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迟到的转变

　　1940年，黄杰忠率部转战湘赣边区。1941年，升任七十八军军长，旋调第四路游击指挥，由战区每个师抽调一个加强营，组成每个军一个加强团，武器装备和官兵力求精干，归黄杰忠统一指挥，开赴湘鄂皖赣边区日寇占领区后方。同时，统一指挥当地人民抗日自卫军十九支队、二十支队、二十二支队及各独立大队，配合正面战场，开展游击战。
　　这期间，多次与新四军并肩作战，学习他们依靠群众发动爱护群众的好经验，采取小部队夜间偷袭，为了不使日寇报复当地百姓，改善军民关系，基本上是周密部署袭击行动后，才命维持会长去报告日寇，速战速决，打了就走，搅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不得不抽调部队对付游击队，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眼见抗日战争的大好局面，蒋介石掀起了反共高潮，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新四军军部和所部九千多人，突遭国民党七个师八万余人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抵抗，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皆遇难，除大约二千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史称“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命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江北新四军。
　　日寇未灭，内乱又起，亲者痛，仇者快，其时，黄杰忠的部队正在鄂东皖南一带打游击，闻讯十会震惊，却又无可奈何，官兵斗志骤然低落。
　　黄杰忠不愿和新四军打仗，迅速撤离鄂东皖西地区，突破日寇的封锁线，回到鄂南湘北地区，继续以游击战打击敌人，在嘉鱼、临湘地区、连续炸毁日寇五座军火库，击毙日寇数百人，惩办大小汉奸，当地百姓积极配合，提供情报，冒险带路，日寇十分恼火。时任武汉警备司令官的岗村宁次，出动八个联队围剿黄杰忠部队，黄杰忠以游击战和日寇周旋了八个月之后，连夜向赣北转移。
　　皖南事变后，赣北皖南地区沦陷区的群众，对中央军队游击部队的热情已大不如前，地方抗日自卫军不愿积极配合，连维持会长也阳奉阴违，由此可见人心之背向。当然，黄杰忠是军长是总指挥，眼见山河破碎，杀敌报国是军人的天职，仍积极主动地捕捉战机，采用偷袭、狙击等多种方式，打击消灭敌人。
　　1944年5月，日寇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屡遭失败，物资奇缺，为了把中国抢掠的物资运往东南亚，日寇集中十二万兵力对湖南发动进攻，企图打通粤汉路，来势凶猛。
　　战区司令薛岳，急命黄杰忠的七十八军开赴临湘、岳阳一线，阻止日军南进、临湘、岳阳是湖南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黄杰忠深感责任重大，率部日夜兼程，急行军到达指定地区，亲自察看地形，决定在草鞋岭一线布防，构筑工事，阻击来犯之敌。
　　七十八军以草鞋岭高地为中心，部署了三道防线，为了便于指挥，黄杰忠的指挥部设在草鞋岭中部战壕内。临时掩体内安装了电台电话。匆匆部署完毕，战斗就打响了，日寇先是飞机轰炸，大炮轰击，然后是坦克、步兵、硝烟中无数膏药旗晃动，日军甲虫似地向草鞋岭蜂拥而来，听得到脚步声了，黄杰忠才下令还击，轻重机枪、步枪同时吼叫，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日寇成片倒下。可是，日军指挥官武士道精神十足，自认为是进行大东亚圣战，立即组织冲锋，再次出动飞机大炮，对草鞋岭进行地毯式轰炸，土石乱飞，不少士兵被掀起的泥土埋葬了，黄杰忠的指挥所也遭到炮击。
　　这场恶战，日军以十二万之众，被黄杰忠的万余人挡住，激战三昼夜，向各阵地发起五次集团冲锋，仍未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可惜，薛岳指挥失当，增援部队迟迟不到，坚守了三昼夜的七十八军，伤亡惨重，干粮吃完了，子弹打光了，5月21人凌晨，日军向草鞋岭主阵地发起，猛攻，中国官兵和日本鬼子拼刺刀，杀声震天，英雄气概，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黄杰忠在反冲锋中，先是左腿受伤，继而一颗子弹穿过他小腹，只好下令撤出战斗，在参谋、副官和特务团的护卫下，向岳阳撤退。由于伤重，住进法国、瑞士合办的黄塘医院治疗。
　　黄杰忠住院三个月，伤愈后任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将高参，旋调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湘西北办事处主任，驻岳阳，收容失散官兵，组编游击队赴新沦陷区打游击，配合正面战场。
　　当时长沙失陷后，日寇沿粤汉路东攻衡阳，前部才进抵株州衡山时，重庆中央电令薛岳向湘柱线撤退，而薛以“不去替别人（广西李李宗仁、白崇禧）把守大门”而抗命，擅自撤到粤汉线的耒阳，使布防衡阳的方先觉第十军在失去必要援军情况下英勇守土月余后遭至全军覆殁。大敌当前，国家的二层统帅都如此不顾大局，怎么能率领部下齐心抗战！正是由于高级将领指挥失误，日寇得以迅速打通湘桂线，直插贵州独山、都匀，如入无人之境。衡阳失守，薛岳南撤，日寇改变战略方针，沿湘桂线进攻，连陷桂林、柳州、宜山，攻占贵州独山。独山离贵阳仅数百里，陪都重庆震动，东面日军直逼鄂西野山关，大有夹攻重庆之势。
　　独山失陷，贵阳动摇，重庆吃紧，陪都人心惶惶，蒋介石坐立不安，一面严令第六战区陈诚，第九战区薛岳火速救援，阻止日军进攻攻进贵阳，一面电令黄杰忠为川黔湘鄂桂边区游击总司令，王天锡为副总司令，由湘西洪江交通银行拨军饷一百万元，迅速组建抗日游击纵队、游击支队自救救国，配合正规军阻击日寇西进，一直战斗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有趣的是，十多年前，二十六岁的黄杰忠曾任川湘黔鄂边区联军总指挥，如今是游击总司，前者是自封的，后者是蒋介石任命的，前者是抗击军阀割据，后者是抗击日寇，白云苍狗，感慨良多。他立即组建抗日游击纵队，除第六站区拨给两个团外，其余均为地方武装和旧部队组成，活动在湘西雪峰山地区，黔南地区，常德地区，多次深入沦陷区打击敌人。由于他精于山地战，又在沦陷区打游击多年，机动灵活，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盟军攻刻柏林之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东军溃败。美国在长崎、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4日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日寇侵华，其野蛮、凶残较其他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九、一八事变”始，侵我国土，杀我同胞，辱我姊妹，烧我民房，掠我宝藏，其罪恶累累，馨竹难书！日寇之暴行，国人震愤，怒而反抗。秀山仁人志士，亦奔赴抗日疆场，浴血奋战，拼死保国，其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救国家民族于危难，扶华夏大厦之将倾，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抗战，持久抗战，历经八年，一九四五年终获抗战全面胜利。
　　为纪念秀山抗日阵亡将士，留在南门校场坝中山纪念台右侧竖石质纪念碑一座。其碑在1965年平整南门体育广场，拆掉中山纪念堂，改建为体育广场主席台时，为便于施工，拆下存其碑身于体委原灯光球场室内。值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为不忘国耻，缅怀先烈，激励后人，振兴中华，经县政协呼吁，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建委等有关单位积极操办，终将此碑迁竖于秀山公园北侧。
　　民国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排斥异己，借整编之机，编掉杂牌部队，抗战有功的军事长们，非黄埔系的多数进军官总队等待遣散，爆发了南京军官总队六百将领集体去中山陵哭陵事件。下级军官被编余多达十万人，对蒋介石强烈不满。黄杰忠没有编余，中将游击总司令编为运输大队长，负责押送辎重车辆。张发奎、薛岳不是黄埔嫡系，他们赖以起家的第四军，1946年元月被缩编为四师，蒋介石派亲信当了师长。张发奎、薛岳极为愤慨，联络李济深和其他反蒋人士商议，企图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联合政府。不久，黄杰忠调任江西供应局监护营长，供应局长陈荣是张发奎的亲信，乘机安插旧人员，收留被遣散的军官，保存四、九两战区留存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为推翻蒋介石政府做准备。1948年黄杰忠调任南昌军警督察处主任时，李济深和他领导的民革在香港公开反蒋，黄杰忠派被编余的十五军副处长王子文，去香港和李济深联系，王子文带回李济深的亲笔信，命黄为香港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并希望他把部队带回广东，与张发奎、薛岳、吴奇伟保持联系。1948年末，黄杰忠调任湘鄂赣边区绥靖副总司令，他率部由江西铜鼓，经湘东进广东。
　　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张发奎出任陆军总司令，吴奇伟出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其实，蒋介石早已退居幕后，李宗仁代总统，大小官员均有名无实，无权无钱无兵，推翻蒋介石搞联合政府已成一句空话。于是，又商议走傅作义、程潜、陈明仁之路，以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的名义搞广州和平解放。开初，手中仍有兵权的薛岳表示同意，后来据说被蒋介石拉拢，突然变卦，反而捕杀了二十多名军、师、团长，派兵包围吴奇伟的公馆，吴奇伟被迫逃住香港，通电起义。张发奎无可奈何，躲在江湾家中，闭门不出。眼见国民党官员作鸟兽散，黄杰忠不知如何是好，去江湾拜访老营长张发奎。这位北伐时期的铁四军军长，黯然神伤，大有厌世出尘之态，说：“老蒋完了，我不投共党，也决不去台湾，你好自为之吧！”（张发奎寓居香港，1982年3月8日逝世）。这时，薛岳则要回川黔湘鄂边区为他收编队伍，等待时机。黄杰忠进退两难，忆及当年在川黔湘鄂边区纵横驰骋，怦然心动，决定离开是非之地，于1949年9月从广州飞抵成都，回到老家秀山，时年四十四岁。
　　1949年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也是黄杰忠弃旧图新的关键时刻，面对大是大非何去何从，他终于看开了。他谢绝了再做国民党反共军长，甘当共产党秀山西路劝导组总组长，努力转向人民方面。
　　9月下旬，黄杰忠由成都经酉阳回到秀山，正遇宋希濂的两名高参来请欧百川去恩施组织相当一个军的反共部队。欧不愿去，介绍黄杰忠去，黄杰忠推了，也未去。
　　不几天，黄杰忠接李堂来信，要他速去桂林，想把新九军任职给他做，他到了桂林，当时主持西南军事的夏威与他见面，谈到此事，还说白崇禧要他当川黔桂边区绥靖总司令。黄杰忠淡淡地答复几句后就往回走，也没有去当这个官。
　　黄杰忠从桂林回来时，经柳州、贵阳，过了马场坪，遇到人民解放军五十一师，与师政委交谈中受到很大启发，还客气地喊黄杰忠同随行副官黄其辅，搭乘师部的汽车至麓山，黄杰忠就决心不再为国民党作事了，并沿途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安定解放初的社会秩序效微劳。
　　黄杰忠当面说服贵州铜仁专区国民党专员杨化育到县城会见中共秀山县委记于吉仁，回铜仁去向解放军交代了自己的一切。
　　黄杰忠还复信，敦促酉阳专区国民党大队长杨通海，把拖到南腰界的一个步兵营带回酉阳听共产党指挥。他捎信劝说国民党酉阳专员庹贡庭和湖南永顺专区国民党保安司令师兴周向共产党投城。
　　秀山国民党地方武装攻打秀山县人民政府，迫使政府转移龙潭期间，周燮卿派人约黄杰忠进城开会，黄杰忠未见面。秀山西路反动头领在清溪开会，派人接黄杰忠，他也推病不出。
　　1950年6月，秀山县人民政府要黄杰忠协助政府办事，慨然承担秀山西路劝导组总组长，同派住他家的县人民武部长李治武同志一起，日夜开展剿匪征粮工作。当时土匪猖獗，粮食青黄不接，征粮区域因土匪分占，缩到极小范围，给养十分困难。黄杰忠一面劝导邻近为匪人员回来自新，一面把家中的粮食全部拿出来，又在附近有粮人家劝助一些，共得三十多挑，发动群众，敲锣打鼓，随同李部长一起护送进秀山城，贡献给人民政府，解决暂时的艰难。
　　黄杰忠的前半生是在旧社会大混乱中滚过来的，人类社会要真正做到“出淤泥不染”是没有的事，有所染并不可怕，只要自己能下功夫清洗它，诚心搞好思想改造，就完全能够创造新的生活。
　　黄杰忠在长期参与国民党军队的活动中，无疑做了不少损害国家人民的事，仅几次指挥剿匪和执行上司搞部队整纪就杀了三四百人，仅在松桃县剿匪中便杀了一百多，因之被称为“人屠夫”，误伤好人在所难免。在国民党撤离大陆之际，从广州和桂林回秀山时，白崇禧及国民有关军政要人确曾希望他在川黔湘鄂边区招旧部，拉队伍，对抗共产党，这也是非常时期之大忌。更为严重的是，他带回的两支手枪在他离家期间，被人借去抢了人，经察觉再收回上交政府为时已晚。鉴于这样一些事实，他对于在1951年3月20日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反霸斗争中被捕和1952年8月判无期徒刑，投入劳改，并没有认为是过分严厉，而恰恰是共产党和人政府历史地对待他。例如对“人屠夫”的定性都客观地认为“已多年了，又是剿匪杀的”，着重于临解放时和解放后的言行，政策之伟大，顽石也点头。
　　所以，黄杰忠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改造，贡献早年营生手艺，教会打桶木工百多人，1955年冬在平凯跳进寒冷的梅江河深塘救起落水待毙的孩子，先后出席县、地、省劳改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紧接着1957年减为有期徒刑十五年，1962年提前释放回农村与亲人团聚，1977年6月9日，摘掉反革命帽子，1982年荣任秀山县县政协委员，后又任第二届政协常委。儿媳孙辈都得共产党的培养，为国家工作，为人民服务，有的孙子还上大学深造，这个晚年幸福，完全是共产党的伟大政策给予的，真是光明的环境育新人啊！
　　1984年的县政协会上，年近八旬的黄杰忠，独居一席，狼吞虎咽，旁如无人。邻席纷纷把无人问津的肥肉、烈性酒送到他面前，他来者不拒，刹那间，瓶空盘净，见者无不惊讶，叹为奇人。
　　有人当年曾私下问他，如今还能吃三五斤肥肉和三五斤酒么？
　　答曰：能！
　　他告诉熟人，儿媳非常孝顺，每年过节或杀猪，都请他吃个饱，还可以喝几碗猪油，真是骇人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