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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品名称:十里界      作者:歌蝉      发布时间:2017-08-01 09:30:47      字数:8728

  十里界的三个女知青相勉相慰,坚持着她们在农村奋斗的信念,她们的这种信念因其中一人的情况变化而发生了动摇。
  王燕的父亲因公受伤,落下了残疾。作为一种安慰和补偿,单位允许他的下乡的女儿接他的班。王燕的回城,使李雪艳和张兰英产生了孤独和失落感。队长李老五从她们的面部读到了她们的心情,就给她们放了一个长假,让她们回家与亲人一聚,并加了上几句:“你不必急着回来,咱们队的工分,挣和不挣都一样,反正都得吃返销粮!”
  两个女知青走了,在城里住了一些日子,回到了生产队,见无活可干,又回城里去了。这一回去,她们把“假日”变得遥遥无期。
  由于三个女知青曾在杨寡妇家住过,因此杨寡妇与知青们结下了一种特殊的缘分,无儿无女的杨寡妇视知青为儿女,知青视杨寡妇为亲人。女知青回城后,杨寡妇对几个男知青更是倍加呵护。她除了为知青们缝缝补补,还经常给知青们送来黄瓜、豆角等蔬菜。了解到苏佩兰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亲人,杨寡妇对苏佩兰的感情更近了一些。
  “唉。女人不容易啊,女人的命运总是苦的!”她感叹着。她劝苏佩兰请假回家看一看他的母亲,因为她知道母亲想儿子与儿子想母亲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母亲的根根白发,就是她的段段枯肠。后来她对苏佩兰回家看望母亲的劝说,变成了一种敦促。苏佩兰以他离开家并不是很久,离开亲人的知青也不只是他一人为理由,没有听从杨寡妇的劝告。虽然他也很想母亲,但他把想家当作了精神上的一种软弱,他要克服自己的软弱,把回家的日期向后拖延。
  正当他坚守着他的岗位,他收到了一份发给他的电报。
  电报不是生产队长从大队部那里捎回来的,而是邮递员直接送到生产队的。电报只有简短八个字:你母病重,见电速回!发电人的名字是韩淑英,这是住苏佩兰家隔壁的邻居的名字,这使苏佩兰本己沉重的心情又多了一份紧张。苏佩兰向李老五请了假,李老五叫人套上马车同,送苏佩兰到公社的汽车站,马车总比人走得快。一天一次通往平陵的汽车早己开走,苏佩兰在路上拦了一辆往平陵运货的汽车,搭乘回平陵。
  苏佩兰回到家,见房门锁着,就去向给他发电报的叫做韩淑英的邻居问明情况。韩淑英告诉他:“你妈在医院,你快去看看她,我也是从你妈那里刚刚回来!你妈在市第二医院住院处三楼308病房!”
  苏佩兰匆匆去了医院。他的母亲躺在病床上,面容苍白憔悴,两眼深陷,黯然无光,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苏佩兰抓住母亲的手,心如刀绞。听说苏佩兰是病人的儿子,护士冷着面孔抱怨说:“人都病成这样了,也不来一个人护理,病人的单位也真是——家人不在,单位也该派一个人来,真是太少见了——”
  苏佩兰的母亲患的是肝癌,并且到了晚期。她怕儿子担心,不让人告诉儿子,熬过了一些日子,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能不最后见一见儿子。于是,有了那一份电报。
  儿子来了,苏佩兰的母亲坚决要求出院,在家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医生先是反对,最后同意了,带着一堆吃的药,母亲和儿子回到了家里。
  过了两天,十里界集体户的三个男知青和生产队会计赵玉林来到苏佩兰家,看望苏佩兰的母亲和苏佩兰。赵玉林是生产队队长李老五派来的,李老五和几个知青一样,惦记着苏佩兰母亲的病;自己公务在身,不能离开生产队,就派赵玉林代表生产队前来看望。
  苏佩兰的母亲这时己常常进入昏迷状态,当她清醒时,苏佩兰含着眼泪,向她介绍着身边的人。母亲笑了笑,想说几句感谢的话,但是,无论是她脸上的笑容,还是唇间的话语,都没有做到有始有终。最后,她用全部的精力,向儿子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她不愿死后被火化,她要儿子先找一个地方把她的遗体掩埋起来,待尸体腐烂干净后,再把尸骨送回老家的茔地,与自己的父母葬在一处。
  在城里,人死必须火化,土葬是被严格禁止的,苏佩兰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旁边的赵玉林向苏佩兰递眼色,示意他应允母亲的要求,事情完全可以办到。苏佩兰感激地看了看赵玉林,告诉母亲一定实现她的愿望。
  母亲的眼睛阖上了,在苏佩兰、苏佩兰的同学和赵玉林面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赵玉林拍着苏佩兰的后背,说:“不要哭!不要哭!要忍住悲痛,现在最重要的是实现她老人家的遗愿,咱们得把尸体运出去,运到十里界!我现在就回十里界,去准备马车……”剩下的半句话,随着赵玉林沉重的呼吸坠到肚子里。赵玉林走了。
  运尸体的马车第二天从十里界出发。时间是计算好了的:白天赶路,天黑到平陵,装上尸体,立即返回,赶一夜的路,天未亮回到十里界,整个运送尸体的过程在人不知鬼不觉中进行。李老五选了三匹最壮的马,一匹驾辕,两匹拉套,车上带足了草料。在日月的升落之间,苏佩兰的母亲静静地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十里界!
  十里界的土地,再一次敞开了胸怀,收纳了又一个在人世间流浪累了的人。与十里界的土地一同敞开的,还有十里界的人火热的心扉:十里界人张罗着为苏佩兰的母亲准备葬礼。
  一切准备就绪,但人葬在哪里成了问题。
  十里界的人死了,是不埋在荒野沙丘的,茫茫的草甸,草侵沙吞,抛骨野上,被视为孤魂野鬼。十里界人有一块集体的茔地,是经风水先生策划选定的。茔地在村子的北面,是一块被土丘遮掩的平地。村里的老人在生产队花名册上销了名字,这里就会堆起一个坟头,它与十里界村形成了一种彼消此长的关系。由于多年的经营,此地己是郁郁葱葱,一片不高的榆树,枝环叶缭,如帷如幕。十里界的这块墓地,像分配给每户的自留地一样,也是一种集体资源的划分,每一个上了年纪的村民,在这块墓地上都有份。在通往黄泉路上,这里是他们最安静的入口。这块地多年不断地被切割,己经失去了它的包容性,外地人或是本村辈分不够的人,是不得在此插足的。
  杨寡妇说:“我的那块坟茔地,还能挤出一个坟头来,就把大妹子葬在我的坟地上吧,她要是不走,将来还可以给我做个伴!”
  没有哀乐,没有花环,一口薄棺,数尺黑纱,已极当地人的人情之盛。苏佩兰机械地听着丧礼主持者的指挥和摆布,走在送灵队伍的前面,步履沉重,缓移徐行。他双目呆滞,看着母亲的木棺轻轻放入坑中,层层黄土,纷纷扬扬洒下。这是人生长剧的最后落幕,这是生命与喧嚣纷攘的世界的最后切割。茫茫大地,一个生命沉了下去,一个土堆浮了上来,天地之间,未曾增加什么,也不曾减去什么。
  人们填完最后一锹土,开始离去。苏佩兰哇地一声哭了,哭得惊天动地,哭得声嘶力竭,像一条哀狼,像一个怨鬼!多少天来,悲痛像一道道山洪,被拦截在一个水库里,如今,承受过多负荷的堤坝骤然崩溃了,洪流在暂短的瞬间,以更迅猛的方式迸发出来。将要离去的人们又围拢了过来,也不劝解他,只是默默地围着他,看着他,有人陪着他掉眼泪。朴实善良的人们啊,心是相通的,欢喜悲哀是共同的,因为在同一个太阳下,总有一群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人!
  掌灯时分,人声己静,天籁肃然,苏佩兰想到应去杨寡妇家拜谢一下,三个知青陪他同去。从墓地回来,他们一直陪着他,为的是减轻他的忧伤。见到杨寡妇,苏佩兰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双膝一软,跪在地上,叫了声:“娘,您就做我的亲娘吧!”杨寡妇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双手颤抖着拉起苏佩兰,说:“俺认下你这个儿子!”另三个知青也跪下了,说:“您也认我们做儿子吧!”杨寡妇将他们一一拉起,说:“俺都认,俺都认,你们都是我的儿子!”
  苏佩兰自从母亲死后,人瘦了许多,话语更少了。檐毁巢倾,骨肉之亲情筑就的家已不复存在,他孑然一身,面对风雨人生。村里的一些人向另几个知青打听起他的家世来。其实,对于苏佩兰的家庭情况,苏佩兰的同学也不能说得很清楚。
  过早地破散消亡,说明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苏佩兰家庭的不幸,起始于他父母的那一段特殊的婚姻。
  苏佩兰的母亲段秀英出身于农村的一富裕人家,外祖父段云亭是晚清秀才,没有进入仕途,但也不须为生计奔波劳苦,有一份家业可以供他持守传承。老先生不喜铜臭,只爱书香,以读书习字打发时光。老先生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他不叫女儿操习针线女红,而是叫她临帖摹字。女儿还未到出嫁的年龄,他就为女儿看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这就是苏佩兰的父亲苏余清。
  苏家并非富户,但苏家人颇识大体,竭尽全力供孩子上学读书。十六岁的苏余清就成为县国立中学的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那一年,平陵地区的中学生汇考,苏余清获得全区中学生考试总分第一名,县长由学校的校长陪着,亲自到苏余清家探访慰问。这一新闻,轰动了十里八村。苏余清被人看作是少年英才,段老先生由此看中了苏余清,托人作媒,欲与苏家结成秦晋之好。
  婚事一说即成。孩子们尚小,但婚约先定。后来,一场冰雹使苏家颗粒无收,家境困绝,无奈只好叫苏余清辍学。段老先生提出由自己出资,供苏余清上学,苏余清由此得以完成高中学业。不久,全国解放,两家的情况发生了逆转:段家没有了昔日的荣光,而苏家已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然而两家未释前盟,恪守婚约。苏家用一辆马车,将段家闺女接到家里,悄悄办了婚事。
  苏佩兰是这桩婚姻的第一个产品。苏余清给儿子取名佩兰,是采用屈原的《离骚》中的诗句“纫秋兰以为佩”;以后又有了苏佩兰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一、两岁的时候夭亡。于是夫妻二人把本应均分三个儿女的爱,又收拢起来,集中在苏佩兰一个人的身上。苏佩兰除了正常上学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外,母亲还教他学书法。上中学时,苏佩兰就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这是他从处祖父那里继承的一份遗产。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又发生了一次“慨而慷”的天翻地覆。往日的当权者纷纷落马,成为人们攻击、泄愤、践踏的对象。苏余清受妻子的地主家庭成份的影响,没有成一个当权者,这是他的不幸之幸!失去了一大批当权者的政治舞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这个旋涡卷裹着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苏余清是一个普通人,也身当其中,这又使他终不免于不幸。
  苏余清在平陵市政府机关的一个附属单位工作,单位的职工分成两个对立的造反派。对立的两派都是伟大领袖的忠实拥护者和捍卫者。苏余清所属的造反派办了一种小报,为了突显对伟大领袖的爱戴和忠诚,报头上印了一幅领袖头像。这幅领袖头像,就出自苏余清之手。苏余清在学生时代,就自修得绘画技能,这种技能一直派不上用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却有了用武之地。他以极虔诚的心情完成这一项政治任务,而他的灾难也因此降临。
  有人说,他在领袖头像的领章部位,画有毒蛇的图像,污蔑伟大领袖为毒蛇!他慌忙作出解释:“那只是为了增强领袖像的立体感,是绘画的正常技巧。”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他被推上了批斗台。如果认为残酷的派性斗争的根源完全是人们的政治理念的对立,那么实在是推崇了这种特殊的群体动物。其实,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冰与火的隔阂,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性的嫉妒与自私。人们通过拳和脚的方式对他的灵魂进行了一番关爱。批斗他的人群中也有女人,她们用拳和脚光顾了他的下体。忍受不了屈辱并羞辱的苏余清蒙着被子默默哭了一夜之后,选择了一种解脱自己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逃避”,与这个世界作最彻底的诀别。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消灭自己的肉体。一条麻绳帮助了他。
  悲痛欲绝的段秀英心里怨恨丈夫的软弱,又不甘心清白一生的丈夫成为地下冤鬼,决心为丈夫鸣冤叫屈,却是投诉无门。当时的天下,是造反者的天下,当时的大势,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巨澜狂潮。段秀英,一个刻有地主女儿标记的弱女子,像蚊虫一样在滚滚铁轮之下呻吟哀鸣。情急之中,她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人,她好像奄奄一息的苦行僧见到了佛光。她寄予希望的那个人,被称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她想,这位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也是一个女人,女人之心多温柔,富有同情心,她想以一个女人的笔触,去触动另一个女人的心灵,总会有一点效果吧。然而她忽略了,那个女人是权力巅峰上的女人,权力的巅峰,若不是高处不胜寒,就是个热得发烫的地方。站在那里的都是“特殊材料”,而没有什么女人!段秀英以为,自己的伸诉信,是一声震人魂魄的惊雷,其实不过是飘落别人房脊的一点雪花。
  为了确保投寄的安全可靠,她的信是用挂号的方式寄出的,她以为采用这种获得了法律规则保护的投寄方式,一定会将信准确地寄到她所要送达的人的手里。
  信寄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她又对法律规则所提供的保护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她想:现在各地一片混乱,很多社会的职能机构都不能正常运作,是不是自己的信没能寄到?她到电信部门去查询。接待她的是一个女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在硬梆梆的工作规则中,加了一层海绵体,多了一点人性的温柔。她看见了段秀英那副急切的样子,问段秀英寄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段秀英如实相告。那个女人说:“这种信是得不到回复的,以后就不要写了,写多少也不顶用,搞不好,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死的人既己死去,活着的人总还要活下去。后来,段秀英找到了一份工作,母子俩相依为命。由于苏佩兰学习成绩优秀,被评为班里的学习委员,他和积极进取,充满革命理想的几名同学都向学校的共青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少年时代加入少先队,青年时代加入共青团,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是人生最光荣的三件事,被称为人生的“光荣三部曲”。胸前的红领巾,给他留下了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他需要胸前一枚闪亮的共青团员的团徽,来延续和维持他的这种光荣、幸福感。几个申请入团的同学都先后加入了共青团,而他的入团申请迟迟未获批准,后来他知道,是他父亲的问题影响了他。
  下乡插队落户,很多同学都视之为服苦役,是人生的一次流放,而苏佩兰却把它当作了一次机遇,当作了希望。他以为影响自己成长阻碍自己进步的是环境,只要摆脱原来的环境,来到一个新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就会得到与别人平等的生存和发展平台,所以到农村后,他谦虚、勤恳、任劳任怨,获得了社员们一致的好评。
  母亲埋葬不久,苏佩兰就给老家的人写信,探问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坟墓的情况。老家的人回信说,苏佩兰外祖父、母的坟墓早已不在了,因为埋葬苏佩兰外祖父、母的地现在已变成了农田。一抔黄土,难掩六尺之躯,一个人的永存之处,就是亲人的心灵。苏佩兰打消了将母亲的尸骨送回老家的念头,他要将母亲的尸骨存放在十里界,用他的一生来陪伴。当他向十里界人表达了这一想法时,他与十里界人的关系更近了一些,他们把他看作了一个真正的十里界居民。他的居民证不是的他的户口薄,不是生产队的社员登记表,而的村边的一个青青的墓冢。
  自从拜杨寡妇做干娘后,苏佩兰从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和另三个知青经常去杨寡妇家,享受集体户空荡荡的房间里所没有的温馨。
  一天,小老弟王小松说:“你们知道吗?人们说咱们的干娘有点儿那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干娘到底咋的了?”
  “你们记得那个说咱十里界女人的顺口溜吗?顺口溜说的女人中,就有咱干娘一个。”
  “这种话你也信?这是小老百姓的口头创造,编别人的瞎话寻开心!”
  “我也不信,但是人家都这样说!”
  知青们不为流言所动。他们与杨寡妇已结下了亲情,亲情是纯洁的、美好的,他们不允许它染上污浊,也不允许有什么力量去撼动它。
  生产队的领导给苏佩兰安排一个新的工作,叫他给赶牛车的老倪头做帮手。显然,这是对他的一种照顾。
  老倪头和拉车的老黄牛,是一组“夕阳”搭档,二者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却拖延着“退休”的时间。老倪头虽然年过花甲,但还不是他坐在家里享福的时候,贫穷的生活和一生形成的勤劳习惯都使他不能坐下来。事实上,他的身体并不好,咳嗽气喘,弯腰驼背,一条脊梁由于过度弯曲,把支撑头颅的责任推给了前胸。凭借着这辆老牛车,他还能做一些事。他的工作就是将堆放在马厩旁的马粪和牛圈旁的牛粪装上牛车,运到村西路边的一个大水池里,然后再往水池里运土,有时也往水池里运一些杂草和庄稼的秸秆,其目的就是使水池中的粪便、禾秸杂草和泥土一起发酵。这是新发明的一种积肥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被确定下来,并在全公社(也许是全县乃至更大的区域)的范围推广。这项工作从春季一直延续到秋季,一年大部分时间老倪头的老牛车日复一日地往返于马厩、牛圈与水池之间。车轮吱吱呀呀地从村前的土街上碾过,声音像钟摆一样均匀。
  劳动的节奏随着老黄牛平稳的步子而变得舒缓。从队部大院中的马厩到村西头路边的水池,一段短短的路程,被老牛车的车轮抻拉得又细又长。老倪头坐在车沿上,把鞭子抱在怀里,每隔一段时间,就用鞭杆轻轻拍打一下牛屁股。他一边赶车,一边哼着俚俗小调,给枯燥的时间,涂抹一点润滑剂。有时,老倪头将牛车赶到路边的一棵老柳树下,离老柳树不远,就是杨寡妇家。这时,老倪头总是要找一个借口,或者说他要喝一口水,或者说他忘记带烟了,他要吸一袋烟,然后倒背着双手,慢悠悠地向杨寡妇家走去。时间长了,苏佩兰发现老倪头与杨寡妇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为他经常以老牛车为载体,给杨寡妇送一些东西,比如把家中的一袋土豆或一袋新磨的玉米面送到杨寡妇家。有一次老倪头还特意将车赶到了村外,拉回了一捆干树枝,扔在杨寡妇的院子里,这是用来修补杨寡妇家破损了的篱笆的。
  老倪头把杨寡妇的家当作了自己的家。和杨寡妇一样,老倪头在家中也缺少自己的另一半,但他比杨寡妇富有的,是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柱,一个叫二柱。大柱在队里干活,二柱十六七岁,本应在学校上学的他却没有上学,不久即将和他哥哥一样,成为队里的一名社员。由于苏佩兰是杨寡妇的干儿子,老倪头对苏佩兰特别好,连他的两个儿子大柱和二柱,对苏佩兰也非常亲切。
  最初,苏佩兰将老倪头与杨寡妇的这种亲密关系,视为一种正常的邻里之情,一次意外的发现,改变了他一直在坚持着的这种看法。有一次,老倪头在杨寡妇家呆了很长时间,苏佩兰到杨寡妇家去找他,他见老倪头和杨寡妇坐在炕上,两个人的身子靠在一起,在亲热地说着话。见苏佩兰进来,杨寡妇急忙将身子移开,有些不好意思,而老倪头去泰然自若,毫不在意。
  苏佩兰虽然没有听见老倪头和杨寡妇在说什么,但两个人的肢体语言,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已超越了邻里之情或常人之情的界线,进入了一种特殊的范畴。看来,王小松的话不是胡言,那个关于十里界女人的“顺口溜”也不是空穴来风,他们的干娘并没有超脱于其外。苏佩兰心里很不舒畅,几天没有去干娘家。
  苏佩兰再次去杨寡妇家时,杨寡妇面带愠色,她是在嗔怪苏佩兰不来她家。只是过了一会儿,她脸上的愠色就消失了,说道:“这几天你不来我家,是不是那天的事叫你见怪了?”
  苏佩兰佯作不知,问是什么事。
  杨寡妇也不作回答,只自哀自叹地说:“其实我和老鬼的事也不用隐瞒,你也许早就听说了。唉,人有脸,树有皮,你干娘也是有脸有皮的人,我和那个老鬼到了一起,也是穷日子逼的——我和老鬼都是这么大的年纪了,两个人在一起还能做什么事,还不是图有个照应,说一说对别人不能说的话!一个人过活儿,闷得慌啊,没有一个掏心窝子的人不行啊!”
  至此,苏佩兰尽释前嫌,对干娘由谅解到同情,甚至觉得干娘和老倪头在一起是那样的合情合理,他们两个本来就是一对亲人。人世间,法不容情,而情重于法。
  杨寡妇是十里界女人中守寡时间最长的女人,年纪轻轻时,就为过早死去还未尽丈夫责任的男人守寡,直到四十多岁,就是没有和现在的老倪头发生那种事时,她一直守身如玉。杨寡妇与村里的一个女人的关系很好,两个人行同姐妹,在名誉上也真的拜了干姐妹,那个女人就是老倪头的妻子。老倪头的妻子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丢下两个孩子和老倪头,离世而去。老倪头,名叫倪长茂,妻子在世时,就曾给予杨寡妇很多帮助,这是由于妻子的缘故。妻子走了,他仍然帮助杨寡妇,这是由于自己的缘故,因为他向她求婚了,她拒绝了他。因为她是曾向她死去的男人许过愿的:她一辈子是他的人!
  一个夜晚,夜色漆黑,一个男人从窗子跳进了杨寡妇的屋子,这个男人就是倪长茂。屋子里传出了两声脆响,这是一个女人打一个男人耳光的声音,然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一片寂静。寂静的黄土屋,融入茫茫的黑夜之中,黄土屋中,有了一个男人。
  黑夜包不住秘密,很快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事情暴露后,女人的脸上没有羞愧,男人的脸上没有惧色。从此倪长茂公开地帮助、照顾杨寡妇,勤勤恳恳,这样一过,就是二十来年;人们接受了他们的这种关系,但两个人一直没有组合成一个家,对于他们来说,家不过是一种形式,家就在他们的心里,在他们的情感里。
  每天早晨,老倪头和苏佩兰装满第一车粪土,将车赶上村子里的街道时,也正是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这时候他们总会遇到一个人,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带着眼镜。他不是本村人,从远路而来,尽管他行色匆匆,但由于上了年纪,显得有些步履蹒跚。见到村里人,亲切地打个招呼,说几句话,然后身影消失在队部西边的那片白杨树林里。
  白杨树林,静静的,有时也会传来一阵孩子们的喧闹,然后又是静静的。白杨树林里面,有一所学校,这是十里界人自己的学校,这个男人是学校唯一的老师。他姓潘,村里人不叫他老师,而叫他先生。在人们的感觉中,称呼先生比称呼老师更能表达一种敬意。
  由于忙于劳动,苏佩兰还没有去过那所学校,他看见老先生那虚弱而庄重的身影,匆急而艰难的步伐,每天出入于白杨树林。他的出现,像时钟一样准确,渐渐的,那片白杨树林在苏佩兰眼中变得神圣起来。
  一天,老倪头的老牛车又与老先生相遇了,老先生与老倪头说了几句话,然后看着苏佩兰,说道:“你就是苏佩兰同学吧!”
  老先生竟然认识自己,这令苏佩兰感到很奇怪。
  “听说你上中学就学了大学的课程,了不起啊,好样的!”
  老先生认识苏佩兰,是缘于他对某件事情的特殊关注。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论调,叫作‘读书无用论’。读书不是无用,是大有用处啊,如果真的到了读书无用的那一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也就完了!”
  说罢,老先生匆匆向白杨树林走去。时间在催迫他,无论时间对于他,还是他对于时间,都是严格的。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加大了音量,说道:“不是读书无用,读书有用,孩子,不要放弃学习。如果有时间,来学校坐坐!”
  老先生向苏佩兰发出了邀请,由于忙于队里的劳动,苏佩兰始终没有去那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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