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幸福生活

　　在岭南无边的秋色里，我悠然醒来，经过一整天，我喝下的一大碗劣质米酒终于消化殆尽。憨出什么时候被人放下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自此后，憨出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没事便跑鱼塘边的屎楼旁学雷锋做好事，问如厕的女工要不要厕纸。
　　银沙队的改革很艰难，但也能稳步推进。终于，山上的橡胶林，也被银沙队的职工们分成一片片的承包了。渐渐地，手头上有钱了，银沙队便有职工买了十二吋的上海金星牌黑白电视机。银沙队一排排的瓦房顶上，也疏疏落落地竖上了几支鱼骨天线。每到傍晚电视节目要开场时，有电视的主人家早早地将电视机摆出门外，再摆上自家的椅子和凳子，让邻居们过来分享。
　　此外，银沙队终于出现了私宰的猪肉档。一直以来，银沙队的干部职工只能一月吃一次公家配给的猪肉，口中只好淡出个鸟来。如今好了，人们手头宽裕了些，自然可以隔三差五地买个一斤半斤猪肉来打打牙祭。
　　总之，曾经平静如水的银沙队，缓慢地出现了变化。中国的老百姓很实际的，不在乎你嘴巴说得多动听，只看眼前的现实，那怕是一点一滴微小的变化。无疑，银沙队的职工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连顽固的保守派阿灵先生也开始动摇，也步人后尘承包了山上的橡胶林。
　　银沙队里只有豆腐佬不忘初心，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养猪场一直承包不下来。豆腐佬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值得尊敬！
　　养猪场圈养着三头配种的公猪，十几头担负着繁殖任务的母猪，以及它们为数众多的下一代。先前，每日上班，队里会轮流派工人过来煮猪食和清理猪舍。豆腐佬是专职饲养员，主要负责照管那三头公猪，还要为银沙队食堂磨豆腐。但是现在，全队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各顾各的，队里再没人可派给他了。于是工作量便大大增加，但豆腐佬铁了心誓死捍卫集体利益，起早贪黑，任劳仼怨。
　　猪舍似家，家似寄。晚上豆腐佬就临时搭个床，睡在猪栏之间的过道里，和猪们同住，至于是否同吃就不得而知了。豆腐佬虽然因此沾上了一身猪屎味，但却确切地掌握着猪们的命运，以及银沙队广大干部职工的口福。
　　我们这儿将配种公猪叫作“猪郎”。为了繁殖后代，让猪们生生不息，豆腐佬根据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原则，将母猪合理地分配给猪郎。这是个通行于人类世界的真理，但对于畜牲世界的猪们，也很合理。
　　猪郎在做繁殖工作时，豆腐佬也不得闲，要跑前跑后提早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还要选好工作对象。内中有一头五六百斤重的约克大公猪，每次，豆腐佬都要搬来特制的又笨又重的大木架，让其舒适地趴在上面工作，否则，底下的母猪压趴了连命也不保。这工作对于豆腐佬瘦弱的身子骨，是个不小的考验，但豆腐佬每次都能硬挺过来了。
　　此外，这里的三头公猪的工作确实不轻松，还负责着全场各队养猪场以及附近农家发情母猪的配种。所以，便经常看见豆腐佬赶着猪郎出去工作，早出晚归，行走于乡野的大道小路上。如此，豆腐佬又被人叫作“猪郎佬”，在银沙队方圆二三十里地方，豆腐佬很出名。
　　猪郎的待遇不错,在路上，豆腐佬口中嗬嗬有声，为猪郎指明前进的方向，还要手提一把大葵扇为猪郎遮阴，猪郎不能晒着，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自古，我们这儿将媒人为人家牵红线叫作“执大葵扇”，盖缘自于此。
　　豆腐佬身上背着个破旧的麻包袋，专装猪郎每次工作后所得的酬劳：两斤大米和两个鸡蛋，不值钱，但这却是家乡旧时传下来的俗例。
　　猪郎们因为工作重要，平常的猪潲是不屑一顾的，要吃特供。公猪吃的是大米粥，还要每天吃一个鸡蛋，保证营养。首先声明，我不是猪，但这时我也和猪们同做着一个梦，梦想每天吃一个鸡蛋。只是，我的梦还未实现，猪们却率先实现了。
　　这年秋天过后，厕所将要完工了。银沙队的养猪场因为猪多屎尿多，化粪池装不下堵塞了，搞得屎尿横流，臭气熏天。豆腐佬便叫我师傅其荣叔去改造化粪池。因为厕所还未完工，我师傅便叫我司徒大师兄和我师伯桂华伯先去掏大粪作些前期清理工作，待厕所完工后再拉队伍进场搞大会战。
　　我大师兄去掏大粪是最合适的了。虽然他是个理想主义和和完美主义者，但他更一个艰苦朴素，不怕苦不怕臭的实干家。在我师傅所带过的徒弟之中，我大师兄是唯一学徒一年就升为大工的，这在基建队的历史上也是唯一，成了我们八十年代新一辈学习的好榜样。通常，一个学徒小工转正为正式大工，需要三年时间。
　　我师傅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我们修建的厕所虽然藏污纳垢臭气熏天，但更要脸面。要不，又怎能让广大职工群众爱厕如家呢？否则，“花如海，歌如潮，欢迎朋友四方来！”“同志（女），厕所欢迎您！”“同志（男），厕所欢迎您！”这样热情似火的标语，岂不成了空话？
　　基于上述原因，我师傅命我大师兄负责掌刀粪坑的脸面，砌厕所门前清水墙照壁。师傅吩咐，除了大师兄，任何人一律不得染指，包括我师叔阿孖乸。
　　我大师兄得到我师傅认可，可见其技术和地位之高——在我师傅一人之下，在我们之上，包括我师叔阿孖乸。这让我大师兄很有脸面，须知，我师傅是八级技工，全县建筑行业没几个的，说出来的话也就很有分量。这样说吧，我师傅这个善长在粪坑里搞运动大会战的专业人才，相当于现如今学术教育界里的老教授，在建厕所大业中具有无尚权威。
　　我没我大师兄运气好，也没他的悟性，我跟我师傅做足了三年学徒，还是个小工，负责为厕所添砖加瓦还要和泥浆。不过，比起我师伯桂华伯，还差得远，他和了大半辈子的稀泥还是个小工。
　　我师伯桂华伯教我和稀泥，用铲子一边翻上翻下，一边推来推去，还一边对我说：一沙一石一世界，水中天地，泥里乾坤，弄懂了就是一门学问，不懂？就永远是下九流大傻瓜。
　　我对我师伯这句话，花了大半世的时间思考，似乎到现在还未真正想明白。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银沙队里，我们按部就班地工作着，感到很幸福。
　　我大师兄很幸福，他喜欢洗澡，不管冬夏，一天两回，午晚收工后必洗。但他之前不是这样的，我估计是他回家乡娶我师嫂那回，跑屎楼下鱼塘里洗澡洗上了瘾。又或者在屎楼下的屎水里洗上了一身屎味，不洗就臭，不得不洗。但也只能在屎楼下的鱼塘里洗，洗了臭，臭了又洗，就这样一次次地论证着人世间轮回的大道理。
　　大师兄洗出了风格，洗出了水平。
　　而我师傅喜欢搞建厕大会战，常常令我写标语，贴标语。我师傅文革时打过鸡血，他说身体是革命本钱，这个疗法很受用，尤其是唱歌喊口号时，一针下去无比兴奋，也很幸福。
　　我师兄阿狗也很幸福，只要能吃饱了撑的跑胶林里打雾水就行。
　　我师伯桂华伯也很幸福，他和稀泥和出了“水中天地，泥里乾坤。”也将自己和成了有修养的道德高人，不可能是下九流的大傻瓜了。所以，我也没听过我师傅骂我师伯“大出憨”。
　　至于憨出和憨入师弟，这两个我也可破口大骂的家伙，幸不幸福我不知道。我师傅说他们“大出憨”，不可按人之常理来测度，但姑且认为他俩是幸福的得了。
　　只有妄想复辟自家门风的我师叔阿孖乸，我能确切地知道他不幸福，因为他老是一本正经地教训我：“憨，你要读书！”
　　以前我还是小学生时，我最听老师的的话，老师叫干啥就干啥。如今改革开放我工作了，我要紧跟我师傅建好厕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所以，我最听我师傅的话，想也不用多想，只管写标语贴标语。
　　在丽日和风的日子里，我快乐地用拼接起来的红红绿绿纸片，谨遵师傅之命写标语，把白沙队的各户人家全都贴成了厕所。
　　我贴出了风格，贴出了水平。白沙队的男女老少，一致公认我和我师傅一样，是个大出憨。
　　我从家里提来了部收录机，将白沙队厕所工地内外弄成了歌声飞扬。但我只有两盒磁带：一盒《邓丽君》，一盒《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放《邓丽君》时，我师傅我师伯还有我师叔我师兄一致反对，只有两个大出憨的师弟无条件地给我支持。我大师兄骂我专喜靡靡之音，小资思想严重，要认真改造。
　　我师傅说过：“小资，小资，只会写诗，食条番薯，拉一大堆屎。”说我小资，我又不会写诗，我估计是大师兄妒嫉我花光了我一个月二十二元的学徒工资，又借了几块钱，卖了二十五元我平生第一双皮鞋，还和阿狗师兄一样吃饱了撑的，下班后穿了在白沙队的黄泥路上走来走去，臭美。
　　“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放《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时，没有人反对。我师傅和我们其实是相信幸福是会从天而降的，所以都很幸福，只有我师叔暂时不幸福。
　　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将和我师傅他们一起，就这样一直幸福快乐下去，直到“山无陵，江水为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