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成“右派”的前前后后 （十五）

　　“反右”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该文后来收入《毛选》五卷，显然是毛亲自写的。这篇文章说：“鸣放”接着“反右”，有人说这是阴谋。否！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后来在华国锋时代出版的《毛选》五卷中，收入有毛当时的内部讲话和指示，其中有所谓“引蛇出洞”之说。这说明毛是有意发动大家“鸣”、“放”，好“引蛇出洞”，然后再来“反击”，一个一个收拾。“阴谋”也罢，“阳谋”也罢，总是一种“预谋”吧！
　　但后来我读到赫鲁晓夫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说，毛一开始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苏联是不同意的，认为会出问题。一旦“鸣放”开展起来以后，中共又觉得不可收拾了，所以又“反右”了。结果，几十万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公民被打成“右派”。按赫鲁晓夫的说法，毛本意“鸣放”，后因不好收拾而不得不“反右”。
　　近来我在海外有幸读到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对“反右”李是这样认为的：毛与刘少奇早就发生龌龊，毛原指望籍“鸣放”让大家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提意见，将他们整下台。未料针对刘、邓的意见并不多，相反倒有对毛有意见的，这使毛十分恼火，因此发动“反右”运动。李说：如果当时知识份子将矛头指向刘、邓等人，就不会有后来的“反右”甚至“文化大革命”了。这又是一种说法。至于真实情况到底怎样，本人并不掌握内部资料，无法妄加臆断，只有留待历史学家或有志者去研究了。
　　“反右”之初，是批判“中央级”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其、章乃器、钱伟长、费孝通等等。后来运动逐渐“深入”，各机关、学校，一切有知识份子的单位都“反右”了。当时打“右派”是有指标的。毛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说百分之九十五的知识份子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右派份子”只占百分之三到五。因此就定下了抓“右派”的指标。
　　毛的“人民内部矛盾”报告原是各级口头传达的。“反右”开始后，《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这一报告。刚听到这一新闻时，我很高兴，竟以为毛主席讲话了，不会再搞“反右”了，真是幼稚至极。待到看到发表的报告全文后，才大失所望。新发表的报告全文竟然与我们听过的口头传达大不一样，文章失掉了原来号召“鸣、放”，号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失掉了民主、开放、“心情舒畅”的气氛。像“斯大林官大不大？活着不能批评，死了还要拉出来批评，……”、“小和尚大和尚都可以批评，……”、“平反委员会”之类的话全都不见了。反之，文中却加进了在传达中所没有听到的所谓鉴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就是“反右”的依据。先是口头传达，后来“全文发表”，真是一场大骗局！
　　有色院的“反右”是从批判张民孚在冶金部的发言开始的。张是水道科的工程师，他在参加冶金部召开的一次“鸣放座谈会”上发言说：我们中国士大夫自古提倡做人要有骨气，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解放后不断搞运动，将人变成面条了，拾起来是一条，放下来成一团。……当然，张的发言必定还有上下文，不会只此一段。但批判时，我们只知道张讲了这一段话。现在看来，即使摒除上下文来“断章取义”，这一段话也是讲得很精辟，很形象化的。张就这样成了全院的第一名“右派”。接下来土建科说“×××有国民党作风”的孟强也成了“右派”。在全院写大字报揭出“魏正超事件”的人当然也逃不了当“右派”的下场。
　　有一次，土建科召开党员和团员中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提出民用组的吕治身工程师够不够“右派”的问题，吕就是我要他“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那位。在那样气氛紧张的会上，我竟发言说：“我看不出吕工怎么就是右派！如果他发言比较激烈的话，我发言比他还激烈哩！……”在“运动”中，人人都尽量将“脏水”往外泼，注意不泼到别人身上就算是有良心的了，哪有像我这样，将“脏水”往自己头上浇的？真是“愚蠢”之至！
　　因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当时又是团员和“积极分子”，也没有和设计院任何人结仇，因此，虽然也写过两张大字报，“反右”开始后，院里或科里都没有想将我打成“右派”。
　　可以说，导火线是丁忠宝的“上书”。
　　丁的“上书”寄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厅批示：“交群众讨论、批判。”这一下就给丁定性了，丁成了一机部的大“右派”。不但在一机部系统内“批判”，还上了《北京市报》和《人民日报》。丁的家乡江阴乡下的乡村干部也被请来北京，由他们发言，“用事实驳斥右派份子丁忠宝的无耻烂言。”丁的“上书”，我是过了目的，当然脱不了干系。
　　同时，民用设计院的同学姜云海、陶驷骥、唐诵墨等不知说了什么话，也成了“右派”。这些同学常来往，当然也议论“鸣放”。那时很天真，认为我们是“以天下为己任”，并无任何不可告人之事，一切均和盘托出，以表“对组织忠诚”。这样，我们这一伙就成了“右派小集团”。丁似乎是这一“集团”的小头领，而我则成了“黑军师”。
　　所以，我当“右派”是由单位以外引进来的，丁和其他几个同学都受到批判了。材料转到了我单位，开始时，只是要我写“检查”材料，但有些会议不让我参加了。一九五七年国庆节，我说要去天安门广场看游行，科里一位住在同宿舍的党员提议跟我一起去。此人跟我素无来往，这显然是在监视我，当然也就只得“同意”和他一起去了。十月份，在一次全院大会上，院长在报告中提到：“右派份子写大字报《我们的愤慨》，愤慨什么？无非是愤慨党的领导嘛！”《我们的愤慨》是我针对“孟强事件”起草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会上虽没有点我的名，但显然已将我划成“右派”了。
　　11月份，开始在会议和大字报上“批判”我。我正式成了“右派”份子。
　　我的“罪状”如下：
　　1、与丁忠宝等组成“右派”集团，由丁出面“上书”，向共产党“发动猖狂进攻”。
　　2、在院内出了两张大字报。
　　3、散布“反党言论”。
　　其实我在“鸣放”会上并没有讲多少话。这些“反党言论”有些是同学闲谈时说的，有些是虽没有说，但自认有这样想法，在写“检查”中统通“交代”了出来，以示“对组织忠诚坦白”。“批判”起来，也就成了“反动言论”了。
　　因为我的“言论”涉猎范围较广，因此，“批判”我的大字报篇幅特长，从国际共运、南斯拉夫、苏共廾大，波匈事件，直至中国农村粮食问题、党的组织路线等等。
　　我们民用组共出了两名“右派”，吕治身工程师终究没有被打成“右派”，可能他讲话并不多，难以定上。除我而外，民用组另一名“右派”名褚瑜，他是一名制图员，似乎比我还年青，其实“反右”本不干他的事，可以说他是自己找来一顶帽子戴上的。土建科有位名黄文龙的工程师被划为“右派”，褚与黄关系很好。在黄已成“右派”后，褚拒绝与黄“划清界限”。科里开会批判黄时，褚特为黄搬座椅，端茶送水。科里警告他也遭他断然拒绝。“反右”会议他也拒绝参加，并声称他已“退出整风运动”，“你们文件上讲好党外人士随时可以自愿参加或退出整风运动的。我现在宣布退出了。……”当时中央关于“右派”的划分，有一条是:坚决与右派站在一边的也是右派。根据这一条，褚也成了“右派”。后来，他“下放”到内蒙古去了，再未见到。
　　在“解放后”无休无止的“运动”中，为了能“过关”，人人都得用“坦白”、“揭发”等手段将“脏水”泼出去，以保自己的“清白”。宁可将别人浇成落汤鸡，也要保存自己，甚至屡屡籍此使自己地位上升者也大有人在，这就是“运动”的逻辑。现在有人说:改革开放以后，人人“向钱看”，人变得自私了。似乎毛时代的人真是“大公无私”的。这种说法真是荒诞至极！像褚瑜这样的人，当然成不了“英雄”，但较之那些年代所千方百计“塑造”起来的众多的“英雄”要真实可爱多了！
　　一九五七年底，“反右”运动结束了。我们这些已“定性”为“右派”的人等待处理。在等待期间，不叫我们进办公室画图了。全院“右派”集中一起从事体力劳动。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清洗厕所，打扫室内外，检修锅炉，运输垃圾杂物等等。这时，我才认识了本单位的许多“右派”。有一次，在清扫厕所时，有人喊我“周翔”，动力科的“右派”龚念祖很感兴趣地对我说:“啊！你就是周翔啊！……”龚虽比我年长两岁，但因生得矮小，像个小孩子似的。当时我爱理不理地哼了一声。后来龚和我一起“下放”黑龙江，成为廾多年的患难之交。龚虽“其貌不扬”，却具有一颗黄金的心。
　　在那个时代，人一旦挨整了，当了“牛鬼蛇神”，就成了毛所谓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于是人人都和你“划清界限”，谁也不理你了。我们那时只有在劳动时，“右派份子”在一起“臭味相投”，说说笑笑。而一回到办公室或宿舍，则成了麻风病患者一样，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少数几个人私下里会和你说说话，但一到大庭广众之下也就避开了。近来拍了好多部描写“反右”的电影，基本情节大多失真，即如我们当时那种被“孤立”的情况，就一点没有表现出来。
　　接下来就是对我们的“处理”了。国务院规定“处理右派”按情节轻重分为六类。第一类也是最重的处理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以下逐步减轻，至第六类是“免于行政处分”。当时的说法是：“右派”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除“极右份子”会受逮捕判刑外，一般“右派”，最重的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那时所谓“阶级敌人”是“地、富、反、坏”四类份子，以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将“右派”也加了进去，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
　　开始处理“右派”后，受一、二、三类处理的“右派”，曾去参加“中直机关”的“处理大会”。他们回来兴致勃勃地谈起与他们一起开会的有大名鼎鼎的丁玲、吴祖光、张权……等等大“右派”，“有幸和他们一起去北大荒农场，倒也是很风光的。……”
　　我是属于第五类处理——降职降薪。我初参加工作时为“助理技术员”，工薪每月四十六元，半年转正升为五十六元。转正不到一年，又降为四十六元。
　　国务院的“处理”规定中，对党团员中的“右派”，不论按几类处理，均一律开除。我当然被开除了团籍。当团支部“一致通过”开除决定时，我感到非常痛苦，但也知道这是中央的规定，没有个人申诉的余地。后来我见到丁忠宝，在公共汽车上，谈着谈着竟放声大哭起来。那时还自认为是革命者，才会将这种“政治生命”看得如此重要！
　　经过“处理”后，我又回到办公室工作了一段短暂的时间。
　　一九五八年四月初的一天，科长找我谈话，宣布我已被调转到黑龙江省，要我到黑龙江工业厅报到。我没有提出异议，就同意了这一调动。在此以前，我曾主动表示：请组织派我去新疆或其它艰苦的边远地区去，“接受考验”。
　　后来得知，有色院接到通知调黑龙江的“右派”有八人，其中有一人本人没有同意竟然未去。原来是黑龙江省工业厅向冶金部商调一批技术人员，冶金部就将我们这批“老右”甩给了他们。好在黑龙江比较缺人，也就“饥不择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