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的四年 （四十九）

　　我们乘车从桃园机场直达台北金山南路、和平路口的一所旅社，公南哥已先我们住在那里。在镇江时，我的出境手续办得比较慢，加上还要为周进办手续，购机票，因此南哥早我多日抵台北，由“委员会”几个老头子做主，竟不等我到达，就为父亲下葬了，我只得到了以后再去上坟。
　　在台湾，父母丧，“孝子”仍按中国的旧规矩“披麻戴孝”。从照片可见到，只哥哥一名“孝子”。我如自己一人先去，也可赶去参加丧礼，可我实在不放心，也不忍心让儿子独自去香港转机，他毕竟还小，也没有自己旅行的经验。我想，参加丧礼是做给别人看的，而儿子的安全则不是脸面的事了，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还是要将照顾好儿子放在礼仪的前面。这与“二十四孝”中的诸“孝子”相比，当然是很不合格的；但从现代人道的观点来看，我这样做是对的，如果父亲有灵，想也会谅解的。
　　到台湾后，首先要办的是处理父亲丧葬的未了事宜。先去上坟，雇人对坟墓加以装修——贴瓷砖、铺地砖花费台币十二万元。
　　到了台北，各校已放寒假，立即为周进安排就学。九一年夏，王子兰先生的大儿子王以欧先生即为我介绍一所天主教私立学校——方济中学，并介绍我认识了校长樊某。这次来台，杨恒柯先生转托朋友又向方济中学樊校长打了招呼，于是我再次去拜访了樊校长。樊是无锡人，幼年去台。樊一口应承，几经周折，终于让儿子进了方济中学住校读书。
　　台湾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公立初中称“国中”，收费很低，按户籍所在就读，学生成绩参差不齐，有很差的学生编在一起称为“放牛班”的。家长为了提高学生成绩，多愿将子女送去私立初中读书，所以私立初中虽然收费较高（每学期学杂费需两万多元），但仍不易入学。儿子到台属插班生，就更不易进入了。也是他有点运气，一因有人打了招呼，按我们的说法是“走了后门”；此外，初二班正好转走了一名学生，出了一个空缺，所以就将他补上了。
　　我来台后，池振千先生（他是“委员会”的经办人）即从父亲款项中支付我们兄弟各五十万元台币，我们商量后，辞退了黄春妹女士。她已为父亲服务多年，除当月工薪外，付给她酬金三十万元。又按“委员会”建议支付池振千先生酬金十万元。此时，在池振千先生处尚存有父亲两张计四百多万元存折和现金九十万元。
　　我们到台不久，南哥就准备回上海了，他要赶回家过春节。
　　这时，我们还住在旅馆内，父子合住一间房。日付住宿费五百五十元，这样，每月房租需一万六千多元。于是我打算租一间房子，从报纸上找到租房广告，按报上地址找到一家经营商号。需先缴两千元作为“入会费”，才能带我看房子，看了以后，不满意，他们说可以再替我找，直至满意为止，但两千元是不好退的。几经交涉，也不给退钱，后来还是黄春妹找了一间房子，是她家屋顶层的违章建筑。黄家住三层，违建是五层的王某建造的。房间面积不足十平方米，月租四千元，屋内一张双层铁床，一张小桌，几个房间合用一座卫生间，有淋浴和热水器，房东申明不准烧饭。我们看房后即欣然接受，以后就在这样的鸽笼一样的小房间内度过了四个春秋。
　　开始儿子睡上铺我睡下铺，儿子住学校后，就我一人住。后来董凤兰来了，逢节假日儿子回来，我们曾三个人挤在这一间房内。
　　不久，南哥回沪，第二天我们就退了旅馆，搬进了这所新居。
　　我在台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代表父亲的所有继承人办理遗产继承。此前，我已在镇江做好了所有继承人的关系证明公证书，又请各继承人给我出具委托代理继承的委托书。台湾规定大陆的公证文书需经“海基会”“验证”方为有效。于是我即将所有公证书陆续送交“海基会”请求“验证”。当时台湾有“海基会”负责处理两岸民间交流中出现的问题，大陆亦已成立了“海协会”，两岸在“验证”问题上“各说各话”。一方说“必须验证”，另一方称“我们是一个国家，毋需验证”。因此，“海基会”虽已将各种文书的影件寄往大陆要求验证，但大陆一概拒绝答复。因此，我也就无能为力，只有耐心等待了。好在我儿子尚幼，我能因此拖着，照顾儿子，实为一举两得。
　　一天，忽见报上登出开放儿媳“来台奔丧”的新闻，我立即去境管局为嫂张孝景和董凤兰办理来台奔丧，不久即得核准，董于三月下旬到台北。嫂嫂与哥哥先去美国探望儿子周群，回国后再来台。后来她因证件过期，又不愿在香港等待办理延期手续，因而未能到台。我和董还专程去桃源机场相接未遇。
　　台湾规定人死后半年之内，继承人应申报遗产和申请继承。我因“文书验证”非短期所能解决，故以周进名义提出延期继承，申请延期为六个月。
　　父亲有一张四百多万元的“优利存款”，每月可取利息陆万余元。我们三个人生活很节省，这陆万元每月是绰绰有余的。后来因已申报父亲死亡和申请延期继承，国税局竟下文对父亲的存款（包括利息）予以冻结，从九二年十月份开始就拿不到利息了。
　　我“奔丧”期限经延长后为三个月，至九二年四月四日到期。我因遗产继承尚无头绪，加上儿子年幼，实不忍离他而去。故写了一份函件寄出入境管理局和警局报备，说明因处理遗产和儿子年幼无人照管，暂不能离台。此后一直到九四年，无论境管局或是警局，均未下令我离境，只是常有调查局人员来询问未离境的原因，调查有无非法活动。
　　我们来台不久，房东就曾为我们找点事情做。董曾为饭馆洗碗，后来没有干下去。
　　我于五月初为一座大楼的地下停车场看管汽车。每天晚至第二天清晨，每班十二小时，兼做附近里弄巡夜，讲明月薪壹万叁仟元。这事的主管头儿是姓王的一名退伍军人，他与房东家很熟。这位王某养了两只狗，原是被人丢弃流落街头的野狗。这两条狗日夜在地下车库内活动，给车库带来许多跳蚤，我值班的桌椅附近简直成了跳蚤窝。起初尚以为是为蚊子所咬，但后来跳蚤竟随我到了家里。于是到处喷洒虫药，但也无法制服，因为那两条狗随时给我补充新的跳蚤。最后实在无法忍受，只得辞去了这个差使，看了半个月汽车，得工薪六千五百元，这还是在最后一班下班前，王某才给了我的。
　　五月末，我开始了新的工作，到王以唐先生的“大唐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每月薪金两万五仟元。
　　这时，报载台北市新公园将建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公开征集竞赛方案。我在工作之余做了一个方案，并自制了一具模型交了上去，方案未中奖，仅获选参加了在台北市美术馆举行的方案展。方案评审委员会将所有应征方案印成专辑送了我一本。
　　后来，“大唐事务所”工作任务不足，我即向王先生提出：我属帮忙性质，有事情我就来干，没有事做也不用客气，直接告诉我就行，何况我现在尚未到一天不做就一天不能生活的地步。这样，在该事务所干到九三年一月底就结束了。
　　长期不工作，坐吃山空是不行的。报纸上每天都有招工的广告，我没有身份证，当然无法去应聘。
　　我以前来台时，曾拜访过一位老建筑师张德霖先生。他是原之江大学毕业的，早年来台，他与王敏庆太太同学，和王很熟识，是王介绍我认识的。于是我又想求求王敏庆，为我推荐推荐，但被他推脱了。我想，不妨自己去闯闯，大不了不用我而已，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
　　三月中旬，我自己去了张建筑师事务所。说明我的情况，已来台一年多，想找点事做，并说曾在大唐事务所工作过。张问我为何离开，我说他处工作不多，因为世谊，怕他不便辞退我，我主动离开的。张问我要多少钱，我说听赏，在王处给我月薪两万多元。张让我带一张自己画的图来看看。第二天，我带了图去，张看后同意用我，但说：“你没有身份证，给你的薪水不能报支出，等于是从我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言下之意是不可能和其他人一样多，我当即表示理解。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我于三月二十四日开始到张德霖建筑师事务所上班。
　　在此以前，我曾和大唐的一位同仁打了几个星期散工，画过几张图，每张图一千五百元，得了九千元。
　　开始，我在张德霖事务所时月薪二万二千元，每天在公司免费午餐，早出晚归。一天，张问我多久没有去拜望王敏庆了，我说已好几个月了。他让我去看看他，“带点东西去，人之常情嘛！”我一听话中有话，显然我自己来找张后，张问过王敏庆，王没有为我说什么好话。后来，王自己也说到我去找张建筑师后，张打电话问王，王说他也不了解我的业务情况，用不用请张自己决定。
　　我上班二、三个月后，建筑师事务所即将我薪水调至每月二万四千元，将近一年后升为二万八千元，后来又升至三万元，直至三万三千元，可惜三万三千元才拿了两个月，我就被迫离开了。
　　九三年暑假，儿子从方济中学毕业了。毕业后参加高中和五专联招，国立高中未考上，私立高中考试成绩不错，五专成绩也不错。台湾的高中和初中情况不一样，公立高中名额有限，较难考，私立高中很好考，很差的私立高中往往是征召不足名额。我们商量后决定让他去读五专，因为他喜欢五专中的建筑科，建筑科读六年（最后一年是实习），毕业时已是二十一周岁了。我的情况很难讲，随时可能被人家赶走，如果我不在，儿子五专毕业后应可自立了。而如果读普通高中，三年后还要考大学，我如不在台湾，他自己怕难以应付。何况五专毕业后还可以插班读大学，因此决定了读五专。
　　三次联考和五专分发，我都陪儿子去了，后来挑选了木栅的中国工商专科学校建筑科。在专校中，工商专校的建筑科是办得最好的。
　　报名后，才知道这所学校没有宿舍。木栅离我们住处很远，于是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原打算让周进和房东的孙子合住。房东孙子王新华也是从大陆去台依亲定居的，与周进同一年国中毕业，考上木栅一所高职。后来王新华一天也没有住，周进住了三四天也不愿住下去了。新入五专，功课不紧张，早早就下课了，他一人在那里很觉无聊，于是又搬回我这里，每天早去晚回，午餐在学校附近吃“便当”。
　　在此以前，董凤兰已在附近一所房地产公司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月薪一万多元。那个公司有好多户空房未售出，董即住了其中一户。周进回来后，我们又恢复了上下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