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五）

　　自从六岁时生了一场死里逃生的重病以后，我就经常生病。到徽州不久，我又病了。大人送我到城里一家私人医院诊治，是一名西医，用听筒给我胸部听了一阵，就确定我有肺结核。现在医院给病人做X光检验，有时尚且不能确珍，可那位医生只用听筒就确诊了，不知逞是他医术高明还是自信心强。医生当即给我开了药，隔一天要去打一针，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打针。当医生拿出煮好的针头、药水等物时，我竟被吓哭了。医生提出要我好好休息，加强营养，要吃鱼肝油，生吃蕃茄并说蕃茄营养丰富，一只可顶三只鸡蛋云云。
　　肺结核俗称痨病，是很吓人的。母亲听了当然十分着急。以后我就休学在家，隔一天就给我做一只清蒸子鸡。每天都要吃几只生蕃茄，将蕃茄用开水烫一烫，即剥皮而食。蕃茄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初尝的人往往会觉得它既不是蔬菜又不是水果，味道也很怪。好在我的味觉适应能力很强，因之对之一见如故。很多人吃鱼肝油会恶心，难以下咽，而我虽初尝，即觉很可口。
　　在徽州，我们是住在机关里，有厨师做饭，每天有很多人一起吃饭。表哥刘适存在屯溪读初中，暑假中也到我们这里来了。姑父就这一个儿子，当然十分疼爱，将他带在身边，而姑母与两个女儿都仍留在乡下。据说表哥在学校是有名的大少爷，同学常要他请客吃饭，学习成绩很差，常被校方要其留级，结果总是由父亲给校长写信，讲人情，才能勉强升级。那年暑假来徽州，已初中毕业，有人对父亲说:“适存初中毕业还写不出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父亲不信，当真考了一下，结果二十六个字母还算写出来了，只是大小写字母掺杂，不很规矩罢了。还考过算数四则运算题，他不会做的，我这小学生却会做。
　　妹妹周庆，那时才9岁，有一天在一位姓顾的科长的办公桌前将“顾科长”写成了“顾料长”，大家传为笑谈。
　　刚到徽州时，我们曾将在乡下时新四军的歌曲唱给父亲他们听，其中有:“国民党，住在大后方，大吃大喝嫖女人，坐汽车来住洋房……”父亲的朋友听了说:“这唱得一点不错……”我们当即吃了一惊。在乡下时，我们和许多人都将大后方的“中央军”看得很理想，来到这“小后方”后，所见的不理想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时皖南属国民党第三战区，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我们所看到的“中央军”士兵非但够不上“威武雄壮”，简直如面黄肌瘦，萎靡不振的饥民一般，只是多穿了一身军服而已，特别是为抗战献出了半条命的那些伤兵们看着十分可怜，居然有在夏日下拣人家吃剩的西瓜皮去啃的。听说当时军内贪污、克扣军饷严重，甚至有虚报名额吃空头的。母亲说:“用这样的兵，怎么去打日本人?”说老实话，这可说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糟糕的军队了。日本兵不用说，即使新四军，当时虽然条件差，装备不足，但总是吃得饱，穿得暖，精神饱满的，可以说，抗战中已可见到国民党在日后内战中败北的征兆。
　　我家随机关搬到山下河西街九号，门前即是一条通往屯溪的公路，公路以东为一条大河。这河位于新安江的上游，水流很急，河水清澈见底。通往屯溪的公路车辆很少，每开来一次班车，我就跑到门口去看汽车。
　　战时缺少汽油，每当发动汽车，就要生起木炭炉子来，似乎用以产生煤气，但究竟为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
　　那时山区土匪猖獗。屯溪有一个机关有一次派人来徽州我们这里领薪水，这人带了很多钱回去，在山中被人“背了死狗”。——从后面套上绳子勒死了，几天后才发现他的尸体，钞票当然全被抢了。
　　我们住处可说就在黄山脚下，向北即可见到远远的山峰。父亲去过黄山，母亲小脚，独自哪里也去不了，所以我们虽在徽州半年，却没有去过黄山。
　　抗战胜利那一天，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下午，突然全城到处响起了爆竹声。父亲打发一个人到街上问问是什么事情，那人出去不久就跑步赶了回来，一路兴奋地高喊着:“胜利了，日本投降了！”这时，我们全家和全机关都沸腾起来了。父亲问:今天是几号？有人答说:“八月十日”，父亲说:“八月十日，这个日子好记。”以后得知，日本政府是在八月十日提出可以在“保留天皇统治日本的大权”的“谅解”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日本真正宣告投降，是八月十五日。
　　几天前，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各扔了一颗原子弹，接着，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日本投降已成定局。但即使如此，对日本投降，大家还是十分激动。那几天报载有几个美国人因兴奋过度而死亡，真的“乐死了”。
　　当大家正在兴奋地谈论胜利后的打算时，我插了一句说:“现在日本投降了，'抗战必胜！'的口号要改成'抗战已胜'了”。果然，此后那个“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口号就改成了“抗战已胜，建国必成”。
　　
　　胜利不久，父亲就先我们回江苏省了。他先到苏州，后至镇江，还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省政府任职，似乎还曾经是当时《苏州日报》的董事长。
　　九月中，除父亲外，我们全家乘民船离开徽州。同行的有父亲的老友李静、姑父刘仁涛、表兄刘适存等人。这艘船是从屯溪开来的，在我们上船以前已有好多从屯溪上船的乘客，多为上海人，也是胜利后返乡的。这些人男男女女，一路上打情骂俏，煞是热闹。船是人力驾驭的，却很大，有一排排双层床铺，晚上可以睡觉。我们从新安江顺流而下。那时的新安江，水流湍急，到处是险滩暗礁，一路上船家都十分紧张地把持航向。行到一处险滩，船家妇人伤心地嚎哭起来，原来他曾有一个儿子，就在这里落水被水流冲得无影无踪。
　　船行一周，进入钱塘江，见到钢桁挂在水中的破坏了的钱塘江大桥。这座由茅以升先生设计建造的桥梁，建成不久，抗战爆发，为阻止敌人南下，而将其破坏。
　　在杭州上岸后住了三、四天，并到西湖边逛了半天。小孩子对湖光山色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但记得有一座骑在马上很威风的陈英士铜像。“解放”后这座铜像已被拆除了。其实陈英士早年被袁世凯暗杀，与共产党可说并无瓜葛，不知为什么会恨陈英士，大概也是因受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等亲属社会关系的株连吧！
　　在西湖边，看到几位游人口中含着棒冰，表哥说:“看，那几个人在啃胡萝卜。”带我们的一位大人说:“不要乱说，叫人家笑话，人家是在吃棒冰。”棒冰的黄颜色使表哥误以为是胡萝卜，但主要是我们从来未见过棒冰，不但乡下没有，当时的徽州也没有。
　　
　　从杭州乘火车去上海，那天火车拥挤不堪，车厢上也坐满人，车站秩序混乱。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人群中拼命挤上火车，一不小心，周庆被挤得跌倒了，在水泥地上撞掉了一只门牙，当时血流如注，大哭不止，好在年纪还小，不久又长上新牙。
　　刚到上海时，住在环龙路一号张正邦先生家。张先生是高邮人，家里除太太外，有两子一女。以后又搬到福照路（现延安中路）四明村居住。我们进入私立民智中小学读书，姐姐读初一，我读小学六年级，妹妹四年级。学校就在同一条马路上，离家很近。那时上海小学三年级就开英文课，我们以前都没有学过，当然跟不上。在扬州时，同学嘲笑我是“乡下佬”，到了上海，则不管你是城里还是乡下人，一句“江北佬”全包括了。在上海读书，还有一个困难，是不懂上海话。那时老师学生均讲方言，有一次，放学前，老师要学生回去要做好作业，“弗要白相”，我就不懂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老师让我们回家要跟父母讲话，不要“不响”哩！
　　初到上海时，真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什么都是新鲜的。站到高楼上一看，上海城一眼看不到头，似乎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第一次看到抽水马桶，不知怎样用，开始还以为便后要用脸盆接水倒入马桶去冲，后来人家告诉我只要扳一下扳手就好了，我试着扳了一下，不料将扳手扳回以后，水还在继续冲。我以为把东西弄坏了，急忙喊来了姐、妹，她们说:没有关系，等一下就好了。果然，水箱内水冲完了就停止了。
　　有一次有位亲戚带我上街买东西，出门后带我上了公共汽车，我以为要到上海以外什么地方去。下车一看居然还是上海，这才知道在市内往来还有公共汽车可以乘。
　　第一次看电影也是在上海。那是一部国产黑白片，故事情节至今仍然记得，片名忘了。说的是一名年青寡妇带一个儿子，生活很苦，儿子读书很用功，老师很喜欢这学生，常给他们家周济、帮助。这却引来了闲言闲语，说老师与寡妇关系暧昧，风声传到儿子耳中，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寡妇失去爱子，眼睛也急瞎了。十八年后，孩子长大了，在南洋发了财，才回到上海，母子团聚，并见到了已成老人的老师，不胜唏嘘。这电影看得我泪流满面。我天性这样，往好说是善良，往坏说是懦弱，或是有妇人气。——老婆说是:“阎王爷多给你安了一根把儿。”——小说、电影、戏剧很容易叫我落泪。
　　第一次喝咖啡，在咖啡厅又第一次看到跳交际舞，男男女女抱在一起跳舞，对我们来说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们在四明村住房的原住户与我家熟识，他们搬走时给我们留下了一台收音机，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件新鲜东西，以前从未见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