动军队中工作，主要任务是“了解敌军人数、武器装备、军事布署和行支计划，另外和士兵中贫苦农民谈心，逐步建立感情”，必要时掉转枪口。今后你了解的情况和我单线联系。等一下，带你去见国民党保安团团长，他必然要问我两个之间关系，你就说是在抗日战争时在昆明认识的，因为你是昆明人，他就会相信。如果问你的简历，你说是“黄伯韬部队打淮海战役退下来的”。
　　谈完后，沈亚夫带文代贤去见那个团长，团长的问话正是他意料中的那些。见文代贤对答如流，于是随即写张便函，叫他到丹阳延陵自卫大队报到，分配他到第三中队第二排当排长。由于文代贤在高中读书时受过军事训练，不论操场上的训练和课堂上的讲解都不成问题，所以没有什么破绽漏出。
　　文代贤到延陵自卫队后，向沈亚夫同志交过两次，报告过敌军内部的人数、武器装备和“清乡”行动时间计划。
　　1949年3月中旬，国民党准备在延陵开展大规模的搜捕，文代贤将情报讯速报告沈亚夫，使其他同志免受其害。
　　在延陵短短时间，文代贤经常与士兵接触交谈，和他们建立起一定感情。一次大队长来检查内务（环境和武器），好在上面没有发擦枪的布和油，枪哪能擦干净呢？大队长戴着白手套用手指插入枪管，发现有锈迹，大发雷霆，要文代贤亲手打士兵每人五扁担，文代贤想这是一个争人心的好机会，他当时拒绝并辩解：“没有发擦枪布和油，怎么能干净呢？”当时大队长更加生气，说：“你不打，连你都要打！”
　　大队长就叫中队长打，结果士兵挨了五扁担。文代贤的这种行动也得到士兵的赞誉。平时和连排长接触中，难免要谈到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文代贤从中了解这些人的思想状况，想发现可以争取的人。但他们醉生梦死，并邀文代贤和他们一起去抽大烟、赌钱。
　　文代贤想：一个革命者哪能和他们周流合污呢？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通过这些，他们对方代贤、我产生怀疑。组织知道情况，叫文代贤迅速离开，准备安排他到茅山游击区去。
　　过几天，接到组织通知，我军即将渡江，解放江南，要文代贤参加迎接我军渡江的各项准备。具体任务是在丹阳县立中学内赶印标语口号和传单，教学生唱《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好地方》、《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和扭秧歌。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栗裕、谭震林等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强渡长江天堑，22日夜，丹阳解放，群情激昂，欢欣若狂，载歌载舞，欢迎解放。
　　解放后，中共茅山工委书记康迪、解放社领导张绍祖，他俩分任丹阳县委书记和秘书，分别会见了文代贤，叫他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分配他到军管会交通部工作。接管工作结束后，调镇江地委。
　　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新区需要大批干部，中央决定于1949年6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代贤于7月调西南服务团苏南团团部管理股任管理员，团长宋学武、副团长熊宇忠。住无锡太湖边陈家巷，后随团到南京编入一团四支队，在队部任会计，离开南京时调三大队队部，行军至常德编入秀山中队，在秀山一直工作到1992年离休。
　　在那些坎坷的岁月里，文代贤坚信党的领导，追求真理，矢志不移，这个愿望已经实现；党又提出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祖国未来一定更加美好。想到这些，情不自禁的为过去对革命事业所作的点点滴滴感到自豪，也无愧自己的革命人生。此是后话。
　　3月22日至25日秀山县举行首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了抓紧、抓好剿匪、征粮和生产三大任务的决议。同时成立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吉仁任主席，绍韩任副主席。
　　为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县委、县人民政府回秀山后立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征粮和生产的三大运动。
　　在剿匪上，县剿匪指挥部迅速分遣、安设据点。决定先解西路土匪，后解决东路土匪。一方面派出熊绍韩、欧百川、涂逸之等人对杨卓之等匪剿，先后举行了永兴、里仁、保安、葛麻寨、钟灵、东坪、洪安、龙凤马鞍山、龙池、迎凤烟棚子等十余次大小战斗。
　　在征粮上，根据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为了充分实干部队伍，县人民政府又举办了县农训班，培训了农民积极分子105名，投入到征粮工作中。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在剿匪工作中取得辉煌成绩的基础上，全县的征粮工作顺利进行，仅一区的迎凤乡，群众一天就交公粮22300斤（市斤、下同）全县应征公粮11366000斤，实际征粮11943000斤，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
　　在生产工作上，首先开展追赃、反霸、退押等群众运动，召开乡农代会，成立乡农协委员会，实行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相结合。4月中旬，全县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基本结束，胜利果实共折谷18374000斤。“五一”以后，以生产为主，号召大力发展生产，以实际行动保卫胜利果实，造成群众性的爱国生产运动。
　　由于人民政府卓有成效地工作，人民政权更加巩固，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人。秀山进一个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人民政府从龙潭回秀山后，有些有声望的人士又积极参加与剿匪，继续做瓦解敌人的思想工作。由于他们贡献突出，这批进步的知名人士后来都得到了妥善安排。熊绍韩先后担任川东行署专员，四川省政府监察委员兼省政协驻会常委。欧百川任贵州副省长，杨通惠任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唐载飚任秀山县交通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