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队部的门前，有一个木架，木架上挂着一个从木犁上退役的铁铧，作为招集社员的铁钟来使用。但这口“铁钟”早已废弃不用，因为随着岁月的增长，十里界村像一根橡皮筋一样，越拉越长，钟声，仍然锈结在原来的狭小的区域。于是社员上工，或是招集社员开会，都是用哨声代替。哨声虽然没有钟声洪亮，但可借助于吹哨人两条腿，把声音送到每一家门口。
　　哨声响了，从村东头响到村西头。手握锄头的社员在队部的门前集合，知青们的加入，使这支劳动队伍一下子壮观了许多。原来二十几人的队伍，陡增到三十几人，而且还有三个女性，使这灰暗单调的人群增加了许多亮色。
　　生产组长，人称带工的名叫王大海，年龄约在三十六七岁，是一个大块头：头大身大手大脚大，他有一双与他的大块头极不相称的小眼睛。他是这支队伍的领头雁，他把队伍带到村北的一片田地。地里尚未长高的玉米苗与生命力更旺盛的荒草交杂而生，社员们的任务是锄掉田里的草。王大海在第一条垅前站定，将锄头在垅上一拄，其他人依次排开。考虑到知青们第一次铲地，动作不熟练，王大海叫知青两人铲一条垅，安排就绪后，王大海锄舞如飞，其他人紧随其后。
　　知青们在学校时参加过支农劳动，也掌握了一些铲地的技巧，两三个人共产一条垅，胜任有余，很快就赶到前头。这时有人故意咳嗽，向知青摇头递眼色，知青们会意，铲地的速度慢了下来。过后，那个社员告诉知青：在田里干活有个规矩，任何人都不能超过打头的。带工的也就是打头的。
　　田地随着野势展开，漫阔坦荡，从田这头到田那头，足有二里多路，这对于干活的人来说，如同马拉松赛跑一般，人的体力、劳动技能的差异也逐渐显露出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拉大，有人快铲到田头，有人还在田中间。王大海加快了冲刺的速度，三锄两锄，铲到了田头，然后往田头一坐，卷起了纸烟。又有几个人也陆陆续续铲到了田头，先到田头的，也坐在地上吸起了烟，稍晚一些铲完的，没有了喷去吐雾的从容，或坐或卧，等候落在后面的人。等到最后一个人铲到了田头，吸烟的人己吸完，王大海操锄头向回铲，其他的人也跟随着向回铲。
　　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一支队伍，此时已七零八落。王大海以绝对的领先优势铲到田头，然后他到知青们那里看了看，说几句勉励的话，也指出了他们所存在的劳动质量问题。社员们像游动的鱼群，从田间聚到了田头。这一次王大海没有给社员排垅——歇气儿（休息）的时间到了。王大海当着社员们的面，对知青们的劳动成绩予以了肯定，他还特别表扬了苏佩兰：说想不到学校里的学习尖子，干起活来也是一把好手。说罢，他解下腰间的一个口袋，割猪菜去了。
　　经过刚才一阵紧张的劳动，人人身体疲乏，可以充分地利用这段时间修复体力。有人围坐在一起，打起了扑克，也有人躺在地上，用衣服蒙住脸小睡，以补偿夜间睡眠的不足。
　　这时候，一个问题出现了：由于干活的人群中有了女性，人们的大小便成了麻烦事。大野之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遮人眼目的地方，周围的一切，尽在一览之中。有两个社员，为了小解，走了很远，回头一看，仍在女知青的视野之内，两个人赶回劳动地点时，己是气喘嘘嘘。于是，有人小声嘀咕：“就不该叫女人下田来，女人干的活儿没有添的乱多！”
　　王大海扛着满满一袋子野菜来了，休息的时间也随即结束，人们又铲了了一条垅后便终结了上午的劳动。.
　　夏天，阳光过剩，为了躲避天上的火热的太阳，午休的时间很长。下午上工时，王大海面颊赤红，沁着汗珠。显然，与上午一样，他仍在利用休息的时间从事着第二职业。社员见了，就笑着说：“喂，白天别把力气用光了，到了晚上把炕上的那块地撂荒了，甭管是东瓜还是西瓜，总得叫嫂子结出一个来！”
　　王大海的勤快，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党员说十里界人男懒女泼，绝不包括王大海，他是生产队劳动生产的一员虎将，也是持家过日子的好手。不过，从前他不是这样，鼓起他浑身力量的，是饱受光棍之苦的他娶了一个女人。
　　两年前有人给他做媒。女方是一个寡妇，比王大海大五六岁，还带着一个女儿。王大海与那个女人见了面，一锤定音，比做买卖还痛快。有人问王大海是否满意这门婚事，王大海给予百分之百的肯定；肯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这个女人身体好，胖！在吃不饱饭的年月里，这个女人竟长得这么胖，一定好养活，有福气。至于女人带来的一个女儿，王大海更是乐不可支，他说他不仅得了一个媳妇，人家还搭上了一个闺女，他没花钱，没出力，白白捡来这么大的一个闺女，划算得很。不过，他还是希望女人的肚子再鼓胀一次，为他生一个带有自己骨血的儿子来。这个女人到他家后，对他百依百顺，但她的肚子却不从人愿，除了积存脂肪，再无别的作为。村里人每每以此为笑料，取笑王大海。
　　知青们的住房很快就盖好了。房子为五间，砖瓦结构，这在村里称得上是豪华建筑，房子由生产队负责建造，除了五间房屋之外，还有一个附属设施——一个带有“男”、“女”标志的厕所。这种建筑物，在村里绝无仅有，是唯一从城里引进来的文明。在盖房子之前，生产队长李老五派人悄悄请来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拿着罗盘左测右量，最后将房址选在村子后面，与东边同样超然逸出的一户刘姓人家遥遥相对。
　　搬进集体户的这一天，同学们又都是很兴奋，一个由八个不同姓氏的青年人组成的新家庭，至此真正地建成了。生产队的领导也在这一天给他们放了假。
　　这一天夜晚，是一个月明之夜，窗外亮如白昼。苏佩兰躺在炕上，没有一丝睡意。他披上衣服，伸手在炕下摸到鞋子，悄悄从窗台跳了出去。房屋的窗子很低，而且直连炕上，苏佩兰从窗口直接跳到房外。房前空荡荡的，院墙还没有围起，在集体户和村里其他房屋之间，是一片荒草，苏佩兰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忽然听见窗口微微地响动，陈皓、王小松、郭晓东、孙峰也从窗口跳了出来。他们从窗口跳出，而不走门，是怕影响另一个房间的女同学。几个人都无睡意，在一起小声说着话。这时，房门开了，三个女同学也走出了房间。见大家都睡不着觉，郭晓东回房间取来口琴，吹起了歌曲，琴声引发陈皓的兴致，也取来竹笛，来与口琴合奏。琴声与笛声合鸣，悠扬而凄婉，十分动听。琴声和笛声撩动着大家的心绪，谁也没说话。忽然，一个女同学哭泣起来。
　　多少天来，知青们的生活空间，几乎全部被劳动占据。当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只是一种生存形式，缺乏丰富而真实的生命内涵，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不能为劳动者带来期盼和希望时，劳动只是一种简单而机械的肉体运动。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农民，所从事的就是这种运动，而这种运动带有强制性、逼迫性，是不可抗拒的，它的派生物——劳累和疲倦，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劳动者的身上。它不仅压迫着人的肉体，也捆缚着人的精神。很多农民，面对土地，手上的茧越来越厚，口中的话语越来越少，以致他们的言语失去了应有的功能。于是，很多具有社会条件和生活条件双重优越性，连自己也感到自己失去了人之初那种质朴的人，经常赞赏和称颂农民的勤劳和朴实，而不知这其中包含着他们的多少悲哀和无奈。
　　疲劳和困倦，消减了知青们的精神亢奋和生命活力，他们的情绪有些低落，有人开始想家了。对家的思念，像传染病一样，从一个人的身上，扩展到另一个人身上。
　　女同学的哭泣，触动了苏佩兰，他默然离开同学们，一个人走到房后的河岸。举目望去，满目茫然，星在高悬，虫在低语，河中的流水，幽暗中闪着一团银色的光亮，天上的一轮圆月，被波浪剪裁成一片碎屑。近处的树木，如烟如雾，如屏如帐，朦胧中幻化出各种奇异的形状：有的像情侣，相依相偎；有的像父子母女，相扶相搀；有的低头俯首，顾影自怜；有的孑然傲立，仰天长叹。而远处，月光和野色完全交汇在一起，野色在月光中消融，月光在野色中凝固，天野之间，既清幽而又迷茫。
　　此时苏佩兰心中出现了从没有过的孤独、忧伤和恐惧。别人的思家之情，像空中的月光，而他的思家之情，像月光覆盖下的大地，除了凄切和冷清，还有沉重。因为别人与家人的分别，犹如月缺月圆，缺圆有时，而他的家永远是残缺的：先是他的父亲离开家走了，永远的走了，去了一个让人的思念、让人的爱和恨都追不到的地方。父亲走后，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现在他也离开了家，家里只有一个女人——一个在夜里会梦见自己的丈夫，在白天，用一双望眼望着远在他乡的儿子的女人。他心里还有一种不安，他离开家时，母亲身体很不好，面容枯涩，带着一种病颜。
　　苏佩兰听见同学们在呼唤他，他用手抹了一下面颊，他的面颊上挂上了两行泪水。他离开河岸，回到集体户，时间在催促他们，他们必须回到枕头上，进入梦中那个幽闭的世界，因为明天他们还要开始一天新的生活。
　　第二天，知青们如故上工。一个社员问他们：“昨夜你们在干什么，又是吹呀又是弹的？”知青们相视而笑。
　　三个女知青的情况有所不同，她们下田劳动不长时间，就遭到了与她们一起下田的男社员的一致“弹劾”，因为女知青出现在田野，使他们受到不少“委屈”。李老五只好将三个女知青留在队部做“后勤工作”。李老五和会计赵玉林绞尽脑汁，也没有为她们找到足够的“后勤工作”，这就使她们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因而也拓展了她们交际范围。
　　她们和村里的姑娘、小媳妇都成了朋友，其中的一个姑娘，尤为与她们要好，几乎成了她们中的一员；经常跟随她们来到集体户，有时还在集体户留宿，和她们住在一起。姑娘名叫春杏，是生产队长李老五的姪女，李老五没有女儿，就把她当成了亲闺女。她对知青们的亲切感，也许是受她的叔叔李老五的影响，她的叔叔是一队之长，对知青们的关心，总要比别人多一些。
　　春杏性格活泼、直率，还有些天真。生命的活力，膨胀在十八九岁的年龄里：乌黑的眼睛，圆而红的脸庞，健壮的的身体，突显着一个成熟的女性的曲线。姑娘爱说爱笑，笑起来声音十分响亮。很快，知青们发现，每当她见到苏佩兰时就脸红，显得很不自然。这个谜题，并不难破解，几乎人人知道谜底：姑娘悄悄爱上了苏佩兰。
　　知青们以此事与苏佩兰说笑，他们异口同声，信誓旦旦，弄得苏佩兰啼笑皆非。其实，苏佩兰心头正萦绕着对另一个人的思念，这个人就是夏姗。两个人自从校外一别，虽然相距并不遥远，却天各一方。在来到十里界的最初的一些日子里，苏佩兰忘记了她。他的心被眼前的新鲜事物所充满，但日子一长，他的心里又腾出了空间，对夏姗的思念乘虚而入。在学校的那些日子里，他对夏姗仅仅是一种爱慕，自从下乡的前两天，他和夏姗悄悄约会，互赠礼物，等于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确立了彼此在对方心中的位置，一团火焰才在他的心中燃烧起来。
　　下乡的那天，他是带着对新环境新生活的向往和对收获来自一个女孩子的特殊友谊的双重兴奋离开学校的。但严酷的现实环境制约着他们的这种“友谊”。他们像两个小动物，被关在各自的笼子里，或是被绳索拴系在各自的木桩上。爱，只是他们心里的一种自由。梦幻之花，是需要在现实中栽培和浇灌的，没有现实的土壤和水分，是注定要枯死的。苏佩兰开始绝望了。
　　苏佩兰正心灰意冷，却忽然有鸿雁传书。
　　信是生产队长李老五从大队部捎回来的，邮递的信件，一般的情况下，是不能直达各村的，邮递员将信件送到大队部，就是送到了终点。寄来的信件就摆放在大队部的办公桌上，有来大队办事、开会的人，看到本村的信，就带回去，他们是大队和村屯之间的天然信使。这种信使，更多的时候是由生产队长来担当的，因为频繁来往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人，就是他们。
　　这是一封一看寄信人的地址就使苏佩兰两手发烫的信，信是夏姗寄来的。苏佩兰在无人之处将信拆开。信中介绍了她下乡后的一些情况，并说了一些劝勉鼓励的话，并未谈及两个人的私情。显然，这是因为夏姗的谨慎，她顾及到信在乡间传递，要经过多人之手，难以避开他人之眼目，就宁愿以形式代替内容，高山流水，只须意会，不以言传。尽管如此，这样的一封信，也叫苏佩兰激动不已。他立即动手给夏姗写了一封回信，他缺乏夏姗的那种含蓄和沉稳，思念之心，爱恋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使苏佩兰万万想不到的是，信还没有发出，夏姗就来到了十里界，这使苏佩兰大喜过望。
　　夏姗向她所在的生产队的领导请了两天假，来看望十里界集体户的女知青。十里界的三个女知青中，有两个是她熟悉的，但大家都知道她真正要看望的人是谁。
　　夏姗在十里界呆了两天，在此其间，她没有与苏佩兰密切交谈，甚至没有单独接触，他们只须彼此看一眼，感受一下对方的近距离的存在就足矣，足以慰藉他们多日来的思念之苦。
　　夏姍此行还另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她的户口迁到十里界。十里界的知青们当然热情欢迎，他们陪着夏姍去见生产队长李老五，迁移户口审批流程的官印，首先要从这里盖起。
　　他们在队部见到了李老五，王大海也在场。此时，夏姍与苏佩兰的关系已不是秘密，人们都知道夏姍要将户口迁到十里界的原因。对夏姍的请求，李老五略有迟疑。不等李老五表态，王大海跳了起来，表示欢迎。他说：“咱十里界不缺田不缺地，缺的就是人！只要你不嫌咱这地方穷，不嫌这里的人土气，不要说十里界的人……”他指了指外面，“就是在十里界街上跑的小狗都欢迎你！”
　　众人都笑了，说王大海不会说话。
　　王大海说：“咱庄稼人的话，就像地里的白薯，吃起来不甜，咽在肚子里却能饱人！”
　　李老五当然没有拒绝夏姍的请求。夏姍要到十里界落户的第一关，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沙河大队革委会也是一道敞开的门，因为李老五的“人情”，就是一把鈅匙。乡下人的人情，不是厚重的礼物，只是一张熟悉的脸。至于公社这一道关卡，是李老五这张脸撞不开的，需要搞一点“权力运作”，这就需要夏姍的父亲亲躬此事。
　　女儿要改变一下生活环境和工作地点，对于夏姍的父亲来说，并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只需自己打一个电话，或者吩咐一下秘书就可以了。但当他知道女儿迁移户口是由于一个男知青的原故，他改变了态度，坚决反对。如果那个男知青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人——普通的家庭，普通的出身，乃至于普通的品貌秉赋——像许多劳动人民的子弟那样，朴实、善良，且有勤勉向上的精神，他也就默许，或者说容忍了。他不是一个老顽固，在为女儿择婿的问题上没有等级观念，不讲究门当户对，尽管他不赞成女儿过早地谈恋爱，把本应更多地投注于事业的青春年华分割给儿女私情；但女儿一旦有了意中人，他也不会棒打鸳鸯，强力阻止的。问题是在于，女儿所爱的那个男知青，连这样的“普通”二字都不具备：他的父亲虽然死去，但却被列入了政治黑名单，他的母亲是地主的女儿，自己的女儿与这样的人家捆绑在一起，不仅前程无望，就是家庭生活的安稳与幸福，也难有保障。
　　父亲的坚决反对，使得夏姍不得不打消将户口迁到十里界的念头。夏姍的父亲毕竟是一个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人，而他的社会地位又使得他能从一定的高度上看待和处理问题。他知道空间的距离，并不能阻止两颗心灵的接近，要想把那个男知青从女儿的心灵中剔除出去，只有改变女儿的生活，使她找到新的人生定位。人是命运的奴隶，人一旦为命运所选择，就不再有自己的选择了。
　　夏姍的父亲得知某军区文工团招收新成员，就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与该单位取得了联系，使得夏姍有了一次被艺术女神眷顾的机会。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一直是夏姍的梦想，这个梦想像鸽子一样在她头顶上的一方天空上盘旋。如今这只鸽子敛起双翼，降临在她的身上，她是没有理由拒绝的。她的品貌和才艺，使她毫无悬念地被这个文工团所录取。
　　在她看来，爱情和事业，并不是一种矛盾，她与苏佩兰的爱情，就像天上的太阳，无论她走到哪里，温暖的阳光都会陪伴着她。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株植物若被移植到新的土壤和气候中去，就会另有一番花开花落。
　　受生产队的委托，孙浩回了一次平陵。为搁置在队部大院的一辆马车购买轴承。在长野县城和平陵市都可买到这种轴承，但为了给知青回家探亲的机会，李老五把这件事交给了知青，而知青们推荐了孙浩。
　　孙浩借机在平陵多逗留了一天。在街上，他看见了全身军装的夏姍，与夏姍在一起的，是一个男青年军人。他们两人刚从一个大商店中出来，两个人的形体语言，已经向在街上看见他们的每一个人宣告了他们的特殊关系。回到集体户，孙浩向苏佩兰及集体户的知青们宣布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像听到法院不公正的判决一样，集体户的知青们都很气愤。苏佩兰却默默不语，但随即病倒了，他患了一场感冒。
　　听到苏佩兰所遭遇的不幸，一个人给苏佩兰送来了最细致、最体贴的安慰。
　　知青们下田干活去了，苏佩兰一个人躺在炕上，疾病消去了他眼睛和面容的光泽。春杏在家里做了一些好吃的，悄悄给苏佩兰送来。她说：“想不倒世上有这种负心的女人！俺以为天下那些负心的，都是男人！苏哥，忘了她吧，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你爱！一个人最贵重的，就是她的心了，一个人的心若是能够卖来卖去，这个人也就变得一文不值了。苏哥，你要爱，就爱那颗心谁也拿不走，买不去，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女人！你会遇到这样的女人的，说不定她就在哪一个地方等着你呢！”
　　姑娘的安慰，就像是给手脚冻僵的人搜来了一个热水袋。苏佩来痴痴地看着春杏，心里在想：如果眼前这个姑娘的心肠，属于夏姍该有多好啊，可是她们并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