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24）

　　
　　（二十四）
　　
　　中共九大召开前夕，在谈到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时，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告诫指出：“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来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正如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的那样：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在修改九大政治报告时又谈到：​“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新中国解放二十年来，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精神，脚踏实地，正视现实，以更高的角度和更大的视野，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所不辞。
　　
　　1968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的召开，是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就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工农业生产、落实政策等一系列指示精神后召开的。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毛泽东反复强调，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予出路的政策。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中加写道：“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关于正确对待他们的子女，又指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明确指示军委办事组，“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此后，”二月逆流“的老将们不仅得到解放，大部分成为九届中央委员。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教育为主，宽大为怀的精神。知识分子“再教育”和“给出路”的政策举措得到贯彻执行。毛泽东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注意政策，不能把地主、资产阶级从肉体上消灭。这样的人全国有几千万人，知识分子也有几百万人，对这些人只能争取、教育、分化。”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方针。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知识分子，说：“不能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搞得臭得不得了。”同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认为城镇青年到农村生产第一线“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这一方面体现了毛泽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导精神，即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使他们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另一方面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必要途径和战略举措，是政治挂帅与生产实践完美结合的体现。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像大浪淘沙，既陶冶和铸造了一些人的意志情操，辉煌成就，也给一些人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和挥之不去的梦魇。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面对美、苏、印潜在的威胁，在谈到国防工事和守备力量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仗不是工事问题，而是战斗力问题，集中兵力消灭有生力量，消灭军队，然后再占领地方。”这一战略思想成为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方针。早在艰苦卓著的解放战争时期就指出：“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充满辩证哲理的战略战术永远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1969年3月2日至17日，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在中国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苏联对中国露骨的战争威胁只能激发中国人民的更大愤慨和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在九大的讲话中称赞在苏联军队入侵我珍宝岛，我方参加自卫反击战的基层指战员在武器装备落后于对方的情况下，发扬了勇敢战斗的精神。并以此强调：应该破除一些迷信，而这回珍宝岛就破除了一个迷信。在与苏联和印度寸土必争，针锋相对同时，当谈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总有一天要和起来，老是这么闹下去不行。这个原则也可以运用到同美国、苏联的关系上，总不能永远是这么僵下去嘛。毛泽东不仅卓识远见，而且充满慈悲为怀、与人为善的精神，为后来开启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九大如期召开，毛泽东充满希望：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他认为：经过八大到现在，对一些人的政治历史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但是，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指出：​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各级领导要注意，把它当作主要问题来处理。强调指出：军队清理阶级队伍要谨慎。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是叫什么，总是触及了上层建筑。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以及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是掌握在资产阶级野心家手里，还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手中，这一切才事关大局。他有理由相信：“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只有他们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流砥柱，文化大革命的中坚力量。因此，在九大会议上，毛泽东不仅让靠边站甚至被打倒的老将老帅参加中央委员，而且大量吸纳文革中涌现出的工农兵新鲜血液成为中央委员。并对他们寄予厚望，指出：“产业工人和农民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担心他们长期脱产，脱离群众。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说：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斗、批、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在大多数工厂里，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人民群众手里。这些工厂的领导，虽然多数是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谈到准备打仗，指出：不管敌人来不来，要作好两手准备。不仅要有武器装备的物质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在中共九大，毛泽东在修改政治报告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查清了刘少奇这个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首次为刘少奇问题定性，为刘少奇的政治生命画上了句号。谈到与刘少奇的冲突，毛泽东后来在与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地会谈中有所披露。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斯诺问：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毛泽东说：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同为革命家，没有个人恩怨，只有政治分歧。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刘少奇因思想认识的局限而不能自拔，最终与毛泽东分道扬镳。
　　
　　文革中，九大召开前后到林彪反党叛国集团覆灭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曾有过总的评价：一九六七、六八两年搞武斗，生产低落，六九年到七O年才起来了。这中间，反革命也查出了一些，搞大联合，不打仗了。革命、生产、备战都好，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增加，各族人民都不愿再有反复。高潮结束了，但有些工作没有结束。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许多人开始觉悟了。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落后的国家。过去我们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弯路。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套。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经过几个转折，搞得稍为好一点，才学会了一点。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出的经验就是要靠人民，如果不靠中国人民，我们这些人毫无办法。我们走的路是S形路，是个弯路，就是说我们犯过许多错误，遭受过许多挫折，现在稍微聪明一点。毛泽东随时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实事求是，兢兢业业。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宗旨，牢记无产阶级的使命：对人民不利的事坚决不办。有些人诋毁文革造成社会大动荡，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大量事实证明这是站不住脚的。有些现象的出现只是一种表象，它不是主流，也不能反映本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继续搞好斗、批、改，把各条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的同时，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得到贯彻执行。我国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又相继进行地下核试验和多次氢弹试验。同时，进行运载火箭研制，发射“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试验弹。毛泽东不仅指示大力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武器地研制，而且对这方面的科普知识饶有兴致。指示有关部门对“地面导弹”一类的新名称可以附注英文原文，以便读者确切地了解原文的意思。毛泽东不但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使革命少走弯路；而且虚心好学，让新的知识充实自己。与此同时，我国科研人员在毛泽东精神地鼓舞下，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相继又发射“实践一号”科学实验卫星。在这一时期，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双线、双层铁路和公路两用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和安装的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建成并运转发电；全长二十三点六公里，我国第一条地下铁道线路在北京建成；红旗渠是林县人民历时十年，在太行山脉建成的生命和幸福之渠；也是历时十年，全长一千零八十五公里成昆铁路建成通车。毛泽东还亲自关怀和提出抓紧江汉油田、焦枝铁路的会战；”高峡出平湖“，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典礼举行，毛泽东的构想得以实现！这一切，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累累硕果，它更是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巨大的精神收获。
　　
　　文革中，毛泽东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以后又加了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而学习大寨的根本就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把冲天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然后又在九大会议讲话中指出：“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创业精神与牺牲精神。要使这些精神转化为实际行为和物质财富，必须要有相应的规范制约。为此，在这个时期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法规。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七二三布告”，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执行中央此前发布的关于禁止打、砸、抢的布告、通令、命令、通知。凡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将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另立山头的，一律都是非法的。8月28日，又发布“八二八命令“。要求广大人民群众高度树立敌情观念，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破坏团结的行为，和资产阶级派性。部队指战员必须执行命令，坚守战斗岗位。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不准任何人冲击军队、抢夺武器装备和车辆。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抓革命，促生产，镇压反革命。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说：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相继出台《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并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5月29日，又发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提出：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努力增加生产，基本建设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大搞综合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降低消耗定额，提高运输效率，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经营管理，抓清仓查库，修旧利废，加工改制，节约代用。强调工业战线的管理精神同样适用于农业、财贸和其他各条战线。1971年4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报告强调指出：各地在执行棉花、油料、糖料的生产和收购政策时，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不要千篇一律，生搬硬套，瞎指挥。12月26日，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出：为了进一步搞好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必须正确处理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认真搞好粮食分配；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关于农民生死攸关的粮食问题和实际情况，毛泽东曾坦率地道出自己的观点：“粮食产量，我历来赞成农民少报百分之十到二十。群众多留点粮食，无非是多吃一点，储备一点，卖出去一点，或拿来喂猪。”人民领袖爱人民，体恤民情，从人民的实际和根本利益出发，调整和执行相应的政策。
　　
　　​中共九大使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集团的骨干成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江青两个帮派体系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这为他们从事反党叛国提供了机会，也为他们自取灭亡加快了进程。而1970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拉开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叛国集团斗争的序幕。林彪的伎俩之一是大肆吹捧毛泽东。“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则说：“有时半句也不顶”。毛泽东曾指示在有关报刊和文章中不要引用“毛泽东思想”这类词，但是，“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毛泽东多次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里程碑的问题，我不赞成写，你（指林彪——编者注）要讲，我就不赞成，写了没有益处。”林彪公开说：“讲是要肯定下来，这是历史形成的。”毛泽东然后又强调指出：“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没有变，所以不能提三个里程碑。”林彪说毛主席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毛泽东多次批评林彪所说的“一句顶一万句”和“四个伟大”，说：“‘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后来又指出：“林彪的现象是拥护我，其实大树特树他自己”。还说：“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文革以来，在林彪的鼓动和指示下，全国各地随意树立毛泽东塑像、画像，搞形式主义，损害毛泽东形象，违背毛泽东精神。毛泽东对此颇有微词，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感慨道：“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地磨砺，毛泽东对人情事物有更透彻地理悟。一切虚名有害无益，甚至为别有用心者利用。同时，林彪极力吹捧毛主席为”天才“。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我不是天才”。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论天才是他们的纲领，这是帮大倒忙，唯心主义先验论。”反复强调指出：“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不是由于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并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而马克思主义地创立“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的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毛泽东后来提倡“三破三立”，开展自我教育运动也是指向林彪。三破三立即：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林彪干将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是第三代接班人”，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出，毛泽东与林彪在对待子女的不同态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境界。毛泽东对子女严格要求。在战争年代将爱子送到农村的劳动大学，解放后又送到工厂锻炼，抗美援朝又亲自送往战场。而林彪则将林立果捧为“超天才”，在军中担任要职，助长其歹毒之心和阴谋诡计。伟人与小人、革命家与阴谋家的区别一目了然。这也只能证明，林彪从参加革命那天起，他只能是一个狭隘的个人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真心实意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彻底革命者。因此，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必然是一致的。而林彪坚持说毛主席是天才，林彪的老婆叶群积极活动，坚持“天才论”，甚至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野心家的嘴脸原形毕露。林彪与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交锋还表现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一问题上。1970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林彪则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多数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苏州休养的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放心不下，又打电话仍然建议国家主席由毛主席兼任。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5月中旬，林彪又要自己的爪牙鼓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他这样不厌其烦地目的，叶群一语道出了天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毛泽东后来也指出：“那个司令部让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是真。”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之后，仍然迫不及待，图谋不轨。1969年10月，林彪在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下达关于加强战备的“第一号命令”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毛泽东气愤之余将传阅件烧掉。林彪一伙的阴谋昭然若揭：一是架空毛泽东，二是把自己上升到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地步，逐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最终实现宗派集团和家天下的统治，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其实质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殊途同归。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暴露、大清算。为此，以毛泽东精神为指导的两报一刊“七一”社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向人们敲响了警钟。社论强调：要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要团结大多数，勇于批评和自卫批评。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林彪集团开始在舆论上大做文章。在1970年八一社论中宣传毛泽东缔造了解放军，林彪直接指挥了解放军。这种贪天之功为己有的卑劣行径当即遭到毛泽东的指责：“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在修改宪法时，张春桥认为“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是讽刺，提议删去。叶群则要陈伯达等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的语录，在庐山会议上同张春桥等人斗。林彪又叮嘱：要多加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的会上要大的斗争。还是毛泽东一语中的：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指责林彪把自己的老婆搞那么大的权，说：“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林彪自取灭亡，叶群难辞其咎。
　　
　　庐山，风景名胜之地，在中共历次斗争中总是硝烟弥漫。1970年秋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也不例外。会前，​叶群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预备会议上决定会议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毛泽东提议不要国家主席。陈伯达、林彪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说：是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第二天的开幕会上不作发言。但在正式会议开始后，林彪迫不及待地拿出早已准备的讲话稿，讲了一个多小时。又一次吹捧毛泽东，坚持“天才论”。最后，还是康生借下边的讨论道出了林彪的意图：说如果是主席不当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主席。讨论会上，吴法宪早有预谋地要求与会者首先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会后，林彪派叶群和林立果当面表扬，称赞他“又立了大功”。随后，陈伯达伙同吴法宪称毛泽东为天才的语录，及林副主席的指示。汪东兴将这两份材料送给叶群等，并准备了设国家主席的草案。会前会后，叶群积极活动，坚持“天才论”，借毛泽东不当主席，让林彪当。陈伯达率先肯定林彪的讲话，汪东兴发言赞同，吴法宪等遥相呼应。汪东兴整理的简报说“林彪的讲话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背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干的。他们一方面在口头上，甚至在宪法中肯定毛泽东的天才地位，而在行动中却背离毛泽东精神，实际上为林彪摇旗呐喊、上阵助威。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改变了二中全会的议题和方向。针对会议简报，毛泽东首先找汪东兴谈话。质问道：“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然后又严厉批评陈伯达说：“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对着林彪补充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彻底打消了林彪的念想。但林彪与叶群在撕毁自己发言稿的同时，背后给吴法宪等鼓气，说：“你们没有错，不要检查。”毛泽东后来谈到会议简报，指出：“庐山会议那份简报，影响最坏，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又说：“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在吴法宪的检讨中批示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毛泽东还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指出：”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至此，意在批林的批陈整风运动在全国兴起。林彪集团的行动没有停止。他们意识到“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后，于1970年10月，林立果正式组建秘密组织“联合舰队”。叶群为“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规定了代号。他们组建上海、广州秘密小组，配备枪支，规定联络密语，进行特种训练等。制定了完整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准备利用“特种手段”，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甚至谋害毛泽东。毛泽东很明白地指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因此，在政治上采取强大的攻势。提出“军队要谨慎”的指示精神，开展“三破三立“，反对居功自恃，骄傲自满，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在巡视途中，反复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行动上采取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拉拢林彪一伙的人），摔石头（批示三十八军和济南军区的报告以及《我的一点意见》），掺沙子（在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安插老帅等人）。这些措施有力地削弱了林彪一伙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毛泽东的英明果断充满了敢于反潮流的精神。他曾说“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叶群一伙军委办事组对批陈整风阳奉阴违，林立果也抓紧反革命政变活动。毛泽东在巡视途中的讲话精神震慑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鉴于阴谋即将暴露，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制定了准备在上海、杭州、南京一带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毛泽东敏锐地发觉情况异常，随即提出转移地址，并迅速回京。林立果积极策划南逃方案，林彪之女林立衡向有关单位报告了父母的图谋。林彪感到阴谋败露，改变南逃计划，不顾警察部队地阻拦，乘机北逃。9月13日晨，听取林彪出逃情况的汇报，有人请示拦截，毛泽东说：“林彪还是副主席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林彪对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虽然他在整个革命过程和生涯中对毛泽东有过崇拜和多次抵触，但毛泽东以革命家的胸襟，为了革命事业，宽容了他，并赏识他的军事才华。然而，由于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作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一己之私，在谋取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一意孤行，权利欲望恶性膨胀，终于与走资派殊途同归，走上了不归路。林彪集团的覆灭，又一次证实了私欲是万恶之首这一朴素的真理。也进一步证明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斗私批修的必要性。在与林彪集团斗争取得胜利后，毛泽东总结说：“真正讲党内矛盾解决得比较好一点的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军队可以统一了。”这是毛泽东尤为高兴的事。这就是团结斗争，步调一致的结果。毛泽东在与林彪集团的斗争过程中，所到之处，与大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始终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步调一致的团结精神，坚持弘扬《国际歌》中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每当《国际歌》的旋律响起，无不使人热血沸腾。“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以及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奋斗追求的崇高理想。这一理想始终成为推动他们奋勇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待续）
　　
　　（本章采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相关资料）​
　　
　　2016.4.18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