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第一章

　　平陵市第十三中学的院里墙外，贴满了大红标语：“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农村，放眼世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校园的西部，是低、中年级的教学区，这里一如既往，上课下课，井然有序，依然呈现着学校所特有的宁静与和谐，并没有受到这些热烈、灼人眼目的标语的影响；校园的东部，是应届毕业生的教学区，这里则是一片混乱。教室里，教室外，学生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扎着堆，议论着倏然而至的一件人生大事——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这是他们无法选择的选择，不能回避的面对。此时，他们所关心的，是所去的地方路程的远近、自然环境的好坏、经济条件的优劣。而事实上，这其中的差异又是很有限的。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有几个学生的命运似乎极为不好，因为他们所要去的，是一个小有“恶名”的地方——十里界。
　　这是一个村庄的名字，解放前，那里因土匪猖獗而蜚声遐迩；解放后，那里因贫穷而闻名远近。
　　教室的外墙上贴着几张大幅红纸，纸上公布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名称和所落户的学生的名字。在长野县石围子公社沙河大队十里界生产队的名下，有七个学生，其中四个是男生，三个是女生。三个女生哭了，四个“男子汉”则长吁短叹。接着，他们作了走出校门前同命运的第一次抗争。
　　他们敲开学校负责人办公室的门，向学校负责人提出抗议，认为学校领导的决定失之公平。学校负责人一面作着解释工作，一面坚持着对所作决定不做更改的强硬态度。就在这时，一个不在到十里界落户的学生名单之内的男生，主动向学校领导提出：自己愿意到十里界去落户。
　　这个文静寡言，秀气得像女孩子的男生名叫苏佩兰，在平陵第十三中学小有名气。使他一日成名的，是数学老师的一次偶然发现：课堂上，学生们低头做数学习题，班主任——也是这节课数学老师，在学生座位间的通道上走来走去，他发现苏佩兰的表现有些异常。他放在桌子上的书用一张纸半遮掩着，他虽然也在写算，但那样子有些偷偷摸摸。老师走到他旁边，拿起他用纸遮盖着的那本书，发现是一本大学数学教材，苏佩兰正在做大学教材上的习题。这一发现，使这位老师惊诧万分，如同在空旷的沙漠里，看见了海市蛰楼。在当时，认真学习文化的学生并不多，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更为少有，而一个中学生超越学年极限，提前进入大学的知识殿堂，这种事例，不仅在第十三中学，就是在整个平陵市，也是绝无仅有的。于是这件事作为一个奇闻在学校传播开来，连市教育局的人也知道了。
　　这件事虽然使苏佩兰有了名气，但不能给他带来荣耀，因为他不具有典型或楷模意义。
　　学校官方的态度，既不对他进行否定，也不能给予表彰。政治与学业，被赋予了两种不同的色彩。一个学生在政治上追求进步，是“红”的表现；而学业属于白颜色，潜心于此的，被时人斥之为“白专道路”。
　　当苏佩兰向学校负责人提出自己要到十里界去落户时，学校负责人不是以赞许而是以一种狐疑的目光看着苏佩兰，当他断定苏佩兰的请求不会给学校的工作带来不便时，同意了苏佩兰的请求。
　　于是，下到十里界的学生由七个变成了八个。
　　八个学生中的一个男生说：“今天晚上，咱们到饭店吃一顿团圆饭，各位的老爸老妈援助一点钱该不成问题吧？如果有问题，就到我家去，我替我老爸老妈做主！”这是几个同学的一次特殊的集体活动，没有人反对。
　　八个学生的家长都很慷慨，他们给自己孩子的钱，足可以使之做一次饭店里的头等贵宾。饭店里，几个同学相围而坐，桌上菜肴之丰盛（其实菜的档次都很低，只是多了几个品种）。使坐在旁边就餐的人投来惊奇的目光。会喝酒的不会喝酒的，都喝了一点酒，三个女同学也都喝一点酒，酒入肚肠，不免人人面红耳赤。有人提议今后大家以兄弟相称，提议同样得到所有人的响应。于是七个人按出生年月排了一下顺序，他们是：老大孙峰，老二郭晓东，老三李雪艳，老四苏佩兰，老五王燕，老六张兰英，老七陈皓，老八王小松。排完名次，他们又手拉手，围着餐桌唱起了革命歌曲，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返”之激昂悲壮。
　　这几天，是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宣传、动员和准备阶段，距真正成行之日，还有两天。由于没有课程，学生来校只是参加班级活动，学校负责人不论从纪律上或作息时间上，对毕业生们的要求都放松了。每天的上午和下午，毕业生们的放学时间提前了许多。
　　今天是苏佩兰值日。下午放学时同学们都各自离去，苏佩兰留下，像以前值日那样，打扫教室里的卫生。他与其他几个分配到十里界的同学不同，没有丝毫忧愁、焦虑和忿懑不平的情绪，反倒表现得轻松、愉快。
　　毕业生学区里己经无人，苏佩兰一个人走出学校，刚出校门不远，他听见身后有人叫他：“苏佩兰！”
　　叫他的是一个女学生，她与苏佩兰同一个年级，在另一个班。
　　“你下到什么地方？”
　　“长野县石围子公社的十里界！你呢？”
　　“咱们在一个县，是胜利公社奋进大队三队。咱们俩落户的地方相距还不算太远！”说罢，女学生依恋地看着苏佩兰，往日那清澈明净的眼睛，现在有些红润，点点泪痕依稀可见。
　　苏佩兰低下了头。
　　“今天晚上我们见一次面好吗？我有礼物要送给你！”女学生发出了约会的邀请。苏佩兰迟疑了一下，显得有些不安：“这……好吧，我们在哪里见面？”
　　“晚上七点，在体育场的北门！”
　　吃过晚饭，暮色暝朦，华灯初上之时，他们见了面。她送给他一个精致的塑料皮面的笔记本，他回赠的礼物，也同样是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不足珍贵，珍贵的是他们都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叫对方记一辈子的话。
　　女学生的笔记本上写着：
　　不管脚下的路有多长，不管我们相隔有多远，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永远，永远——
　　
　　苏佩兰则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首小诗：
　　
　　心——
　　一座金筑的小城
　　
　　关，就是一把黄澄澄的锁
　　开，就是一座金灿灿的宫
　　
　　你是这城中永恒的囚徒
　　幽禁你的，是圣殿，而不是牢笼
　　
　　写诗是苏佩兰的一个爱好，他将这一爱好隐藏得比偷偷学习高等数学更隐秘，现在他第一次发表他的小诗，不是刊登在报刊上，而是刻印在一个女孩子的心版上。
　　城市很大，属于他们的空间却很小。不时有人从他们身边经过，以一种警惕的且带有审视的目光看他们一眼。他们相互深情地看了一眼，便忽忽告别。
　　女学生名叫夏姗。她父亲是市里的一位老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白炽化阶段，与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被作为走资派批斗、打倒。但他们是重量级的社会人物，只要他们存在，政治舞台就不能没有他们。后来，夏姗的父亲恢复了工作，又逐步回到领导岗位。高干的家庭背景，给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姣好的面容，能歌善舞，学校文工团队员的身份，使她成为学校的明星人物，很多男生对她心仪己久。她在学校的行为很低调，除了身边少数的几个女同学，不和别的同学作过多的交往。对明着纠缠她的男同学，她不屑一顾；对暗里追求她的男同学，她熟视无睹。但对于苏佩兰，却是一种例外。
　　每当她见到苏佩兰时，一个少女真挚而热烈的情感，准确无误地写在她的眼睛里。苏佩兰每当见到她时，也把一幅心跳加速的频率图画在了脸上。后来，在同学们的目光所不及处，他们有了初次的交谈，他们的交谈，是那样的简短，以致没有改变彼此的陌生。托尔斯泰说：男人与女人，没有友谊，只有爱情。而他们两个人都羞怯怯地站在爱情门外，只把爱情当作友谊。两只“友谊的鸟”来到了一起，互相对视了一下，然后各自飞去，飞向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学校的操场上，红旗飘飘，锣鼓喧天，一辆辆大汽车排列其间，这些汽车中有卡车，也有客车。客车是毕业生的家长们筹措而来，他们往日的社会交际能力和影响力，此时派上了用场。苏佩兰等七名到十里界落户的同学，乘坐着一辆卡车。在欢送的口号声、锣鼓声中，汽车依次开动，鱼贯出了学校大院，然后分道扬镳，向不同的目的地驶去。
　　苏佩兰所乘的汽车，出了城，沿着公路一直向北行驶。这是一条国道，是重要的交通干线，而且存在的时间也很长，所以公路两侧，集结了很多村庄，犹如一根枯老的树干，滋生了许多菌菇一样。汽车越向北行驶。村庄越稀少，然后是大片大片的田野。田野上田地和荒野相间，而村庄也降低了对公路的依赖，孤伶伶地座落在田地和荒野之间。
　　十里界所属的石围子公社，就在这条国道上，距平陵市有80里路程，从石围子再向北行驶50里，是长野县城。如果公路是一根挑着两座城市的扁担，而石围子就是这扁担的中间，是肩头所在的地方。石围子公社的交通并不闭塞，但却未因此摆脱贫困。
　　虽然是国路，仍然是沙土铺就，雨后经车轮的碾压，使路面多有凹陷处，汽车不得不通过降低速度来与路达成一种和谐。经过很长时间的行驶，汽车来到石围子小镇的边缘。公路穿过小镇的中心，一直向北延伸，然而汽车还没进镇，过了一座桥，就调转车头，向西驶去。随即周围的景色也了发生了变化：进入人们眼帘的，不再是一片黑褐色的土地，土色变灰变白，草木稀疏且单调，仿佛一个人黝黑的脸颊上有一大块白癣。这是一片严重沙化的土地，而一道道隆起的坡地，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大沙丘，只不过是仍然有植物固执地在上面生长着，就像一群势衰力竭的士兵，在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在沙丘与荒地之间，疏疏离离地错落着成行或不成行的丛生细柳，人们称这些长不大的柳丛为柳毛子。显然，这是人们与风沙抗争搏斗的产物。
　　汽车像一只甲虫，低吟着，左跌右撞，顺着弯转的沙土路，穿过了一片平缓而略作起伏的荒芜地带，来到了一个村子旁。村头有一群孩子，看见了汽车，便迎着汽车跑来。汽车司机善意地鸣了鸣了喇叭，汽车继续向村里行驶。孩子们跟在汽车后面奔跑着，汽车的后面，是一片车轮扬起的沙尘，孩子们在沙尘后面尾随不舍。
　　汽车过了一座土桥（之所以称为土桥，是因为桥与路在一个平面上，上面铺着土，与土路融成为一体），桥下面是一条没有水的河道。以这座土桥为标志，过了土桥，汽车便进了村子。汽车刚一进村，一个小伙子迎了过来，在汽车前引路。
　　村子呈一字型展开，全是低矮的土坯房。由于每年都要在房子的墙壁、房顶抺一层泥土，以弥补被雨水冲刷掉的部分，房子的棱角都变得模糊，显得臃肿不堪；就像冬天里的流浪乞丐在旧棉袄外，又套了一些破衣烂衫，完全改变了身体的轮廓。房子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说明这里的土地和这里的房子一样价值低廉。这些房子的附属品是用土墙围成的或是用高梁秸杆、树枝夹成的院落，土墙和篱笆禁不住时间和风雨的双重侵蚀，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汽车开到村子中间，进了一个大院。这是村子唯一的打破排列规则，建在道南侧的一个院落。大院没有门，只有门的“遗址”，因为人们的出入之处，是比门更具有开放性的一道土墙中间的巨大缺口，这个缺口足可以同时通过三辆马车，这就是十里界村生产队的队部。队部的西边，是一片没有长大的白杨树林。队部院内，有一幢正房和两幢偏房。两幢偏房中，其中一幢是马厩，另一幢是仓库。
　　院子的前面，插着彩旗，院子里站着很多人，从他们的衣着和举止看得出来，他们都是这里的干部。除了生产队的干部，大队和公社的干部也来了。
　　知青们像贵宾一样被请进了那间正房。这是集社员开会、举行公众活动和生产队领导工作办公等各种功能于一身的场所。由于社员们进入这个屋子，多与开会有关，所以人们叫它会议室。屋子的一侧，是一个大炕，与大炕对应的部分，是数排用木板和木桩固定在地上的长櫈，无须知青们自己动手，知青们在汽车上的行装被人搬进了会议室。
　　会议室的正前方，贴着“热烈欢迎知识青年来我队安家落户”的大红标语，标语是刚刚贴上去的。
　　知识青年坐在前排的木櫈上，知识青年的前面，是由两张学生用的书桌和几只学生用的木椅构成的“主席台”，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是公社、大队的干部和十里界生产队的队长；火炕上也坐着几个人，他们是几个生产队干部和一些老资格的社员。先是公社干部做欢迎讲话，再是大队干部，他们讲话简短而热情。出人意料，这些农村干部都很善讲，绝不比城里的干部逊色。
　　院子里有一伙人一直在忙碌。
　　当公社、大队的干部讲完话之后，轮到十里界生产队长讲话了。生产队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材魁梧高大，微微隆起的背，抵消了这种身材应有的英武和潇洒，满身的尘土和黝黑的面孔，宣示着他农民的本色。在大队干部的提示下，他向知青们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李福厚，但他又补充了一句：“人们都叫我李老五，以后你们叫我李老五吧！”
　　李老五三言两语，用光了他的词汇库存里的全部储备，他把脸转向坐在炕上的一个人：“请咱们村的老党员为同学们讲几句话！”
　　屋子里响起了掌声，几个公社、大队干部一边鼓掌一边笑着把状转向老党员，以进一步明确他们的欢迎态度。
　　老党员五十多岁，瘦瘦的，虽然坐着，但是看得出来是一个大高个，有一只衣袖空悬着，是一个“独臂”老人。一身黑色的衣裤，干净利落。他没有像以前几个人那样走到桌子前讲话，而是仍然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很随便地开口说道：“听说你们要来，我们高兴了很多天，啊。你们来十里界，就很了不起，有志气！啊……”老党员说话干脆，声音洪亮，但是每说两句，都习惯地拖着一个重重的“啊”字。他继续说到，“可能你们早就听说了，咱十里界这个地方很穷，生活很艰苦，啊。不要说没人愿来十里界落户，就是上边的干部都不愿意来十里界！啊，他们嫌十里界的饭难吃，十里界的工作难做！”
　　说到这里，他把脸转向公社、大队干部，说：“我这样说，不冤枉你们吧！”一个公社干部说：“怎么不冤枉，您对我们的批评过重了。您看，我们这几个人，哪个没端过你们的饭碗？”老党员说：“你们端十里界人的饭碗，像吃忆苦饭一样，当面不敢皱眉头，背地里没少了骂娘！”众人一阵笑。老党员把话锋一转，对知青们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十里界是一个好地方，啊。十里界是地广人稀，换一个说法，就叫地大物博！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有不养人的水土。十里界的穷，不是穷在土地上，而是穷在人上！啊。我已经说了很多次，现在我还要这样说，啊，十里界的病根，是男懒女泼，啊……”
　　屋子里很静，这时骚动了一下。有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坐在前面的公社、大队干部们也晃动身体，互相对视，大概他们觉得老党员在新来的客人面前如此自揭家丑有失妥当，甚至还触及了政治原则问题。老党员似乎没有注意这小小的“骚乱”，继续说到：“十里界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坏毛病呢？有人说是穷日子造成的，有人说是过去土匪影响的，啊。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正确，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十里界人没有文化！啊，谁说干革命不需要文化？谁说搞生产不需要文化？啊，人没文化就保守，人没有文化就不思进取！十里界人习惯了吃野菜，喝稀粥，因为吃野菜喝稀粥省力气！啊，你们来十里界，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来了，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但是你们不要学习他们吃野菜，喝稀粥！”
　　众人鼓起一片掌声。“主席台”上的干部们，不论赞成不赞成老党员的话，也跟着鼓掌。孙峰（临下乡前，同学们就已推举他担任集体户的户长）也代表下乡知青发了言。
　　听罢知青代表的发言，公社干部笑着问道：“哪位是苏佩兰同学，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
　　苏佩兰站了起来。
　　公社干部笑着对苏佩兰说：“我们听来送知青的城里同志介绍，你们中间有一个懂得微积分的学生！好啊，咱们农村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年轻人，好好干，在咱这里把你们的才能都发挥出来！”
　　苏佩兰从来没有被这样肯定过，他有些激动，更有些感动。
　　屋子里的欢迎会还没结束，队部的院子里就传来了猪的嘶叫声，几个人正在捆绑一口猪，准备抬在摆放院中的吃饭用的饭桌上进行宰杀。生产队长李老五对着院子喊：“你们等一等，开完会你们再动手！”
　　公社干部问道：“怎么，你们还要杀猪？”
　　李老五笑着说道：“知青们来，咱生产队添人进口了，是一件大喜事，杀口猪，全村人庆祝一下！”
　　“你们生产队还养猪？”
　　“是老党员家的猪，为了欢迎知青，老党员把自家的猪献出来了！”
　　公社干部听了感叹地说：“哎，对老党员来说，己经没有什么东西是私有的了——今天的确是大喜的日子，应该庆祝一下！”
　　欢迎会随即结束，公社、大队干部告辞，老党员、李老五等人极力挽留着，一定叫他们中午和大家一起吃猪肉。平时，这些干部以端群众的饭碗，喝碗里的稀粥，吃碗里野菜为荣，因为这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标志；如今用碗里的猪肉邀请他们，使他们犯了难：他们不知道是应该继续和群众“打成一片”呢，还是应该不使嘴巴上沾上油腻，以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呢！后来，任凭大家怎样挽留，他们还是一走了之。
　　一口肥猪，顷刻间化作香喷喷的佳肴，被端上饭桌。饭桌从队部的屋子一直摆到院子。全村人不论男女老少，都来参加这场盛宴。屋子里是男人们的领地，而院子则属于妇女和孩子们。其实，这场盛大宴会，桌子上只有一种菜，就是猪肉炖粉条。这是乡下人只有过年时才能享用的佳肴。
　　屋子里的炕上，地下都摆着桌子。年纪大的和有身份声望的，在炕上用餐，年纪轻的及普通社员，在地下用餐；知青们被安排在炕上，与老党员、李老五等生产队干部同坐一席，这是由几个饭桌并放在一起的贵宾席。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而不失于文明，贵宾席的猪肉，分别盛在几个大瓷碗里，而别的桌子上面，只摆着一个大盆，与其说人们是列座而餐，不如说是拥盆而食。
　　一个瞎子，手里拄着一根拐杖，由人搀扶着走进屋子，屋里的人都和他打着招呼，他被人扶着上了炕，坐在另一张餐桌旁。人们都叫他吴半仙，他诙谐地与众人嬉笑调侃，不时逗得人们轰然大笑。有人偷着往他碗里倒酒，试图将他灌醉。
　　有一个小老头，带着两件东西来到筵席：一件是酒葫芦，一件是猎枪。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只大碗往葫芦里灌酒。有人笑着挖苦他：“三叔，你的酒量够大了，怎么又多带一个肚子来?”这个被人称作三叔的小老头说：“酒葫芦是我的儿子，我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我喝到哪里，它喝到哪里！”
　　“你带枪来干什么？枪膛里又不能装酒！”
　　“枪是我的老婆呀！你们搂着老婆睡觉，我是搂着枪睡觉的！”
　　“那你老婆呢？你把她放在哪里？”一个人说。
　　“他老婆是别人的枪！”
　　众人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