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18）

　　
　　
　　
　　（十八）
　　
　　毛泽东以大战略家的胆魄和气势高屋建瓴，运筹帷幄地处理与苏联和美国及对外关系。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们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们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30页）毛泽东将对手玩控于鼓掌，其斗智斗勇的精神在这里得到充分展示。在会见外宾时开诚布公地说：“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同上书第289页）毛泽东桀骜不驯的精神在这里显示出耀眼的光芒。在与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就农业、地质进行广泛交谈时，谈到弹道导弹及核武器时指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第318页）针对国防建设时强调：“原子弹要有，但是搞起来也不会多。搞起来只是吓吓人，壮壮胆。有点远程导弹也好，搞起来后，也有可能我们也不用，敌人也不用。”（第355页）1964年8月22日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来中国访问的二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毛泽东说：我们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没有原子弹、氢弹的。法国有原子弹，但是你们（指法国外宾）反对发动原子战争。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是作为防御的武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但是现在世界已经起了变化，不再允许侵略和干涉别的国家，侵略干涉别国是要失败的。（第401页）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国防事业书写了崭新的一页。10月16日下午三时，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声明说:“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第422页）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遵循上述原则，以核制核，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威胁，为维护中国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毛泽东不无幽默地得出两句结论：无可奈何花落去（指赫鲁晓夫下台）；无可奈何花已开（指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当议论到是否能争取有十年的和平时间时，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第427页）中国从成功地拥有核武器的那天起，就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只重要力量，使世界格局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而焕然一新。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谈到美国时说：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崇拜外国，叫做亲美、崇美、恐美。现在，我们通过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亲美变成了轻美，崇美变成了反美，恐美变成了把美国当成了纸老虎。他告诫人们要吸取中国的教训，记住这一条：太平洋不太平。（第462页）同样是在接见外宾，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美国也许向我们挑衅，我们正作准备。它要打，你有什么办法？只有打。怕打仗解决不了问题，不怕打仗也许好一点。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第495页）毛泽东蔑视帝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政府和人民，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敢于战胜一切来犯之敌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验证了毛泽东精神具有超越历史时空，永远充满生命的活力而获得永恒的意义和价值。1965年5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以主席名义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声明说：最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独裁政权的政变。美国约翰逊政府派出了三万多武装部队，进行血腥镇压。这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舰、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第500页）这一声明揭穿了美帝国主义“民主”“自由”的虚伪性，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被美帝国主义侵略国家人民同仇敌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呼声，旗帜鲜明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彰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同中国成功进行核试验后的声明一样，又一次展示了毛泽东精神的巨大威力。美帝国主义几十年来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在世界横行霸道，成为威胁和破坏世界和平的邪恶力量，成为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和火药桶，成为毛泽东早已为它量身定制的“纸老虎”。
　　
　　毛泽东精神融入了马列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其他先进的哲学精华，成为人类文明结晶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谈到“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时指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为一恐怕是修正主义，讲阶级调和嘛！（《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65页）1964年8月，毛泽东召集《红旗》杂志编辑部相关人员在北戴河谈哲学问题。他开宗明义地说：哲学家要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这就是毛泽东一直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的观点。然后又说：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寻找思想武器。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无产阶级的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谈到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要从生活中间来讲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法宝，是毛泽东精神的哲学支撑。毛泽东随后批评道：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总要提出点新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以上参见上书第394-395页）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他始终把政治、哲学、文化及整个上层建筑当作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而不是其他。阶级斗争的宗旨，对立统一的哲学理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构成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而合二为一的阶级调和观点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的，是与毛泽东精神相背离的，使它必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而不足为奇了。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指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并不懂得和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强调指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1964年12月13日审阅修改周恩来准备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1965年重读一九三三年写的《长冈乡调查》后写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批注:“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指1931年至1934年犯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年谱编者注〕，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袓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以上同时参考《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人们不难从中领悟：只有身体力行，才能感同身受，才有真知灼见；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亲口尝一尝；有错误为先导，才有正确的选择；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一切源至于毛泽东勇于实践，敢于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哲学理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64年9月29日审阅修改彭真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在讲话稿中的一句话（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一个新的革命和建设的高潮，正在全国范围兴起”）之后，加写一段话：“在这里，必须指出，我们还有缺点、错误，还有困难。每年每月都有一些缺点、错误和困难。克服了这些缺点、错误和困难，新的缺点、错误和困难又会出来了，又要去努力克服。我们的同志和人民，永远不要骄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为是。如果只看到成绩的一面，看不到缺点的一面，那就是很不好的。”（《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18页）同样是在审阅《政府工作报告》时，在谈到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处，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具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战斗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优秀的中华儿女。多少年之后，他那铿锵的语句，澎湃的激情，魁伟的身躯仿佛历历在目，言尤在耳，是那样感人肺腑，鼓舞人心。诚如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发出的号召：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英雄气概，为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60页）
　　
　　为什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6月10日会见外宾时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头脑如果不清楚，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分子就会混进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我们不搞“五反”、“四清”，不搞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过十年，在中国准要出修正主义。（第366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展开后，毛泽东随时作出调整，把关。指出：​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第348页）在批阅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中，有两位老贫农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其中吴才添说：搞“四清”很好，但是一定要把生产搞好，如果生产搞不好，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时刻与广大人民心心相通。农民的担心不无道理，对干部不能打击太猛，太猛了，他就会顶，集体生产就不会有人领导，社员就象一盘散沙。生产不搞好，社员没有饭吃。而农民没有人敢出来当领导，社员有顾虑，不知道这次运动斗争多少人，抓多少人。其中陈二妹说，工作队找贫下中农，问这问那，使他感到害怕。（第445页）毛泽东后来又强调：人总是大多数可以教育过来的，不要搞得很苦。你们是严还是宽？不严不成，太严也不成，要宽严结合。主要是教育，不是整人，对贫下中农可以说清楚。（参见第505页）12月5日阅薄一波十一月二十六日转报的谢富治十一月十五日报送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毛泽东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沈阳冶炼厂实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表现就是：弄虚作假，欺骗国家，损公利厂，损人利己，投机倒把，唯利是图，物资刺激，浪费惊人。（第448页）12月9日，刘少奇在一封信中说：我们的一些县社领导干部中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可能比报告中所说还要更多更严重一些。陶铸的报告中谈到我们过去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与新特点盲然无知，对阶级斗争中出现的这样严重的情况，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去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作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听见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第449页）12月12日，阅薄一波十二月十日报送的陈正人（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十二月四日给他的信和陈正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陈正人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泽东批注：“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陈正人的报告谈到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第451页）12月18日，阅江华关于第一次蹲点的报告。江华的报告说：我于十一月二十日来到上虞县梁湖公社华山大队第五生产队蹲点。进村以来，感受最深的是，农村中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实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从梁湖公社的情况来说，已经不止是三分之一的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阅中共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召开各工作团政委第一次紧急会议纪要。纪要说：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两极分化，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第456页）面对农村触目惊心的现实，情况愈摸愈严重的局面，12月19日，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高扬文十二月八日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阶级斗争带动生产斗争的报告。报告说：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两手抓，以敢于革命、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精神，组织生产高潮。对广大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在革命运动中培养三八作风，坚持干部参加劳动。（以上参见《毛泽东年谱》第445-457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讨论农村的主要矛盾问题时，​陶铸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李雪峰说：主要矛盾除严重的“四不清”干部以外，还包括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刘少奇首先认同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然后认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最后肯定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我相信，右的，特别坏的，总是只占一部分；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退赔，实在拿不出来的，宽大处理算啦。毛泽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细致的社会主义教育，从而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而不是为了整人。毛泽东最后定性：严重“四不清”干部，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其性质是资本主义。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当前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以上参见第458-460页）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一生中度过的不平凡的一个生日。这一天，也是参加毛泽东生日宴会人数最多的一个生日。这是少见而仅有的一次。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的子女排除在外，只邀请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委负责人、劳动模范、科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毛泽东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不久，毛泽东又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比较妥当的提法，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态度。指出：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并拿出《党章》《宪法》、党代会文件，逐一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八十五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参见第462-464页）毛泽东讲话意在言外，回味无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讲话，他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河北新城），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一个新城县，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这样革的。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的最厉害的。总而言之，第一依靠群众，不能依靠我们这些工作队。第二，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工作队，工作队要依靠前两者。（参见第466-469页）毛泽东在阅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徐寅生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中国乒乓球女队的讲话纪要，和贺龙十月十日对徐寅生讲话纪要的批语，批示："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徐寅生的讲话与与贺龙批示的要领：一是明确目的，即打球是为国争光，而不是为自己的荣誉；二是苦练技术，有过硬的本领；三是有雄心壮志，敢打敢拼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与毛泽东精神一脉相承。在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余秋里汇报到要敢想敢干时，毛泽东说：看来还是青年人行。要敢想敢干，不要乱来，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当余秋里汇报到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时，毛泽东说：就是这样，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花样。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参见第473-478页）毛泽东时刻关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切记不要相信领导者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不然为什么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第497页）在听取余秋里汇报时指出：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工业靠学大庆。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周恩来后来将毛泽东精神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第507页）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指出：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第523页）毛泽东极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又强调指出：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在一次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谈到备战备荒，三线建设，毛泽东说：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不是讲小的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一定要准备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整我们；要准备我们内部出修正主义、法西斯，地富反坏复辟，整贫下中农，那时老百姓不赞成，搞造反。（第540页）毛泽东的造反精神始终如一。而这种精神体现在为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之中。如其所言：“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见第475页）“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见第486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第518页）1966年，当毛泽东七十三岁高龄，年初巡视途中在南昌一次谈话时，仍以无所畏惧的口吻说：党也是一分为二的，不要怕，党还是要发展的。就是领袖坏了，也不要怕。在武昌谈到政治问题时讲到：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阶级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就是在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总是这样尖锐敏感，发人深省。（参见第557-559页）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的文章诗词始终焕发着革命的战斗精神。1965年5月，毛泽东巡视南方，重上井冈山，写下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篇。​其一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鳘，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词人余兴未尽，又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两首词主题相同，情感相连。它们组合成一部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人民英雄交响曲，读来扣人心弦，读后余音绕梁。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重峦叠嶂之中。它在中国革命灿烂的历史篇章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占有极其厚重的地位。毛泽东始终对革命老区人民持有心怀感激、念念不忘之情。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我来北京之后，还没有回过延安，是不好的，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应该回延安看看，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要谢谢延安人民啊！”（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78页）发自肺腑地表白，感人至深。井冈山人民同延安人民一样，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深情地说：“我离开井冈山已经三十八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回忆起三十八年前的这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三十八年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高兴激动。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了。”谈到井冈山的战斗历程，毛泽东有讲不完的话：“当时我们在井冈山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穿的是百家衣。自己有什么穿什么，没有统一的服装。夜里盖的是禾草，脚上穿的是草鞋。有的同志甚至连草鞋都穿不上，打赤脚。上山下山全靠两条腿。所有吃的、用的东西全靠两肩挑。当时除极少数人说点风凉话，闹点情绪外，大多数人是坚定乐观的。”毛泽东又告诫大家道：“但是我劝大家，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不愧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变得更好，更神气。”毛泽东无比激动地说：“现在，我们胜利了，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井冈山。”（以上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00-502页。同时参考《毛泽东博览》《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简况及谈话纪要》）毛泽东的讲话是对毛泽东诗词的最好诠释。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发至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善良美好的愿望。而这正是源至于诗人对自己祖国和人民执着深厚的眷爱。诗人同时还为人们展示着四个现代化的前景。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继提出：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美好的理想一定会变成现实。诗词向人们描绘了莺歌燕舞，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的真情实景；同时以浪漫主义的笔触，展示了一副人民群众九天揽月，五洋捉鳘，谈笑凯歌还的恢宏盛况。而这一切全是不屈不饶的中国人民经过硝烟烽火，九死一生，浴血奋战换来的；是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如风雷、似旌旗的磅礴豪情，及战斗精神的充分体现。毛泽东诗词将词人自己的精神情怀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情怀融为一体，淋漓尽致地予以倾泻和升华。同年秋，毛泽东还写有一首政治讽刺意味极浓的新词《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诗词开篇将鲲鹏非凡的气势展示给读者。而鲲鹏高大的形象历来被词人所称道。年轻的诗人对大鹏鸟，如“鲲鹏击浪”（《七古·送纵宇一郎》）“鹰击长空”（《沁园春·长沙》）赞誉有加。对蓬间雀不屑一顾。“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是对蓬间雀最绝妙的讽刺。政治家的诗人爱憎分明，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1963年8月，美、英、苏拥核三巨头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特别是苏联不顾中国释放的对苏友好的善意，执意签订意在限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拥有核武器权利的条款，这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它必然遭到抵触和反抗。当时，为了中国的国防事业，打破核垄断，中国的核试验正处在研制并即将取得成功的重要时刻。条约的签订，暴露了霸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虚伪丑恶的嘴脸。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不畏强暴，既能反抗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独立自主地取得核试验的爆炸成功；又能抵御修正主义的压制和诱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只能吓倒胆小的蓬间雀；”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只能欺骗善良的人民。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试看天地翻覆。”诗人胸中抑制不住的愤慨之情一泻千里：那就是蔑视一切，战胜一切的大无畏英雄气概；那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精神！同年冬，毛泽东还写下一首抒发自己壮怀激烈的政治抒情诗《七律•洪都》：“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祖生，即东晋名将祖逖。击楫，指敲打船桨。后来用以形容有志报国的抱负和气概。毛泽东借古典以抒怀咏志。南昌（洪都）既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座革命的英雄城市。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人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解放迈出的关键一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具有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和秀良传统。“祖生击楫”与“南昌起义”的精神一脉相承。而南昌起义部队与井冈山暴动的队伍胜利会师后，朱毛红军转战赣南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和反“围剿”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可谓“闻鸡久听南天雨”；继而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摆脱国民党的追剿；在陕北高原坚持抗战；在西柏坡运筹帷幄，指挥大决战，正是“立马曾挥北地鞭”的生动写照！诗人从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到缅怀革命的峥嵘岁月，虽然自己有感“鬓雪飞来成废料”，具体事务不能亲力亲为，但壮心不已，精神焕发，自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彩云一定能长在新的天地，自信“年年后浪推前浪”，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更坚信社会主义中国的锦绣前程如“江草江花处处鲜”。该诗倾吐了诗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慨和豪情，同时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坚信未来的信念，以及继续革命的乐观精神。诗人借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感慨道：“心里没有气，他写诗？”（第396页）所谓“诗言志”，该诗正是诗人当时心境和抱负的真情流露。（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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