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齐哈尔纺织厂的十年 （三十七）

　　一九八零年，妹妹因肝病不幸去世。同年秋，我公出去了上海。
　　母亲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去世，我带二女儿去看望。七六年夏，兄给我信说母亲病重，我就回去过一次，当然是找了个出差机会去的。带二女儿去是收到哥哥的“母亲病重”的第二次通知后去的，去时是七六年十二月。
　　途经唐山时，我们特地下车看看劫后的唐山。四个月前，唐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特大地震。我们下车一看，原唐山火车站已全部被毁，搭建了一座临时工棚作为车站，站上还可见很多被砸毁的车厢。进入市区一看，除可见一些断垣残壁外，原有建筑几已全毁，看不到一幢完好的楼房，街道两侧全是临时搭建的棚屋。
　　地震是于七月二十八日发生的，已过去四个多月，生活已恢复正常。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车辆，似也看不出人口的减少。我们找了一家棚屋饭馆，吃了一顿午饭，趁机休息一下，等待下班南行的火车。饭店服务员说：现在天气冷了，一个月前还到处可闻到死尸的臭味。因有许多埋在瓦砾堆中的死尸无法清除。
　　先是发生了东北辽阳、营口大地震，紧接着来了一个更大的唐山地震。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谈震色变”，到处都在预报可能发生的地震。七六年我与工厂几个人出差，在长春时，赶上预报长春将发生地震。我们在火车站住进一家很大的旅馆，旅馆门厅里贴着一张要旅客注意防震，一旦发生地震如何疏散的通告。整座旅馆大楼空荡荡的，旅行的人都被吓回去了。
　　这次去上海看母亲，也是借公出去的。一到上海，将女儿留下，我又去了江阴、江都等地。到了镇江、扬州、江都，这几个地方都在预报将有地震，满街搭的“抗震棚”。胆小的不敢住进旅馆，住在棚内。我不信果真我来这天就震，所以仍照常住进旅馆内。
　　到江都郭村的一所公社工厂，见到了老相识尹银根。尹说大队要招待我吃午饭，我说我又不是什么贵客，只是老客户来联系联系订货的事。尹说大队主任已决定了，不必客气。这顿午饭果然丰盛，开了两桌酒席，席上鸡鸭鱼肉及烟酒一应俱全。“客人”就我一个，他们的大队长、书记、会计、厂长等各色人等满坐了两桌，他们是以请我为由吃喝一顿。席上大家忙于吃喝，并不甚关注我这位“客人”。饭后，我提出要付钱，他们说付钱是你们城里的规矩，我们这里从没有这个规矩。我始觉过意不去，后来想想这本是他们自己吃喝，只是多我一个参加而已。这样吃喝责任并不在我，我也大可不必自责。
　　尹为我代买了一筐鸡蛋，一角钱一只，并送我去汽车站离去。我将这筐鸡蛋一直背到上海，送给了嫂嫂，她十分高兴。
　　这时，母亲仍住在家中，请地段医生来开开药，打打针。后来情况越来越不好，我就主张送她去医院。我们叫来了救护车，当我背着母亲下楼时，邻里的小孩子们跑来看，并大声叫说：“地主老太婆要死了！”我听了十分生气，将这些小孩子骂着赶跑了。
　　我们先送她去一家大医院急诊，该医院竟以应送住地的区医院为由拒绝接受。这样，我们不得不又转送虹口区医院。在虹口医院的第二天，情况尚好，早晨我还给她喝了豆浆，下午似乎也还好，晚上南哥和周庆就回家了。到半夜时，母亲大口喘气，情况不好，我立即找来医生，已经不行了，母亲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母亲一生含辛茹苦，长期独自支撑家庭。自我记事以来，和父亲共同生活时间不足三年。母亲可说是担起了抚养和教育子女的全部责任。父亲出走后，母亲的全部身心都在我们身上。在几个孩子中，她尤其疼爱我，而我却未能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于万一。我参加工作后，薪水一直很低，逢年过节寄点钱给她，每次只有二十元。这几个钱她舍不得花，常常积攒起来为我编织毛衣毛裤。六〇年饥饿时期，母亲常省下粮票寄给我，省下自己的肉票买了罐头寄给我。
　　母亲在上海与哥嫂同住，婆媳关系并不好。母亲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总是装在肚里，除了偶尔向我和周庆诉说外，从不对外人提起。我当时远在黑龙江居住，生活条件都很差，根本无法接她去同住。
　　直至母亲去世，我们与父亲一直不通音信。父亲的出走，受害最大的是母亲，但在她生前却未得到丝毫补偿。如果母亲能亲见我调回镇江，能活到与父亲通信，甚至去台探亲的一天，那该多好！许多从未见过父亲一面的第三代人，甚至与父亲本无任何关系的人，后来也直接间接因他而得益，如张正良及其后妻都去过了美国，而唯有母亲，除了受苦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八十年代，我第一次给父亲的信中，报告他母亲和姐妹均已去世，我说母亲很命苦。父亲接信后，一夜没有睡着觉，这是后来听从香港来上海探亲的吴法曾先生谈起的。那时与父亲的往来信件是由吴先生转寄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与父亲不通音信，但不包括按“组织要求”写的劝父亲回来的信。那样的信，我在北京当“右派”前写过，“右派”“改正”后，在黑龙江也写过，写了以后交给“组织上”，怎样处理就不是我的事了。这样的信当然是有去无回的信。在齐齐哈尔时写的那封信，据厂里的宣传科告诉我：已由中央电台广播了。我想，这样的信哥哥和妹妹一定都写过。
　　最近读胡明所写的《胡适传论》中，提到一九五一年，胡适的留在大陆的小儿子曾有一封公开信，批判胡适并劝他回国，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胡适读后说：他们已失去了不写的自由了。我们这里当然说是自愿发表的，没人强迫。回过头来看，两方面都不无道理。可以说这样的信确实不是“强迫”写的，没有用刑，没有强迫、画押。但反过来说，在那样“形势”下，不写也是不行的。当然，如果不管后果怎样坚决不写，也不是不可以的，但这样的人毕竟不多。
　　“右派”问题一“改正”，忽然“身价”高了起来。一天，齐齐哈尔日报上登出增补几名市政协委员，其中有一名“周祥”，有人问是不是我，我说这人名“祥”，并不是“翔”，当然不是我了。几天后，来了一份正式通知，我居然成了“政协委员”了。这个“政协委员”虽是闲差，一年中除有几天会议之外，不用你做什么事，但却表示了“组织的信任”，你也就只有接受了。为此，二公司的陈宾威工程师说：“你是昔日阶下囚，今日座上客。”我说：“明日是什么？只得听天由命了。”
　　邓小平上台后，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于是有了“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提法，于是工厂宣布任我为“基建科副科长”。我一向自认并非当官的材料，也没有当官的“瘾”，听到消息后，我立即找厂长、书记申明不愿当科长，请他们解除这个任命。可谈来谈去也没有用，说是“党委已经决定，上报了”，“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你要努力干好”云云。就这样，我就当上了基建科副科长以至科长。
　　我深知自己不是当官的材料，正像董凤兰所说：“你注定是抬轿子的，不是坐轿子的。”的确，抬惯了轿子，一旦叫他坐进轿子，轿夫不愿抬，自己也坐不稳。
　　我自当了基建科长，只是增加工作和负担。许多当了科长的人，如我们原来的陈科长，官虽不大，但权重势大，所谓“一跺脚，全厂都会震动”。等我当了科长，似乎并没有人要特别巴结我。以前我到过几位科长家，真是“门庭若市”访客不断，等我当了科长，家里照样冷冷清清，好在我不喜欢热闹，乐得清静。当然当了科长，也多了一些应酬，陪客吃饭，以至人家请吃之类的事，也时有发生。过年时，有个社办的工程队还给我送过几条大鱼，当然，其他科长也同样有一份。而鱼也不是什么名贵品种——胖头鱼，即镇江称为的鲢鱼，是目前市场最便宜的鱼。但在当时什么都凭票供应的时代，过年有这几条大鱼算是很不错了。医务所的张宝珠大夫看到了，就很羡慕我家这几条大鱼。可见我也不算什么“清官”，我没有要送鱼来的人将他们拎回去，更没有将这几条鱼拿去党委汇报。
　　对工厂的扩建工作，我是尽力而为的。几年来几乎从无休息日，年节也照常上班。对原设计做了许多合理化的修改、变更，按当时造价为工程节省投资十万元，一九七九年被评为市轻化工局的“先进工作者”。
　　几年加班加点，也得了几百块钱的加班费，我们存攒起来，于一九八零年秋买了一台16寸黑白电视机，是苏联产品，电子管的老货，花了四百五十元。买这台电视机是我们家的一件大事，事前我对两个女儿说：今年过年可以在家看电视了。二女儿那时已进初中，她说：“别吹牛了！”孩子们不敢相信我们家能买得起电视机。那天将电视机搬回家后，还没有买来天线，儿子才两周岁，就自己搬来一张凳子，坐到电视机前准备看电视了。我们家这第一台电视机，后来搬家带来了镇江，其中的电子管损坏后再配不到，也就无法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