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可以零落，但不能遗忘 。 （代序）

　　总理寻访母校，国立中学“开襟”
　　
　　我自1984年参加工作，一直效力于胜利油田。28年来，这个国家一级施工企业在我的人生履历中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2001年3月24日，我作为项目书记受命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自胜利油田基地出发，分乘三辆车远赴四川绵阳，为后续入川承担北出四川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绵（阳）广（元）路项目的大队人马打前站。
　　一路上，朝行夜宿，十分劳累，而借宿陕西汉中的那个深夜，我却久久不能入眠，因为汉中作为抗战时期著名的“三坝”之一，是父亲当年流亡求学（国立十二中）的地方。
　　历经6天的长途跋涉，我们一行到达四川绵阳的龙门镇，暂住在一户“农家乐”中。站在“农家乐”的二层露天楼台，美丽的涪江尽收眼底，下游的古城绵阳也依稀可见。抗战时期，另一所以招收山东战区流亡学生为主的国立六中，就在绵阳城里川西北公园（今人民公园）附近。
　　4月7日晚，我在楼下房东的客厅里看到一条电视新闻：朱镕基总理到湖南花垣县视察工作。花垣是湖南湘西的一座小县城，沈从文先生的名著《边城》就在花垣县的茶峒，而朱镕基总理视察花垣最动情的地方是花垣县民族中学。
　　在花垣县民族中学，总理摸着院内的石狮开玩笑说：“五十多年一摸啊，谁摸了谁可以当上副总理。”这里曾是国立八中所在地，当时，年仅16岁的朱镕基总理考入国立八中的高二部读书。
　　朱镕基总理视察当年就读的国立中学，不仅向世人证明了他流亡学生的身份，还意味着党和国家对国立中学这段尘封已久历史的“开襟”。
　　那是入川后的又一个不眠之夜，为国立中学父辈们“树碑立传”的念头，在我涌动多年的心底油然而生。于是，10多年来的节假日里，整理父亲的讲述，聆听母亲的回忆，联系海内外的长辈及其子女，查找地方史志资料，夜里孤灯勤书，甚至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直到现在，一部20多万字的书稿呈现在我的面前。
　　
　　真正的历史只能是个人际遇的总和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去后方，说不尽国破家亡。
　　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
　　
　　流亡是抗战时期中国极为鲜明的社会符号与标记。日寇的侵华战争使中国遭遇了空前的浩劫，炮火中祖国大地日月无光，铁蹄下华夏生灵涂炭，失去家园、多达上亿的中国人，抛家别子、背井离乡、辗转千里向大后方的流亡，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
　　如此规模的流亡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整个中国都在移动。军队在移动防御，政府机关、工业厂矿、商业团体和学校在移动，中国的广大民众在移动，这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国立中学的流亡学生。我的父亲就是当年李仙洲将军创建的国立二十二中的一名流亡学生。
　　那个年代，父辈们最美好的人生年华是在流亡中度过的。72年前（1940年），17岁的父亲从故乡徒步出发，先期到达安徽阜阳，又西迁至陕西安康、汉阴，再度迁移到汉中……1950年，父亲由部队转回家乡工作时已是27岁。
　　从山东经河南、湖北到陕西数千里的流亡途中，父辈们读到课堂上读不到的“中国社会”这本大书，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获得了很多感性知识。自始至终和流亡学生一道长途跋涉的李广田（山东邹平人，现代文学家、教育家，当时国立六中四分校国文教员）老师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
　　
　　“我们完全是走在穷山荒水之中，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一词可以代表一切；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
　　“我们都跑得很结实了，无论是我们的身子或我们的心。我们看了很多，也经验了很多。我们懂得了‘走路’的道理，也懂得了一点生活的道理。”
　　
　　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所遭遇的人生艰难与痛苦大抵相仿。而就这种痛苦而言，其挖掘意义不是在于自己。所以，许多年来，父亲对那战火连天、社会动荡、流离失所、温饱难求的经历，一直知白守黑，在沉默中守护自身的历史，直到我高中毕业后才断断续续与我谈起。
　　我读书时的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所以虽然已经高中毕业，但当时还是一个不更事的孩子，无法体察父亲的良苦用心。罪过啊！
　　过去，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像父亲这样拥有流亡学生身份的人随处可见。而今天，经历了民国社会变革、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父辈们已沉淀为历史的“活化石”，他们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闻听，也成了见证那一段历史的“独家博物馆”。
　　而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对这些不能泯灭的国家历史，抑或同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因种种原因各自有着不同的版本与说法，其灾难性的后果是导致青年一代对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南辕北辙，甚至怀疑反叛和不屑一顾。
　　真正的历史只能是个人际遇的总和。自民国以来，中国社会一再分成两半，封建专制的一半，自由民主的一半；日寇侵略的一半，抗战到底的一半……父辈们在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的穿梭中，有着“半边人”独有的通达。
　　历史上，人们记住的往往是一些波澜壮阔的重大事件，然而构建这些伟大事件的却是一件件鲜活的事和一个个鲜活的人。
　　作为抗战国立中学学子的后代，我追随父辈们，把他们的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忠实地记录下来，将他们以血泪蒸馏而成的人生体悟与愿望铭刻下来。因为，他们的背后是一代人的命运，是我们祖国的命运。
　　流亡是抗战时期中国极为鲜明的社会符号与标记。而长时期以来，抗战中的“国立中学”和“流亡学生”却一直尘封在历史的岁月中。作者历经十载，追随父辈们当年的流亡足迹和人生经历，把他们的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忠实地记录下来，将他们以血泪蒸馏而成的人生体悟与愿望铭刻下来。
　　抗战国立中学
　　
　　古城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迄今为止，我仅有的两次南京之行其真正目的地同为一个场所，这就是位于中山东路309号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档案馆的历史馆藏分为五个部分，其中馆藏量最为庞大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档案》。在由朱家骅（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教育部部长）题名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之《国立中学概况》中，我查到了以下的史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成立了34所国立中学，在抗战期间累计培育学生10余万人。
　　当今，一所中学冠以“国立”的名号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的中学多为公立，少数为私立，一般是××市（县）××中学，以××省冠名的也是凤毛麟角。以父亲就读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为例，它的全称是“中华民国第二十二中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抗战国立中学是一个光荣的称呼，它蕴涵着抗日爱国的行动、艰难困苦的锤炼和拼搏奋斗的精神，它还与一串串响彻中国乃至世界的名字联在了一起：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原天津市长聂壁初、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诗人贺敬之、世界著名地理学家许靖华、中国当代杰出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就是抗战国立中学流亡学生的杰出代表。
　　在战火纷飞、流离失所、忍饥挨饿的岁月中，抗战国立中学挽救了大量战区流亡青年学生，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为国家重建与民族复兴积蓄了骨干力量，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堪称一个奇迹。
　　一次，空袭警报响了，老百姓四散逃命。
　　学生问：“还上课吗？”
　　章用老师镇静地说：“上。”
　　学生问：“黑板挂在哪？”
　　老师说：“挂在我的胸前！”
　　台湾著名作家、英文教授齐邦媛也是当年的流亡学生，这是她在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中对流亡途中学习生活的描述。
　　章用老师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的儿子，后来病死在西迁路上。
　　“那时候的孩子，不会为没有生日蛋糕哭泣，只会为国家又沦陷一个地方，为某位叔叔阿姨惨死或受伤而哭泣！”当年随当教师的父母一起流亡、后来因《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红遍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张一弓如是说。
　　少年的张一弓最先对这个世界产生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弱？小日本为什么撵着我们走？”
　　看罢这两个细节，你对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历史疑虑就会烟消云散、荡然无存，并肃然起敬。
　　
　　赢得青年就赢得了未来
　　
　　这部书稿最初的名字叫《青春温暖着另一个心房》，除了当年的父辈们是清一色流亡学生外，私下里还有吸引青年人眼球的初衷。
　　2011年11月2日，我应邀参加第二届王鼎钧（父亲国立二十二中同学、世界华文散文大师）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巧遇与王鼎钧来往密切的美国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彼岸》杂志总编辑宣树铮先生。
　　谈及父辈们流亡求学的经历，宣树铮先生用五个字勉励我：“把它写出来！”
　　我说：“上年纪的人喜欢看，青年人就不一定喜欢啊。”宣树铮先生回答我还是五个字：“那非写不可！”
　　“北伐胜利靠黄埔生，抗战最后靠青年军。”这是当年父辈们中流传甚广的一句话。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台湾的同胞也大都记得蒋介石在中国抗战最后关头提出的口号。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大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话更是家喻户晓。
　　青年是社会的晴雨表，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谁真正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
　　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不能中断自己先辈的历史，正如出版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台湾尔雅出版社所言：“中国人是可歌可泣的民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流血成河的年代已经遥远，我们的子孙不该全部忘记，一个没有历史爱恨的民族，他的子民会活得没有方向。”
　　
　　那个时代的家乡就是浓缩了的中国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故乡是根。上善如水，必有其源，故乡是源。
　　我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位于山东胶东半岛腹地的大沽河，大沽河的中下游地带便是我的故乡莱西。
　　“膏腴大沽河，殷实桃花乡。”大沽河滋润延续了被称作“中华第一乐章”的韶乐，是中国古文明的源头和摇篮地带之一。大沽河边有一个叫“韶存庄”的村子，“韶存庄”的最初的含义就是古代的韶乐至今留存在这个村庄。
　　大沽河最早称姑河。在中国的古文字里，称母亲叫“姑”，母亲在世则称“君姑”,母亲死后则称“先姑”，妻子称丈夫的母亲叫“少姑”。大沽河在命名之初，就赋予了其浓浓的亲情。
　　“大沽河，无数弯，一弯一个官。”据历史资料统计，仅1840年到1911年的71年间，莱西境内就出了166名秀才、16名举人、10名进士。
　　抗战时期，日寇在莱西境内窄短的大沽河两岸就设立了八个据点，因而这里也成了家乡人民与日寇殊死拼杀的战场。侵华日寇在胶东半岛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金堂文雄大佐，就是被家乡莱西乡校的军民一枪毙命。
　　当年，父亲是从大沽河边的家乡出发，踏上了漫漫的流亡求学之路。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家乡工作的父亲，也是在大沽河边的一所学校里认识了小他15岁的母亲。
　　莱西有名的抗战“拥军小道”在大沽河岸边。当年，路边树杈上挂着的“拥军袋”里，有油灯下母亲搓线、姥娘缝制的军鞋和鞋垫。
　　母亲的二爹（二叔）是一名抗战游击队员，牺牲时还是一个未婚青年小伙，那是一个寒冬的深夜，地点就在“拥军小道”的对岸。如今，他的石碑立在大沽河边的一个土坡上，立碑人刻的是母亲和她堂弟的名字。
　　我的三爹（三叔）17岁参军，不到20岁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离校参军的那一天，都没来得及和爷爷奶奶打一声招呼。三爹安息的公墓在大沽河的一条支流的岸边，每次清明回故乡扫墓，公墓的周围都是水雾漫漫、烟气蒙蒙，而我却清晰地记得三爹遗画像中骑着高头骏马、血气方刚、威风凛凛的样子。
　　王鼎钧先生在看到我记述家乡和亲人们的文字后，禁不住感叹道：“家史即国史，不得了的感动！”
　　我不是在为我的家乡歌功颂德，也不是在为我的父辈们树碑立传，因为那个时代的家乡就是浓缩了的中国，因为父辈们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他们的经历与回忆是已有文献中所“考证”不到的，却让原本一些不甚真切的历史清澈见底。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历史，或者是宝鉴，或者是包袱，但不应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甲骨文里，“史”字与“事”字结构相似，“史，记事也。”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然而我们记载历史、研究历史却往往随着人的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这其中也不乏来自主观和客观上的歪曲。
　　毛泽东曾经说过：“读史可以明智，这是先人早就说过的。”
　　天下之事，熙熙攘攘，分合交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乱之；秦一统，两汉继之，三国魏晋南北朝乱之；隋一统，大唐继之，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乱之；元一统，明清继之，民国乱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之。
　　分有分的历史理由，合有合的历史必然，但这都应是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只是在这些大的历史背景下，个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这或许超出了此部书稿所能涵盖的历史容量。
　　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这就是于国家、于民族、于自己，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因此，国家与民族的悲剧和胜利，抑或父辈们的苦难与喜悦，同样都值得我们年青一代铭记。
　　正视历史，汲取历史养分，只有这样，历史才会真正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
　　历史如云，我辈应抬头仰望；历史如雷，我辈需掩耳聆听。
　　书稿杀青出版之际，我有幸看到一张父辈们的老照片，上方题有《国立二十二中甄试联谊会留影》的字样，落款是“三十七。八十四。汉中”，即民国37年（1948年）8月14日于汉中。
　　这张约有数百人的合影是国立二十二中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照。64年过去了，我们已看不清先辈们当年照片中的位置，但我必须十分清楚今天自己的人生位置。
　　是为序。谨以此献给我曾经多难的祖国，献给我抗战国立中学可敬的父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