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武汉

　　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军队主力被消灭过半，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当时，武汉守军是白崇禧的桂系部队，算是正规军中保留最完整、最有战斗力的一支。
　　毛泽东素知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不好对付，称其“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与其作战要斗力更要斗智，便向林彪提议，让萧劲光担任解放武汉先遣兵团的司令员。
　　军令如山倒。作为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率第4野战军先遣部队进军武汉。
　　萧劲光接到命令，带两个军，约12万人，长途跋涉，奔赴武汉。先遣兵团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奔袭信阳，牵制白崇禧的兵力，掩护刘、邓大军过江。
　　萧劲光190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赵洲港。1921年赴苏联学习。1922年入党。1924年回国，后参加北伐。1927年再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4年后参加长征。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任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9年3月2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4月上旬，萧劲光率部进入湖北境内，相继解放了花园、汉川、浠水等地。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正在北平进行和谈。当时，军委指示原地休整待命，暂不继续迫近汉口，兵团遂在湖北与河南交界的鸡公山处扎营。休整期间，我军一直在积极进行着解放武汉和渡江作战的准备。
　　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次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南京解
　　此时的萧劲光接到命令，率领部队向汉口、长江北岸迅速推进。到4月底，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已被彻底突破，萧劲光率领的四野先遣兵团，形成兵临城下、即将渡江的态势
　　武汉解放的模式，在全国独一无二。武汉的解放，既没有经过战争，也没有谈判。萧劲光率领的解放军118师到达黄陂渡口时，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而另一路解放军40军153师，在团风至武穴一线，也准备包抄武昌。
　　5月15日凌晨，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部5个师，约2万人，在武昌以南的贺胜桥、金口一带宣布起义，给蒋介石的守卫武汉计划以致命一击。眼见败局已定，当天下午，白崇禧弃城而逃。
　　张轸，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兵团司令，河南省主席，1949年起义。1953年至1957年，张轸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在国家体委任职。1957年，张轸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中，张轸受到冲击。1975年，张轸被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被彻底平反，曾任河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张轸在郑州病逝，终年87岁。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张轸就与蒋介石结下了梁子。他追随程潜，拒绝投靠蒋介石，蒋对他恨之入骨；血战台儿庄，他立下大功，被赞为抗日名将，可到了汤恩伯手下，他却成了“傀儡军长”；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他抓住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成了三股势力争相拉拢的“草头王”；金口起义后，他成了人民解放军军长。作为军人，这样传奇又曲折的一生值得细细一读，他就是从民国中将到共和国人民军队第五十一军军长的张轸。
　　1894年4月15日，张轸出生于河南省罗山县河口寨。张轸的祖父张维城按中国取名习俗，从王勃《滕王阁序》的“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句子中，给孙子取名轸，字翼三，意在“张、翼、轸，正好是天上二十八星宿”，对他的人生寄予美好祝愿。
　　1909年8月，张轸以第七名的成绩考中开封陆军小学。张轸在陆军小学学习期间，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内镇压人民，对外签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这让身怀一颗爱国心的张轸愤恨不已。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张轸、余广造、杨体锐等几个同学立即商讨如何配合武昌起义，试图发动陆小举事。但因张轸等属于“冲动而鲁莽举事”，很快被校方侦知，很多同学被校警扣留。张轸侥幸逃了出去，孤身南下武昌，意图参加革命军。
　　此时恰逢袁世凯调兵遣将“围剿”武汉革命人士，革命军将领李烈钧下令所属部队将从河南过往的行人一律按来武汉的密探处理。因此，从学校出逃的张轸刚到武昌边上的阳逻城就被当作密探抓了起来。
　　看守张轸的人叫谌保全，他看张轸是个孩子，不可能是密探，便找到连长刘道生求情。在谌保全的周旋下，保住了张轸的性命。因张轸写得一笔好字，刘道生便留张轸当了连队文书。张轸为了报恩认真工作，赢得了连队上下的好评。但张轸清楚，此地终非久留之地。不久，他瞅准时机，投奔了汉阳郑挽澜卫队营。
　　1913年夏，张轸在郑挽澜的建议下，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被分配在骑兵专业班学习。张轸入学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入京组织内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在上海火车站，为此，孙中山号召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张轸在学校看到《讨袁檄文》，便组织几个豫籍同学，公开宣传讨袁，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但讨袁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很快被袁世凯的部队所击败。
　　南京失陷后，袁世凯根据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提供的激进学生名单，下令通缉张轸等人。张轸连夜逃出南京城，在豫陕边界流浪三年，结交反袁志士。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张轸因在倒袁运动中有功，被陕西军方保荐，送北京青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就读。1918年，张轸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1919年，张轸因骑兵科成绩突出，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1923年春，张轸毕业回国，来到陕西，任刘镇华的第一师四团少校团副，次年晋升为中校。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组建了国民军。张轸又投奔国民军第二军，就任第二军开封训练大队大队长兼战术教官。1925年10月，张轸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战术总教官。1926年2月，程潜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张轸调任第六军十九师五十六团团长。
　　1926年7月1日，北伐战争开始后，张轸率五十六团在军长程潜指挥的第六军序列内参加北伐。五十六团在张轸指挥下，一路北上，抵达湖北汀泗桥。8月30日，部队接到新命令，由汀泗桥经崇阳、溪口、三都等地，向修水折返江西。当时，官兵们思想一时想不通，程潜要求在部队中做好顾全大局的说服工作。
　　张轸教育部队官兵说：“现在，第一路军（北伐军）的第四军已将吴佩孚包围。但是，如果对袭击第四军背部之敌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一旦让他们如期赶到，不仅我们消灭不了吴佩孚，而且还会导致我们陷入被动的两难境地。如若现在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命令，迅速回撤江西，及时消灭修水、铜鼓之敌，那么，我们就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不仅可以消灭吴佩孚，而且还可以消灭孙传芳！”
　　当时，军阀吴佩孚已被国民革命军在汀泗桥打败，残部退守武昌。而军阀孙传芳仗其军事实力，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电报通牒：限24小时内撤回攻赣部队。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气，摆开了与孙传芳决一死战的架势。这样一来，国民革命军在江西九江与孙传芳部展开了作战。
　　第六军的任务是攻打修水。张轸率领的五十六团由三都开始以最快速度通过20公里隘路险境，突然出现在修水北门外的凤凰山下，立即发起进攻。
　　守卫凤凰山的孙传芳部利用暗堡，拼死阻击。张轸命令部队迅速隐蔽，派出敢死队端掉暗堡。很快，五十六团攻上了凤凰山，占领了修水、铜鼓与宜丰。
　　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攻占南昌城应由第二、第三军及第六军一个师配合完成，但此时程潜得到情报：南昌城的守卫空虚，于是下令第六军单独攻打南昌城。北伐以来，张轸的第五十六团表现颇得程潜赞赏，所以这次行动前，程潜约见张轸，命其率部担任攻克南昌的先锋。
　　9月18日，张轸指挥部队悄悄接近了南昌漳江门，快速占领有利地形，并迅速从漳江门城墙一段200米左右的没有修复的豁口潜入城内。守城的孙传芳部措手不及，弃城而逃。次日，程潜率第六军全部进入南昌城内。
　　蒋介石见程潜夺得头功，心里不快，就命令第二、第三军就地休整，使第六军孤军突出。孙传芳发现后，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反扑。第六军在南昌城内孤军奋战，被打得七零八落。程潜只好化装成放牛翁，逃离了南昌。张轸率五十六团抵御了两天两夜后，也不得不化装成渔民，逃出南昌。
　　程潜落荒而逃之时，蒋介石乘势组织第二、第三军进攻南昌，打败了孙传芳，把“历史功绩”记到了自己的名下。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卑劣行径，张轸十分看不惯。
　　此后，程潜重招旧部，重整第六军，张轸在重整后的第六军任第十八师师长。
　　1927年3月，第六军攻打南京，张轸率部英勇作战，与兄弟部队一起，一举拿下南京城。
　　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流。国民党新军阀内部随之爆发一系列斗争和冲突。程潜在内斗中失势被软禁，张轸得以升任第六军代军长。但张轸拒绝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因此恨其入骨，处处敌视刁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断稳固，程潜与蒋介石的关系也逐渐缓和。1931年日本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程潜下令第六军归顺蒋介石，一致对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轸升任补充第二师师长，率部参加抗日。1938年1月，补充第二师改番号为第一一〇师。
　　1938年3月，日军由津浦路北段向胶济路南犯，进攻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3月20日，张轸接到命令，率第一一〇师开赴鲁南，担任万年闸至韩庄运河南岸15公里的防务。为了壮军威鼓士气扩大影响，张轸命令后勤部门专门制作了印有“翼”字的臂章，统一佩戴在左臂上。“翼”取自张轸之字“翼三”。因此，人们将第一一〇师称为“翼字军”。后来，“翼字军”屡战屡胜，名声很快传遍整个抗日战场。
　　第一一〇师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展开防务工作。白天，张轸命令两个炮兵营不断向日军开火射击；夜晚，张轸命令武工大队，用梭镖、大刀等武器，偷袭日军营房，杀日军哨兵，闹得日军胆战心惊。
　　4月初，日军主力向台儿庄发起了总攻，后方顿时空虚。张轸立即命令三二八旅旅长辛少亭派两个营全线出击方峄县，断敌后路，毁敌辎重，炸敌仓库，有力地配合了友军在台儿庄的作战。
　　台儿庄的战事呈胶着状态。4月5日，张轸趁机率部偷渡运河成功，向泥沟方向出击，配合孙连仲、汤恩伯主力军正面作战。7日，第一一〇师六五六团（团长廖运周）完全占领南洛，截断了日军后方联络线。至此，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因背腹受到威胁，被迫停止攻击，连夜突围，向峄县、枣庄地区撤退。
　　第一一〇师正处在日军撤退的正面。张轸不顾连日疲劳，身先士卒，挥师向日军进行猛攻。在白山阵地上，他率部与日军激战一日一夜，直至后继部队赶到接收防务，才率全师转移金陵寺、望仙山一线阵地休整。
　　台儿庄会战中，张轸率第一一〇师战斗40多天，官兵英勇作战，被第五战区司令部评为“运动战第一”而得到传令嘉奖，张轸也因此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长。
　　第十三军原为汤恩伯所指挥，汤恩伯由第十三军军长提升为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后，原本是想把军长的位置留给自己心腹的，故张轸接任十三军军长引起了汤恩伯的不满，再加上第十三军下面3个师的师长全是汤恩伯的心腹。张轸这个军长自然就成了有职无权的“傀儡军长”。
　　1939年5月，日军进攻河南唐河、新野。看到日军在河南烧杀淫掠，张轸满腔愤慨，拒绝执行汤恩伯“向后撤退”的命令，下令部队与日军正面对抗，保护民众，最后十三军八十九师在战斗中伤亡2000多人。
　　汤恩伯获悉伤亡情况后，大为光火，不向张轸打招呼，就直接给八十九师师长下令撤退。
　　张轸接到报告，立即赶到汤恩伯的指挥所，据理力争。可汤恩伯不为所动，执意撤军。张轸火冒三丈，指着汤恩伯的鼻子，义正词严地说：“现在国难当头，日本鬼子步步紧逼，我们作为军人，为什么不去抗日？你这样做，就不怕老百姓骂我们的祖宗三代，在背后戳我们的脊梁骨吗？！”
　　汤恩伯被问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他岂能容忍一个“傀儡军长”如此放肆，桌子一拍，大声吼道：“我撤了你的职，我看你还能蹦多高？从现在开始，十三军军长由我本人兼任！”
　　这还不算，汤恩伯还当着张轸的面，让机要参谋记录撤销张轸军长职务的口述电报，并立即发给蒋介石。
　　没想到，蒋介石竟批准了这一报告。显然，蒋介石心中还记着张轸的老账。
　　就在蒋介石批准汤恩伯撤销张轸第十三军军长一职的同时，李仁宗也打了一个报告给蒋介石，要给张轸请功。
　　于是，蒋介石打电话问李宗仁：这是为什么呢？
　　李宗仁说：“委员长，古人尚懂得赏罚必信、无恶不惩、为善不显的道理。我李宗仁作为带兵打仗之将，亦应该懂啊！张翼三被撤职是汤在气头上而为，难以服众。部队上下都知道，张翼三在抗日战场上足智多谋，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不予奖赏，将会影响官兵的情绪啊！”
　　蒋介石“嗯”了一声，放下电话，也批准了李宗仁的报告，给了张轸一枚宝鼎勋章。同时，按李宗仁的推荐，任命张轸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1939年7月，张轸被调到重庆任军政部第二补充新兵训练处处长兼渝南警备司令，7月14日，晋升为陆军中将。
　　张轸赴重庆前，李宗仁专程来送别，并与他做了一次长谈。李宗仁对张轸说：“翼三兄啊，在当今中国，你要想有职有权有势力，无非三条路子。一是有自己的队伍，有枪便是草头王，你瞧瞧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他们，哪个把蒋介石塞进眼里过？蒋介石又奈何不得他们，为什么？还不是他们有队伍啊！你说文的不行，咱就动武的，他们有这个资本。二是投机钻营，舔老蒋的腚沟子，投其所好，尽其所兴，就像汤恩伯这样的人，老子最瞧他不起，但是他天上有保护伞，任何事情有尚方宝剑，整天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这样的人升迁得比谁都快！再一条路，就是实干，忠心耿耿，尽忠尽职，屡建大功。但翼三兄啊，这条路，理论上行得通，实际上几乎没有人靠这个上去的。你是留过学的人，日本的三明治你不能白吃啊，不能太书生气啰！”
　　张轸调重庆工作后，也有了和共产党人接触的机会。他所在的军政部第二补充新兵训练处设于綦江，刚好聚兴银行也在綦江，其董事长李世璋原为第六军十八师党代表，与张轸是老相识。李世璋是国民党左派人物，同时又是中共秘密党员。在李世璋的安排下，张轸先后与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共产党高层领导人见面，从而对共产党人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特别是周恩来说的话，让张轸留下深刻印象。周恩来说：“张将军，你在国民党队伍中颇有威信和影响，很有发展前途，但务要态度灰色，不要参加任何组织，希望你能深明大义，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多着想，做一个真正受人民拥戴的将军。蒋介石怀疑猜忌之心很重，而且在山城特务林立，希望你与我们接触要注意隐蔽，以防不测。”
　　从此以后，张轸不管是在1941年12月升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六军军长，1942年12月升任国民党军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率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十六军远征缅甸，还是在1943年至1946年间调任豫南挺进军总指挥兼豫东南行署主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和武汉行辕副主任等职时，心中都记着周恩来的这番话。
　　抗战胜利后，张轸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和武汉行辕副主任等职，归程潜指挥，是程潜爱将。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突入大别山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国防部组织了一个机动兵团，由张轸指挥，寻找解放军主力而攻击。
　　宛东战役期间，中野、华野合兵，秘密设伏企图歼击张轸兵团，长期的戎马生涯锻炼而成的职业习惯使张轸闻到了危险的气息，但他却不动声色，依然不变部署，巧妙引诱年轻的陈赓脱离了阵地，才突然下令全军全速反转，事后刘伯承大骂陈赓为敌所欺，只看表面，没能察觉战争的迷雾。
　　蒋介石命令张轸的前进指挥所派两个整编师和一个独立旅到汝河南岸的汝南埠堵截刘邓大军。但刘邓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过截击线，渡过汝河、淮河，很快就进入了大别山。
　　随后，陈谢兵团又渡过黄河，经郏县、宝丰进入伏牛山东侧的方城和南召地区。这样一来，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对平汉路形成了夹击之势。张轸只好将前进指挥所从漯河退至驻马店。
　　解放军完全控制了中原地区之后，蒋介石将武汉行辕改为长沙行辕，设华中“剿匪”总司令部（驻武汉），任命白崇禧为总司令，张轸任副总司令并兼任由“前进指挥所”改称的“第五绥靖区司令部”司令官
　　1948年7月，开封解放。蒋介石免去了刘茂恩河南省主席职务，改由张轸接替。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张轸一边利用职权收编地方部队，组成绥靖旅或保安旅。建立起自己的嫡系部队，扩充自己的实力，一边积极参与李宗仁、白崇禧联合程潜一起逼迫蒋介石下台的运动，并于12月30日公开发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电。
　　1949年春，张轸所部由原地方部队扩编的10个旅，几经整顿，改编为第十九兵团，下设第一二七军和第一二八军，由赵子立、辛少亭分任军长，张轸任兵团司令。
　　这时，有三股力量在拉拢张轸。一是李宗仁、白崇禧通过张轸的老军长程潜拉拢张轸，形成所谓的"五省联盟"，逼迫蒋介石下台，拥护李宗仁上台，最终由李宗仁出面谈判"划江而治"。开给张轸的条件是，河南省的党政军全部由张轸"打理"。二是党先后派出龚远方、苏东林、戴德、丁一等人通过张轸的女婿张尹人(地下党员)做张轸的起义工作。张轸开出了"保留我省主席一职，保留我10个旅的建制，维持第五绥靖区管辖地盘"的起义条件。三是从香港到信阳的傅兰西女士送给张轸一绸幅。绸幅上是民主人士李济深委任张轸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行书"真迹"。张轸接到委任状后。还真有点激动:李宗仁、白崇禧得势，会有我的一席之地；人民得势，我也早向他们表明过心迹。李济深是民主人士，没有部队，他将来给我实权，跟着他走也不错。
　　乱世中，人的想法总是莫名其妙。张轸亦然。张轸的思路在这三条船上蹦来跳去时，淮海战役以解放军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于是，张轸主动派人与华东地区中共党组织联系，向中共中央反映决定起义的意向，并派出女婿张尹人前往解放区同邓子恢等直接洽谈，同时接受中共的指示，决定起义时间定在解放武汉的时候。1949年4月间，张轸又三次亲自赴长沙与老军长程潜密谈，并相约张轸先于武汉举义，程潜后在长沙行动。张轸开始主动派出女婿张尹人前往解放区同邓子恢等直接取得联系，决定起义时间定在解放武汉之时。
　　为了谈得更加具体，在此关键时刻，龚远方到前进指挥所秘密会见了张轸。
　　张轸：你是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你龚先生就不怕我反悔吗？
　　龚远方：将军，我不算艺高人胆大，也算知彼知己嘛！你不会反悔的。第一，你有正义感，与蒋介石结过梁子，深谙国民党腐败内幕；第二，经我党长期观察，你始终把周恩来同志的忠告记在心上；第三，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第四，你不愿意打内战。
　　张轸想：共产党是信任我的，只怪我自己犹豫再三。当时程潜是蒋介石武汉行辕主任，我是副主任，我正在鸡公山避暑。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蒋介石着慌了，亲自飞往开封指挥，与程潜、顾祝同计议，建立行辕前进指挥所，叫我担任前线指挥。程潜几次以电话催我速赴前线，我都推辞了。最后蒋介石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他已同程、顾商议好了，都认为我担任前线指挥合适。蒋介石并且说，我是河南人，地方人事关系好，有群众基础——应该说是地主封建关系好，训练过地主封建武装，不容我推辞。当时，我想我是个空头副主任，自己没有基本队伍，指挥临时拼凑的部队不顺手，有困难；有个人英雄主义，一担任指挥，就要负起责任打好仗，打败了又怕丢人；同时也确有不愿同解放军打仗的思想。但最后我还是到漯河前进指挥所来了。
　　张轸：先生既然对我深知，没有必要来稳我吧？
　　龚远方：有这个必要。我要告诉将军，反对你起义的军官和军统特务，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确保将军无后顾之忧。
　　张轸：你们想得真周到，在下佩服、佩服！
　　龚远方：4月间，将军三次赴长沙与老军长程潜密谈，并相约你先于武汉举义，程潜后在长沙行动。你们要与人民坐一条板凳，我们必然全力支持，全力配合。我们估计，白崇禧是一定要溃逃的。白崇禧溃逃后，会出现几天真空期，军统特务也会大肆破坏，我们将发动群众全力以赴维持社会秩序，我们的消防队也全力以赴投入，务保你们起义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张轸：感谢感谢。
　　龚远方：不言谢，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自然就是一家人了。从香港来到信阳的傅兰西女士送给张你那一条绸幅，李济深委任张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那个行书"真迹"不真，此委任状是假的，是军统特务香港站打着李济深的名义伪造的，想以此动摇你投奔共产党、走向光明的决心。
　　张轸：那军统特务是无孔不入啊，太可怕了！
　　龚远方：斗争是极其残酷的，你的安全是我们必须确保的。所以我党处处为你着想，就是因为你站到了人民一边。
　　张轸：那我也就义无反顾了。
　　龚远方：上级还让我再次向你郑重重申，我党是言而有信的，将军最大的后顾之忧，在几天之后就可以解除。
　　张轸想：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横下一条心，赌他一把！以我对周恩来的了解看，共产党会说话算话的。
　　张轸：我相信共产党，我现在也只有跟共产党走了。
　　龚远方：欢迎欢迎！
　　张轸决定起义后，暗中开始加紧起义部署。1948年4月9日，张轸召开师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名义是研究落实白崇禧的"坚守江防"计划。实质是调动兵力。准备实施起义。张轸认为，位于武昌与嘉鱼之间的金口镇，是长江两岸的咽喉要道，是实施起义的最佳地段。于是。张轸果断命令亲信师长鲍汝澧的第三一三师驻防金口，把极力反对起义的师长张玉龙的第三一二师随第一二八军军部移驻山坡一带。
　　这样的兵力部署，让明眼的军官们清楚，张轸已悄然做好迎接解放军渡江的起义准备了。如此行事，自然也是让决心起义的将领们吃颗定心丸。同样，让反对起义的将领们不得不摊牌。张轸除对公开反对起义的人士分赠路费外，对起义表面赞成背地里破坏者，也采取了适当防范措施。一切准备就绪后，张轸于1949年5月10日派张尹人随地下工作人员由金口渡江，赴沔阳解放军江汉军区商议具体起义计划，同时张暂且留驻汉口，同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武汉地下党市委书记龚远方，在张轸部上上下下各级机构安排的红色特工，帮助张轸稳定了军心，确保金口起义的成功。
　　1949年5月13日。张轸冒生命危险秘密至武昌劝说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一同起义。鲁道源随后就向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顾祝同告了密。5月14日，白崇禧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约见张轸，出示了顾祝同来电：“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变，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5月14日，白崇禧下令扣留了张轸。同时，要求张轸打电话通知师长以上军官明日10时来此开会。
　　事发突然。但张轸仍然镇静自若，笑着说:"几个月来，我们谈了许多问题，一切情况你都知道，现在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电话我可以马上打。但总不能在你这里打吧!我想到十九兵团驻汉办事处打电话更方便些!"白崇禧犹豫再三，答应了张轸:"快去快回!"
　　脱险后，张轸径直奔向金口鲍汝澧师部。立即召集高级将领会商。辛少亭军长和斐毓华副军长及各师师长到齐后，张轸将顾祝同的电报内容和自己脱险的经过说了一遍。与会人员一致主张提前行动，宣布起义。
　　入夜。张轸指定第三一三师政治部主任柳世玺、副师长丁建华起草起义通电。1949年5月15日。经张轸最后审定，起义通电由第三一三师电台发出。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主力已渡过长江，正从金牛直插贺胜桥，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亦向汉阳逼近，白崇禧唯恐南撤的后路被截断，遂放弃了围袭张轸起义部队的计划。至此，张轸率部2.5万余人起义成功，光荣地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之中。
　　金口起义后，16日，汉口解放;17日，武昌解放;18日，张轸率部队将领过江到汉口，受到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第四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的热烈欢迎。
　　由于参加革命早，27岁的龚远方已经是中共天（门）汉（川）县委城工部部长，负责开展对武汉的地下工作，1948年又担任了武汉市委书记。
　　从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弃城南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3天被称为武汉解放的“真空期”，也是龚远方一生中最紧张最激动的日子。当时，他正在距武汉市百余公里一个叫张家湾的小村庄里，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指挥和掌握着发生在三镇大地的各种斗争。
　　20岁的谢善宝当时也在武汉城内，年轻的他还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义勇消防队”，维持社会秩序。于是，两位素不相识的人，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
　　解放军兵临城下，武汉的天就要亮了。小诸葛白崇禧率部仓促南逃，留下小股残余部队欲大肆破坏。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和各级城工人员纷纷走上前台，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一场斗智斗勇的反搬迁、反破坏、反逃亡的斗争……
　　在全国大城市解放史上，武汉模式是独一无二的。武汉的“变天”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领五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
　　面对种种不利形势，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的小诸葛白崇禧，在5月15日下午3时许，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
　　随后，武汉守军向解放军滠口红薯岭阵地放了几下“起身炮”，旋即又遭到解放军118师炮兵的猛烈还击，大约半小时后，国民党大部队全线撤走。
　　晚7时，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称放弃武汉，午夜，五十八军全部撤离。此时，解放军还没进城，武汉三镇进入“真空期”。
　　对于这种情况，地下党和各级城工部是有准备的。对于当时日趋混乱的治安，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迅速成立了3个指挥中心，早就秘密组织好各种力量，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撤，立马就出来控制局势。
　　白崇禧逃离以后，留下了小股残余部队，准备破坏武汉的供水、供电、轮渡等重要设施。当时的口号是“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而地下党组织的口号则是“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让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收武汉，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390余人，以及解放区各级党委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纷纷“冒”出来，与破坏分子斗智斗勇，维持社会秩序。
　　陆天虹回忆说，当时武汉的地下党属于上海局领导，而解放区各级党委也都向武汉派驻有城市工作人员，各个组织、各条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许多朋友、同学之间相互都不知道对方身份。“由幕后走上前台之后，许多人都感慨颇深，原来有这么多同志潜伏在身边。”
　　“义勇消防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自行组织成立的一支消防力量。在真空期的那几天，义勇消防队成了地下党组织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他们统一着装，头戴红色钢盔，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工厂轮流值班，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帽队”。
　　由于急需人手，武汉中国国货公司职员谢善宝被招进了义勇消防队。15日那晚，谢宝善和另外一个同事执行“护厂”、“护店”任务。晚上不时可以听到江边有零星爆炸声，听说是国民党在炸渡船和码头。
　　谢善宝当晚还担心国民党反攻……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12时许，在公司大门口巡逻时看到了一队解放军，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而此时，义勇消防队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那时武汉三镇没有桥，交通往来全靠轮渡。而武汉轮渡管理处处长童伊为，也是天汉城工部安排的人。
　　15日，留守专门实施破坏的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鲁道源派工兵排来炸沿江轮船和码头时，大多数轮船已开往青山、湛家矶等地躲藏，坚持摆渡的兴山、长阳、汉阳三艘轮渡，见到有爆破工兵来到，调转船头就跑，兴山船跑到王家港，碰到4号铁驳呼救，他们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用缆绳拉着驳船一起跑，趸船跑不动，童伊为就用银元收买工兵排长，将点燃的引火线偷偷剪断。
　　汉阳船舶修造厂，是国民党在华中修造船舰、进行军事运输的重要军工企业。城工部工作人员李汉涛的表兄李书林是该厂的钳工，在龚远方等人的安排下，李书林答应为共产党做事，他还拉拢了年轻车工张世忠，两人以坐茶馆聊天和个别串连的方式，团结了数十名工人。
　　当国民党宣布要向长沙、重庆撤退时，李书林等人组织了百余名工人同厂方谈判，反对搬迁，要求发遣散费。后来，厂方不得不妥协，留下三分之一的机器和部分工人。在拆机器的时候，李书林、张世忠又拆散并藏起一些关键零件，使搬走的机器不能配套运转。大部队向长沙逃跑时，李书林跟踪前往，探明了被搬走的机器的下落，武汉一解放，即在军代表的支持下，从长沙把机器运回，迅速恢复生产，修理船舶支援前线。
　　龚远方手下还有个叫刘业成的城工人员，通过老乡的关系接触到程德骥、李冠军等几个汉口王家墩机场的空军地勤人员。该机场是白崇禧的空军前线阵地，岗哨密布，刘业成在程、李的掩护下，借穿了空军的制服，进入机场位于唐家港的宿舍，鼓励空军飞行员们在反破坏、反逃跑、反迁移中做出贡献，维护飞机和机场设备的安全，等待解放军接管。
　　武汉告急时，白崇禧准备炸毁机场，城工部关系人童治周又利用老乡关系，策反了工兵连长李树柏起义。李先是派工兵像模像样地安炸药、埋地雷，骗过白崇禧派来监督的人，接到爆破命令后，李树柏不仅没有点火，反而按照事先做好的记号，一个一个排雷。
　　还有当时位于宗关的汉口自来水厂、武汉市电信局、电厂等都是国名党要炸毁的目标，而龚远方他们采用的对策是，组织工商界头面人物前去谈判，请求他们体恤民情等等，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部队也大多抱着敲诈一笔走人的心态，所以塞一点钱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
　　游行主要以工厂为单位自发组织，解放军的军乐队在前面吹吹打打，途中不断有人加入，滚雪球般达数万人
　　5月20日部队进城后，城工部的工作就结束了。各级解放区政府的城工干部在胜利街的交通银行大楼设点，成立了华中总工会，龚远方当时任秘书主任，总工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人恢复生产。
　　早在5月16日，隐藏在长江上游的渡船，就鸣着胜利的长笛返回汉口，次日即恢复轮渡；而汉口公共汽车管理处隐蔽起来的18辆公交车，19日就重新行驶在市区；5月8日奉命停播、准备南撤的汉口广播电台，由于城工部的郭承先等人巧妙周旋，设备器材全部保存下来了，19日以“汉口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开始播音
　　当时给龚远方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群众持续激昂兴奋的情绪，从16日汉口解放开始，一直到二十几号，一个星期内武汉大街上游行不断。
　　游行主要以工厂为单位自发组织，有人在前面拉着写有标语的横幅，喊着口号，还有人举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解放军的军乐队在前面吹吹打打，途中不断有人加入，滚雪球般动辄达数万人，然而秩序井然。值得一提的是，游行队伍往往会特意绕到租界区来，挤在总工会大楼前欢呼，而陆天虹和他的同事们则在楼上放鞭炮回应。
　　一个星期后，龚远方在办公室接待了原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他是被城工部一名工作人员做工作留下来的。晏勋甫透露，自己好几天都没睡着，一直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来，晏勋甫成为新中国武汉市政府参事室主任。
　　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在交接大会上，晏勋甫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的全部材料和档案清册，一一点清交给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
　　萧劲光率军随即向武汉市区急进，于当日（5月16日）开进汉口。17日，我军进入武昌、汉阳。武汉三镇宣告解放。
　　萧劲光的部队进武汉时，已经快下午6点了。从白崇禧部队逃离武汉，到萧劲光率领的先头部队进入市区，武汉三镇度过了10余小时的“真空期。
　　当时，交通被破坏得非常严重，龚远方领导武汉地下党成立“自治联合会”，派汽车到黄陂岱家山一带迎接萧劲光部队。汽车开不动，学生们就步行，在一片树林里找到118师的师部，带着部队进了武汉。
　　欢迎解放军进城的队伍，一直从三阳路走到了六渡桥
　　武汉地下党提前组织了大学、中学、市民在街道悬挂彩旗，迎接解放军，有的学生用红色床单作旗帜，上面用白字写着“天亮了”几个字。“最大的一面红旗，悬挂在武汉关。
　　解放军进城时，武汉市民情绪高涨，夹道欢迎，人山人海。欢迎仪式从下午一直持续到半夜，连续几天都是如此
　　1949年5月20日，张轸发表了告全国的起义通电。21日。张轸给毛泽东和朱德发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起义电报。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立即给"华中局，并告萧(劲光)陈(伯钧)"指示电。作出了中央军委关于对张轸部改编问题的决定:"张轸部应照曾泽生、吴化文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张部目前短期暂用原来名义。由你们召集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诸同志会商，由十纵、十二纵抽出一二个师与张轸合编一个军，张轸为军长。以我们一人为副军长。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等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张轸对于起义的忧虑显然是多余的。1949年7月24日，第四野战军奉中央军委电令发布命令：“着张轸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以原第三〇九师、第三一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一师；原第三一三师、第三一四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二师。任命张轸为第五十一军军长；李春圃为政治委员；杨焕民为第一副军长；辛少亭为第二副军长；罗通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亢为参谋长；斐毓华为副参谋长。”张轸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首任军长。
　　1950年9月，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部改编为解放军中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所属部队与湖北军区合并。解放军第五十一军番号撤销。张轸改任解放军湖北军区副司令员。
　　武汉解放后，中央军委任命谭政、萧劲光、陶铸等13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从物资、交通、军政、文化4个方面接管武汉，萧劲光担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军管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德明饭店（现江汉饭店）。
　　这一接管“班子”，早在5月15日前，河南的中原局就已安排妥当。于此可见中央的重视，武汉当时在全国解放的位置，举足轻重
　　当时武汉有120万人口，是华中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这样一座重要城市回到人民手中，无疑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像武汉这样一个大城市，要想很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
　　白崇禧在逃离武汉前，对城市进行了有计划的大破坏，城市的水电、交通、厂房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为了不影响市场秩序，萧劲光所在警备司令部规定，在5天内，除伙食单位买菜外，所有人员都不得购买东西，各部队的牲口全部牵出城外，以保持市容整洁。
　　针对武汉市区内的反动派残留警察武装等，警备司令部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对人员进行妥善安置。5月23日，华中局和武汉市军管委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创刊出版。
　　这些措施，对于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良好作用。通过突击整顿、治理，武汉很快恢复了生产。
　　此时，萧劲光担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与谭政等人一起，主持武汉的接管工作。警备司令部设在汉口永清路20号原国民革命军办公楼中，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的部队也曾在此驻扎。
　　武汉刚刚解放，百废待兴。朱仲芷带着孩子们来到了萧劲光的身边。12岁的大女儿萧凯，既懂事，又活泼。
　　23年前的1927年，萧劲光在武汉与朱仲芷结缘。
　　萧劲光与武汉有不解之缘。1927年7月，时年24岁的萧劲光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驻扎宜昌。他几次往返于宜昌、武汉之间，向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在汉口的短暂停留期间，萧劲光住在李富春家中。
　　李富春在汉口有两处住所，一处位于汉口辅义里，一处位于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八七会址附近。
　　在那里，萧劲光遇到了未来的妻子朱仲芷（又名朱穆慈）。李富春和夫人蔡畅做媒，萧劲光开始追求朱仲芷。当时，萧劲光谈吐不一般，讲起革命理论，头头是道。朱仲芷刚从学校出来，非常尊敬他。他们常去中山公园散步，两个人边走边谈论革命思想。
　　萧劲光提出要娶朱仲芷时，岳父朱剑凡只说了句：“穆慈是非常老实的人，你要善待她。”
　　同年，两人在武汉完婚。
　　萧凯是萧劲光的大女儿，1938年7月生于延安，1945年随延安保育院进入陕甘宁解放区，1949年后在北京八一小学、北京女一中学习，1959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66年，萧凯进入北京电影公司，担任公司领导。退休后，萧凯担任中国海洋画研究院院长，是中国野生动物协会资深委员。
　　在武汉两个多月后，萧劲光率部离开武汉，向长沙进发。
　　1953年至1957年，张轸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在国家体委任职。1957年，张轸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中，张轸受到冲击。1975年，张轸被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被彻底平反，曾任河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张轸在郑州病逝，终年87岁。
　　武汉市委成立时，龚远方是委员、常委，负责文化宣传工作。
　　8年后，武汉和平解放时的两个重要人物龚远方、张轸都被打成了右派，龚远方的遭遇更惨。龚远方仅仅给市委书记提了一个不能主观主义的意见，右派帽子就紧扣头上，妻子也就听从他的劝告，恋恋不舍地离了婚。张轸1975年摘帽，龚远方却还在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