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为还债远走他乡（1、2）

　　一
　　
　　公元一九七六年的一个深秋的早晨，长江下游的江面上笼罩着一层轻雾。虽然东北风并不大，但因为风向是逆着奔腾东去的江水，还是在江面上搅起了不小的白浪。
　　此时，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从江北岸的一个不起眼的港口中缓缓地驶出了一列货运船队，拖头是那时常见到的小轮船，个头不大，但动力强劲。后面拖带着一长溜的木质货船，看样子每条船的额定载重只有五六十吨。计划经济那会儿，货物运输量不大，与现在没法比，现在的个体运输户一条单船的载重都能超过那时的一个船队。
　　船队属楚水县航运公司。每条船上都有一个家庭，夫妻二人都是公司的职工，同时还带着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防止孩子溺水，小的都用结实的布条拴在舱门口。虽然那些人常年在水上漂泊，但他们每月都能领到工资，活儿也不算重，口粮计划又是按重体力劳动的标准供给的。因此，与本书的主人公们相比，他们还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我们的主人公是人民公社的社员。
　　在这个拖队的尾部拖着一条半大的水泥船。那条船比农用的小船要大得多，但与拖队中的木船相比又特别不起眼，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二侉子的那条船。二侉子计划带着他的表婶和表妹去苏南、上海一带去搞短途运输。这个拖队原来的队长因为历史问题下乡落户做了二侉子的邻居，现在的这个队长曾是他的徒弟，出发前老队长找到他，要求他破例将这样一条不伦不类的船顺路带到上海。
　　与船队中的那些住家船不一样的是这条水泥船上没有高大的敞棚，只在船梢上有一个连着船体的水泥棚子。船上除了有一副用木头做成的船舵和两根竹篙，没有其它诸如大橹、蓬帆之类的行船工具。紧靠水泥棚子的舱板上面有一个用碎砖和泥巴砌成的土灶，灶上支着一口铁锅，上面没有锅盖，显然是因为怕江上的风把木质锅盖吹走而特意将其收进了舱里。
　　正在艄后紧握着舵把的二侉子，两眼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船队的动向，不时变换着舵位，以保持整个船队成一条直线。二侉子今年虚龄才二十一岁，不过看起来好像比实际年龄要老练成熟一些。他中等身材，方脸，略瘦，坚毅的眼神中透露出机灵，此刻，江面上的风正将他蓬乱的头发吹得直立起来。宽阔的江面上浑黄一片，浪花中不时有一两条江豚翻腾跳跃，二侉子没出过远门，也是第一次过长江，眼前的景象让他既好奇又兴奋。
　　过了一会儿，从艄舱里钻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矮个子女人，那人就是二侉子的表婶。表婶叫红丫头，这名字是她的乳名，那时候农村的女孩子大都没上过学，乳名就成了大名。其实红丫头的实际年龄已经过了三十岁，比二侉整整大一轮，都属猴，只是因个子不高，身材不胖不瘦，看起来不显老。红丫头从舱里端出了一大碗热粥，早上刚煮好，没来得及吃拖队就启航了，她将粥碗递给二侉子后，就接过了他握着的舵把。
　　他问：“采莲曾吃过呢？”
　　她答：“吃过了，喝了一大碗呢，你快点喝，已经不大热了。”
　　此时，那个叫采莲的小姑娘正从舱门里探出头来好奇地地张望着江面。她是红丫头的女儿，今年才九岁，又比二侉子小一轮。
　　红丫头可不是第一次过长江，她记得小时候她爸妈每年秋后都要带着她们姐弟去江南讨生活。那时还没解放，先是打日本鬼子，后来又是解放战争，江南江北都不太平。但是没办法，她们家种的是地主的田，收到的粮食要缴租，那些年又难得有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成，不是发大水就是闹旱灾，如果冬天不上江南，全家人就会饿死在家中。她家有一条载重量只有三四千斤的小木船，上面苫起一个小草棚子，就是一家人漂泊江南时的住所。她爸替人家打短工，她妈领着她们小的沿门乞讨。混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春天再赶回来种田。她记得，那时候过一回长江就等于是过一次鬼门关，那些逃荒的小船大都舍不得花钱让人家大船“吊江”，都是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靠人力划桨过江。有时候船到江心，突然刮起大风，常常有些小船“失江”，一家老小葬身鱼腹。
　　对于前面那些大船上的人来说，后面这条船上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他们一直在嘀咕。这条船上连一支大橹都没有，又没有蓬帆，就恁那两根竹篙，就能在黄埔江边的潮水河里搞运输？这两个人既不是母子又不是夫妻，他们怎么就混成了一家子？
　　要解开这些谜团，说来就话长了。
　　
　　二
　　
　　二侉子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中期，那时全国农村才刚刚开始搞合作化。当时家里有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哥哥。其实原来他还有两个姐姐，可惜都没能养得大，那时候生孩子大都是广种薄收，有一个在三岁时掉在水流湍急的大运河里淹死的，那年他爸妈在江南扒河蚌；还有一个长到五岁时，被一盆滚烫的麦糁粥烫成重伤，因没钱医治而夭折。二侉子的乳名叫福儿伙，后来老支书替他取了的大名叫陈春福，不过，庄子上人从小都叫惯了二侉子。顾名思义，他是老二，小时候又侉又邋遢，十岁出了头，还光着屁股在庄上跑。
　　那时的苏北农村，大凡乳名中带个“福”字的大都是遗腹子，就是妈妈怀上他后,爸爸就去世了，当然也不全是。二侉子出生时他爸刚死了三个多月，还在服丧期，所以叫福（服）儿伙。听说他爸得的是一种大肚子病（血吸虫病），那时在江南扒过河蚌的人夏天都是直接下水摸，有不少人得过这病。
　　二侉子家是贫农，土改时自家的田够不到平均数，还分到了富农家的三亩多田。当时村里的干部还说要分两间瓦房给他家，他爸没好意思要，原因是那两间厢房在一家富农家的院子里，如果他搬进去住了，人家家里就会显得拥挤。再说，跟人家早不见晚就见的也挺难为情，于是他就说，算了吧，我那小土舍子还能住。咱做人也不能太贪。
　　二侉子的妈妈是个挺能干的女人，生下他后，就带着一大一小弟兄俩过起了孤儿寡母的艰难日子，一人种着五亩多田。后来在农业社里上工时，大儿子在家里照看弟弟，有时还要将弟弟抱到田头去喂奶。幸好，庄上的干部对她家也是挺照顾的，特别是庄上的老支书是二侉子他爸的发小，还沾点儿远亲，算起来他应该是二侉子的表叔。
　　老支书姓沈，叫沈万全，是土改时期的干部，为人耿直，原则性很强，将近四十多岁的人，挺受庄上人尊重，都说他是“新四军的好干部”。沈支书在敌伪时期还当过二三年小乡的乡长，那时共产党还是半地下，他才20郎当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一年只有两石米的“工资”。沈支书家是中农，他家有块田与二侉子家的田只隔了一条田埂，单干那会儿，沈家有一部风车年年替二侉子家的稻田“带水”，年成好的时候才象征性地给一点“带水费”，年成不好时就免掉了。有人就说他怕的是跟寡妇表弟媳有那么回事，要不他图的啥？其实这些传言都是一些与他不足的人故意给他泼的脏水，全是没影子的事。沈支书在这方面是“君子”，不是自己碗里的他没眼相。他帮她家一是没忘记与表哥的兄弟情分，二是他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帮助困难群众也是理所应当的。
　　二侉子三岁的那年，人民公社成立了，接下来就是至今仍让人刻骨铭心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沈支书先是不肯违心地虚报产量“放卫星”，受到了公社党委的严厉批评；后来又在公共食堂解散后全村断粮两个多月的情况下，私分掉队里的一些种子粮被撤职查办。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去了江西、湖北逃荒，二侉子的妈妈带着二侉子在“海里”讨了二年多的饭，那时我们那里都将东边黄海边上的农村叫“海里”。那里地广人稀，以种植玉米和山芋为主，在西边产粮区一连几个月分不到口粮,胡萝卜都没得吃的那段非常时期，“海里”的人家一天还能吃到两顿玉米糊糊。出去讨饭的娘儿俩，每隔十天半月的还要步行走回来看一回守在家里的大儿子，给他带点儿讨来的玉米糁子和山芋胡萝卜。因为妈妈要背东西，二侉子只能跟在他妈妈后面走，三四十里的小路，常常走到天黑。
　　在三年经济困难刚过去的一九六三年，在沈支书的撮合下，十八岁的哥哥结了婚，嫂子是邻庄的人，那年才十七岁。
　　二侉子的哥哥属狗，小名叫狗伙，那时乡下有很多属狗的小伙叫这个名字，后来上了一年的私塾馆，老先生给他取了个大名叫陈春龙。结婚后的第二年冬天，他有一个五八年上江西的舅舅写信给他妈妈，说那边林场上还收人，如果家里还吃不饱，就叫春龙带着媳妇到他那里去。其时，家乡农村的情况已经比前几年好得多了，每月也能分到一些口粮，虽然只够吃半饱，常年靠青菜胡萝卜等代食品度命，但已经不可能再饿死人了。不过，听舅舅信中说，到了那里就能吃饱肚子，还能月月拿到工资，他妈妈还是打发小夫妻二人偷偷地动了身。她跟大儿子说：“你们赶快走吧，去混几年饱肚子再说。我跟你弟弟在家没事，如果再分不到粮我还能带他到‘海里’讨饭。”
　　第二年春天，一年一度的春耕开始了，因为青壮年大都外出，队里没劳力，为了防止劳力继续外流，村里出台了一项土政策，凡是有劳力外流的人家，留在家中的老小一律停发口粮，仍想出去讨饭的人也被拦下来了。二侉子跟他妈妈一连三个月没分到口粮，主要靠吃一种叫“洋菠菜”的蔬菜度命。那种菜特别泼皮，家前屋后种一点，很快就长成一大片，因为味淡，不好吃，以前很少有人家种。现在图的是长得快，能救急，那时曾有人说，这种菜是菩萨放下来救人命的。不过，洋菠菜吃多了会得一种叫“青紫症”的浮肿病，得了那种病，全身浮肿没力气，严重的也会致命。前几年，有许多老年人死于那种病。后来，公社还专门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专治那种病的医院，叫“病人食堂”。据说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是皮糠。皮糠又叫米糠，它是在稻米加工中从糙米上剥下来的一层皮。其实它就是粮食。病人进去后，能在那里吃到用皮糠煮的粥，停止进食绿叶蔬菜，大部分人过几天症状就会明显减轻。有人调侃说，其实，米面可能更有特效。
　　二侉子的妈妈也得了这种病，而且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类型，等到老支书好说歹说队里恢复给他娘俩分粮时，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那年她正好五十岁，临死前她泪眼婆娑地跟老支书老两口子说：“这些年你们对我家的照顾我只能到下辈子再报答你们了。不过，我还是要请你帮忙帮到底，二小今年才九岁，他哥嫂在那边也不曾有个固定的安身之处，你知道除了你们我没人可以托付，我走后还要拜托你们照顾他。”老支书就说：“你放心，这事你不说我们也会照顾他的，你如果真的好不起来了，我们就把二小接到我家里来住，把他当我们自己的儿子养。”接着她又对她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她说：“我死后，就不要把信江西那边的春龙两口子了。听人说,他们那个林场在深山里,就是拍电报过去也要好几天才收得到。只好麻烦你替我找几个人，将我随便用一张芦苇席子包起来埋到他爸坟里就行了。”过了两天，她就闭了眼。
　　老支书同陈家门头上的几个本家商量了一番，也没通知江西的春龙，在他家找了几块旧船板，请他的弟弟钉了个薄皮棺材（老支书的弟弟是个木匠），下葬的那天煮了一大锅胡萝卜饭招待一下帮忙的人。虽然春天里的胡萝卜已经生了小虫子，煮不烂，但因为里面掺了些米，帮忙的那些人仍然吃得很尽兴。忙过了简单的丧事，二侉子就进入老支书的家庭。
　　老支书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已经出了嫁，大儿子也成了家，只有一个比二侉子大七八岁的小儿子没成家。接下来的几年更困难，老支书确实是将二侉子当成了自家的孩子，还让他上了三年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