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花 第二十一章

　　开瓶声、倒酒声、杂乱的撞击声把我从梦中吵醒。睁开浮肿的双眼，看着洗头池前雪莲脸部挪位地疯笑。我心里一激灵从沙发床上坐起来，背靠在墙上，脑袋一遍一遍地回忆着……我怎么睡在这里？在十三店碰到霍国强，他把我带到这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就出去了，后来又干了什么一时想不太清楚，这是几点了，外头那么大雨，喝死我了，他妈的霍国强呢？当雪莲给我倒水的时候，我看到墙上挂着的表已经快八点了。我起身一边穿鞋一边说：“我该走了。”
　　雪莲收起笑容，坐在沙发床的一角，抱着腿歪过头说：“伟哥，你知道我刚才笑什么？”
　　我摇头侧身。
　　“外头雨大，我在屋里尿了泡尿。你听到尿声说，‘操！还倒是吧，喝起没完了。谁怕谁呀，有种对嘴喝。’我听了你的话，笑坏了。一个大屁没憋住放了出来，你说，‘操，又起一瓶，真对嘴喝呀！’伟哥，你也太能梦了，你中国第一梦呀。”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笑。听着她音乐般的笑声，我也笑了起来。她慢慢收起笑容，深情地看着我。我瞅着她含情的眼神真有点招架不住。
　　我说：“我喝了多少？”
　　她说：“不知道，你们总共喝了两箱啤酒，三瓶白的。”
　　我扭头看了一眼外头的雨说：“我们竟是谁？”
　　她说：“你不会喝的断了片吧？”
　　我说：“我真不知道，我知道霍国强买了不少下酒菜回来。”
　　“什么买的，都是到小商贩那拿的。”
　　我说：“昨天有孙有炳对吧。”
　　她说：“你知道了还问我。”
　　我说：“我是猜的，我真想不起来有几个人了。”
　　她说：“有魏哥，孙哥，后来又来了一个开小公共的杨姐。”
　　我为了配合她往下说，“噢，想起来了，对对，有罗娟英。”
　　她说：“伟哥，我看她不像好人。”
　　我板起脸说：“她怎么了？”
　　“她老让霍国强为她喝酒。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她喝了多少？”
　　“不知道，反正喝的走不了了，是霍哥送的她，霍哥说送完她回来再送你，可后来他就没回来，真讨厌。”
　　我知道雪莲讨厌的是谁。
　　我说：“再见。”
　　她小心翼翼端着水杯说：“你走啊，昨天孙哥没回家，去西瓜摊睡了。”
　　我憋着尿说：“那也该走了，你孙哥一下雨就忙了。”我知道她听不懂我说的话，但又没必要解释。站在门前向外望了望，天阴得很沉，要想等雨停下来走是不可能了。我跟雪莲打了一声招呼便冲出门去。
　　说句老实话，我特别喜欢淋雨，这是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我在写思想汇报的时候经常用一句话：在剩下的刑期里，我要用雨水和汗水洗涤我肮脏的灵魂。我躲着路上的积水，不时地避开汽车扬起的水花。我从学校门口过了马路，雨突然大了，我在红旗厂小树林里飞快地跑起来，躲着大大小小的水坑冲进瓜棚，孙有炳浑身是水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望着我。
　　我问：“你怎么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说：“操，我睡的正香，塑料布掉了下来，满满一兜子水全浇在我身上了。”
　　我看着湿透的床板，破口大笑。“这个破毡布，我从铅印车间借出来的时候，王师傅就说：‘这个破毡布比你岁数都大，用完别送回来了。’前几天我也赶上过下雨，我看水存多了就放一放，水多了你不放，不浇你浇谁。”我说着坐在马扎上。
　　孙有炳抖了两下膀子，打了四个喷嚏，扩了五六下胸肌，低下头很慢地说：“咱们还干吗？”
　　我说：“干不干这些西瓜怎办？”
　　“甩吧，怎么来怎么去，别赔钱就行了。”
　　我说：“昨天喝多少？”
　　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喝不少，而且还老劝罗娟英。”
　　我问：“她也喝多了？”
　　“她不但多了，走道都走不利索了，是霍国强给她弄上车的。”
　　我说：“我操！那么玩命喝有意思吗？”
　　“你不也灌人家了吗？”他看我不说话又说，“她可能遇到烦心事了。”
　　我说：“她再有烦心事别人还活？”
　　“你跟她的烦不一样，你烦是吃不上穿不上，她烦是怎么玩的更刺激，怎么出更大的名。”
　　我说：“他把罗娟英送哪去了？”
　　“可能送到她妈家了吧。”
　　我说：“这孙子送到她妈那儿还不被骂死？”
　　他说：“那他能给送回城里？”
　　我说：“他认识她城里的家吗？”
　　孙有炳摇头：“未必认识。”
　　我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
　　孙有炳自言自语道：“她妈家像你所说肯定是不能送，那他送哪去了……这小子，唉。”
　　我爸给北京市委书记写的一封信，大概的意思是，我的孩子劳改释放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到哪个单位一看档案就不要了。如果这样下去孩子很可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再有也不符合毛主席说的，我们党允许人犯错误，更允许人改正错误……更不符合毛主席的治病救人的方针政策……我爸这么一忽悠，北京市委真给通县劳动局来了一封信，怎么说的我不知道。那一天来了三个劳动局干部，大概的情节我还记得。
　　一个女干部问我爸：“徐师傅，您好，我们是劳动局的，我叫王芳，这是我俩同事小刘小顾，是您给市委写了一封信吗？”
　　“是，可我没有反对政府的意思，我只是……”我爸脑子一片空白，他手虚扶着床头。
　　“徐师傅别激动，坐下慢慢说。我们通县劳动局这次派我来您家就是解决您孩子工作问题的。”
　　我爸“哦”了一声说：“原来是这样啊。”他坐在床头，侧着身说：“都请坐，都请坐，伟成，给几位领导倒茶。”
　　“您别忙，您别忙，咱们先把正事办了。”女干部欠了一下身说，“徐师傅呀，您写的这封信，我看了，正中社会要害，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就要扼杀在摇篮中……”
　　我爸不好意思地听着，并不时地点头。
　　“这么着，您在向阳厂工作，孩子又是家属子弟，我先跟厂子领导说说。”
　　“哎呀！”我爸拉着长音儿搓着手，“孩子现在正托人往塑料二厂办呢。”
　　“您托的什么人？”
　　“派出所领导。”我爸答。
　　“办的怎么样了？”
　　“没信儿呢。”我爸说着摊开两手。
　　女干部看了我一眼说：“您放心吧，进塑料二厂包在我身上了，您听说过塑料二厂的王强吗？那是我二哥，托他比找厂长还好使，告诉您，派出所找厂子也是先找我二哥。”
　　屋里集体露出轻松的笑容，在那个年代集体意识、集体行为，集体高呼一些什么口号是家常便饭。
　　我爸把三位劳动局的干部送走以后，在家里转了三圈半才坐下来，他跟我讲了厂子很多文革时期的事情。最后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去咱们厂了吧。我们已经退休了，现在执政的都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派，你进向阳厂能有好果子吃吗？”
　　自从进了塑料二厂，我爸逢人就聊他怎么给北京市委书记写信，直到市委书记进去了他才罢嘴。我觉得我爸有反抗精神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经历过解放、土改、大鸣大放、文革等运动。他的徒弟小邓也给北京市委写信，市委回信总是不痛不痒，他一怒之下为尊严上了吊，不陪你玩了。听我妈说我爸为此哭了一宿，从此再也没有人过年给他送酒了。
　　第一个月开支我爸说：“现在挣钱了，花钱有个计划，别乱花，过两个月有闲钱了交家里点伙食费，交多少自己掂量。”
　　我说：“回来这么长时间，都是朋友帮衬，不上班大家什么也不说，上了班就要还人情，哪有钱交家里。”
　　我爸连声说：“我说是过几个月。”
　　我摸着兜里184块钱，想着请谁吃饭，孙有炳不用说了，回来这么长时间没少帮我。霍国强一定要请，他把雪莲介绍给我，而且，以后在地面上少不了他帮助。魏生京同上。钱君英要请，怎么请没想好，她混的比较好，不想过分和同学掺合。罗娟英更要请，回来后听杨英讲了她的坎坷经历我更爱她了。我经常一个人坐在铁道上发呆，有时沿着铁道一走就一宿。
　　每个人都有一个价值观，自己对社会的价值也有一个评估。有的人比较客观，有的人比较主观，主观有两种，一种是过低，像我们常说的自卑、不自信。一种是过高，像理想、梦想、妄想，我是属于后者。有一次我姐跟我妈说：“二弟是不是得了妄想症？我有一个同学在精神病院电击室工作，不行托我同学给看看。”
　　我妈听了给我姐大骂一顿：“你是不是想毁了他呀。”
　　我听了我妈的话也来了劲儿，上去就给我姐胯骨轴子一脚，踢得我姐嗷嗷直叫。并说：“看你是女的我不爱打你，你说谁有神经病呢？瞅你嫁的俩人，三脚揣不出一个屁来，还把你给甩了，谁像你嫁出去三天两头回家住。”
　　我妈听了我俩一泣一诉说：“我的孩啊，你们俩把我的心都悔了，一个太实心，一个太走心。”我们娘仨开始抱头痛哭。“我的小麦芽呀，你非死在她手里，她的心比牛还大，难道你不清楚吗？她就是再跟100个男人也轮不到你，你真不随你爸呀，这要是你爸早把她攮成鞋底子了。”
　　我妈的话如醍醐灌顶，以前我认为她都离两次婚了，说白了，在那个年代就是个破烂货，我一个处男能要她就不错了。可听我妈这么一说，我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床上。听着我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我扪心自问，徐伟成，你为什么对罗娟英那么痴迷？你说！你说你说，我无法回答，但我有一点感觉，我的初恋和别人不大一样，我是从恨、嫉妒、怜悯、恐惧开始的。我恨罗娟英任性疯跑被人劫了却打我一顿；我嫉妒孙有炳自不量力和她死缠烂打；我怜悯她被我砸破了头那委屈相；我恐惧她落在鸡崽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儿我默默地喊了一句：妈，我不就是你经历的写照吗？
　　自从56年我爸进北京，他一直想把你给甩了换个京妞，是你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带着我哥我姐找到北京，可你为什么在罗娟英的问题上一次次地给我泼冰水，让我半途而废呢？罗娟英自离婚以后有了不小改变，听孙有炳说，有一阵子他们聚会，有时候一听说约了别的女同学她就推辞不来，如果听说只约她一个女的不管多忙一定赴约。有一次她约了十几个男同学给她过生日，她喝的差不多了说：“记住，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她特喜欢男人一手搭在她肩上，一手为她举杯的姿态。她还有一个很洋人的习惯，特喜欢和熟悉的男性在大众场合拥抱而来，飞吻而去。孙有炳说，有雪莲喝酒那次，罗娟英看我被架出去叫：“喂，还没拥抱就走了？”说完哭了起来。
　　我正想着罗娟英，这时我爸走进屋，问：“小娟子今天请客你怎么还不准备准备？”
　　我问：“你听谁说的？”
　　“你妈没告诉你？”我爸看着我妈。
　　我妈说：“你真多嘴，告诉他这些干吗？”
　　我问我爸：“在哪个饭店，几点？”
　　“红萝卜酒店，晚上6点半。”
　　我抬头望了一眼墙上的表，心里落了定。从大衣柜里找了几件衣服，怎么试怎么不合适。
　　我妈说：“别瞎捯饬了，不是衣服的毛病，是你人的过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娟儿这孩子跟过俩男人了，给人什么都没留下，那小细腰，小屁股蛋子就是个摆设，你看看人家周红那腰板，那屁股蛋，要不让你六婶给说说？”
　　我听了我妈的话，差点跟她翻了车，罗娟英请我吃饭这么重要的事没跟我说就算了，还侮辱我。周红是个什么东西，大屁股跟磨盘似的，她前夫也就80来斤，小爷们给她轻轻一点就生出俩崽子，听说离婚时还打掉一窝，我瞧着我妈的大粗腰说：“你也太小瞧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