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就在兰花和童老师结婚不久，村里有传言说是崔家村、周家庄、谷冲崔、大张村四个村要拆迁了。说是，石桥镇所在的巢北县要撤县设市，扩增人口，周边好几个村子都要拆迁，南边延伸到桴槎山脚下的小李湾子村。
　　村里人将信将疑。前几年，也有人这么说过，大家盼了很久，但一直一点动静也没有，所以大家都麻木了，没有几个真当回事，说是石桥镇建市是跟霸王在这里别姬有关。管它有没有关系，兰花说，日子是干出来的，不是盼出来的，一点一点赚钱，一点一点攒钱，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这是她的道理，也是她的真理。
　　村子里也有一些人家在拼命盖房子，甚至有的人家的厕所都盖成房子；也有人家在观望，还有些无动于衷的。
　　崔家村盖房最多的是村主任崔文东家。李凤萍说，也许，他早就听到风声了，厕所旮旯都盖成房子，没有砖，用土坯垒，茅草扎，不住人，只管空着，或者堆些稻草在里面。要是真拆迁，他可发大发了。
　　再来说说这个崔文东吧。原先，他家是崔家村最穷的人家，弟兄三个人，他是老三，父母在解放前就死了。他家后来分得兰花公公家三间土坯草房子。到了结婚年龄，由于家穷，老大没要到老婆，光棍一个；老二要个羊癫疯，崔文东三十岁时，才托人从四川买个老婆，叫胡芳，讲话别人听不懂，人长得很排场，先后为崔文东添了一双儿女。
　　之前，这个崔文东还有一段风流史。在他十几岁时，和一个上海下放的知青好上了，听说那女孩还为他堕了胎。后来，那女孩回城了，临走时，哭的稀里哗啦。女孩说，等她在上海把工作安排好后，一定回来找他，叫他耐心等她，两个人海誓山盟。起先还是书信不断，后来渐渐只有去信，没有回信。崔文东竟然还在等她，一等就是五六年，在找对象最好的年华，崔文东一直在等，还是在两个哥哥的劝导下，凑了点路费，按照女孩来信的地址找到上海。那女孩不敢在家中见他，把他安排在一个招待所了，直到这时，才告诉他，她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个两岁大的儿子。崔文东回来的时候，那女孩还塞给了他两百元的路费。崔文东还一厢情愿地说，她是迫不得已，其实她心里一直是爱着他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崔文东当上了大队干部，这样，他就有机会这个村跑到那个村，检查工作呀，看望孤寡老人呀，跑着跑着，心就野了；经常和这个村的、那个村的妇女主任打打闹闹，私下鬼鬼叽叽。有时，晚上干脆不回家，总是说在乡政府开会，说“太晚啦，我就住在招待所啦”。
　　就在那一晚十一点多，崔文东还没有回家，胡芳到大队部去找。当时大队部就一排房子，约四五间草房（其实，也是兰花公公家原来放家具的房子），都已经黑灯瞎火的，胡芳凭女人的直觉，她就认定自己的丈夫一定在这里。她悄悄地，轻轻地，像“特工”一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在门外听、看，当听到仓库这间房窗口时，她听到里面有吱吱呀呀的晃动声，一声一声，很有节奏。胡芳心头一紧，神经绷直，她把头伸向窗口，窗户就是几根钢筋支撑的空洞，外面钉上一层薄膜；胡芳用手指把薄膜抠个洞，微弱的月光中，影影绰绰看见靠墙角的桌子上有两个人，一个人扒在另一个人的身上，那有规律的节奏声，正是那张桌子发出来的。仔细一看，扒在上面的正是她的丈夫崔文东。
　　直到夜里两点多，崔文东才回家，发现老婆胡芳坐在堂屋香火案旁，没好气地说：“还不睡觉，在冲魂呀！”胡芳没有吱声，目光呆滞，人像木雕。崔文东厌恶地瞥了她一眼，径直进里屋睡去了。
　　直到第二天，在邻居的呼喊声中，崔文东才醒来，第一声就听到：“不得了了，你家孩子妈上吊了，吊在后面茅缸旁枣树上！”
　　后来听说，胡芳是一条纱巾吊死的，那条纱巾是她们结婚时，崔文东买给她的。
　　胡芳娘家来人了，很多人，派出所也来人了，大家都认定她是自杀。
　　最后，他丈母娘眼泪汪汪地说：“我原谅你，不是因为你会讲。你会讲，我也会听，我是看在我女儿留下这两个苗的份上，才不追究的。我女儿为什么上吊，你心里清楚，我也清楚。去年过年，她回娘家，我就看到她偷偷在流泪，我就知道她过得不好；她不想回来，我劝她，舍不得这两个苗嘛，她要是不回来，也不会把命搭上。怪我呀！不该劝她回来呀。”
　　崔文东双漆跪下，说：“妈妈，你放心，我对小芳子真的没有二心，她老是疑神疑鬼，以后，你看着，我这一生不会娶第二个女人的……”
　　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以后，崔文东还真的一直没有结婚，倒是找了好几个姘头。他还曾想打过兰花的主意，被兰花用犀利的目光浇灭了他那龌龊胸膛里燃烧的火苗。
　　如今，崔文东的女儿也出家了，儿子也找对象了，他就更不想找了。不过，从那时起，他一直是大队干部，即使后来大队兼并，也没有把他换掉。
　　崔文东和他的两个哥哥前两年就盖了不少房子。李凤萍说，要是真拆迁，估计他们每家能分到六七套房子。
　　再来说说崔万好父子与周家庄车站的故事。屠户崔万好的父亲崔明利是个老屠户。过去生产队时，每家只给养一头猪，一般人家只有在婚丧嫁娶时，才请他去杀猪，一般不给他工钱，主家会给一些猪杂碎给他；单干后，猪敞开养了，他就带着儿子从农户手里把猪买回家来自己杀掉，用板车拉到周家庄车站去卖。那个车站，是他最早看到商机的。有的人，从那里下车，顺便带点肉回家；有的人家里来了客人，专门从家里赶到车站在他那里买斤把肉。像周家庄、崔家村、谷冲崔、大张村，原先买肉、买菜，还要坐车到石桥镇上去。一开始，屠户崔万好爷俩每天只能卖十几斤肉，后来二十斤，半个猪，直到后来一天一个猪的卖。
　　所谓车站，其实就是一个土坡，一开始连站牌也没有，大队书记崔文东通知大家说，县里在周家庄设个车站，合肥到橄榄集的车子开到土坡就停；于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了，村民们等车就在土坡上等。之所以县道在这里设个车站，是因为这里的村庄太密集了，所以在靠近周家庄的这个土坡上设了个站，原先这四个村庄属于橄榄集人们公社，后来建乡时，划为石桥镇。
　　崔万好父子最先嗅到车站的商机后，崔万好动员自己的老岳丈在土坡上摆个瓜子摊子。一个笆斗上放上筛子，把炒好的葵花籽（自家田里收的，在家用土锅炒好了），倒在里面，不用称，用酒杯量，一酒杯五分钱，旁边还摆着一条长凳子。原本村民没有等车嗑瓜子的习惯，自从崔万好岳丈摆了瓜子摊子，把人们的嘴惯坏了，等车等急了，嘴就想动一动，原来不喜欢吃零食的人，聊着天，看别人嘴在动，也忍不住买了一杯，嗑上就停不下来了。瓜子摊子生意越来越好，这叫消费是需要引导的。有几个老婆子把自己种的菜用篮子拎来卖，还真有人买，渐渐卖东西的人越来越多，像个小集市。
　　崔万好又嗅到了商机，他用自家的自留地，换下车站土坡上面的干旱田，好在，那块田也属于崔家村。换田的时候，崔家村刚刚分田到组，没费什么周折，就换来了，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后来发现，他竟然在田野上盖了三小间土屋，孤零零，用泥抹得光光亮亮，干干净净，他在那里摆起来百货摊子，卖起了小百货。门口摆个肉摊子，全家都给动员起来了，老婆赵红和老岳父负责小百货；他和父亲一起下乡收猪，他母亲负责在家带孙子，以及一日三餐的伙食。这日子过得，没几年功夫，他家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家里的土墙草屋也翻成了砖墙大瓦屋。
　　所以，人们说，周家庄这个小集市是崔万好一家开创起来的，这话一点不夸张。
　　2010年开春，工作组真的来了，村民还在年味中没回过神来。
　　常言道：正月过年，二月赌钱，三月才种田。工作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入户丈量了每家的面积，登记了每户的人口。
　　工作组丈量崔万好家面积时，崔万好还在石桥镇上的万好超市忙生意呢。他父亲崔明利在家，老爷子老眼昏花，稀里糊涂地在丈量的面积后面按了手印。崔万好回来后，问他面积，他说不知道。崔万好天天跑到大队部，找工作组问面积的事。崔文东一见他来，就躲起来。
　　“不能按面积分，要按人头分，有当官的，人家早几年得到消息，盖那么多房。我们老百姓埋头苦干，辛苦拼一生，还不如人家多盖几间猪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这一拆迁，不又回到解放前了嘛。穷的穷，富的富，当官的早就盖了，轮到我们盖，就冻结了，是违章建筑，有理没处说，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崔万好之所以提到猪圈的事，因为村里有人传言说崔文东家的猪圈领到房产证了，甚至还有人说他家的茅缸之所以盖个顶，也是为了领房产证。
　　崔万好一屁股坐在崔文东的办公桌上，他就想激怒崔文东，好把他想说的话用吵架的方式痛痛快快吐出来。他像是蹲在茅缸板上，龇着牙，鼓着眼，等待着大便澎涌而出后的酣畅淋漓。崔文东今天没躲，他端个茶杯，笑眯眯地走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不接话茬，脸上写着四个字“难得糊涂”。这四个字像一层膜把他的笑容包得紧紧的，他不愿撕下这层皮，他要用笑容挂在脸上，好好保护好这层皮。
　　崔万好想抓破，他偏不怒不破。他慢条斯理地说：“万好兄弟，你在合肥，在石桥镇上都有房产，还争什么？再说，具体方案，上面会统一规定的，也不是我们一个村。这次一共有六个行政村要拆，我们村委没说话权，到时候，会成立拆迁办公室的，最后的面积还是他们决定的。”崔文东呷了一口茶说，“万好兄弟，你在这里跟我们吵，一点用都没有。”
　　“那我找谁？再说我合肥、石桥镇那房子是我血汗挣来的，与拆迁屌关系没有，不要拿那个来说事。”
　　“你找谁，我们管不着，到时候自然会有安排。政府的事，你还不相信吗。”
　　崔万好悻悻地走出村委，嘴里嘟哝着：“妈的，老子起早贪黑，累得像猪一样，还不如人家用泥巴搭几间猪圈、搭几个茅缸呢。”
　　崔文东虽然也听到这句话，但他也无可奈何，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瞪了瞪眼，用一口茶把心中的火灭了下去。
　　村子里大部分人都在城里打工，村委直接或间接电话通知了。老巴子家也不例外，这次拆迁，她家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这些年，她和她那个丈夫崔文海只顾忙着在外面生儿子了，虽然东躲西藏，还是生了七个女儿，只有五个带在身边，其他两个送人啦；大前年快四十五岁时，才生了个老汗儿子。这次拆迁，听说人家或多或少都多盖了几间屋，只有她家常年在外，门口的草都长有一人高。她看着门口的草长长的，悠悠的叹了口气，那口气长的绕她家三间土墙瓦屋捆了三圈，还打个结，上面隐隐飘出一句话：“这回亏大了。”
　　老巴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不屈不挠，在村委门口大叫：“按你们这样量，我家只能得到一套房子啊？我家八口人，至少给我七套，每个孩子一套，我老两口一套。”
　　“什么？七套？你悠着嘴说哦，老巴子，你超生的罚款还没交。”
　　“我呀，不交了，交给你们喝酒呀，你们一顿就喝我两个超生的罚款，我就不给，脏得都能把井水洗黑了。”
　　“老巴子，没有的事，你不要悠嘴乱讲。拆迁的事情，一切由上面拆迁办决定，我们村委也没权。”
　　“还不给我讲，你们当干部的哪个屁股后头是寡汤清水呀？我只不过嘴讲讲，我三丫头不是交五千块钱，结果，连个收据都没有。”
　　“你钱交给哪个，就叫哪个要收据；不给收据，你就不交。”
　　“交的时候，你们几个村委不都在嘛！当时年轻，不懂法，后来才听外面人说，公家办事交钱都是要给收据的或者发票的，听说，发票和收据还不一样。”
　　“现在哪还记得呀，十多年了。老巴子，快回去，等拆迁办下来再说，在这里没用，无非把肚子吵饿了，多吃几两饭。我们真没权利，到时候，政府会给大家安排好的，相信政府。”
　　要说老巴子真够背的，生孩子把身材都生走了样，胖的像香案上的老菩萨。自从那年骂兰花死了挣钱男人之后，她连生五胎都是丫头，几乎是两年怀一个。这崔文海是下定决心，打不到鱼，绝不收网。结果是，钱也没挣到，田也没种好，房子破破烂烂。
　　李凤萍幸灾乐祸地说：“都是没积口德，笑人者被人笑，打人者被人打，杀人者被人杀。古话说得一点不错，一天到晚要儿子、儿子，老菩萨就不随你愿。家里田也荒了，房子也荒了，这下哑巴吃黄连吧，晚上恐怕都睡不着觉吧，胸口都捶肿了吧，再捶也捶不出几间屋来。”
　　李凤萍这么说也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