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七）

　　休学期间除去风景点和爬山外，我还学骑过脚踏车，是车夫小吴教我的。那时我父亲这样级别的官员还没有汽车，自己买一台“包车”，即黄包车，雇一名车夫小吴，二十多岁，除教我骑自行车外，还教给我一些社会常识和俚语，如“吃豆腐”这句话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包车”是专供父亲乘坐的，母亲有时要我坐包车去上学，但我从不接受，因为我不喜欢表现得比别人高一等。再说那时的同学似乎并不会因你“高人一等”而羡慕你，相反会讥讽和嘲笑你。如有一回天下雨，女佣给我送来了雨伞，大声喊道:“二少爷，给你送雨伞来了！”在学校叫我“二少爷”使我很生气，同学就此给了我“二少爷”这个绰号。
　　一九四八年（民国卅七年）春，我在私立王岱方补习学校读了几个月，补习初中“国、算、英”课程。王先生的国文课本是《古文观止》，我现在还能背上口的不多几首古文，如“前出师表”、“祭十二郎文”、“吊古战场文”等即是那时背下的。算术教了什么已不记得。英文用的《开明英文读本》，并补充了一些讲义，弄了很多人名、专用名词给我们背，如“罗斯福、丘吉尔、坦克”等等。还读英文《天方夜谭》并讲给我们听。
　　当年暑假后，我插班进入镇江县立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这年，姐姐已由镇江县中初中毕业，并考入镇江蚕桑学校。妹妹小学毕业，也考入镇江县中初中一年级。我们的级任老师是教国文的陈先生。眼角有一块青，学生们叫他“青皮”。得益于在休学期间读了很多小说，这时我的国文程度和作文能力已大有提高，很得陈先生赏识。同班还有一位国文程度很好的，是一名基督徒，老师让他当了学习委员。这是一名虔诚的，也可以说是狂热的信徒。每个周末，在例行的周会上，他作为学习委员上台讲话，总不忘记给我们传教。我从他口中才知道“上帝七天造人”，“亚当”、“夏娃”及“骾在亚当喉中的无花果核”等等故事。他在讲台上说到情深处竟情不自禁地唱起赞美诗来。陈先生很不满意，对他说:“我不反对宗教，但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过激。……”这位同学的传教对其他人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当他不在教室时，有人会恶作剧地在黑板上画一个十字架上背着一只大乌龟，他看到了也从不追究和吵架，只是默默地用黑板擦将图画擦去。有一个星期天，我在街上遇到这位同学，他拉我去教堂听道。那时正是币制为“金圆券”后，政府用行政手段禁止物价上涨，有一段时间什么也买不到。家里已好久没有肉吃，我正跟着一个人去买黑市猪肉，没有去教堂。我从来不信教，对我来说，吃肉比听“上帝”的教诲有意思多了。
　　一学期没有读完就离开了镇江县中，这次不是因病，而是因时局变迁，我家又离开镇江了。
　　一九四七年，父亲和其他一些官员一起，合建“合作新村”，均为二层楼的小洋房。一九四八年春，我们迁入新居，楼下是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及客房，楼上四个房间，父母共住一间大房间，我、姐、妹各住一间，我的房间朝南也较大。在县中读书时，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说:“现在打内战，民不聊生，但这些官仍还在建'合作新村'”。我听了十分难过。
　　这几年，时局急遽变化。抗战胜利之初，大家满怀希望，希望从此进入中国的太平盛世。接着是“重庆谈判”。美国的“军事调停”。当时在一张画报上看到蒋介石与毛泽东干杯的照片，母亲说:“他们上面在干杯倒轻松，底下却打得一塌糊涂。”不久，“谈判”、“调停”都结束了，仗还是打起来了，而且越打越凶。镇江虽然远离战场，但也随时到处可见战争的阴影。一天夜里，发生军火库爆炸，乒乒乓乓炸了一夜，后来夜间宵禁。一次我们到“国民大戏院”看电影，晚十一时散场，已戒严了，我们被拦在街上，一夜不得回家。此外金山寺大火，大殿烧光，也似是将要“改朝换代”的不祥之兆。报纸上可以见到各大城市“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示威。美国大兵在北平强奸女北大学生的“沈崇事件”闹得全国沸沸扬扬。后来到东北后，才知道苏军在东北强奸妇女不计其数，而我们当时却一无所知。国民党热衷于“共产共妻”之类的荒诞宣传，而对苏联实在的黑暗东西却视若无睹。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家长期遭受战争破坏，致民生凋敝。社会大众之不满情绪日增，特别是青年学生，多数“以国家为己任”者都思想左倾，批评和反对国民党成了时尚。很多人相信苏联是理想社会，是人类的希望。有位亲戚在一次闲谈中说:“都说苏联怎么平等，我就不相信，难道斯大林的老婆也自己烧饭？”斯大林的罪孽如果真只是“老婆不自己烧饭”倒好了。苏共廾大以后，我们才知道斯大林为了攫取权利，铲除异己，大批迫害和屠杀昔日的同志和战友。这已是卅年代的事了，而且举世皆知。而自诩反共的蒋介石国民党却置若罔闻，青年学生对此也一无所知，真是很奇怪的事。
　　哥哥于一九四八年在上海，被作为政治犯逮捕，后由父亲和朋友多方营救，于年底获释。我们虽然还是孩子，但受当时形势和文艺小说影响，也认为国民党腐朽没落，快要“寿终正寝”了。共产党来了会换一种新气象，国家会获得新生。当然，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也不知共产党来了，我们真的会怎么样。
　　一九四八年底，我们全家离开镇江去上海“逃难”。父亲先我们到上海，并曾将家里一些细软贵重物品装成几箱寄存在上海一位朋友家里，后来被窃。
　　我们到上海后，起先寄居在闸北父亲的一位朋友家里，这位朋友是暨南大学的教师，他们家是大学的员工宿舍。房子很蹩脚，是竹子搭建的。除父亲外我们全家挤在一间房内，白天也坐在床上活动。后来，父亲留在上海，我们搬到了浦东南汇县新场镇，住在王艮仲先生的姑母家里。王艮仲在南汇县是有名的大财主，后从事工商业，南汇至上海的公路汽车公司“浦建公司”即是他的企业。他在南汇还办了一家农场，那时就使用美国进口的拖拉机。他姑母家也很有钱，大门口是店面房，开一爿很大的绸布店。店后是很大的住房，房后有一条河，河上一座私家木桥。过了桥又是私家花园，我们住了他们家住房的一小部分。
　　48年底住到新场后，我们没有入学读书，哥哥教我们姐、弟、妹三人读英文。每天上过课后，我们就过河到花园里去大声背诵英文。
　　一九四九年初的春节，父亲从上海来新场与全家一起过年，这是父亲与我们过的最后一个“团圆年”。为忙年夜饭，周庆一人在河边码头上洗猪头，不小心自己滑掉到河里。我们在厨房，谁也没有看到，幸好河对面一位农妇看到了，大声喊叫要我们出来救孩子。她讲一口浦东话，我们一句也不懂，但看到她十分着急的表情，我们立刻赶了出去，用一根竹杆把她救了上来。好在时值冬季，妹妹穿了棉袍子，浮在水上，一时不致下沉，才避免了一场大祸。年节过后不久，父亲又回上海去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风声已经很紧。父亲即将离开上海去香港，他离沪前几天，我们全家去上海送行。
　　那天，天气很暖和，我们还是一身冬装觉得很热，加上汽车十分拥挤。母亲和哥哥好不容易才挤上了开往上海的公共汽车，我们三个孩子没有挤得上去。母亲说:“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当天晚上，他们从上海回到新场，告诉我们说父亲已去香港，临行时说:“周翔怎么没有来？如果来了就带他一起走了。”如果那一天我挤上了汽车，则一生的命运就会大不一样了。父亲去香港是乘轮船去的。国民党政府安排官员撤退，乘轮船或乘飞机，由自己选择，父亲胆小，怕出事，选了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