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 反 派 专 政

　　一九六八年初冬，省革委会决定省直机关除留少数人维持机关日常事务外，都要下到盘锦去，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斗批改。我――一个被造反派专政的对象，也和他人一样被允许回家一趟，把家里安排一下，做好出发准备。我怀着一颗被“假释”一样的心情，恨不得一步迈到家里，早一点见到有两个多月没有见到的玉环和3个孩子，急匆匆地走出了那即熟悉又陌生的八大局――学习班大门。
　　“啊，你回来了！”我刚推开门，正在忙着家务的玉环惊喜地放下手中活计说。
　　3个孩子先是愣愣地看着我，接着便围了上来。石儿和丹丹几乎是同时地仰着脸问我：“爸，你还去学习班不？”
　　我哈下腰，抚摩着他们说：“爸爸这回不上学习班了”。
　　“那就能和我们在一起了？”
　　“啊，不，爸爸还有别的事，……”
　　孩子们再没有吱声。玉环发话了：“你们都玩去吧，别缠着爸爸了”。
　　孩子们出去了，玉环要我和她跑了趟崇德街，用两个肉票买了半斤猪肉和一些青菜。两个月来，我们全家又算是在一起吃上了一顿团圆饭。
　　入夜了，外面还时不时传过来吵嚷声和大喇叭的喊叫声。屋里却渐渐地静了下来，只有孩子们均匀的呼吸声。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看来，玉环也没有睡，她翻过来掉过去的。我知道，她是在想心事。我没有吱声，我陷入到这个地步，又能和她说什么呢？！向她解释？向她表白？说我没有错误，说我没有犯罪，那造反派为什么批你斗你？又为什么专你的政？唉！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还是玉环先开口了：“他们为什么专你的政？你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立即回答，稍加思索平静地说：“这要从那一次的大批判会说起”。
　　那是7月中旬，娇阳似火，猛劲地炙烤着大地。八大局院内，造反派燃起的“革命烈火”也越烧越旺。一条条大横幅，一幅幅大字报，比比皆是。什么“揪出大叛徒×××是革命造反派的伟大胜利”“×××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三反分子×××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色恐怖好得狠”等等。人们从大字报牌前，大批判栏前走过，看到那一个个被揪出、被打倒、被画上红“×”的名字，越来越多，真是怵目惊心。我心里嘀咕着：这么多领导干部，这么多我熟悉和认识的同志，他们都有问题？他们都被揪出，都要被打倒？真是不可思议，令人困惑。唉！管那些呢，这时候谁还相信谁呢？谁又能料得自己什么时候也被揪出和打倒呢？革命的气氛烤烫着人们，感到恐怖，人人自危。我在想，过去我们管国民党蒋介石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叫做“白色恐怖”；而今，造反派又搞起了“红色恐怖”，他们要镇压的是谁呢？是啊，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吧！
　　和大院内气氛相似，我所在的连队也突然紧张起来了。空气似乎都凝重不动了。有的在埋头写着什么，有的三两人在交谈着。连长胡朋这走走，那走走，似乎向他们交待什么。有几个革命群众正在布置大批判会场，只是还没有挂出横幅来。种种迹象流露出大战前夕情势。有两个昔日和我不错的同志，走过我身边，用异样眼光看了我一下，便像躲避瘟疫一样迅速走开了。我的心里在犯核计，这个批判会可能和我有关吧？要不人们怎么会用那样的眼光看我呢？！还没等我想完，胡朋向我走过来，表情很严肃，说：“吴非，你要好好准备一下，认真检查交待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啊，我明白了，这连里准备的一切，矛头都是指向我的。看来，我这一“关”怕是很难过的了。我有些忐忑，有些紧张。可又一想，我又平静了，坦然了。我有什么呢？不就是“站错了队”，保错了人，写了一些大字报、传单，参加了一些派性的游行嘛。这说明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么。我按着这个思路，脑子里思索着，准备着。
　　大批判会开始了，全连的人都齐刷刷地坐成一圈，鸦雀无声。连长胡朋站起来提高了嗓门宣布：“批判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吴非大会，现在开始，造反派立即把大会横幅挂了起来，在吴非的名字上画上了红“×”。至此，我明白了，这是给我定性了，因为我在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中知道，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是属于敌我问题，是这次大革命中的“对象”之一。心想，造反派还真是挺有“道眼”的。他们抓不着我什么，又要整我，于是就抓我历史上所谓的“小辫子”。因为所谓“右派”改造的好坏，在当时完全是人为因素，没有什么明确标准。说你“改造好了”，就好了；说你“没改造好”，也就是没改造好。他们可以随便整，没毛病，人们说不出啥。哼！整吧！
　　“把吴非批倒斗臭！”“吴非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阵口号声把我从思索中惊了回来，我意识到这是在大批判会上，他们是在批判我。我用眼扫了一下会场，看到造反派们用那敌视的眼光瞅着我。这时，有人又念起了《最高指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由于发怒把刀条脸涨得紫红的胡朋，此时又调高了嗓门恶狠狠地警告我：“吴非，你要彻底交待“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我稍稍平静了下心态，讲吧。我按着自己的考虑和准备说道，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没有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站错了队，保错了人，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我还没有说完，一阵口号声喊了起来：
　　“吴非不老实交待，绝没有好下场！”
　　“吴非必须交待保宋反军罪行！”
　　会场一阵骚动，一阵叫喊。“我没有反军，我对解放军是拥护的，是热爱的，……”我争辨着。
　　“吴非不老实！”
　　“你反对造反派就是反军！”
　　“你是保宋反军的黑干将！”又是一阵呼号喊叫声。
　　我心里不服气，我不明白，两派的争论，怎么就是反军呢？！待喊叫声一停，我又慢悠悠地解释道：“我认为，两派之间的争论，是派性问题，是认识问题，扯不到反军上去，……”
　　“不对！你巧辨！解放军支持造反派，你反对造反派，就是反军！”被我的解释激怒了的造反派，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有些人还站了起来。
　　听到这里玉环插话了：“那A派的人多了，那就都是反军啊！”
　　“哼！什么反军？他们整我，这是十足的派性，是为了搞垮我们这派。因为我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有“辨子”好抓。在运动中我又写了一些东西，他们认为我是活跃分子，所以就先拿我开刀，别人他们一下子抓不着什么”，我这样地和玉环解释着。
　　这时，我抬头看看睡着的3个宝宝，他们睡得正香，没有被我们的话声吵醒。我感慨地说：“多么好的孩子啊！他们还不理解爸爸的委屈，爸爸的心里是苦的啊！”接着我又继续向玉环讲大批判会的情况。
　　“吴非是保宋反军的黑干将、急先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亲手泡制了40多篇大毒草，对革命造反派猖狂进攻。你保宋反军罪证确凿，是赖不掉的！”肖因，这个六三年毕业和我前后脚进入这个单位的大学生，瘦瘦的脸，三角眼睛，滚动着让人捉摸不透的两道目光，右边脸上的肌肉时不时在抽动着，说话有些结巴。由于他在运动中的一贯表现，人们都认为他是个“摇羽毛扇”的人物，是造反派中不带衔的二号头头。是激动，是愤怒，他脸上的肌肉抽动的更历害了，说出来的话也更结巴了。他的话真像一颗重磅炸弹，把本已滚烫了的会场温度，炸得更烫了，又是一阵呼号喊叫声。夹杂着桌椅的碰撞声。
　　“坚决打倒保宋反军黑干将！”
　　“把吴非批倒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这种阵势，这种调门，使我不禁想起了五七年反右那段痛苦经历，我的心灵伤疤似乎又被刺疼了一下，一阵酸楚，委屈的泪珠在眼圈里滚动着，哽咽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那是什么年月啊！一个出身农村贫苦家庭的孩子，18岁入团，19岁入党，一直工作、生活在党的领导机关，一心一意，滿腔热情地为党工作着。就因为在运动中响应党的号召，对机关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弊病，对某些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和不良作风，率直地提出一些批评和意见；对当时的国内外时事谈了一点见解（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这些批评和见解都是正确的，尽管在某些用词和分寸上有些欠妥），就因为这些，就说我是“反党”，领导和群众，呼号喊叫，众口一词。我是百口难辨，硬是给我戴上了“右派”帽子，使我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一员。这个政治大帽子压得我们全家喘不过气来，一压就是10多年！日月旋转，天地轮回，历史又惊人地转回来了，使我又陷入到与当年极其相似的情势当中了。我平静了一下，下意识地看了看逼向我的每一个目光。我此刻的心情，反到更坦然了。心想，你们批吧！斗吧！大帽子随便扣吧！“右派”的帽子都戴了10多年了，再扣上几顶也无所谓。老话不是说“死猪不怕滚水烫”么！哼！政治斗争，群众运动，今天是我，明天还不准是谁哪。也许还会轮到你们哪！形势我看明白了，和五七年一样，今天我浑身是口，也是无法辨白的。想是这么想，可我还是想解释一下，不吐不快嘛。我说，在“文化在革命”中，我是起草了一些大字报、传单、小字报啥的，大都是些派性的东西，比如争论“谁革谁保”，谁是谁非；有些则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某些领导干部和事件的看法啥的。从我内心来说，我是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在政治上是很慎重的，我认为我在运动中无论是写的东西，还是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么，我对政治问题是特别注意的。
　　还没等我说完，胡朋站起来大声地说：“革命同志们，你们注意，吴非说‘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他这是把他被打成‘右派’说成是‘遭蛇咬’，这是恶毒地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这一煽动，他这一把火，还真管用，会场像被炸开了一样，人们忽拉一下都站了起来，喊叫声，桌椅碰撞声，混成一片，人们像疯了一样向我压了过来。我身旁的凳子被踢倒了，在造反派的带动下，人们开始推搡我，抓挠我。我心里不服气，也不知是从哪来的一股劲，有点豁出去了，我愤怒地说：“你们这是无限上纲！是‘欲加之罪’！我没有哪个意思，我只是对我自己心情的一个比喻”我这一说。大家的劲更大了，呼号喊叫，震天动地，根本听不出什么个数来，反正是斥责，威赫和咒骂。若不是有人暗中阻拦着，我挨“革命的打”恐是难免的了。我不想再做什么解释了，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已是“板上钉钉”不争的事实了。我摇了摇头，脑子里闪过一个不易察觉的冷笑，一种无可奈何地逆反心理涌了上来。哼！任由他们去说吧！反正“张驴子他妈――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我再没有说话。会场上人们又喊了起来。
　　“吴非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罪该万死！”
　　“谁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就坚决打倒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一阵骚动过后，不知是自发还是被授意，造反派骨干徐红根（他原叫徐洪庚，为表明自己根红苗正，运动中改名为“红根”）站起来说：“我代表革命造反派提议，要对吴非采取革命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话音刚过，便响起一阵拥护和鼓掌声。胡朋随即站了起来，手里拿起一张纸，严肃地煞有介事地宣布：“根据吴非的罪行和表现，根据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决定对吴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我被关进了“专政室”。令我稍感宽慰的是，和我一起被专政的还有3位我所认识的省级机关的老领导，老革命。他们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大半生，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为什么也被专政了呢？难道几十年来党对他们的审查和了解，还不如稚毛刚退的造反派吗？还非得要把他们揪出和打倒吗？想不通的事忒多了，不理解的事忒多了。看到他们这样的遭遇，我这又算什么呢！
　　听到这，玉环长叹了口气，翻了个身，叨念起来：“哼！真是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有一阵子，胡朋和你关糸挺好的，常来我们家串门，还在咱家吃过饺子，他要避孕，自己不好意思，还让你从卫生所给弄过避孕套。现在，他带头死劲整你！不怪人们说：交畜生都比交人强，人是最不可交的。”我接过来说：“你说的那些算什么，现在不是说‘亲不亲，线上分’么，咱们和人家不是一个‘线’么”。
　　胡朋也是六三届大学毕业生，也是和我同年到单位的，且在一个组工作，他细高个，刀条脸，尖下颌，单眼皮，薄嘴唇，他绝少年轻人那钟嘻笑，总是板着个脸，露出一副冰冷的面孔。在大学《毛著》的日子里，他表现的那么至诚和积极，在每次学习讨论会上，他的发言都与众不同，显得有见解有深度，这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在机关党委组织评选学习积极分子时，自然是非他莫属了。为了总结和上报他的先进事迹，他拿出了他的《日记》，说他的学习心得和体会，都写在《日记》里了，于是领导便把写上报材料任务交给了我。胡朋把他《日记》中不愿让人知道属于‘隐私’段落，用白纸贴盖上后交给了我，我抱着完成领导交办任务和推荐先进、学习先进的心情，毕恭毕敬，兢兢业业地在《日记》中搜寻和挖掘那些所谓的“闪光的语言”和“警句”，并以我个人的认识和理解，一条一条地加批加注，并把这些编辑成一个两米多长的《墙报》，经领导审查满意后，作为先进材料上报到了机关党委。据此，他被评为省直机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从而扬名受奖。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和我的关系表面上似乎密切了很多，于是才有了玉环念叨的那些表现和交往。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社会上分派，单位内也形成A、B两派。在两派唇枪舌剑的斗争中，胡朋没参加派，也未怎么显露头角，只是匹马单枪地写些无关痛痒的大字报。随着运动的深入展开，B派从以A派为核心的大联合中杀出去，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单位内，两派（形式上是3派）斗争更趋激烈了。胡朋是有着先进头衔的，在单位算得上是有影响的人物，为了斗争的需要，两派都极力想拉胡朋入伙。可胡朋既不表态，也不加盟。当时人们似乎有些不解，过后人们明白了，他那是在窥测风向，待价而估，这大概就是他的过人之处吧。由于军队“支左”的介入，并明确表示站在B派一边，胡朋看准了政治风向，于是发表《声明》，正式加盟B派，并表示坚决要和B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由于他调子高，点子多，很快便得到B派的信任和拥护，被推举为连长，成为B派的领军人物。胡朋不仅很有政治头脑，也很有政治手腕，这方面我是深有感受的。从两派斗争中B派得势，成了“红色政权”的“入革派”后，他们就盘算好了要把A派彻底整垮，并背地里把要整的人排列好了顺序，当然第一个要被开刀的就是我。可胡朋和某些造反派不一样，那些人是横眉怒视，张牙舞爪，很容易表现出来。可胡朋却不这样，表面上看不出多大异样，他今天给你一个毛主席像章，明天又给你一个《毛主席语录》，后天又照样给你一套《毛主席著作选读》。要知在那个政治特别敏感的历史时期，这些小的举动都会被认为带有一定的政治含义，从而使你产生错觉：你还和革命群众一样，还没有把你打入“另册”。就在开大批判会、宣布专我政的头一天下午学习会上，胡朋还指名要我给大家读《两报一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过后，我真对自己这种憨劲，感到可笑！可怜！更可悲！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人家本来要射杀你，可你却还在使劲地为人家擦枪！
　　玉环可能是睡着了，她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是啊，她作为我这个被专政对象的家属，揣着牵挂，顶着压力，既要参加运动，又在照顾3个孩子，够辛苦的了，让她睡吧！我轻轻地往上拽了拽被，把她露在外面的胳膊顺到被窝里去。唉，这屋子凉啊，当心冻着了。尽管我动作很轻，还是把她碰醒了，她翻转身，瞅了瞅我。我说：“看把你碰醒了，你困了就睡吧！”
　　“我刚才打了个盹，现在又精神了。你不睡啊？”
　　我说：“我睡不着，你要是不睡了，就给我说说家里我不在这段情况吧”。
　　玉环长出了口气，颇为伤感地说：“你在前方挨批挨斗，被专政；我在后方挨累受苦我不怕，受人歧视，遭人白眼，实在是令人伤心啊！”
　　在家里，我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得起来，五点多钟就要到院子里做“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跳“忠字舞”，背诵《老三篇》（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晚一点也不行。有一次我稍微晚了一点，造反派李兰就尖叫起来：“怎么的，右派老婆还没来？”这刺耳的叫声真叫人心寒。作完这一套后，急急忙忙回去弄早饭，打点3个孩子上学。待孩子们走了，我也该去连队了。
　　和前方连队一样，我们也在搞清理阶级队伍，搞斗批改，一天到晚开不完的会。每次会上指导员都要“敲山震虎”，说什么：“啊！有的人有问题，到现在还没交待；有的家属有问题，还没有划清界限，站到革命方面来”。有的人为了表现积极，还时不时地点我的名，“啊！李玉环呀，你讲讲！要好好革命么！”反正，我就抱定一个宗旨，要我讲我就说我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说他参加A派是“当了国民党兵”。我才不那么说哪。涉及到你的事，我就说我知道的，一定揭发，在政治上思想上要和你划清界限。他们抓不到我什么，说我态度好，也就没有追逼我什么。这时她冲着我说：“你知道吗，你的事都影响到孩子了”，玉环显然有些激动，话音稍微高了些。石儿动了下，仰起头眯缝着眼睛看了下，说：“妈，咋还没睡啊？”
　　“睡吧！爸，妈一会儿就睡”，我一边这样说，一边示意玉环小点声，别惊了孩子。玉环又接着说下去。
　　一天，东儿下学回来，哭叽叽地和我说：“妈，学校不让我当“红小兵”，同学们说我爸有问题，说我是什么‘黑五类子女’”我把东儿搂在怀里，安慰他说：“不让当咱就不当呗，别听他们的！你爸不是坏人，是好爸爸”。我对孩子们是这么说，你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啊！现在社会上流传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我就不信这个，那中央领导人中，不少人不都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官僚的家庭么，他们不但自己能革命，还能领导全国人民干革命哪。
　　玉环说到这里显露出很得意的样子，轻轻推我一下：“你说是不？”我给了她一个满意的眼神，心想，玉环在斗争中真的逐渐成熟起来了。
　　这一宿，我和玉环只睡了两个多钟头，天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