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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我的邻居

作品名称:寒梅      作者:猪不戒      发布时间:2016-03-09 22:35:59      字数:5535

  南市街49号是一处公租房,那是一个居住有众多邻居的大杂院。我家的贫困潦倒情况邻里皆知,也深得一些好心邻居的同情。我们院子里住着十几户人家,都是政治和经济条件一般的社会底层老百姓。只有一户南昌来的老俩口,我们叫他们南昌爷爷和南昌婆婆的,看起来日子过得稍富足滋润些,而我们家因为家里贫穷窘迫,所以较为自卑识趣,和这些邻居的任何一家都没有过多的接触和往来,父母仅是在碰面时出于礼貌打打招呼,母亲自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教育我们不要到人家家里去玩。怕损坏别人家的东西或烦扰别人,而我因为天生好动,但又老实本份,平时也很乐意帮助邻居们做点他们叫我做的事,所以受到不少邻居的喜欢,我也就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中间唯一与邻居有些交往的人。尤其是这两位南昌老人,常常会因为我帮他们做事而给我一点食物吃,但他俩总是要留我在他们家吃完才让我回家。也许是怕母亲来责备我贪吃吧。
  那时,我在两位老人家里看到了我平生看见过的第一幅风景油画原作,那是二位老人的儿子画的,据说他们的儿子是个画家,这幅画大概有两尺长一尺多高,框着一个精美的画框,画的是一栋土墙老屋,画的右上角是一棵大榕树伸出的几根树枝,斜阳给树枝留下阴影,立体感很强,美极了。每次我帮老人做事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久久凝视,这幅画对我后来学习绘画起到很大的触动和影响。
  另一家邻居是一个五口之家,男的姓吴,在瑞金九零九地质队工作,很少回家。女的姓陈,我们都叫她陈姆姆(阿姨的意思,本地方言),他们有三个小孩,都比我小。她也因为我常帮她做点事而送些食物给我家。陈姆姆在旧社会做过狱警,文革期间,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多次受到抄家和批斗。因为我父亲在文革和她有同样的遭遇,挨过批斗,所以我虽然年纪不大,就早早知道了什么叫同病相怜。她有工作,丈夫也有工作,因此她家的生活比我家强很多很多,她人也善良,帮助我家不少。她的大儿子那时因受我喜欢画画的影响,后来也从事画画,后来我在石城县文化馆工作期间,恰好九0九地质队在石城山区野外作业,她的丈夫不慎被毒蛇咬伤,陈姆姆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工作单位,到县文化馆找到我,我马上给她在县城找了一位专治蛇咬伤的民间医师,用草药帮她家人治好。后来我们又失去了联系,当然,这都是后话。
  我家住的二楼右侧有一户做裁缝的邻居,家里小孩很多,除了两个男孩以外,还有一大群女儿。他家的两个男孩跟我和弟弟年纪相仿,他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每天早出晚归,一般都要半夜才能回家。时间久了,我和他家的第二个男孩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有个妹妹叫顺英,人长得很漂亮,比我小几岁,有一部印度电影叫《流浪者》,她的相貌与其中的女主人公丽达长的特别相像,但是当年她没丽达那么大的岁数,在日后我长大了的日子里,每当我常常唱起《流浪者之歌》,我就会想起这位美丽的邻居女孩。她对我特别好,每次只要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她都会留一点给我吃,有时碰到两家人同时开饭,她还会暗示我过去,把一些好吃的菜偷偷地夹到我的碗里。父亲每天从山上砍回来的柴,要重新捆绑,第二天再挑到市场上去卖。而每次我帮父亲捆绑柴的时候,她经常凑过来帮忙,甚至在我大汗淋漓的时候还用她的手帕帮我擦干满头的大汗。这种朦胧的亲密,我想已不能用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来定义了。这个温柔可爱的邻家小妹的身影在我少年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甜蜜
  1966年,全国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人停产,学生停课,全国人民都怀着一种对领袖的忠诚和对革命的狂热投身于这场运动。运动的开始是北京大学学生聂元梓的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得到了伟大领袖的肯定,接着是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在全国点燃了一场红卫兵造反的熊熊烈火,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震耳欲聋,各级领导干部都被戴上高帽游街,挂上牌子批斗。烈火蔓延到社会上,便是抄家,破四旧,“打倒地富反坏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校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学生势同水火,发展为学生相斗。赣州因为“李九莲事件”和“舒北斗事件”(赣一中的学生舒北斗打死该校的语文教师曾广渊,被市公安局拘捕)引发全市学生大游行、在公安局门口静坐和绝食抗议。这段时间,各校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于我的组织能力还行,又吹得一手好笛子,而被吸收进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被封为队长。我便带领二十多个有文艺才干的学生到街头巷尾以及赣州市周边县城工矿企业搞文艺演出活动。我不但要负责乐队和伴奏,还要上台表演什么“四个老汉学毛选”、三句半、笛子独奏等等节目,当时整个人全心投入在那里,忙的不亦乐乎,自己的文艺天赋也在当时得到充分发挥。但是随着“舒北斗事件”的慢慢平息,校宣传队便解散了。
  自“舒北斗事件”以后,赣州的文革运动的两派斗争愈演愈烈,“文革”推行“唯成分论”从而就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个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成份论问题上也尤为突显起来。我父亲被划为“反革命”,与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走资派统称为黑六类,我作为一个黑六类的狗崽子,不受批斗专政就算万幸的了,哪有资格宣传毛泽东思想?人是要有贵有自知之明的。更为主要的是我家里生活极端困难,而停课则是我跟着父亲上山砍柴的大好时机。我就离开了宣传队拿上柴刀,跟着父亲上山砍柴“闹肚子革命”去了。
  在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整个世界似乎全变了,人性疯狂,人类残暴的心性像野兽一样暴露出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随着时间的延续,驯化出一大批凶残的歹徒和恶棍。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的残杀和欺凌另外一些人,运用人类的大脑,想着、干着伤天害理的坏事,破坏和改变着人们一切正常生存的权利和秩序。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燃烧起一片混乱而又邪恶的火焰!到处都是国人之间相互的凶斗和残杀。
  我因家中十分穷困,需要帮助父母维持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加之家庭出身不好,根本不想也不敢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动,以免惹来雪上加霜的是非和灾难。像我们一家大小只要能够艰难地存活在世界上也就万幸了,父母能看着一伙儿女平平安安地长大,我们儿女能看着父母安安全全地回家,即使再苦,就算是人生最大的安慰!我们一家都在默默地小心翼翼地呵护、守望着这个心愿,只要不饿死,就是最大的幸福!因此我们一家大小除弟弟外(因他更小,还不知更多更深的世故),都胆战心惊地过着那段可怕的文革时期雪上加霜的苦难日子。
  好奇的心理,是人和许多动物的本能,尤其是在年幼和年少时期。我记得大字报大辩论过后,已进入明显的武斗时期。尤其是我亲身目睹了几件触目惊心的事之后,我更是感到心惊肉跳,害怕极了。
  有一天晚上,我走到当时赣州市最繁华的标准钟附近的京剧团时,看见满街的人,街面上凡是空的墙面角落,都贴上了白纸黑字的所谓“大字报”,街道马路地面上也毫不留情地用黑墨水涂写了大大小小字迹漂亮和不漂亮的标语口号。写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胆书写,字写得好的围观的人就越多,大家都相互窃窃私语,评论着好与不好。“造反派”与“保皇派”两派观念的不同招致聚集更多看热闹的人,在大声的相互争执和吵闹着,旁观者从标准钟一直延伸到赣州公园西边的文清路,这一群,那一伙,挤满整整一条大街。我也静静的挤在这熙熙攘攘的围观人群中。
  突然从京剧团门口传来一阵骚动和谩骂声,一伙人与另一伙人在相互的打斗,整个场面一片混乱。我看见一个模样凶狠的男子,从腰间抽解出一条又长又宽的牛皮带,用有金属扣的那一端狠狠的往另一男子的头上、身上一顿狂抽,把那男子打得头部鲜血直流,那受伤的男子一边逃跑一边抵抗,最后在疼痛难忍之下求饶。但是手拿皮带的人与另一部分人仍然不肯饶恕,又蜂涌上前一阵暴打,直至那男子满头满脸受伤出血,奄奄一息,毫无动弹……
  那晚我回到家,一夜难眠,脑海中不断地在想着那恐怖而又凶残的打斗场面,那位受伤的男子会不会死去?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啦?人的本性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为什么有的人竟然可以如此的狠毒下手去伤害另一个人?我的家境虽因父母问题所牵连,让我六七岁时开始遭受各种灾难,但也还未遭受过像那位受伤者这样的人身肉体上的残暴打击。这个国家究竟会演变成怎样?天啊!这样的日子要熬到何时呀?……
  按我的理解,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时,把“造反有理”的“光荣使命”赋予了全国各地大中院校的学生,并用这群不怕天,不怕地的学生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门。按照毛泽东当时提出“炮打司令部,“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旨意,学生们首当其冲,不折不扣的“坚决捍卫毛主席”,用揪斗老干部,破四旧抄家等实际行动,坚持“造反有理”的“真理”。后因学生的“胡闹”出格,造成整个国家一片混乱,而不得不召唤启用工人来制止学生的胡作非为和派性斗争。毛泽东再次强调“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是革命政治觉悟最高的阶级”,但是工人的加入并没有起到稳定和调和的作用,“造反派”与“保皇派”矛盾愈演愈烈,形势已发展到“造”“保”双方集体上街武力对抗,以棍棒和石块砖头,相互追打。双方派别组织的观点成为了当时争执的焦点,究竟谁对谁错,亦未有定论。而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及报纸所制造的舆论效果也让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几乎是产生了一种相互“学习”与“感染”,更是成了效仿的重要途径,因此赣州的革命行动和运动方式是与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同步发展和演变的。
  因此在“六·二九”事件的前夕,赣州市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的街头武斗。
  有一天,我听说在赣州市南门口和平电影院的文清路街道,有近千人的两派,大专院校的学生(造反派)队伍与工厂工人组成的工人队伍(保皇派)两派的互斗,引起了全市民众的关注和传播。我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跟随着别人前去观看。
  文清路是当时赣州一条主要的商业街道,虽说由南(南门口)至北(建国路)约三、四华里路左右,却类似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长安街。只不过属于“小巫”规模罢了。
  文清路街道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只见两派武斗的人群,相隔一大段距离,参与打斗的学生当时都没有棍棒,只有用不知那里弄来的砖头石块,远距离奋力投掷对方阵营的人群之中。石头扔完了,对方就捡起送来的“武器”追赶反攻,也纷纷用力投掷还击对方。一次次的来回投掷,就有一次次遭受到石块击中受伤而头破血流的人被护送退出离开。最可怕的是,每次来回追击,都因队伍人多拥挤,前面的人阻挡了后面的人无法跑快,而被敌方讯速追赶上来的人用棍棒或拳脚打得血肉模糊。而学生除有石块砖头之外,手无寸铁和任何其他抗击武器,因此,每次受到伤害的均是学生占多数。而工人队伍里的大多数人还戴着安全帽,国此受伤者较少。
  每次学生队伍扔完石头石块后,便要马上撤退,工人队伍立马反击,而每一次都有不少被工人队伍追上而遭到工人毒打的学生。被打倒在地,用乱棍打得头破血流。引起学生队伍的更加愤怒,乘工人队伍停下打人之时,学生队伍又发起疯狂的反扑营救和追击,同时抢救转移受伤的战友送往医院。
  也有一部分学生,因街道拥挤,撤退时被前面的阻挡,有点类似发生“踩踏事件”的状况,前面跑得慢的,又面的被追逼紧造成自己队伍的拥堵,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不想束手就擒的便像老鼠一样仓惶往店铺或胡同小巷逃窜、躲藏,但目标明显。人数较多的一旦被敌方发现,在反击追打时,也被对方人员追巡,造成关起门来打狗似的结局。这种情形下的被打人员受伤的更加严重,因为那时双方队伍的人,在经过几次血腥的暴打后,都已疯狂和暴怒起来,眼睛血红,理智全失。双方都在能打到对方时往死里打,以野兽般的报复手段去攻击对方。
  起初,街道两边开店的并未感到危险,在事态越发严重时,店铺纷纷关门,围观的群众也只好赶紧逃离这人命关天的事非这地。
  有良知的有同情心的围观人员,也会设法帮助明显弱者的学生一方,掩藏保护危难之际的学生,让其躲藏自己家中和店铺里,或协助将受伤的学生送往医院。
  这种残酷又血腥的反复追打的“疯狂游戏”,使我无法再看下去,我只好跟着撤离的旁观者逃离现场。至于最后结局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被当时人们的行为举动惊呆了,同时回来家中后也一直为学生的命运担着心,毕竟这些学生手无寸铁,怎能抵御早有准备而且是持着棍棒的强捍工人呢?
  在那样的年代,我一个内外交困,体弱力小,才十五岁左右的少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和恐惧,只期待着早日结束这样的日子。
  弟弟因年纪更小些,涉世未深,在这混乱的年代不辨是非,混迹其中,跟着一小伙人在外得罪了另一伙人,这伙人在没有抓到弟弟的情况之下,闯到家里,正好大哥在家,他们就把大哥抓押到赣州一中,用绳子捆吊起来行刑拷打一整夜,在这些歹徒打累了,一个一个睡着了的时候,大哥爬窗逃了出来。我和姐姐得知这一消息后,当晚姐姐心急火撩地与我一道去到大公路军分区旁边,找到一位姐姐认识的朋友家,这位朋友姓陈,名泽瑜,是在赣州运输局工作的五好青年司机,个头不高,长的粗壮结实,为人十分仗义和诚恳,那时他已结婚,他一听此事,二话没说,便安慰满是泪水的我们姐弟俩,并交待我们怎么去营救我大哥。不久,他便开着一部深绿色的大解放牌卡车,在预约的地方连夜把伤势严重的大哥运出赣州城,送往七里镇贮木场隐藏起来。自这事之后,我对陈泽瑜这位勇士般的人物敬重得像自己的亲人一般。他跟我大哥年纪差不多,在日后,我们还有过交往,我一直称他为泽瑜哥哥。事有这么巧,后来在我们父母四人被抓运输局时,我们又巧遇得他救援之恩,我父亲的文章有详尽叙述,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对泽瑜哥哥,我是终身不忘也感恩不尽。在写到这里之时,我仍未找到这位恩人,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他的,若能找到,按时间推算,他如今也应是年愈古稀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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