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一百问 1

　　《史记》是西汉司马迁编撰的一部历史，它是华夏大统一之后的第一部全史。对我国历史有着承先启后的贡献，其地位与意义不言而喻。在《史记》之前，我国最早的典籍有《尚书》，随后《春秋》、《竹书纪年》、《国语》、《战国策》等历史相继问世，而相对比较全面的编年体史书要算《春秋》、《竹书纪年》；国别体要算《国语》和《战国策》。《史记》是纪传体，这一体例比编年体更合理，所以成为了我国正统的史学体例。纪传体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其史料的全面可考，更可贵的是能让读者纵深的、立体的去了解历史原貌，这就需要作者手里的史料一致，否则，就会出现本纪与列传自相矛盾。所以在史学界将《史记》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至于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这一评价是出于对司马迁精美文采的赞叹，还是出于对司马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出如此伟大巨著发出的感叹，我们无法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首开纪传体例之先河，编撰出如此浩繁的历史，实在是伟大的壮举。
　　不过，随着现代考古的发现，随着碳十四在考古领域的应用，我们对一些淹没的历史窥视出了它原有的面貌，如此一来，我们对《史记》中先秦历史（另外含有秦朝）的谬误有了新的认识。所以笔者撰写《史记一百问》，主要针对《史记》这一盲区里的历史谬误，进行甄别考证，达到让后人解读历史真相的目的。
　　
　　一、我对《史记》中“三皇五帝”的疑问
　　
　　在《史记》中，司马迁以五帝传为起点。根据《世本》、《大戴礼记》的记载，厘定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而孔安国、皇甫谧厘定少昊（相传少昊是黄帝的儿子）、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孔安国、皇甫谧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这其中黄帝由《史记》中的五帝之首变成了三皇人物。尽管司马迁没有为三皇立传，但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他记载了秦朝廷尉李斯等人所认为的三皇是“天皇、地皇、泰皇”。其原文说：“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由此可见，三皇五帝在我国历史上说法不一。
　　那么，三皇之说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了了解三皇，我们先得解读“皇”的意思。“‘皇’和‘王’古为煇煌、光明之意。《诗．小雅•渐渐之石笺》“皇，王也”。分开来说，“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这是《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版。第353页）中对“皇”字的第一条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对皇字有三条解释：一、盛大。二、君主。三、姓。《康熙字典》古体“皇”字有五种写法，如果我们不看楷化后的皇字形状，对这五个字形根本就不认识。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而周毛公鼎、周颂鼎上的“皇”字，上部像甲骨文的“日”，有三竖，下部是一个“土”字。从字形上看，像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这也许就是王凤阳先生说的：“‘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的来由。
　　周鼎文的“皇”字下面的“土”字，变成楷化后的“王”字，是秦朝的事。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就把“皇”字下面的“土”楷化成了“王”字。笔者的证据就是今浙江省会稽山上秦朝的石刻“皇”。那么，“皇”为何又成为了古代最高级的形容词呢？
　　《诗•大雅•皇矣》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书•蔡仲之命》中有“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国语．越语》中有“天道皇皇”，《楚辞•九歌•云中君》中有“皇皇兮既降”。这些“皇”字，要么是天帝、要么是大公无私、道德高尚的形容词，要么指光明。这就是皇字为最高级形容词的来历吧。
　　“用皇字表示君主，是战国末期的事”（见《古辞辨》同上）。战国时期的一些思想家，竟相标榜自己的学说来源古老，居然连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都不放在眼里，又竖起了“三皇”的大旗，导致后来的“三皇”之说有六种：
　　1、《史记》中李斯等人认为三皇是：天皇、地皇、泰皇；
　　2、《三五历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人皇；
　　3、《春秋纬运斗枢》中记载是：伏羲、神农、女娲；
　　4、《白虎通》中记载是：伏羲、神农、祝融；
　　5、谯周认为是：燧人、伏羲、神农；
　　6、孔安国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
　　以上第五种说法中的燧人、伏羲、神农三位是人，而不是女娲、祝融、天皇、地皇、人皇这些不可捕捉的神。这三位古代圣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伟大的发明家。一位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一位是演绎八卦、研究龙的图腾、天象的大学者，一位是发明农耕文化和医药文化的巨人。这三位在战国之后称“皇”的人，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伟大发明而被誉为皇。所以笔者认定了燧人、伏羲、神农三皇之说。至于他们是什么时代的人，出生何地，是不是君主，发明的真实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关于五帝一说，笔者认可《史记》所说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二、《史记》中秦朝史料为何自相矛盾
　　
　　我们通读《史记》时，不难看出，司马迁在史料选取中，由于历史背景的局限，有些史料可能因战乱或“焚书坑儒”而流失，导致司马迁所引用的史料自相矛盾。比方说，秦朝第三任皇帝嬴子婴，他究竟是秦始皇的弟弟还是秦始皇的孙子，成为了历史的悬案。在《史记•秦始皇本记》里，司马迁说嬴子婴是秦始皇的孙子（原文“立二世兄之子公子婴为秦王”）；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司马迁说嬴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原文“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那么，嬴子婴的结论只有一个，不可能既是秦始皇的弟弟又是秦始皇的孙子，对此，我们还是先看看原文：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於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於是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既因劫令自杀。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子婴既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以上原文大意是说，赵高把李斯害死后，二世胡亥任命赵高为中丞相，无论大事小事都由赵高来决定。赵高自知权力过重，就以献鹿为名，称鹿为马，看看有谁反对他信口雌黄。二世见到鹿，对左右侍从说：“这是鹿吧？”可是左右随从都说“是马”。二世觉得惊奇，以为自己的感觉出错，就把太卜（占卜的官员）召来，命令太卜占了一卦。太卜可能是赵高早就安排好的人，他糊弄胡亥说：“陛下春秋两季到郊外祭祀，供奉宗庙鬼神，斋戒时不虔诚，所以才把马说成鹿。解除的办法可按照圣明君主的德行斋戒。”于是，二世就到上林苑中斋戒。可是，他整天在上林苑中游玩射猎。一天，有个行人闯入上林苑，二世用箭将对方射死。
　　事件发生后，操纵这一阴谋的黑手赵高就让他的女婿阎乐（此时担任咸阳县令）出面弹劾，假装说不知道是谁在上林苑里杀了人，把尸体移到了上林苑管理处。赵高连忙借机对二世解释说：“天子无缘无故地杀了无罪之人，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鬼神也不会接受您的祭祀，这样上天将会降下灾难。鉴于这些，陛下应该远离皇城，以求祈祷消灾。”于是，二世就离开皇城到望夷离宫（位于今陕西省泾阳县蒋刘乡五福村与二杨庄之间）去了。
　　二世到望夷宫的第三天，赵高就假传二世的命令，让望夷宫的卫士穿上白衣，手持兵器指向望夷宫。赵高导演好这一切之后，连忙进宫恐吓二世说：“山东（崤山以东）各路起义军大批攻打来了！”二世上楼台观看，看到卫士拿着兵器指向宫内，因此非常害怕，赵高立刻逼迫二世自杀。然后，赵高取下二世的印章（玉玺）佩戴在自己身上，文武百官看出了赵高的野心，没有一人追随他。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赵高故意登上大殿，看看还有没有人顺从他，可是他在大殿上有好几次看到大殿都像要坍塌似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赵高自知上天不给他当皇帝的机会，又想到群臣不会同意，就请来秦始皇的弟弟公子婴（即：嬴婴子），把玉玺交给了公子婴。
　　公子婴即位担心赵高再次弑君作乱，就假称有病而不上朝处理政务，与宦官韩谈和自己的儿子商量如何铲除赵高。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赵高前来求见，目的是想借询问病情观察公子婴是否在执行即位的计划，公子婴连忙把赵高召进宫，命令韩谈杀了赵高，并灭了赵高的三族。
　　从《史记．李斯列传》这段摘录的内容来看，与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有三点出入：一、这段记载说明嬴子婴不是胡亥的侄儿，而是胡亥的叔叔；二、这段记载说明逼死胡亥的现场是赵高，而不是阎乐；三、这段记载说明赵高是被韩谈所杀，而不是嬴子婴的儿子。为了让大家比较一下，我们不妨看看《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原文：
　　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二世梦白虎齧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於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馀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於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於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以上的大意是说，刘邦率领几万人已经血洗武关（位于今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东武关河的北岸），私下派人到赵高处劝说赵高投降，赵高担心二世发怒杀他，于是称病不朝见二世。二世梦见白虎咬他出行的左边副驾马，就杀了白虎，但内心闷闷不乐，就将这件奇怪的梦问占卜先生。占卜先生说：“这是泾水神在作怪。”秦二世根据占卜先生的指点，到望夷宫斋戒，还想在泾水岸边修建祠庙，沉下四匹白马消灾。接着二世派人指责赵高抵抗刘邦不力。赵高见此非常恐惧，就暗中与他的女婿阎乐、弟弟赵成谋划说：“皇上不听劝说，如今刘邦攻打咸阳的事情紧急，世二想将秦朝覆灭的命运归罪于我们赵氏宗族。我想重新立新皇帝代替二世，这个人就是公子婴。公子婴仁慈节俭，老百姓都颂扬他。”
　　随后，赵高派郎中令作为内应，诈称望夷宫中有强盗，命令阎乐召集官员出兵捉拿。但是，赵高对阎乐这位女婿又不放心，为了控制阎乐，派人劫持阎乐的母亲到赵高的府中作人质，然后派遣阎乐率领一千多人到望夷宫去为二世捉拿“强盗”。阎东来到望夷宫，当即杀了二世的卫队长，随后直接入宫射杀二世。此时，望夷宫的郎官与宦官见变大惊，有的逃走、有的抵抗，抵抗者都被杀死，死了几十人。叛军经过交战取胜之后，郎中令和阎乐同时进入望夷宫，用箭射击二世宝座方位的幔幕，达到杀二世的目的。
　　二世见此大怒，召集左右随从抵抗，可是，左右随从都因害怕不敢搏斗。就在二世孤立绝望的情况下，其身边站的一名宦官护卫二世不敢离开。二世由宝座进入内宫，对宦官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赵高谋反？导致出现现在的局面呢！”宦官听了，觉得这个昏君问得让人啼笑皆非，只好解释说：“我不敢说，才得以保全自己。如果我早说，就已经被赵高杀害，怎么能活到现在？”说话间，阎乐来到二世面前，数落二世的罪行说：“你骄横放纵，滥杀无辜，天下人都背叛了你，你还是自己决定如何死吧！”二世回答说：“能让我见到丞相吗？”阎乐毫不留情地说：“不可能！”二世接着近似哀求地说：“我希望能得到一个郡称王。”阎乐仍然没有同意。二世又降低门槛说：“我愿意当万户侯。”还是没有得到阎乐的允许。二世见大势已去，最后无奈地说：“我甘愿与妻儿去当平民百姓，像各位公子那样。”阎乐只好嘲笑说：“我是奉丞相之命，为天下诛杀你的，你提的要求再多，我也不敢禀报！”随即指挥叛军逼进二世，二世在绝望之下只好自杀。
　　再说阎乐返回向赵高汇报，赵高才召集所有的大臣和嬴氏皇族公子，宣布诛杀二世的过程。并且说：“秦国本来是称王的国家，可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却称帝。如今韩、魏、赵、燕、楚、齐六国重新立了新君，秦国之地更是缩小，这样当空头皇帝不行，应该按照以前称王才有出路。”赵高说完，宣布立二世哥哥的儿子公子婴为秦国新王。以平民的身份安葬二世在周杜国属地南宜春苑中（位于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曲江池村南缘台）。接着，赵高命令嬴子婴做好当秦王的准备实行斋戒，等斋戒完之后，到秦国王家祖庙接受玉玺宣誓就职。斋戒到了第五天，嬴子婴对他的两个儿子说：“赵高想篡位，可是害怕文武百官杀他，所以假意以大义立我为秦王。我听说赵高已经与楚国（实际上是指项羽与刘邦集团）相约，他灭了秦皇室之后，楚国人就会让他当关中王（相当今天陕西省的领土）。如今赵高让我斋戒，到宗庙举行即位仪式，这样的安排是想趁我到宗庙里相见时杀我。为此，我只好称病不去，赵高必定会亲自前来接我，如果赵高前来，就趁机杀了他。”
　　后来赵高果然派人请嬴子婴多次，嬴子婴没有去，赵高只好亲自前来，并对嬴子婴说：“祭拜宗庙是重要的大事，大王为什么不去？”嬴子婴就在斋宫杀了赵高。
　　我们从原文“子婴与其子二人谋”，到后面“子婴遂刺杀高於斋宫”的内容来看，说明嬴子婴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人，否则，嬴子婴不会与两个儿子谋划这件事。后面刺杀赵高时，原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是嬴子婴的儿子，但按照古文的表述规律，说明嬴子婴的两个儿子参加了刺杀行动。
　　由此可见，司马迁在这一扑朔迷离的历史面前，只是客观地收录了前人的历史，他不是原创；就像《史记•春申君列传》一样，春申君的生平事迹是司马迁是从《战国策》中移植出来的。
　　那么，嬴子婴究竟是胡亥的侄儿还是胡亥的叔叔呢？从嬴子婴与二子谋来看，嬴子婴应该是胡亥的叔叔。为何笔者这样说呢？因为秦始皇是四十九岁死的，秦始皇死时，长子扶苏死时最多不过三十六岁，就作算嬴子婴是扶苏的儿子，那么嬴子婴在接二世班时，最多二十来岁。大家想想，嬴子婴只有二十来岁，他的长子也不会超过七岁（这还得从嬴子婴十三岁生儿子算起）。试想，两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嬴子婴怎么可与他们谋划杀赵高？这是笔者说嬴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理由之一；第二，在《史记•蒙恬列传》中，介绍说胡亥篡位之后，要杀蒙恬，只有嬴子婴极力反对。试想，如果嬴子婴是扶苏的儿子，他敢出面极力保蒙恬吗？因为蒙恬是扶苏的心腹呀；第三，在赵高与李斯扶持胡亥篡位之后，杀了秦始皇能有夺位可能的子孙，目的是想篡夺嬴氏天下，如果嬴子婴是抚苏的儿子，应该早就被杀。所以笔者认定，嬴子婴应该是胡亥的叔叔，司马迁为了忠于原史，收录了二种说法，给我们后世带来许多困惑。
　　
　　三、《史记》转载《战国策》中的史料，导致春申君含冤
　　
　　我们知道，战国有四君，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当年，“君”等于是诸侯对功臣和宗亲封的尊贵名号，就像后世皇帝封宗亲和异姓有功大臣为王一样。这四位战国之君都是见义勇为、忠君报国的侠肝义士。可是，在这四君中，春申君黄歇在八十岁那年惹出了“桃花”绯闻不白奇冤，导致后世有人撰文说春申君是不忠不义的大色狼。
　　为了让大家了解这段荒唐的历史，我们不妨先看看春申君的简介：
　　春申君（前314－前238）本名黄歇，汉族，楚国江夏人，原籍楚国属国黄国（今河南省潢川县）。战国时期楚国公室大臣，是著名的政治家，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曾任楚相。黄歇游学博闻，善辩。楚考烈王元年（前262），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12县。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逝，春申君在前去奔丧时被楚国国舅李园安排的刺客刺杀。
　　以上是互联网百度“春申君”词条对春申君的简介，这段简介对春申君出生于公元前320年作了修改，其原因可能是笔者在网络上发表的《司马迁传播荒唐，我为春申君鸣冤》一文、质疑春申君八十岁同李园十几岁的妹妹发生性关系生子与客观现实不符的原因。这是百度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居然可以随意篡改历史，导致“百度百科”历史词条错误百出。不过，百度“互动百科”仍然保留春申君生于公元前320年。
　　为了了解历史真相，我们翻开《史记•春申君列传第十八》原文：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毋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之状，对曰：“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於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馀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後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後，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於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
　　李园既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硃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馀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君之仇也”《战国策》作“王之舅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硃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於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
　　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於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以上原文大意是说，楚国考烈王芈完没有生儿子，春申君为此事担忧。他为考烈王选了大批能生儿子的美女进献，可是这些美女都没有为考烈王生出儿子来。这件事被赵国人李园知道了，他带着妹妹来到了楚国，想借机进献给楚王。可是，李园又担心楚考烈王没有生育能力，恐怕自己的妹妹进宫后生不出儿子来，导致将来自己和妹妹长期不能得到宠爱。为这件事，李园想起了心事：他觉得要想妹妹得到楚考烈王的宠爱，只有春申君能办到。于是，他到楚国通过关系请求在春申君门下当了舍人。
　　李园当舍人不久，他回到赵国省亲去了。李园为了达到让妹妹进楚宫又能生儿子的目的，用了一计，他在回家省亲时故意拖延日期。等李园回到楚国时，春申君见李园超假，问其原因，李园回答说：“齐王田建派使者到我家求我把妹妹嫁给他，我与齐王的使者畅饮多日，所以延误了假期。”
　　春申君听说齐王要向李园的妹妹求婚，心想，李园的妹妹一定会是一个美人。于是，他连忙问李园：“你同意了这桩婚事吗？”
　　听了春申君的问话，让李园觉得自己的计划有了起色，他连忙回答说：“还没有。”
　　春申君听说后，立即追加一句：“你可以安排你妹妹与我见面吗？”
　　李园见春申君如此迫切地要见自己的妹妹，马上回答说：“可以。”
　　于是，李园带妹妹进见春申君，春申君与李园的妹妹发生了性爱关系。按照春申君生于公元前320年，根据史料中李园妹妹说：“楚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馀年而王无子”来看，春申君这一年应该是八十岁的老人。春申君于公元前262年当考烈王的丞相，这年春申君五十八岁，如果在公元前262年的基础上，加上二十多年，笔者折中以二十二年来算，春申君这时应该是八十岁的老翁了。再按照古人十二岁就结婚的习俗来算，李园的妹妹这时最多只有十六岁。
　　我想：一位八十岁的老人，纳李园的妹妹是否能怀孕还得打一个问号，特别是姬妾成群的人，由于性生活频繁，七十岁之后更不可能怀孕。这一记载不仅有失实际生理科学，而且按照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来讲，春申君作为一名有气节的人，加上他的地位高贵，怎么可能在为楚王选那么多美女时都不逾矩，这时就逾了这道可耻的防线呢？
　　到了秦始皇的十九年（公元前228年），《史记》在《楚世家第十》的尾部有这样的记载：“十年（楚幽王十年。也就是秦始皇十九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馀，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资治通鉴》也跟着记载说：“楚幽王薨，国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负刍杀之，自立。”这充分说明楚考烈王不只是李园的妹妹生了儿子，其她的嫔妃也生有儿子。
　　也就是说，如果楚考烈王没有生育能力，不可能在楚幽王死后，又冒出了“同母弟犹代立”。这位同母弟不可能是春申君与李园妹妹私通所生吧？再说既然楚考烈王没有生育能力，“庶兄负刍”又是怎么来的？这是笔者说这则史料荒唐的证据。那么，《战国策》中又是怎样说的呢？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
　　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又无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状。对曰：“齐王遣使求臣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于是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园乃与其女弟谋。
　　园女弟承间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封尽可得，孰与其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立为王后，楚王贵李园，李园用事。
　　李园既入其女弟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
　　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无妄之福，又有无妄之祸。今君处无妄之世，以事无妄之主，安不有无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无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为相国，实楚王也。五子皆相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因而有楚国。此所谓无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无妄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王之舅也。不为兵将，而阴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园必先入，据本议制断君命，秉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无妄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无妄之人？”曰：“君先仕臣为郎中，君王崩，李园先人，臣请为君衝其胸杀之。此所谓无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复言已。李园，软弱人也，仆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
　　后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园果先入，置死士，止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后入，止棘门。园死士夹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于是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为楚幽王也。
　　是岁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三族，而吕不韦废（见《战国策•楚策四•楚考烈王无子章》）。
　　从《史记》到《战国策》，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在收录这段史料时，没有作任何考证，导致春申君含冤。像这类荒唐的记载在《史记》中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四、周穆王究竟是人还是神
　　
　　《史记》由于受时代的限制，有好多地方神话，我们先谈谈周穆王的神话故事。
　　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见《竹书纪年》第〔一五〕）
　　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见《竹书纪年》第〔一八〕）
　　以上史料第一例说周穆王北征，行沙漠一千里，戈壁滩一千里（一些人解释“积羽”为古代地名，笔者认为是戈壁滩，因戈壁滩上的石块就像是羽毛堆积的样子）。二例说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山，见到了传说中住在昆仑仙岛的女神西王母娘娘。西王母这年回访与周穆王相见，住在昭宫。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竹书纪年》把周穆王神话在先。二百多年后，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也有类似的内容：
　　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见《史记•秦本纪》）
　　以上原文大意是说，周武王伐商纣王时，一并杀了秦朝的祖先嬴恶来。此时，嬴恶来的父亲飞廉在北方制造石棺，等到飞廉回来后，纣王已经死了，无人可以汇报制造石棺的情况。为此，飞廉到霍太山（也称太岳山。位于今山西省霍县东南）设坛祭拜，将制造的石棺一事向纣王的亡灵作了汇报。石棺上的铭文说：“天帝下令处父（飞廉的别名）不与殷商作乱，赏赐你石棺用以光宗耀祖。”蜚廉死，就安葬在霍太山。蜚廉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生了孟增。孟增得到了周成王姬诵的宠幸，周成王让孟增在皋狼县（治所在今山西省离石县西北）修造了府第。孟增在皋狼县生下了衡父，衡父又生了造父。造父继承了他祖先大费的衣钵，善于驯养马，得到了周朝第五任帝王姬满（周穆王）的宠幸。由于造父善于驯养神马，其中得到了“骥、温骊、骅骝、騄耳”的四匹宝马。于是，造父与周穆王驾车西巡狩，乐不思归。等到东方泗水（今天山东省徐州一带）的徐偃王（相传是徐国第三十一代君主）作乱，造父为周穆王驾车，一日行了一千里，很快平定了叛乱。周穆王高兴之余，把赵城（山西省洪洞县）封给了造父。造父一族由此姓赵。这就是晋国后来赵氏的来由，也是秦人有时称“赵”姓，有时称“嬴”姓的原因。因为舜帝赐伯益姓嬴，周穆王赐造父赵城，后来又以赵城为姓。
　　这段史料主要介绍秦国祖先几代历史，其中造父为周穆王驾车立了大功，所以周穆王把赵城（位于今山西省南部）封给了造父，造父族从此以赵为氏，这与秦始皇的嬴姓本为一个血统。
　　既然周穆王如此神秘，司马迁在周昭王死后，又给周穆王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
　　关于周穆王的即位时有五十岁荒谬。我们在上篇已经说过，下面关于周穆王执政的时间也是迷雾重重。司马迁说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而实际上在《竹书纪年》中不是这样说的：
　　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见《竹书纪年》〔一二〕）
　　以上史料说，自从周王朝受天命立国到周穆王有一百年，并非是指周穆王的年龄有一百岁。说明司马迁对穆王的年龄记载是错误的。不仅周穆王的年龄是错误的，关于五帝的年龄也让人觉得虚无飘渺。
　　
　　五、尧帝、舜帝以及后稷的年龄可信吗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以上原文的意思是说，尧帝执政七十年才得到了舜帝作为接班人，过了二十年尧帝老了，命令虞舜代理行使天子的职权，设祭将舜帝代理行使职权的事向天帝作了汇报。尧帝退位二十八年后逝世。
　　如此算来，尧帝享年至少一百三十多岁。为此，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人活到一百二十岁是理论数，目前有记录的人是日本人泉重千代，他从1865年6月29日活到1986年2月21日。共活了120岁零237天。但是，人们对泉重千代的出生年月持怀疑的态度。据悉，世界上唯一活过119岁无争议的人是法国卡尔曼特女士。然而，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县人，罗美珍（瑶族，1885年7月9日出生）据二○一三年八月八日央视报道，她已经活了127岁。在我国2010年发布的第三届《中国十大寿星排行榜》上，老人罗美珍以125岁的高龄名列榜首（如果出生年月可信，打破了人活一百二十岁的理论数）。这些数字都在告诉我们，还没有活过一百三十岁的人。
　　在《史记》中，还有一个人活到了一百四十几岁甚至无法估量，这个人就是帝喾的儿子、周朝的始祖后稷。按照五帝的排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唐尧为帝喾次妃陈锋氏女庆都所生，后稷是帝喾元妃所生，至于唐尧与后稷之间谁是兄长我们姑且不论，据《史记》记载：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按照以上的说法，舜帝死时正好一百岁。我们再回头算，尧帝享年一百三十多岁的话，尧帝死时舜帝五十八岁，后稷至少也有一百岁（这里作算后稷是唐尧的弟弟，如果按照后稷是帝喾元妃所生，多半是尧的兄长），加上舜帝在尧帝死后的三十九年，那么后稷在舜帝死时已经有一百三十九岁，接着后稷帮助夏朝的始祖大禹治水。一个一百四十岁的人，能帮大禹治水吗！你说后稷是什么年龄逝世的呢？
　　
　　六、关于中国诗歌起源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记》中说：“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也许正因为有司马迁这段文字，所以我们就把诗歌的起源定在了这段时期，笔者认为这是荒谬的。下面笔者就这一话题谈谈。
　　诗，既是人类的语言文化，又可说是人类共性的、必然的、进化到智能人的第一文明。下面我们以世界诗歌发源史的现状来论述这一观点：
　　（1）古埃及的《亡灵书》成书于公元前3100—前2686年之间（前王朝时期。这时埃及文字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三部构成）。
　　（2）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成书于公元前1900—前1600年。
　　（3）古印度的《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500—前1000年。
　　（4）我国的《诗三百》成书于公元前1100—前600年。
　　以上四例诗歌发源现象，都是以有文字文明为基准。比方说，苏美尔以楔形文、古埃及以象形文为诗文化文明的起源标志，而我国只是以金石文为《诗三百》的起源标志，这对我国的诗歌起源史极不公平。在我国金石文之前，我们还有伏羲的八掛符号（八掛符号可以说既是符号又是文字，只是我们现代人还没有诠释出来更多的内涵）、仓颉结绳文、殷商的甲骨文。据二○一三年七月十一日央视新闻讯，我国又在浙江省平湖市庄桥坟遗址出土了良渚原始文字，这种文字比甲骨文早九百年，说明我们对我国文字史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说明世界和我国对我国诗歌起源为西周早期的说法是错误的。
　　从以上四例诗文明史来看，显示早在五千多年前，人类在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就以诗乐文明为第一文明。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诗乐文明是人类进化智慧人的必然起点。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我们人类在狩猎、捕鱼的劳动进化过程中，首先是从声、仿声，到音、仿音开始迈向语言文明的。比喻八音：金（钟）、石（磬）、丝（筝）、竹（笛）、匏（葫芦丝）、土（埙）、革（鼓）、木（梆子）。这八种材料是自然界的基本物质，古人用这些材料制造乐器，就是人类进化到智慧人的初级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为语言文明创造了深远的空间。由此可见，古人对声的研究是多么专注；他们专注的程度就像我们今人研究生命科学和宇宙空间一样，把声音的研究当成了前沿科学。古人这样专注研究声音，我想有三个目的：一是谋生的需要；二是从声音中得到乐的享受同时、促进语言的发展；三是与神沟通（《尚书•尧典》：“八音克谐，无相伦，神人以和。”）
　　当代语言学学者刘志诚认为，人类的语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形体为主辅助以不分音节的声音（旧石器早期。约250万年到一万年左右，不同地域有异）为语言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语言像哑巴）。
　　（2）、不完整的音节语言并重（旧石器中期）为第二个阶段（像结巴）。
　　（3）、较为发达的有声语言，辅助以形体语言（旧石器晚期以后）为第三阶段。（见《汉字与华夏文明》巴蜀书社出版，一九九五年，第十三页）
　　我们人类真正有发达的语言，应该是公元前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左右，这种语言就是早期的诗歌文明。也就是诗即是歌，歌即为言的时代（当今我们傣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还有以唱歌代替说话的习俗）。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在未有文学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的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唷杭唷’，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唷杭唷’派。”鲁迅先生这段话虽然说是“门外文谈”，但这段话说到了历史的脉搏上。
　　诗文明对人类的进化起到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人类通过语言才步入智慧的大门。如果有人不信，就看看今天还没有进化到智能动物的鸟兽和猩猩，它们因没有丰富的语言，所以仍处于愚昧状态。然后结合我国先秦典籍《尚书．尧典》去分析诗歌文明与声音文明的脉络。
　　《尚书•尧典》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里的“帝曰”，是指舜帝。舜帝说：“夔呀！我命你去负责管理诗乐，教贵族子弟，培养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毅而不暴戾、谦恭而不傲慢的品德。诗是抒发情怀的，歌是一种语言，声要有节奏，律才和声。八音和谐，不能相悖，做到了这些，神和人就能相沟通了。”
　　夔马上回答说：“好哇！我敲击石磬，拍打石鼓，百兽都会随声跳舞。”夔的回答在我们今人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他告诉了我们两个信息：一是诗歌起源比我们现在认可的公元前一千一百年早。二是古人仿声水准高。谈到这里，有的人会问：你说了半天诗文化起源应该早于公元前一千一百年，有证据吗？有，就在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典籍《易经》中。
　　根据历代学者考证：《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来推算，那么我们的诗歌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年代。我这一说法源于《易》更三圣之说。
　　所谓《易》更三圣，说通俗一点，就是《易经》有三位作者。它的第一位作者是伏羲（摆出了八卦），第二位作者是周文王（演绎了八卦），第三位作者是孔子（整理了八卦）。如果这一说法成立，也就是说我国诗文化早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就形成了（这一历史断面是根据对伏羲墓的考证设定）。这与刘志诚研究的人类语言第三阶段时间上基本相符，证明人类这时有了发达的有声语言，他们把这种语言经典收集起来，由矇瞽人（瞎子）传承下来，这就是诗。
　　当代学者黄玉顺通过对《易》的考释，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中，被支解的古诗有六十四首。
　　我们要认可《易》中的诗文化，就应该从爻辞说起。在古代，爻辞的“爻”与歌“谣”的谣和系部“繇”三字音同意通，这正好说明“爻辞”即是“歌谣”的化身。如唐代《易》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称“《易》之爻辞，亦名为繇”。
　　孔颖达所说的“亦名为繇”就是指系部“繇”。系部繇在今天《汉语词典》里与言部歌谣的“谣”同一个意思。《左传》、《国语》称爻辞为系部“繇”。故《汉书•李寻传》有：“人民繇俗”之说。并注明系部“繇”与言部“谣”音同、意通。
　　当我们从这些古籍中寻找到了爻辞的“爻”与系部“繇”和言部“谣”意通的足迹后，结合古代中国传统的“祭政合一（指以宗教信仰为主体的社会）”、“尹寺文化（指原始社会过度到奴隶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矇瞽文化（指瞎子传承礼乐时代）”等文化现象，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今瞎子算命抽签这一活化石现象，就对《易》之“爻”实为“谣歌”不足为怪了。如：《红楼梦》第一百零一回里，王熙凤到散花寺抽签，签上说“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为了考证签文化，笔者专程到武汉“归元寺”找瞎子抽签。笔者抽第一签给一位六十多岁的阴阳先生，他用手摸了摸签上面的标记，口中念诵：“一轮红日东方出，万事兴隆吉祥遇。雪中送炭予人善，它日厚德布广宇。”接着我又抽了第二签，签上竟然是“时运不佳命不中，海底捞月白费工。镜里观花莫欢喜，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种打油诗不正好说明《易》文化就是当今矇瞽人签文化的演绎吗？
　　下面我们不妨举《易》中第二十五卦《无妄》来说明问题：
　　《无妄》（这里的“无妄”是《易》中卦名）。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九四：可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史记》对“无妄”的解释是：无所希望。“妄”字，古代本意是：乱。又含虚妄之意。这里是假借、通希望的“望（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巴蜀书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二0页）”。黄玉顺（1957年9月生，四川省成都市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硕士点负责人）在《易经古歌考释》中将《无妄》释之为《灾难之歌》，笔者在《灾难之歌》的基础上用现代语法对比如下：
　　易《无妄》黄玉顺《灾难之歌》笔者代韵对比
　　不耕获，不能耕种、收获，无法耕种何谈收，
　　不菑畲，不能开荒、种田。荒田废地又一秋。
　　无妄之灾，令人绝望的灾祸，无妄之灾由谁起？
　　或系一牛。因为空空的牛栏。有人夺走我家牛。
　　行人之得，是官府夺走耕牛，夺牛之徒是官吏，
　　邑人之灾。给百姓留下苦难。百姓只能把泪流。
　　如果说《无妄》是一首反映社会现状的诗歌，那么下面三十一卦《咸》就是一首性交歌：
　　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咸其辅颊，咸其脢。
　　这首《咸》如果我们把“咸”字译成“吻”字，一切就能让现代人理解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易》比《诗三百》起源早，下面我们从《易》、《吴越春秋》、《诗三百》三部古籍中的《蒙》、《弹歌》、《关雎》三首诗进行比较，也能看出诗歌发展的踪迹：
　　蒙弹歌关雎
　　发蒙断竹关关雎鸠
　　包蒙续竹在河之洲
　　困蒙飞土窈窕淑女
　　击蒙逐肉（肉是代替字）君子好逑
　　从以上来自三部古籍的三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文化最早是二字一句的形式，到《诗经》时代多为四字一句，然后到唐宋的五言、七律，说明我们的语言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
　　我国诗文化的发轫，和古埃及《亡灵书》的诞生一样——开始以民谣的形式出现，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接下来传承历史。所以儒家始祖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十八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这样感叹：“万事归结于诗”。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古埃及《亡灵书》要早我国《诗三百》二千年，那是因为《亡灵书》有文字记载。如果我们从我国口头传承下来的《易》算起，我们的诗歌文明正好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诗歌起源遥相辉映。这就是我要从诗的起源说明我们人类文明史的起源原因；它能进一步证明我国文明史早在六千五百年。
　　（B）、从考古发现的几大遗址，说明我们有六千五百年的文明。
　　文明是什么？文明有一个基本标准，即：人类训服鸟兽，解决了衣食住行，有了丰富的语言，有了陶器、玉器，对天文有了高度的认识（世界公认还有一条是文字。这一标准对我国的文字起源时间阶段难定，所以笔者暂不认同）。比如说早在六千年，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阳历，把一年分为了十二个月，364天，同时也有了闰月。我国伏羲的蚌塑星象图反映了十三万三千年前春分日落星象，是人类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也是人类最早的科学观测记录（不过西水坡遗址有人认为是考古告假），这就是我国早期文明的标志。
　　我国古人类考古有云南的元谋猿人（一百七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六十万年到二十万年之间），山西襄汾丁村的早期智人（十二到二万年）和北京周口店后来发现的一万八千年的晚期智人。这四处考古发现，都一一地在告诉我们：我们亚洲人种系华夏民族的种类。说明了我们不是非洲人种，也不是欧洲人，从而证明我们人类六千多年前的诗乐文明不是同一人种通过交流而诞生的。笔者前面所说“诗是我们人类共性的、必然的、进入到文明社会的结果”，就是因为有这些历史作为佐证。这种诗乐共性文明就像喷薄而出的朝阳，谁也无法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