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成长 第三章 风华正茂 （五）

　　六、成分遗祸
　　
　　四六年土改时父亲不在家，把我们扫地出门后母亲被逼改嫁，家里就没人了，所以并不清楚土改时定的是什么成分（后来才知土改当时根本没给我加划定成分）。到四八年土改复查纠偏，一些错斗中农都得到退补，我和母亲已去了柳沟，我家没得到一间房半亩地的补偿，整个陈家垣山庄全转到秃二爷名下。
　　报考中学时我首次填履历表，父亲让我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中农，他和大哥也报的是中农。没想到一次小小的运动加上我的天真幼稚，使我改变了成分，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一九五二年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学生中进行了一次以“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宗旨的“思想检查运动”：每个学生都须主动检查，然后互相批判，人人过关。需要检查的“坏思想”有“自私自利”、“好高骛远”、“自高自大”、“骄傲自满”，还有诸如“爱面子”、“不诚实”、“搞小集团”等等，据说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都在检查批判之列。每个人自己先对号入座进行检查，然后大家批判，假如自己不主动检查，就互相揭发，然后大家批判。别人的问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快都过了关，我却成了众矢之的，一直过不了关。
　　我和李校长的弟弟李四是同班同学，不知何时我在交谈中透露了土改时我家遭遇的那场横祸，被他抓住把柄，这个运动正是他发动攻击的绝好时机。他在会上提出：“土改时你家是被斗户，怎么欺骗组织假报中农成分？”
　　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全班炸开了，我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小组批判转为班会，大家群起而攻，踊跃发言批判，几近人身攻击，诸如“你为何把尿罐放在我们门口”一类话题都提到班会上。事实是两间宿舍门紧邻着我放得靠他们门口近了点。一连几天的批判发言尖锐激烈使我难以招架，只有哭鼻子。实在受不了也想不通，那天散会后我找到班主任杨济时老师哭诉道：“同学们说我不老实，可土改时我才七八岁，不知道定的啥成分，只记得从小家里就缺粮，每天吃苦菜。杨老师，你说我该咋办？”
　　杨是中年教师，政治上要求进步，正申请入党，后来他实现了愿望，不但入了党，还当上教务主任。杨老师平时很喜欢我，对我关怀备至，但这事只能秉公办理，严肃对待。他温和地说：“你好好想想，你家是怎样被斗的。”
　　我依据记忆把当时抄家的过程讲说一番。
　　“这就对了，”他胸有成竹地说，“那叫扫地出门，是土改中群众对地主采取的过激行动，实际上党的土改政策是对地主也给出路。扫地出门的，后来纠偏给他们退还了必要的房屋土地和农具，让他们自耕自种，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可是母亲改嫁后去世了，我和哥哥给人放牛，家里没人，什么也没退还。”我说。
　　“不管怎说你家是地主无疑，作为新中国的青年你应该对党忠诚老实。地主成分也不可怕，党的政策是‘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嘛。许多党的高级干部都是地主出身，我家也是地主成分，只要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就是革命的好同志。”
　　听他一番说教我似乎茅塞顿开大彻大悟，立即恳求道：“那我今后就改成地主成分吧，杨老师，你帮我把档案里以前填的家庭出身也改过来吧。”
　　“好，你别哭了，能认识错误改正就好，回去写个检查就没事了。”
　　
　　改成份这样的大事本该和父亲商量，可那时我年纪小人太傻，不知道“地主成分”是背在一个人肩上的一座泰山，会把他压瘪，使他永无出头之日。我急于过关没有商量就自作主张改了成分，虽然求得一时解脱，却从此不仅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也使我的人生偏离了正常轨道，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打击和磨难。
　　一时的幼稚荒唐造成终生遗恨！
　　检查交了上去，原来的档案改没改不得而知，但从此“地主出身”的臭包袱就压在我身上了，像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若不是唐僧搭救永无出头之日。这个包袱我一背三十多年，直到邓小平把我解放出来。三十多年里父亲始终不知道我改成分的事，父子三人两样成分，我的幼稚和荒唐给自己造成了终生难以消弭的遗恨。
　　此后每次填履历表我都在“家庭出身”一栏照写“地主”，可有谁知道这“地主”二字是怎样写的，它有千钧重！写这两个字需要极大勇气，承受撕心裂肺的痛苦！我想像中的地主子女都是纨绔子弟，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手不提篮，肩不挑担，过着安逸淫乐的生活。他们都是娇生惯养大的，我却是苦水里泡大的，和他们相比我太冤枉了。
　　然而这冤情谁能理解，永远说不清！
　　
　　后来我升入中专，有一次在理发室一个胖嘟嘟的理发师见我身材矮小大发奇兴，决定考查一番。他边洗头边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答：“十四岁。”
　　接着就问：“你家什么成分？”
　　答：“地主。”
　　“噢！”他恍然大悟，“我说呢，要不是地主家庭你这小小年纪能读到中专？”
　　他哪里知道我不但小学只念了年半，初中也是二年速成。
　　诚然，解放前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解放后翻了身有些大龄儿童才开始读书，待考入中学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大姑娘了。我们班最小的同学大我一岁，最大的比我大四五岁，他们都叫我“小不点”，都把我当作小弟弟，因此我在同学中交友的范围非常窄小。
　　胖师傅的话深深刺痛了我，因为我不是靠地主的富有早念书，我小小年纪考入中专靠的是天赋和勤奋。为此我长期惆怅、烦恼，始终想不通。也曾几次找政治老师寻找答案，得到的却又是如下的回答：“你家的成分应该是小土地出租者，你父亲本人则是自由职业者。”
　　她还说秃二爷租着我家的地但土改前有雇工剥削那叫“二地主”。鬼才知道，谁给你分那么清，我家被清算，二爷家是贫雇农，这是铁的事实。
　　我注定要背着“地主”的沉重包袱毁掉一生的美好前程，毁掉整个政治生命。
　　可我不背又有人不让！
　　在三年的中专生涯中，我一直要求进步，申请入团（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此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我组织过俄文补习小组，礼拜天主动为后进生补习俄语，牺牲自己的课余时间给我班唯一的职工“大学生”李淑君辅导功课；我上街检到几毛钱也要交给警察叔叔，父亲用平信寄来零花钱我主动到邮局要求补费并写信批评他的做法；我每周都给团支部写一份思想汇报，那时我心灵多么纯洁，思想境界多么高尚。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团支部通过了，到校团委打回来“继续考验”，原因是“出身不好”，直到毕业也没有考验成熟。我一气之下撤回申请不入了，觉得那扇大门我是撞不开的。
　　正是：
　　土改乱斗已不公，自改成分起祸根；
　　天真幼稚虽无罪，一失足成千古恨。
　　
　　七、交友真情
　　
　　随着岁月轮回寒暑交替，每个人都会告别童年走向少年、青年时代，逐渐成长并一天天成熟。我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历练着人生，逐渐富于幻想，喜欢交朋友；我的思想、兴趣和情操，总之被人们称之为个性的东西不再那么单纯，也不再是纵向的，开始横向发展，要求有更广阔的空间。
　　从初二年级起我开始大量阅读课外作品，开阔了眼界，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料，兴趣爱好愈来愈广泛。我崇拜英雄，自己也想当一名英雄；我渴求友谊，尤其向往战场上军人那种生死与共的战斗友情。
　　在建屏（现称平山）生活的三年多时间，我对滹沱河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和河里的鱼虾结下不解之缘，几乎所有课外活动时间都在河边度过，消磨在捉鱼捞虾上。最难忘的一次是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和哥哥走到南冶村前的河边，见一群鲤鱼正顺流而下，就立即下河去捉。鱼群受惊掉头穿梭般逃窜，我紧追不舍。上游河床突然变宽河水变浅，出现一片乱石滩，鱼群突然不见了。我大失所望，气愤地猛踢石块，只见一道白光从水中射出，直插云天，把我吓了一跳。略一定神，那白光已折回水面，只听“啪”一声钻入水中，原来是一条鲤鱼！接着又窜出一条，它们就藏在我身边的巨石下。我眼疾手快猛用左手堵住石缝，右手从左手虎口处捕捉逃窜的鱼，捉一条往岸上扔一条，同时招呼哥哥把它们送到远离岸边的地方，免得它们再窜回水中死里逃生。后来哥哥索性也下河充当助手，鱼儿被惊得上窜下跳，到处是明晃晃的闪光，到处是“劈劈啪啪”的击水声，好一副壮观景象。我快活得很，不觉天色已晚，还要走十多里路赶回唐家会上自习，只得恋恋不舍离开。数了数足有二十多条鱼，每条有半斤多重。回到家继母高兴地说：“你上学去吧，我做好给你留着，下星期回来吃。”
　　
　　我在同学中没有朋友，记忆中对我最好的男生叫吕进杰，他就像大哥哥，我总是在他身边寻求保护。不过有一次他不但没有保护好我，反而让我吃了大亏。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雪后同学们在院子里踩出一条冰道，一下课就争先恐后去溜冰。吕进杰站在冰道旁，我远远朝他跑过去，跑得很猛，大约他怕我把他撞倒，急闪身让我扑了空，仰面朝天倒在冰冻的地面。我的脑袋着了重，第二天发起高烧，在医院住了十多天才退，留下脑震荡后遗症，夏天怕太阳晒，一晒头就疼。
　　还有两个女同学，一个是蔡淑珍，我和她同桌一年，一起做作业，研究功课，从未发生过口角。当我俩面对面研究作业时，四条腿就交叉靠拢在一起，我总有种异样的感觉；另一个是大我四岁的王俊芳，一次在河边洗衣服我们首次谈到性别，讨论起当男人好还是女人好的问题，两人都说先做三十年男（女人）人，然后转生成女（男）人，再活三十年最好。现在想来那些话有多么幼稚可笑！升入中专后分了专业，初中的同学分到无烟药专业的寥寥无几，我和别的同学就很少见面了，唯独和王俊芳一直保持来往。每逢周末我俩就一起跳舞，并且总是她带着我跳（她当男我当女）。她是学兵器的，毕业后分配到代号为西安市四十五号信箱的工厂，我俩一直通信，直到我出事，从此再无消息。
　　我在校外的第一个朋友是图画老师的儿子侯智，这个人的姓氏和他的长像颇相配，又瘦又灵巧，活像个猴子。他说话尖嘴滑舌，十分滑头，自陈安华来后我俩就渐渐疏远了。这里我要着重记述和陈安华的友谊，虽然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和遭遇，使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后我费尽周折与他取得了联系，他却不愿再提往事，也懒得再和从前的故交来往，只愿向前看，因而不久即分道扬镳。可他毕竟是我一生交过的唯一最真挚的朋友，童稚相交，两小无猜，毫无杂念，且正因与他的交往而引出一段温馨而痛苦的单恋。
　　
　　我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陈良和刘芳夫妇从沈阳调来建屛，他们已有三个女儿，只有一个儿子陈安华。陈老师脾气暴躁，对儿子管教很严，后来父子俩关系一度很紧张，最后发展到儿子离开家当了煤矿工人。文革期间刘老师被“革命小将”折磨致死，随后沈老师又找个老伴，安华在给我的信中提到父亲时说“他现在是乐不思蜀”。
　　我和安华第一次相遇是在唐家会河边。那天我只捉到几条小鱼，正要往深水里走，只见侯智和另一个孩子沿岸边走来，那个孩子一手提根鱼杆，一手拎个鱼桶，个子足比我高出一头；他挺胸昂首，傲气十足，走过我身边时不屑一顾地瞥一眼我桶里的鱼，鼻子轻蔑地“哼”一声说：“就这么几条小鱼！”
　　我对他的神气十足先已产生厌恶，就说：“小鱼你有几条？”
　　他回头指着侯智手里的一条鱼说：“看，比你的大得多。”
　　“你见过什么大？”我说，“前几天我在南冶捉到二十多条，都是个顶个的，足有一斤多重。”
　　“那还算大，我在沈阳见过十几斤重的呢。”陌生小伙寸步不让。
　　“你别瞎吹牛，拿什么沈阳吓唬人，”我毫不示弱，“沈阳有太原大吗？我在太原看过《刘胡兰》，你看过吗？”
　　“我们在沈阳每个星期都看电影，来这鬼地方一月也难得看一次。喂，你能看过多少电影？”
　　眼见两人步步相逼，一场战事风声迫近，旁边急坏了侯智，赶忙过来劝架：“别、别误会，都是自、自己人嘛，”这个瘦猴心一急就结巴，“我给你们介、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陈老师的儿子安华，我新交的朋、朋友。”
　　接着又转向我：“这是我的老、老朋友，田老师的儿、儿子。”
　　于是双方立即解除戒备，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互道姓名言归于好。
　　正是：
　　世间情谊何谓真，试看奇逢少年人；
　　酒肉朋友知多少，痴心何似田与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