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鹰 第三十四章

　　雷老师的水泉坪之行，不仅弄清了我用大米熬粥吃的事实真相，还了我一个清白，而且还亲自把六十斤包谷给扛到学校，使我吃上了饭。
　　原来雷老师找到陈俊汉，详细地了解了母亲托陈俊汉给我捎半升大米的事实经过以后，就不辞山高路险上了大黑沟。雷老师以一个校长和一个教师的身份亲自动员大哥，叫大哥给我供应粮食支持我上学。
　　雷老师到大黑沟的时候大哥正好在家，见雷老师亲自上了大黑沟，就慌忙接进了屋里。雷老师坐下问候了母亲之后，就开始与大哥谈话。雷老师起初把话说得很委婉，甚至饱含着恭维大哥的意思。他说：“你这个当大哥的能在家庭情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送弟弟念书可真是不错啊，房山鹰长大以后一定是会感激你的。那孩子聪敏、刻苦、好学，是个可造之材，将来一定能上大学。”
　　大哥在鼻子里哼一声说：“还上大学？只怕连高小都上不满呢。”
　　雷老师说：“这不是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一定是会送他上大学的。那么好的一个孩子，你咋会舍得让他辍学呢？”
　　大哥叹一口气说：“我当然也想让他念到上大学，可家里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我哪能叫他继续念下去呢？你也看到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娘又长期有病，我媳妇又生了孩子，房子建了个半截子也停下来了。我真是头都麻了啊！”
　　雷老师说：“他能不能上大学倒是以后的事情，可眼下的高小你总得让他上满吧？他现在的最大困难就是吃饭问题。一个人哪能长期不吃饭呢？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给他要粮的。他因为长期吃野草野菜，现在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要不是家里给他捎了半升米，只怕他早都饿得爬不起来了。”
　　大哥一听说家里给我捎了半升大米，就惊诧地问：“大米？啥子大米？”
　　雷老师自知说露了嘴，就忙改口说：“是你们生产队的陈俊汉见房山鹰饿得可怜，于是就给房山鹰捎了半升大米。人总得吃点儿粮食啊，长期不吃粮食咋活得下去呢？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吃着那样的苦头，不说别人看着心疼，我看着都心疼啊！”
　　大哥皱着眉头说：“这都是老师的操心。老师的情义我心领了，可房山鹰要吃粮食我们家里哪有呢？我们是借生产队的储备量吃，借一点吃一点，哪有粮食来供应他念书呢？这也怪他自己！我就说家里供应不起，叫他别念书了别念书了，他就是不听，偏要念书。好！他要念我就让他念去，没有粮食我看他咋念？”
　　雷老师耐心地说：“话虽然这么说，我看粮食还是给他供应为好。供应不了多的，就少给他供应一点。一天给他供应四两粮行不行？如果四两粮还多了，就给他供应二两粮行不行？总要让他沾点五谷啊！”
　　大哥说：“不行！他要念书我不反对，但要从家里拿粮，没有！”
　　雷老师见大哥把话说得那么决然，心里就有些火了，就看着大哥一字一板地说：“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没想到你却这么无情无义！那好！如果你家里实在拿不出粮食给房山鹰吃，那我就只有到生产队去给房山鹰称粮了。不过，帐要给你记上。”
　　大哥见雷老师要到生产队去给我称粮，就也生气地说：“你去称你去称，只要生产队给你，我就认！”
　　雷老师见大哥也不耐烦了，就拗住叮问：“你真的让我去称？”
　　大哥挥着手说：“你去称你去称，只要你能称得到！”
　　大哥以为雷老师称不到粮食，所以就放心地让雷老师去称。而雷老师窝着一肚子火，就真的到生产队去给我称粮去了。这时的生产队长已经不是沈幸福而是黄在堂了。沈幸福因为沈支书的“四不清”而受到了牵连，所以连他的生产队长也给撤了。实际上黄在堂也不是一个正经人物，在旧社会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保队副，只是没有重大恶迹才没有成为专政对象。黄在堂也有一个孩子在仁河小学念书，和我在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曾经劝过大哥叫大哥给我供应粮食，所以当雷老师叫他给我称粮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不过，光生产队长答应了粮食还称不出来，还得会计和粮食保管员都到场才行。生产队对粮食仓库的管理是极其严密的，一拃厚的木板门上着三把锁，生产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分别管理着一把锁，只有三个人同时到场仓库的门才能打得开。
　　也真难为雷老师了，为了我能吃上粮食，他饿着肚子，找了生产队长又去找会计，找了会计又去找保管员，硬是把三个人都找拢，给我称了六十斤包谷。把包谷称到手以后，他又亲自扛着，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把包谷给我扛到了学校。扛到学校了还不算，又亲自扛到粮管所去换成包谷糁子给我交到了学生伙食上。上学生伙是要交柴的，可也不知道雷老师是替我交了柴？还是雷老师授意管伙的老师给我免了，反正管学生伙的老师提也没提柴的事情，就让我吃上了饭。
　　世界上什么是真情？这就是真情！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真情！雷老师为了什么？雷老师什么也不为！雷老师为的就是能让一个学生吃上饭，为的就是别让一个好学生辍学了。雷老师也没有得到什么，除了我在心里深深地感激他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雷老师的行动强烈地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我在学习上更加发奋了，似乎在考试中拿不到第一名就是对雷老师的不敬。雷老师成了我心目中的一尊神。我不仅在写字上开始模仿雷老师，而且在说话的语气上和走路的姿势上也开始模仿雷老师。许多年后当我也当上了教师、也当上了校长的时候，我就把雷老师的那种对穷孩子体贴入微的爱心全盘继承了过来。我不仅用政策来呵护那些穷孩子，而且还慷慨解囊资助那些穷孩子。在我四十年的教师生涯中，我先后资助了三十多名无力上学的穷孩子上学，使他们都成了大有作为的人。当然，这是后话。
　　雷老师不仅给我称来了粮食让我上了饭，而且还为我的吃菜问题操上了心。吃菜实际上就是吃盐。雷老师说人不吃盐不行，人不吃盐就没有力气。所以他就叫我找野菜，他亲自拿到教师灶上叫陈绍美放上油、放上盐给我炒。虽然他是校长，也有一定的权利，但这种做法仍然是要担风险的，弄得不好，那些老师就会对他群起而攻之。因为每个老师每月才只有二两菜油，哪能让我这个穷孩子长期吃下去呢？
　　果然，时隔不久，老师们就开始给雷老师提意见了，说雷老师用大伙儿的油盐做人情，并在教师的生活会上把雷老师狠狠地批了一通。
　　老师们的确很辛苦，白天上一天的课，晚上要备课改作业，早晨学生还没有起床，他们就要起来政治学习半小时。
　　我就是在老师们政治学习的时候听到老师们批评雷老师的。有个喻老师说话十分苛刻，他竟说雷老师是用小恩小惠来收买贫下中农。雷老师听到这话之后拍着桌子说：“喻老师，你说话要注意原则。我家里虽然是地主，但我本人是校长、是共产党员。我关心照顾房山鹰是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你无可厚非！至于给房山鹰炒菜用了伙食上的油盐，我的确做得不对。你们算一下，该我赔多少我就赔多少！”
　　此时我才知道雷老师家里原来也是地主成分。但我听了雷老师的话之后，眼泪“唰”地一下就流出来了。早饭后，当雷老师又叫我去找野菜他拿去炒的时候，我无论如何都不去了。我撒谎说：“不用找野菜了，我舅舅叫我每个星期到他们家里去拿菜。”
　　虽然对雷老师撒了谎，但这个谎却把我自己给提醒了。是啊，没有菜吃为什么不去找舅舅呢？这么一想，当那个星期结束放假的时候，他就到舅舅家去了。
　　大舅黄西山的孩子黄杰也在学校念书，只是比我矮一个年级，我上五年级，黄杰上四年级。平常我们表兄弟两人虽然见面很多，而说话却很少。因为我家里很穷，黄杰家里很富有，我在黄杰面前总感到有一些自卑。实际上我的自卑感是多余的，黄杰并不嫌我穷，黄杰见我生活很清苦，也常常叫我到他家里去。黄杰的家住在肖家沟里，离学校有十余里路。那条沟虽然名叫肖家沟，但住的人家却全都姓黄，唯独没有姓肖的。我曾经蠢蠢地想过，那条沟既然叫做肖家沟，为什么没有姓肖的人家呢？
　　那条沟在历史上一定发生过重大冲突，一定是姓黄的人把姓肖的人家赶走了。那条沟里也的确出人才，出过翰林也出过州官，出过国民党员也出过共产党员，有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有贫下中农，有掩护红军的也有出卖红军的。红军战士赵长江就壮烈牺牲在了那条沟里，牺牲后就胡乱地埋在黄西山门前的竹园里的。
　　到黄杰家去有两条路可以走，如果从家里到黄杰家去，就从上面的一条路走，走出十里大黑沟，穿过八里水泉坪，翻过一道高大的石板梁，再下一道二里坡，就到黄杰家了。如果从学校到黄杰家去，那就从下面一条路走，从学校出发，沿着河边走一段平路，上一道黄土梁，涉一道小沟，再上一道黄土梁，再涉一道小沟，然后再上一道二里坡就到了。上面一条路我小时候跟母亲一路走过，但下面一条路我就知不道了。幸亏有黄杰在一路，我才顺利地走到了黄杰家里。
　　那天下午我和黄杰走得很慢，一直到天快黑了才到家。正是春末夏初的季节，不仅山上青翠得可爱，而且路边上到处都怒放着黄的白的蓝的小花。我和黄杰一边走一边玩，采集着各种各样的花朵。实际上我和黄杰走在一起是很不适宜的，我衣衫褴褛，满脸菜色，蓬松着头发，打着赤脚，瘦得像个猴儿，其形象简直就是一个叫花子；而黄杰一身簇新，面色红润，留着学生头，穿着白底条绒布鞋，又白又胖，其形象简直就是一个公子哥儿。但黄杰似乎并不嫌弃我给他丢了面子，仍然有说有笑的和我走在一起。
　　到黄杰家里以后，首先是大舅黄西山被我吓了一跳。大舅一把把我拉到面前，惊诧地说：“山鹰，你咋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大舅指的是什么，喊了一声大舅以后，就愣愣地站在大舅的面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大舅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就对大舅母说：“先给两个娃子弄饭吃，吃了饭烧一锅子热水叫山鹰洗个澡，把黄杰的旧衣裳给山鹰找一套，再给他找一双旧鞋子让他穿上。“
　　接着又埋怨我大哥说：“山树也真是，老弟在学校念书，他也不让老弟穿好一点！”
　　黄杰和我是同岁的，比我迟出生六个月，生活也不知道要比我好多少倍；但不知道为什么，黄杰的个子却比我矮得多，大舅母找出来的黄杰的旧衣裳我怎么穿也穿不上，结果还是二舅母把我表妹桂容的衣裳找一套给我穿上了。
　　桂容是二舅和二舅母的女儿，也是我后来的妻子。桂容的大名叫黄美容，比我小一岁，但个子却跟我差不多。桂容在三岁时出了一场麻疹，由于没有避风，所以就落下了一个“风火眼”的毛病，长期流着泪水。桂容虽然生长在富裕家庭，但却没有念书，大舅说女娃子念书没用，所以就不让桂容念书。实际上，他的女儿不但在念书，而且已经上了初中，但他就是不让二舅的女儿念书。
　　大舅是一个十足的霸王，他在家里横一丈斜八尺，谁也拿他没办法。据说桂容在七岁时也要去念书，但大舅却说桂容长得丑，眼睛又不好，就是不让桂容去。桂容的性格倔强，不让她去念书她就睡在地上哭。哭的时候就挨了打，挨打以后就绝了食。一直绝了三天食，才在二舅母的劝说下把念书的念头打消了。农村女子，不念书自然要干活。桂容从七岁起就开始到生产队去劳动或者在家里劳动。家里推磨的活儿几乎是她承包了的，白天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儿，晚上还要在家里吊在沉重的磨子上推磨。全家十来口人过日子，就全靠她推磨养活。有时候推着推着就睡着了，但睡着了仍然在推，磨子仍然在轰隆隆地转动。她不这样干第二天家里就没有粮吃。有时候二舅母见她太辛苦了就想帮她一把，但她死活都不干，仍然吊在磨子上不松手。她不是赌气，而是孝顺母亲。因为二舅母白天也要到生产队去干活儿，她害怕把母亲累着了。
　　大舅母和二舅母是分着干家务活儿的，每十天轮换一次。大舅母在家做饭时，二舅母就到生产队去劳动；二舅母在家做饭时，大舅母就到生产队去劳动。但推磨却是桂容一个人的事，除了二舅母谁也不帮她。二舅母是个实在人，轮到她做饭的时候，她把饭做得又多又稠。而轮到大舅母做饭的时候，她就短斤少两，让全家人都吃不饱。二舅既能干活儿饭量也大，吃不饱就皱着眉头生闷气。
　　在大舅家里，除了桂容之外，最辛苦的还是二舅了。二舅白天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儿，晚上还要做筛子，一做就是大半夜。有时候桂容把磨子都推好了他还在做筛子。二舅做筛子的手艺十分高超，也十分快捷，每天晚上做一把筛子是雷都打不动的。当做到三十把的时候，大舅就拿去卖，所卖的钱自然也拿去了。桂容见父亲那么辛苦而又用不上钱，就不服气地对父亲说：“你要那么辛苦做啥呢？你又用不到钱！”
　　每当桂容说这话的时候，二舅就呵斥桂容说：“别胡说！一家人不能说两家人的话！”
　　我到黄杰家去的时候，桂容已经吊在磨子上推起来了，二舅也已经圪蹴在地上做起筛子来了。我吃了饭，洗了澡，穿上了桂容的衣裳，就去帮桂容推磨。桂容见我要帮她推磨，就高兴地笑着说：“你这么大个小猴子能推得了磨？”
　　我也笑着说：“你倒也大，可牛大压不死虱子。”
　　桂容笑着让开了，就让我推磨。
　　在我的眼里，桂容就是嘴巴有点儿大，眉毛有儿淡，长期流泪水眼圈儿有点儿红，也就是一般人的样子，并不显得有多么丑。但桂容的个子却比我高，长得很壮实，根本就不像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十四年以后，我就是看她能劳动、会持家过日子才和她结婚的。
　　那天晚上我和桂容把磨子推到很晚才结束。桂容很狡猾，见有我帮忙，就多推了几升包谷，把她第二天晚上要推的磨子都推了。第二天一大早大舅就把我叫了起来，把我按在椅子上就给我理了发，也给我留了一个学生头。我穿着桂容的衣裳，穿着桂容的鞋子，留着学生头，还真像个学生了，连母亲都差点儿认不出来了。
　　母亲是早饭后回到娘家的，进门后连话都没来得及说就悲痛地哭了起来。我心里一凛，就一把拉住了母亲，把母亲扶坐在椅子上。二舅、二舅母和桂容都上工去了，只有大舅和大舅母在家。大舅一见母亲哭的那个样子，就知道我家里一定有大事情发生了。他让我给母亲倒了一杯水，等母亲平静了才问：“大姐，家里出了啥事了？”
　　母亲哽咽着着指指我说：“唉，还不是因为这个冤孽！”
　　原来，雷老师离开大黑沟没几天，大哥就去找了陈俊汉。找罢了陈俊汉，又去找了黄队长。他不但把半升大米的事实调查清楚了，而且还把雷老师给我称粮的事情也问清楚了。他和黄在堂吵了一架，责怪黄在堂不该和雷老师串通一气，没有通过他就给我称了粮食，扬言不认那个帐。
　　黄在堂也不是省油的灯，当着众人的面就奚落大哥说：“我称粮咋了？我称粮是给你老弟吃，又不是我贪污，你和我有啥过不去的？我给你说到房山树，当雷老师来找我的时候，我就想把你反映到公社去呢。你身为干部，却虐待老弟，不给老弟的饭吃，比我在旧社会当保长还厉害，你还有啥理由跟我吵？”
　　大哥当时就被黄在堂的话给镇住了，如果黄在堂真的把他反映到了公社，公社就是不处分他，也得批评他了。因为他已经成了公社干部，社教运动结束以后，他就被调到公社去当了半脱产干部，公社管他简直就是手到擒来的事。所以黄在堂说要把他反映到公社去，他当时就蔫了。
　　但当着黄在堂的面他没敢多说什么，而回到家里以后却发开了火。他先是把雷老师骂了个狗血淋头，说雷老师是狗子逮老鼠多管闲事；接着又把我骂了个一文不值，说我是懒汉二流子白眼狼，怕干活了就赖在学校里念书；再接下来就指桑骂槐地拿着母亲出开了气，说母亲是家贼难防、偷断屋梁，连家里的大米都偷走了。骂完了人，就又拿着家具出气，把家里的几条板凳都甩到了院子里，把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也砸了。
　　母亲见大哥疯了一般在家里胡闹，就气不过地说：“山树，我的确给山鹰捎了半升米去，你想咋？难道你这个当哥的不给山鹰的饭吃，我这个当娘的也不给山鹰的饭吃吗？”
　　大哥怒气冲冲地说：“吃！吃！就知道吃！我这一辈子真叫你们这些吃闲饭的人给害苦了！”
　　母亲气得浑身发抖，就指着大哥的眼睛说：“房山树，我真没想到你结媳妇以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实在不想管我们娘儿几个了，你完全可以分出去另过！”
　　母亲的话刚说完，李达琴就突然从房里冲出来，指着母亲的眼睛说：“你这个老家伙，你们娘儿两个吵架就吵架，少把我拉扯到一起！啥子房山树结婚以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他发脾气是我教他的？”
　　李达琴的声音很大，大声地数落着母亲：“你就是个贼！就是个贼！如果不是个贼，为啥要偷大米呢？你偏心眼儿！偏心眼儿！只知道心疼小的，不知道心疼大的。那你就叫小的养活你去，就叫小的养活你去，别再指望我们来养活你！我嫁到你们这样的家里，碰上你这样的老婆子，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母亲被李达琴骂得抬不起头来，只有抹眼泪的份儿没有说话的余地了。一直到李达琴骂结束以后，母亲才淌着眼泪颤抖着嘴唇说：“达琴，你也是当娘的人了，说话要留点口德呢！大的也好，小的也好，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在这个世界上哪个当娘的不心疼自己的儿女呢？”
　　李达琴嘴巴一撇说：“哼，说得好听，你心疼！你拿啥心疼？要不是房山树养活着你们，只怕你早都饿死了呢！”
　　母亲说：“别把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山林叫你们养活了？山贵叫你们养活了？山叶叫你们养活了？他们哪个不是全劳力？哪个不挣工分？要说吃闲饭，也就是我在吃闲饭，还有两个小的在吃闲饭。不过，两个小的眼看着也大了，也能养活自己了。”
　　母亲刚说到这里，大哥又接过去说：“你现在当然说得起这个话了，当初伢死的时候你为啥不敢说这个话？当初伢死的时候你要是敢说这个话，说不定我早就发了！”
　　母亲火火地说：“现在也不晚嘛，现在你媳妇也娶下了，干部也当上了，儿子也有了，分开另过不是正合适吗？”
　　大哥说：“我就是要分出去。我再也不想做那些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母亲赌气地说：“你走你走！要走就走快点，免得我怄气！”
　　大哥鼻子哼了一声说：“走是你们走不是我走。想叫我就这么走没门儿，你们必须把我这十几年的心血还给我，我才走！”
　　母亲说：“还你心血？还你啥子心血？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养大，这个心血你还得起吗？”
　　大哥说：“我辛辛苦苦地养活你们十几年，难道就没有花费心血吗？就是养猪也能养几十头呢！”
　　大哥的这个比喻真是太不恰当了，把弟弟妹妹们比作猪倒还说得过去，可怎么能把母亲也比作猪呢？母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一听这话，喉咙里就被一口气堵住了，嘴张了几张，就一个跟头栽到了地上。而正在这时，二哥、三哥和三姐又都收工回来了，一见母亲倒在了地上，就知道是大哥和大嫂子把母亲气倒了。这下可不得了了，他们把母亲从昏迷中唤醒之后，就一齐围住了大哥，要和大哥动手了。大哥情急，就顺手拿了一把薅锄在手里。二哥和三哥也都分别拿起了柴刀和锄头把，一场血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就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母亲突然站起来插在他们中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要打架，那就等我死了以后再打，我活着你们要打架，那就先把我打死！现在看来，家里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只有把家分了才能过下去。分家是正理。树大开杈，儿大分家，古来都有这个话。弟兄多，分家是迟早的事。与其迟分，还不如现在就分了算了。等到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再分就没有意思了。分家的时候也不找外人，就把你们的两个舅舅找来。舅舅是公亲，他们是不会偏向谁的。要请你们的舅舅还得我去，你们去是请不来的。”
　　一场血战被消灭在了萌芽之中。母亲伤心地想了一夜，也伤心地哭了一夜，天一亮，就拖着沉重的病体，迈着三寸长的小脚，一步三喘地回了娘家。
　　听了母亲的讲述，我就决定不念书了。这虽然是我及不情愿的事情，但既然事情闹到了这一步，我也不得不忍疼割爱了。因为我的痴情念书不仅成了弟兄分家的导火线，而且还使母亲受了诸多的不白之冤，这书我还怎么念得下去呢？分家对于我来说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母亲。我如果再坚持念书，母亲势必就要受到更大的伤害。既然大哥对母亲都那么无情，谁能保证二哥和三哥将来不会对母亲那么无情呢？如果母亲再受到那样的伤害，那就必死无疑了。我已经失去了父亲，如果再失去了母亲，那就不仅仅是不能念书的事情了，而是连生存下去都有一定的困难了。所以我一时兴起就到学校去把被面子、书本、作业本和没有吃完的包谷糁子都背回家了。
　　当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哭了，心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酸楚。我不仅舍不得离开学校，舍不得离开书本，而且还舍不得离开雷老师和李老师。雷老师和李老师也似乎知道我舍不得他们，就拿着我的行李把我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把我送了十里之遥才转去。临到分别的时候，雷老师和李老师又谆谆嘱咐我回家以后不要丢了书本，要继续学习，以后有机会了仍然到学校去念书。
　　我定定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背影，一直到看不见他们了，才一步一把泪地穿过八里水泉坪，向遥远而又陡峭的大黑沟走去。
　　正是农历五月天气，水泉坪的稻子翻着绿色的波涛。水泉河两岸的垂柳秀发一般一会儿飘起来，一会儿又垂下去。水泉坪两边的山野里到处都盛开着红的和白的鲜花，微风吹过，香气袭人。社员们正在给稻田除草。这里把给稻田除草叫做薅秧，薅秧就是用脚把稻棵间的草往泥里踩。几十个社员并排站在稻田里，一只手插在腰间，一只手拄着一根竹棍子，两只脚替换地在稻田里踩，在稻田里移动。他们并不为生活的清苦和劳作的艰辛而感到悲哀，他们脚下在飞快地动着，嘴上却在高亢地唱着：
　　姐在园中摘黄瓜，
　　郎在园外打土巴，
　　打掉了黄瓜花。
　　姐在园中开言骂，
　　骂声小郎你好傻。
　　你要采花你就采，
　　为何打我黄瓜花？
　　打掉了公花由自可，
　　打掉了母花不结瓜，
　　我回家爹娘骂。
　　……
　　这一拨人刚唱结束，另外一拨人又接着唱道：
　　一更里来月明亮，
　　小郎来到姐门上。
　　姐忙把郎领进房，
　　宽衣解带上了床。
　　娘问女儿什么响，
　　女儿说，那是风吹门铃响叮当。
　　二更里来月照窗，
　　小郎上到姐身上。
　　郎在上面压住姐，
　　姐在下面搂住郎。
　　娘问女儿什么响，
　　女儿说，那是猫儿喝米汤。
　　……
　　时间已是下午，肚子还在空着，蚊子也在叮咬着，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何还那么快活。那些社员大多数我都认识，也有二哥和三哥在内，但我懒得理会他们，也不想听那些近乎下流的山歌，几乎是木然地、下意识地拖着沉重的两条腿，艰难地向大黑沟走去。
　　一进大黑沟，我的心就更加痛楚了。我清楚的知道，我这一离开学校，就将是永远地离开学校了。将来也像我的父亲一样，娶一个窝窝囊囊的农村妻子，生一窝窝窝囊囊的农村孩子，和那些社员在一起，一边劳作一边唱着那些不堪入耳的山歌。这么地一想，我的心几乎都碎了，不争气的泪水也随之涌了出来。
　　当走到龙王庙的时候，我就在龙王庙的泉水旁疲惫地坐了下来。此时，我看天，天是黑的；看地，地也是黑的；看山，山失去了葱翠；看花，花失去了妩媚。田野里到处都是黑糊糊的一片，我似乎已经无路可走了。
　　天也的确是要黑了，太阳早就藏进了大山背后。一只孤雁凄厉地叫着在空中盘旋，可能在寻找最后的归宿。我感觉到很饿，也很疲乏，就用双手捧了几口水喝。这时，社员们已经收工了，二哥和三哥拄着竹棍子从后面赶上了我。他们已经没有了薅秧时的那种勃勃生气，虽然走得飞快，但却气喘吁吁。三哥见我回来了，就惊异地说：“山鹰，你咋把东西也拿回来了？咋？不念书了？”
　　我没有说话，“扑哧扑哧”地哭了起来。
　　三哥说：“谁欺负你了是不是？谁要是欺负你了，我们明天就去收拾他！”
　　我说：“没有谁欺负我，是我不念书了！”
　　三哥说：“不念书了也好，不念书了就跟我们一起到生产队去劳动。劳动看起来辛苦，实际上还是挺好玩的。”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在暗暗叫苦。三哥叫二哥把我的包谷糁子拿上，他自己把我的书和作业本拿上，又把我从地上拉起来说：“回家吧，天快黑了。”
　　算来我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回家了，正月走时山路上还积着雪，而现在山路已经被茂盛的野草覆盖了。我们弟兄三个一边用脚扒拉着覆盖在路上的野草一边向上攀登，当回到家里的时候，几乎把人都累爬下了。
　　母亲已经从舅家回来了，大舅和二舅也已经到了大黑沟。我回来得正是时候，一来是舅舅来了，舅舅是稀客，自然要好好地招待一下。二来要分家，按照农村的习俗，分家时都要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实际上也就是吃一顿分家饭。一般来说，分家饭的质量和数量都是不错的，都要倾其家里所有饱餐一顿。我和二哥、三哥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和三姐都已经在厨房里忙碌结束，大哥已经在桌上放上了筷子和酒盅，看来只等二哥和三哥回来就可以吃饭了。当大哥见我也回来了的时候，竟亲热地喊了一声：“山鹰回来了。”接着又和蔼地笑着说，“你还真会撵饭碗子，要吃好的时候你回来了。”
　　这都是分家给大哥带来的举动，要是不分家，大哥是不会有这个举动的。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弟兄在作鸟兽散的时候，也就显得比原来亲热了。
　　我没有理睬大哥，只叫了一声大舅，又叫了一声二舅，身子一拧就到厨房见母亲去了。母亲见了我，起初还笑笑地说我好吃有好吃的命，偏偏在要吃好的时候回来了；可当听说我退学了以后，满脸的笑容马上就凝固了，气狠狠地点着我的脑门子，说：“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啊，谁让你退学的啊？你这么个病殃殃的身子，不趁着小的时候抢着念点书，将来咋得了哇！”
　　我说：“家里不是要分家吗，我不回来咋办？”
　　母亲说：“你管分家不分家？你一个小娃子，分家不分家和你有啥关系？你只管念你的书就是了。我不指望你现在帮我干啥子活儿，也不指望你将来能养活我，我只希望你能把书念出来，将来能有点儿出息。”
　　经母亲这么一说，我就后悔自己一气之下退学了。但后悔已经迟了，什么东西都已经从学校背回来了，再要从家里背走，已经不大可能了。
　　那天晚上，饭吃到很晚才散。在吃饭的时候大舅为大哥要分家的事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他严格地批评了大哥对母亲的不敬，也严密地分析了分家与不分家的好处和坏处。但结果家还是分了，不仅把新旧房子分到了各户，而且把人也分到了各户。龙王庙的四间新房子，大哥两间，二哥一间，三哥一间，大黑沟的两间旧房子，我一间，弟弟一间，谁领养我和弟弟，旧房子就归谁管理。家里的十口人，大哥、大嫂、房达文和我分成了一家，母亲、三姐、弟弟和三哥分成了一家。二哥两口子分成一家。因为二哥不通情理，跟谁也合不来，所以就让他两口子过日子去。
　　但家分了，人却没有离开，还要在一口锅里搅勺把子。因为新房子还没有建起，人还住不进去；而旧房子只有两间，如果分成几家住的话，那就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就只能暂时住在一起，等新房子建起以后，才能另搭锅灶、另立门户。
　　家就那么分了，虽然暂时还在一口锅里搅勺把子，但人与人的关系却比原来微妙了许多。第二天人们的脸色就全变了，弟兄之间骤然像陌路人一般客气起来了。大哥的脸上有了笑容，李达琴的脸上有了笑容，二哥和三哥的脸上也有了笑容，吃饭的时候竟然推让起来了，再不像以前那样鬼抢斋了。只有弟弟仍然不管不顾地念着书，似乎家里的一切纠纷都与他无关。
　　我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尤其把我和母亲分开了，让我去和大哥大嫂一块儿过日子，我的心里十分不痛快。但这已成定局，我一个孩子是没有办法扭转的。
　　第二天谁也没有让他到生产队去干活儿，我就落得在家里休息了一天。下午弟弟从学校回来以后，我就和弟弟到苦李子树下去玩。弟弟在苦李子树上绑了一个秋千，我就和弟弟打秋千。当弟弟把我推着荡起来的时候，我就在树梢上摘了一个苦李子吃了下去。苦李子还没有成熟，吃到嘴里又苦又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