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和四个半男人之续三：张宏生 (续)

　　西圪梁公社的初级中学没有围墙，只有两排泥土教室，露天的学生厕所倒是有围墙，中间一墙隔断，男女厕所便分开。中国人有创造“厕所文化”的习惯，蹲在茅坑上，可以在面前的厕所门上乱写乱画，还可以在左右两边的隔墙上乱写乱画。但在这个学校的露天厕所里蹲茅坑却不方便这样做，因为墙在屁股后面，蹲在茅坑上回头伸手几乎摸不到墙，又怎么能够书写？人们据此有几条初步的分析：一，“反标”或“反诗”的作者是专门拿了粉笔来女厕所的光光的泥巴墙上书写的，而不是边蹲茅坑边书写；二，“反标”或“反诗”的作者肯定就在与会者里面。为了给现场会让路，学校放假两天，老师和学生都回家了。村里的社员也不可能来这个厕所，因为学校距村子有上千米远。三，与会干部有六名女性（包括李桂枝），她们是重点怀疑对象。四，也不排除是男干部书写的。会议休息时，在几个女干部上完厕所后，男干部也去女厕所解手。另一种可能是“反标”或“反诗”的作者中途离开会场专门来女厕所书写的，把案件的怀疑对象故意引向六名女干部，以增加破案的难度。
　　李桂枝发现“反诗”时，很快找来一个女干部把住厕所门，禁止所有人进女厕所，以尽量缩小反动宣传的影响面。李桂枝先把墙上的内容全文抄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然后向总机打电话，让总机转接县公安局报警，接着又转接县委书记和工作团团长汇报情况。那时候的县公安局穷得连摩托车都没有，都是靠骑自行车或骑马出现场，估计他们到下午才能赶来。机智的李桂枝利用这个空档先把另外五名女干部的笔记本收上来，名义是“检查一下你们学习文件时是否都认真作了笔记”。她初步比对了一下，没有发现那些笔记本上有跟“反诗”相同或相近的字体。公安局的三个人搭乘县委书记的吉普车中午就赶来了，先对“反诗”拍了照，又认真比对了一遍那五名女干部的笔记本，从笔迹上看，“反诗”确实不是她们当中的谁写的，就把笔记本退还给了她们。县委书记、李桂枝和那三名公安人员没有顾上吃饭，紧急研究起破案方案来。对“二十三条”做过多次宣讲的李桂枝引用文件里的话说，“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建议发动全体与会者一起破这个案。几个人一致同意这样做，这才到村里找生产队长给派中午饭。
　　下午，李桂枝正式向七八十人的大会作了情况介绍，她说，上午在女生厕所的墙上发现了一首极其反动的诗词，内容是怀念万恶的封建社会，说现在的社会等于是中国人失去了擎天大柱，一心向往过去，阶级敌人的变天思想溢于言表，这再一次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是完全英明正确的。“二十三条”文件中说，“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为了对全体与会者负责，解放大多数，以便很快把这个阶级敌人揪出来，现在每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空白纸来，用平时的书写习惯抄写几个字，再提供一些破案线索，最后签上名。不准用左手写字，不能故意把字写得跟平时不一样。现在，我挑几个字写到黑板上，大家按平时的书写习惯把它抄下来。说完，翻出笔记本中记下的“反诗”全文，回头在黑板上摘写出了如下几个字：
　　初立刀，江山操，
　　中华去，思前朝。
　　先抄完这几个字的人中竟有一个人情绪激昂地站起来发言：这个阶级敌人真是反动透顶了，竟然要立起刀枪，操纵江山，赶走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人们都回到前朝去。李桂枝听完这个发言后苦笑了一下说，这不是全文，是我从全文中随便挑了几个字让大家抄写的。那个人更加激动地又站了起来：不是全文都如此反动，那全文岂不更加反动？干脆你把全文抄下来，让大家分析批判，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呵。很多人也都支持把全文抄下来。李桂枝说，不能抄全文，抄全文就等于替阶级敌人作了反宣传。大家无话可说了。
　　把大家抄了字的纸片收上来后，就宣布散会了，让大家赶快回到各公社、各生产队去照常工作，七八十人吃派饭问题已经给西圪梁的社员们增加了很大负担。
　　整整过了一个星期，县公安局也没有在七八十份纸片上比对出相似或相近的字体来，从上级请来了笔迹专家也没有破了案。地区领导也非常重视这个“反诗”大案，一位更有头脑的领导提醒公安部门的同志说，会不会是隐藏在西圪梁村的阶级敌人趁干部在教室里开会的机会，偷偷地跑到学校厕所里书写了这首“反诗”？应该把熟悉当地群众的大、小队干部和四清工作队的人集中起来集体研究笔体。案发十几天后，县公安局找来一辆解放牌汽车，把西圪梁公社大、小队干部和四清工作队干部一共四十多人拉到了县公安局会议室，请来县文化馆会临摹各种字体的老贾看着照片把“反诗”全文临摹到黑板上，让大家辨认这像是谁写的字。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反诗”全文：
　　初立民国不用刀，
　　大清江山无人操，
　　中华去了通天柱，
　　思想前朝心去了。
　　李桂枝还按她的分析又一次讲解了这首“反诗”的反动实质。
　　中文大学生张宏生从案件发生起就一直不关心这件事，这次被请到县城来他倒是挺高兴的，可以抽空到公共澡堂里洗个热水澡。今天，人既然坐在了县公安局会议室里，又首次见到“反诗”全文，那就顺便琢磨琢磨吧。他觉得“初立民国不用刀”这句话不符合历史事实；“大清江山无人操”倒是反映了一些清朝遗老的心情；可是，“中华”二字到底是指谁呢？指中华民国，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作者是清朝遗老，他怎么对失去了“通天柱”的“中华”还表示了惋惜之情呢？还有最后一句，作者“思想”的“前朝”到底是清朝，还是中华民国？肯定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属于“当朝”。张宏生觉得整首诗的文字虽然很流畅，但思路是混乱的。忽然，他脑子里飞来一个灵感：这会不会是一个谜语，而且是一个字谜？对，这是个字谜。有了这个判断，张宏生便一下子猜到了这个字的答案，抑制不住地偷偷笑了，意识到这起“反诗”大案可能是一场闹剧。
　　正在听大家七嘴八舌地瞎议论的李桂枝先看到的是张宏生专注地思考的表情，再次扭过头来发现张宏生在偷偷地笑，便站了起来，指着坐在最后一排的张宏生叫：“张宏生同志，你是中文大学生，在座的属你文化程度最高，你把你的分析判断说一说吧。”
　　张宏生站了起来，很为难的样子：“这，这，刚才我倒是很认真地琢磨了一下，这首诗可能不是什么反诗，而是一个谜语，是一个字谜，……”
　　在场的人齐刷刷地一起回过头来看他，几乎同时发出了一个拖长了的声音：“嗯？”
　　李桂枝更觉得这个判断有点意外，说：“张宏生同志，你到前面来，跟大伙说说你的分析判断。”
　　张宏生扶了扶眼镜，在大家的注视下慢慢地走到了前面的大黑板前，回过身来说：“我首先认为这首诗在思路上有点混乱，……”
　　当人们听张宏生最后下结论说这是一首字谜诗时，都很好奇：“那你快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字？”
　　张宏生便解释了起来——“初立民国不用刀”，把初字的“刀”去掉，不用了，只剩下了偏旁；“大清江山无人操”，把大字中间的“人”去掉，无人了，便是一个“一”字；“中华去了通天柱”，把中字中间立着的大柱子去掉，剩下了一个“口”字；“思想前朝心去了”，思字没有了心，就是一个“田”字；把所剩四部分组合起来，答案就是一个“福”字。
　　人们一下子轻松了起来，并以掌声表示高兴和佩服。
　　李桂枝，还有别人不太服气：“初字是衣部旁，福字是示部旁，能往一起扯吗？”
　　张宏生说，民间谜语讲究个形似、音同、意思相近或相关就行，即使文人编创的谜语也都具有这些特点。
　　有人还是想不通，建议张宏生举例说明。
　　张宏生想了想说，我小时候在乡下听一个瞎子说书，他每次都先用同样的四句定场诗开头，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首谜语诗，打四个地名。我现在把它写出来，看谁能猜出这四个地名：
　　呜呜呜，刮北风，
　　蝎子落在海当中，
　　三两银子买碗饭，
　　一只靴子四人蹬。
　　有人问了，天下那么多地名，谁能猜得着？
　　张宏生说，当然是让你猜大地名了，猜人们都知道的地名。刮北风，云彩向哪儿飘？
　　半数人猜着了：云南。
　　三两银子买碗饭？
　　有人问：哪有那么贵的饭？
　　张宏生说，只是让你往贵的方面猜，咱不管是真贵还是假贵。提示一下：有的地方所说的饭、稀饭和粥是一个意思，分别不很大，你就往最贴切的方面去猜，……
　　有三分之一的猜着了：贵州。
　　蝎子落在海当中？
　　有人抢答：蜇海。
　　张宏生问，有蜇海这地名吗？应该猜浙江。最后一个：一只靴子四人蹬？
　　人们异口同声地答：四川。
　　张宏生解释说，这里的贵州的州和稀粥的粥同音不同字，海和江也是两回事，都是只涉及到“水”而己，这叫内容相关，不能太叫真儿，这就是谜语。猜谜语贵在别解，要多方面、多角度去想。今天咱们分析的这首所谓反诗，你要硬往政治上扯，它就有政治上的意义；你要往文字游戏上想，它就只是文字游戏而已。我们不排除编谜语的人有表达某种思想的用意，比如讽刺掌权人或歌颂当政者等等。……
　　“反诗”大案已经不存在，人们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起来，竟对猜谜语产生了兴趣，有人就问张宏生，既然编谜语也可能表达某种思想，那有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谜语吗？
　　张宏生说，应该有吧；让我想一想，——好，想起一个。回头板书：
　　只手翻掌天地英，
　　泗水河边幸相逢，
　　顶天大木高贯日，
　　盖世英雄第一名。
　　人们问，猜什么？
　　张宏生说，猜人名。
　　没有人猜得出来。
　　张宏生揭开答案：“手”字翻过来就是“毛”，泗和幸字相逢就是繁体的“泽”字，大“木”中间加个日字就是繁体的“东”字，把这个人称为“盖世英雄第一名”还担当得起吧？
　　人们掌声响起，李桂枝像被人从梦中惊醒似的，突然站了起来问：“怎么啦？出什么事啦?”
　　人们哄堂大笑。
　　在张宏生启发大家猜四个地名的时候，李桂枝就不再说话了，面向大家坐着，眼不聚光，耳不听闻，四肢僵直，呼吸平稳，一任大家热热闹闹地听张宏生讲解谜语。
　　县公安局局长看见了李桂枝思想走神儿的状态，也非常理解她的尴尬，因为这“反诗“大案是她一手挑起来的，让大家神经紧张地忙活了近二十天。“反诗”大案不存在了，第一个被解放的就是县公安局局长，他愿意让大家就此轻松一下，他自己对张宏生的讲解也很感兴趣。现在，他看到李桂枝突然被惊醒，便问：“李副团长，是不是散会，把大家送回西圪梁公社？”
　　李桂枝答：“你安排吧。”说完，起身离开会议室。
　　张宏生着急了：“局长同志，得让我们洗个热水澡再回去吧？”
　　局长满口应承：“对对，应该让你们洗个热水澡。——刑侦股老李同志，你去澡堂联系一下，让他们给换一池子新水，让西圪梁公社的同志免费洗个热水澡。我现在就去县人委食堂给你们联系饭去，县公安局今天招待你们吃一顿饱饭，下午三点半送你们回西圪梁。”
　　人们欢呼起来。
　　张宏生到唯一的一家百货公司用自己的钱买了五六块黑肥皂，五六条毛巾，让郭贵显以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分发下去。张宏生知道，澡堂里只提供热水，别的一概没有。他知道这四十多人中至少有十个人是第一次在县城澡堂洗澡，应该让他们洗个痛快。
　　张宏生很会取巧。进了澡堂后，他第一个脱衣服，第一个下池子，以最快的速度第一个洗完澡，然后走出池子坐在靠背椅子上休息。其他人这时才陆陆续续地试探着水的凉、热进入池子。几分钟后，池子里如煮饺子般拥挤起来，一会儿的功夫，一池清水变成了一池子泥汤。这是张宏生事先估计到了的结果，所以他才争取第一个洗完澡。看着在泥汤里享受幸福的人们，张宏生真是感慨万千。这些可怜的人呵，尤其是像那十来个第一次进澡堂的人也能活一辈子，真不知道下个什么“哲学结论”更合适；别人看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穷苦，日子是那样单调、枯燥，可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苦，不急不躁地重复着相同的日月春秋。这个贫穷落后的北方小县，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改造生存环境，培养卫生习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而不是年年月月搞运动，搞阶级斗争。在他看来，“人民的”政府先是以“钓鱼”、“引蛇出洞”的手段把他大学里的很多老师打成右派，现在又“主动出击”地在芸芸众生中按比例（甚至没有比例限制）地抓“阶级敌人”，这真是愚昧至极，愚蠢至极，荒唐和疯狂至极。张宏生觉得自己也被迫地卷入了这些“至极”的活动中，虽极不情愿而又非常反感，但却没有办法去扼制“疯”头、“疯”源，正所谓“回天乏术”，更是“回天无力”。想到此，看着满池子瘦骨嶙峋的人体和他们欢乐无比地享受着“幸福”的样子，酸楚的泪水便混合着满脸的汗水流了下来。澡堂子里的空气已经非常污浊了，那种甜不是甜、腥不是腥、酸又不是酸的复杂的味道，把人憋焖得、熏呛得喘不过气来，几乎就要晕倒，张宏生就站起来很快擦干身体，赶紧穿上衣服，疾步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去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对很多文艺作品进行“大批判”的热潮，到批判邓拓、廖沫沙和吴晗三个人的《三家村札记》时形成高潮，县一中以语文老师、历史老师为骨干的五六个老师兴冲冲地卷了进来，写了几篇跟姚文元们唱反调的稿子，被“四清工作复查小组”发现，汇报了上去，不久，这几个老师被上面定性为“匈牙利式的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小集团，停止工作，等待处理，县一中的教师岗位一下子缺了好几个，因“巧解反诗之谜”而小有名气的张宏生便在一九六六年年初寒假之后的二月中旬，调到县一中当了语文老师，上了没有几天课，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便开始了，学生们停课闹革命，到处破“四旧”，大字报满天飞。在整个一九六六年的“狂热”之夏，张宏生决心当个观潮派，逍遥派，天天上街看热闹，自己一张大字报不写，一句评论的话也不说，就是看，可悲、可叹、可气、可笑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天天有。今天粮食局揪出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革命群众戴上高高的纸帽子游街；明天新华书店拉出一个“翻案有罪”的右派分子在大街上让人批斗；后天文化馆馆长被戴上“周扬、夏衍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全县的总代表”的高帽子亮相街头；县一中五六个“裴多菲俱乐部”成员和他们的“黑后台”老校长被学生们剃了“阴阳头”游斗了一整天，还不准他们吃、喝、拉、尿。街道上的男女青年居民也不甘落后，他们把那些多年来一直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的多数已经成为耄耋老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国民党起义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资本家”（小业主）、海外归来者等等一切有政治辫子可抓的人统统赶到县委大门口，任由中、小学生和行人推搡、辱骂，逼他们交待“罪恶史”。藏有文物字画和金银财宝的人家被抄家；文化馆的图书被抢劫一空；县一中历年来的藏书，除了马、恩、列、斯、毛、鲁的著作外，全都被红卫兵搬到了大食堂“废物利用”，让炊事员把这些“四旧”的东西和封、资、修大毒草每天当作引火纸陆续烧掉。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让党委第一书记都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指示，八年后终于在红卫兵小将身上得到了落实。烧书这件事让张宏生想起了他看过的一个资料，那个资料说，德国柏林大学（后改名为洪堡大学）主楼的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有一个石块上刻着这样几行字：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一句话：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张宏生想，但愿中国有一天也能这样做，凡是被烧过书的地方，也都刻石以作纪念，纪念这个烧书的年代，作为警示，不久，随着县一中红卫兵组织的正式成立，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也陆续贴出成立公告。从大城市还开来几汽车红卫兵为小县城的造反派助阵，高音喇叭里高喊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等口号。又过了几天，“造反派”和“保皇派”开始了大论争，满街的墙上贴的都是大字报，看都看不过来。有一天，张宏生正专注地看刚刚贴出来的几张大字报，是为县委书记评功摆好的，说县委书记四清运动后大抓生产有功，根本不是什么“走资派”。这时候走来几个提着墨汁桶满街刷大标语的学生，他们扫了几眼大字报，便用刷子在大字报上面“批”了三个大字：放狗屁！又过来几个人，很为这三个字的评语叫好，为了表示支持，就在这三个字的前面加了一个“是”字，于是便成了“是放狗屁”四个字。接着来了几个工人，是另一派的，生气地在前面加了一个“不”字，批语变成了“不是放狗屁”五个字。二十分钟前走过去的红卫兵又返了回来，看见变了意思的这五个字大为恼火，提起刷子给“不”字加了一个走之，成了“还是放狗屁”，字数没有变，意思又回到了开头。这时的张宏生自言自语地发出了“文革”以来的第一句评论：年轻的学生们真是才气横溢呵。
　　有几个从城市来的四清干部也开始造反了——他们回原单位造反，硬逼着原单位领导承认派他们到农村搞四清是对他们的打击报复和政治迫害，勒令他们赶快给办手续，把他们从这个偏僻的贫穷落后的小县城调回去，“否则，砸烂你们的狗头”。这些领导们虽然被群众围攻得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但权力还在，说话还算数，便指示组织部门给这些人开商调函，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这些人亲自拿着商调函，回来后又找县委书记造反，勒令县委书记给办手续，把他们调回原单位去，“否则，砸烂你的狗头”。就这样，这几个留在本县工作的四清干部便顺利地调回到了原单位。
　　前有车，后有辙，受到启发的张宏生也如法炮制，火速赶回机械厂找到总厂厂长：“赵河东，你对我的打击报复该结帐了，你必须想办法把我调回来，否则，砸烂你的狗头！”
　　
　　
　　这一篇于2008年7月1日完成手写稿
　　7月9日完成打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