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赵国强也有烦心事

　　第六章：赵国强也有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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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弟从上海回来时，68岁的赵国强已经退休多年。
　　与村里的同龄人相比，赵国强的一生算得上是顺风顺水，只有在最困难的那几年，汉成在江西扛木头还能混饱肚子，他家没出去，因此挨了几年饿。后来，汉成从江西回来当社员过了好些年半饥半饱的苦日子，期间国强已经当上了大队总账会计，当了十几年的会计、支书后又幸运地被调到公社当上了公社干部，每月都能领到一份固定工资，直到退休享受劳保，现在是村里唯一的一个每月有三千多元收入的退休老人。按理说他应该是此生无憾了。不过，赵国强的一生中也并不是没一点烦心事。
　　这事还需从头说起。国强当支书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主任是个既能干又泼辣的大姑娘，这个姑娘姓沈叫月香，比国强小十岁，说起来与国强还沾点儿亲，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妹。沈月香生得一副高挑的身材，鹅蛋脸，大眼睛，上过几年中学，有文有武，在农村里也算得上是鹤立鸡群了。她十九岁时就入了党，二十岁就当上了村里的妇女主任。二十四岁的那年嫁到了公社驻地的那个大庄子，一嫁过去就接替了庄子上的老妇女主任，继续做她的妇女干部。在她出嫁的前二年曾与国强有过一段那种关系。那时候，村里的支书与妇女主任有这档子事好像是顺理成章似的。其实国强倒也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人，他后来说他一辈子也就犯了这一个错误。
　　在国强被调到公社三年后，沈月香也作为培养对象被调到公社当上了公社妇联副主任，那时国强在公社当会计，两个人又阴差阳错地得以“同朝为官”。虽然月香在出嫁前就与国强断了那种关系，但同事们有时还会旧事重提拿他们开开玩笑，对此，月香倒也不大介意，国强却觉得很别扭。后来，公社从外面调来了一位姓林的书记，没过多长时间就与月香搭上了，有人说还是月香主动的，其目的是为了竞争公社妇联主任的职务。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对妇女干部有一种很不公正的偏见，说妇女干部其所以会得到升迁大都是靠的是色相，当时还流传着两句顺口溜：“要得升得快，勤松裤腰带”。说句良心话，虽然难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但也有不少女干部是靠勤勤恳恳地工作得到人们尊重的，她们的工作成绩并不比男人逊色。不过，月香搭上了林书记，而且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公社妇联主任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林书记不晓得从那里知道了赵国强与月香当年的那段风流韵事，而且认定他与她至今仍藕断丝连，于是便醋劲大发，将他看成了眼中钉，看哪哪不顺眼。偏偏这个书记又很“长命”在这里一呆就是八年，赵国强就被穿了整整八年小鞋。他先是被调到一个濒临倒闭的水产养殖场当场长，说是调他这个“能人”去加强领导，改变那里的面貌，其实就等于是“流放”。养殖场离公社驻地有十多里路，在公社最南端的一个面积不大的湖边上，有几十亩精养鱼塘，场上只有七个固定的工人，干部比工人多一个，连赵国强是八个人，除了他这个场长兼支书的“一把手”外，还有四个副场长，一个副支书，两个会计。其中四个副场长全是在村里当过支书的，大都属于那种没犯过大错误但又做不好工作的干部，将他们安排到社直单位当个小“官”也是为了调虎离山，免得在家干扰继任者的工作。因为赵国强也当过支书，公社里的人都将这里叫“书记处”，叫赵国强“总书记”。
　　“总书记”上任的那一天是场上的挂桨船来接他的，他将公社大院的房间里铺盖全都搬上了船，觉得这样远离政治中心也好，能省却许多烦脑。那天，场上的全体领导班子为他“接风”正好坐满了一桌。菜肴品种不多但很丰盛，烧了一条十多斤的大青鱼，盛了满满一大盆，另外还烧了三只野鸭子，听说是一个副场长昨天用猎枪在湖上打的。喝的是场上自己酿造的大麦酒（养殖场里还办了一个酒厂和一个养猪场），喝酒的酒具用的是盛饭的蓝花碗，席间。个个热情、豪爽，频频举碗向“总书记”敬酒，使得赵国强仿佛置身于当年的水泊梁山，当上了那里的头领宋江
　　酒足饭饱后，大家都美美地睡了一觉，傍晚时分开挂桨的那个小伙就将四个副场长送回了家，他们的家都离这里不太远，最远的只有七八里路，国强的家在公社最北头离这里有二十多里路，挂桨船也要开一个半小时才能到，既来之则安之，他准备扎下来了。
　　时值初冬，鱼塘边上的杨树叶子已经褪尽，湖边的芦苇花絮被北风搅动得像漫天飞舞的雪花。随着一轮红日堕入湖边的芦苇丛中，暮色就渐渐地茏罩住这湖边上的几排简易房屋，国强就有了一种被拍在沙滩上的感觉。
　　为他安排的一间宿舍兼办公室里搁了一张单人床，一张旧办公桌和一把旧木椅是这间屋内的全部家当。床铺旁边的墙上贴着几张旧报纸，显然是为了防止墙缝中的泥沙掉落到床上。那晚，国强早早地吹灭了油灯，躺到了床上，也懒得开他带来的那台袖珍收音机，在黑暗中想起许多过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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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时，国强家是中农，自家有八九亩田，木船、风车等大型农具齐全，靠着他爹妈的精明与勤劳，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比一般的人家好一些。国强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国强最小，生他时母亲已46岁，小时候国强没吃过什么苦，那时候上学能上到高小毕业的人并不多。国强是跟招弟同一年结的婚，婆娘叫高锁英，小名叫锁丫头，是大王庄东边的，那个庄子叫高家垛，属东河县。锁丫头与她的姓氏一样，个子也挺高，与中等身材的国强站在一起算得上是举案齐眉，比生来高挑的月香还高一点，唯一的差距就是锁头没上过学，不识字。在生产队里与菱香和招弟是最要好的三姐妹，三个人在一起时好像有说不完的家常话。晚上也常聚在一盏油灯下纳鞋底拉寡话。
　　国强结婚后，头胎生了个女儿，后来连着生了两个带把儿的。他家一直没跟老人分家，孩子全都是国强的爹妈帮着带大的，因此，三姐妹中锁丫头日子过得最舒心，国强又一直当着干部，孩子还有老人帮着带。锁丫头在娘家是家里的长女，后面有好几个弟妹，因此，无论是干农活还是做家务都是一把好手，人又乖巧，与国强的老妈相处得形同母女。小两口感情也很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也没听说他有过什么绯闻，村里的人都说：“国强与汉成一样，是个君子”。至于后来跟月香发生了那档子的事还有人说：“是那个丫头老叮着他，他又不是个死人”。
　　国强记得那几年，开始当上了村妇女主任的月香并不像其它人一样称他赵支书，先是叫他国强哥，后来连名字也免掉直呼哥哥了。起初国强也没往那方面想，只是觉得她抓计划生育工作还是挺得力的，就把她当小妹妹对待，有时也跟她说几句玩笑话，后来就渐渐地被她哥哥长哥哥短的粘乎得有点把持不住了。有一次，公社计生办的人带了两名妇科医生到村里来为育龄妇女上环，吵吵闹闹地一直忙到深夜，国强刚睡下又听到月香敲门，他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事，开门后她告诉国强任务已全部完成，公社来的人又连夜去了别的村子。那天国强只有一个人在家，锁丫头带着孩子去了娘家，她弟媳生了个女儿，她是去送“月子礼”的，国强的爸妈也正好去了他姐姐家。于是他们两人就都有了第一次，一个是第一次出轨，一个是初尝禁果。事后，国强老是觉得有一种犯了罪的感觉，特别是见到月香的爸爸感到十分内疚。他们那种关系虽然也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一年多，但一点儿也不轰轰烈烈。后来国强听人说月香又搭上了本村的一个年轻的队长，而且打得火热，如火如荼，国强就彻底与她断绝了往来。
　　养殖场有个五十多岁的姓孙的出纳会计，长年不大离场，国强从他口中了解到了这个单位濒临倒闭的原由。养殖场初建时，公社从大王庄鱼塘上调来了一个姓顾的场长，那人的工作很认真踏实，养殖经验也很丰富，头几年育鱼苗、养成鱼的经济效益还不错。后来接连安排进来好几个老支书，这些人没一个搞过养殖，又看不起忠厚老实的顾场长，同时，他们之间也互相不服气，要不就好几天不来上班，要不来了就瞎喝酒，喝醉了就指责顾场长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经常杠嗓吵架，有几回还动了手。老场长说不过他们，也没奈何他们，因为他们公社里都有后台。于是老场长就气得不大管事了。后来公社明确了其中一位老支书任养殖场支书，接替了老场长。那个支书姓吴，是一个大庄子上的支书，跟公社里的二把手是一个庄子的，据说是因为贪污和作风方面的问题被免职的。吴支书上任后，场上办起了酒厂和猪场，表面上倒是搞得热热潮潮，但却丢掉这里的主业——养殖，大部分成鱼塘都荒掉了，成鱼产量少得可怜。管理又十分混乱，天天有人开着挂桨船到这里来喝酒吃鱼，吃过了还要带点走。猪场上的苗猪也大都供应给了关系户，根本拿不到钱。结果坐吃山空，酒厂和猪场也都要黄了，还欠着银行上万元的贷款。老孙还对国强说：“幸好，在你调来前公社已将吴支书调离了，否则的话，你本事再大也施展不开拳脚”。
　　第二年春天，国强又将已经回了家的顾场长请了回来，重新任命他为副场长，大王庄是陆家舍的邻庄，彼此都很熟悉，老场长晓得国强是个干实事的干部，跟他合作他觉得有意思，就又全力以赴抓起了养殖，果然到了年底就见到了成效。与此同时，酒厂和猪场的管理也逐步地上了路，先是在内部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任何人喝酒都要先签单付钱，或者先记账然后在发工资时扣除，国强本人更是以身作则。有一回公社来了几个人过来钓鱼，国强把他们安排到湖边上去（他们以前都是在鱼塘里钓惯了的）。中午是国强自己掏钱打酒买鱼招待他们的。自此以后就很少有人再来混吃混喝了。原来安排进来的几个老支书也算识相，也没人对国强说三道四过，其中有两个还实心实意地与国强配合着做了些工作，还有几个常年不来上班，国强也并不少他们的工资，也就是一个月每人三四十元钱而已。第三年，区里还组织各公社负责副业的干部到这里参观，学习这里用酒糟喂猪，猪粪养鱼循环利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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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强在养殖场一呆就是六年。六年中发生了许多事，先是他爸妈先后病逝，后来他的好朋友汉成又因为计划生育受到牵连被削职为民。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基层政权重新恢复为乡、村制。这一年国强又被调回了乡政府大院，被任命为乡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经理。养殖场成了公司的一个下属单位。又过了一年，林书记被调至区里任区委书记，这个区下辖五个乡，其中包括他统治了八年之久的这块根据地，算是提升了半级，那时楚阳县还设置有区政府，有的区委书记同时又是县委常委。这几年沈月香官运亨通已经成了国强的顶头上司，是乡里的二把手——乡长兼副书记。原来那个姓周的乡长接替了林书记当上了一把手。周书记是本乡人，以前国强在家当支书时他曾在陆家舍这个片当过片长，对国强的为人很赏识，那时国强能得以上调也是由于他的极力推荐促成的。因此，一、二把手一碰头就将国强调回了乡政府大院。
　　沈月香其所以能得到升迁，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林书记，但也不完全是，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她的工作能力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也确实令人信服；二是那时崇尚“年龄是个宝，文凭不能少”，她虽然只上过几年初中，但作为女同志，学历就不算低了，她又年轻，又能说会道，再加上那时提拔任用干部其中还要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干部。因此沈月香就顺理成章地得以飞黄腾达，当时全县只有两个女乡长，与那一个相比，月香更年轻更风华正茂，每次到县里开会都会吸引许多与会者的目光，都说：“这个美女乡长，前程不可限量”。不过，后来因为发生了两件事情使她的政治生涯走上了下坡路，先是她的丈夫当上了乡农机站长不久就贪污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农机补助资金被判了三年，后来又因为有一天夜里被林书记的老婆在区公所抓了个现行。林书记的岳父在县法院当过院长，倒霉的自然是月香了。后来，她被调到外乡任排名最后一位的副书记，虽然仍是正科级待遇，但已经没什么实权了，从此风光大减，始终未能东山再起。
　　接下来的几年，国强倒是过了一段时间的舒心日子，因为他的一如既往的勤奋工作，常常得到周书记的赞许。不过，升迁是无望了，一是区里有那位林书记“罩”着，二是年龄也不占优势了，后来只是将他从副业公司的经理调到乡副业助理，给了他一个乡政府的正式编制。过了些年又被调任民政助理直至退休。
　　国强的大女儿秀娟初中毕业后只读了一年高中就不上了，主要是因为成绩太差跟不上，后来就通过周书记将她安排在一家乡办厂上班，每月拿二十多元工资。过了二年她在厂里自己谈了个对象，那小伙姓王叫王冬生，也是大王庄的，是女儿高中时的同学，亲家叫王炳宏，以前在大王庄当过几年分支书，与国强很熟，那小伙人也长得挺帅气，正在厂里跑外勤。因此，国强夫妇对这门亲事都很满意。婚后二年就给国强添了个胖嘟嘟的外孙女，让老两口高兴了好一阵子。不过他的亲家夫妻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家冬生是独子，头一胎就生了个丫头，要想再生个孙子还不知道要走多少艰难曲折的路。
　　更使国强欣喜若狂的是，过了几年他的两个儿子先后都考上了大学，先是大儿子赵仁考进扬州师范学院，后来二儿赵俊又考进了盐城的一所大专。一门双状元，前后只隔了两三年的时间，那时全乡绝无仅有，想像得到国强夫妇当年是如何地扬眉吐气。后来，赵仁毕业后留校任教，赵俊分配到了楚阳县城一家银行工作。几年后兄弟俩都相继在城里买了房子成了家。大媳妇是扬州城里人，父母都曾下乡插过队，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了好多年，对农村并不陌生，亲家现在是一家商场里的经理，为人很和气，每次与国强碰到一起总有谈不完的家常话。亲家母在一家国营工厂上班，听说那个厂这几年不景气，濒临倒闭。亲家姓谭，大媳妇叫谭晓红，是家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到了一家银行工作。国强没多少积蓄，只是为他们在陆家舍筹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一时没能力帮他们买房子。因而结婚后在他岳父家住了五六年。后来晓红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两家老人欣喜若狂。正好赵仁的岳母刚办了退休，也没要锁丫头去帮着带孙子孙女。
　　隔了些年，赵俊也在楚阳城里谈了一个对象，女的是一家商场里的会计，叫朱蕙兰。岳父的老家在邰家窑附近的一个大庄子上。因为曾当过几任公社一把手，后来被调到县城任农业局局长。现在全家都搬到了楚阳，成了道道地地的城里人。亲家生有一儿一女，可惜儿子是个弱智，快三十岁的人了，还在家由父母养着，好在有个聪明伶俐的女儿，高中一毕业就安排到了国营单位上班。因为朱蕙兰没受过高等教育，与赵俊谈对象还算是高攀，不过，国强一个乡里的小助理，攀上了炙手可热的大局长当亲家也算是高攀了，彼此扯平。赵俊的婚事是朱局长在城里一手操办的，在楚阳城一家最豪华的酒店请了四十几桌人，县城里各个局、办的头面人物都到了场，后来国强听人说，他的亲家在那次婚宴上收了好几万元礼金。那晚，陆家舍国强这边只去了两桌人，弄得有点像是倒插门，国强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国强又在乡政府食堂补办了一场婚宴，才将乡里的同事和乡下的亲戚们聚了一下。因为知道局长亲家会来，区里的林书记也欣然应邀前来作陪。虽然场面不是太大，但却让国强实实在在地风光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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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秋天，朱蕙兰生下了一个女儿。这时，他们已经住进属于自己的一套70多平米的新房子，此前他们一直住在他岳父家里。那一年锁丫头还在家里种了五亩田稻，虽然秋收在即，但还是不得不丢下家里的一切，赶到城里去服侍月子。好在割稻与割麦不一样，割麦是抢收，一家忙，家家忙。割稻早几天迟几天问题不是太大，后来还是等汉成家稻子都割上了场才找了几个人帮他家把稻子割起来。为此国强也在家里忙了一个多星期，那时，每逢夏、秋大忙，家里种了田的乡干部都会回家去帮几天忙。
　　那年冬天，赵国强碰上一件最大的烦心事，事情的性质与李汉成遭遇到的很相似，他的女儿秀娟怀上了第二胎。女婿王冬生是独子，上面有两个姐姐，国强就晓得这回碰到的可不是一般的麻烦事。亲家说：“反正我又不当干部了，大不了再把党籍也也搭上去，超生二胎的人家多得很，管他多少罚款我一分不欠，他们总不致于还拆我家房子，就是把房子拆掉我也认了。”于是，小两口没等厂里发现开除他们就悄悄地自动离职上了江南，过了几个月乡里计生办才知道小两口出去是为了躲养，而且已经快要到分娩的日子了。因为亲家当过几年分支书（大王庄是个特别大的庄子，村里设总支部，下设四个分支部）免不了要得罪一些庄上的人，还有人说：他王炳宏当年抓计划生育那么心狠手辣，现在轮到他自己了，决不能让他过关！因此，乡里对这件事不得不格外重视，周书记亲自出面找国强谈话，要他先暂停手头的工作，全力配合计生办“抓逃”，并警告他：“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如果在外面生下来将会对你产生多大的影响用不着我跟你说！”那边王炳宏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因为此前他已请人给媳妇做过B超，基本确认怀的是个他朝思暮想的孙子。国强此时没法说什么，也确实不好说，他只能回家坐等处分了。
　　计生办第一次派了四个人到江南去抓人，从上海到杭州转了个大圈子，将他家有亲戚的地方都找遍了，十多天后，化光了经费的追逃小组空手而归。过了几天，计生办接到了大王庄的人告密，说小两口在昆山一个服装厂打工，那个告密的人曾在王炳宏“执政”时期被强行引产打掉一个儿子。因为有了准确的“情报”，第二次派去了好几个精兵强将，还特地开了一辆面包车过去，果然很顺利地抓到了“逃犯”，那天夜里，冬生还吃了不少拳脚。
　　后来那辆面包车连夜开回了楚阳，直接开进了楚阳人民医院强行施行了大月份引产手术。其时，秀娟的身孕已经差不多有八个月了，也就是说再过个把月孩子就能正常分娩。以前的通常做法是怀孕三个月内通过刮宫中止妊娠，胎儿再大些就必须要施行引产手术，所谓引产就是先通过注射将腹中的胎儿致死，然后再催生，这种手术对孕妇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月份越大风险也越大，一般情况下过了七个月就不再施行这种手术，但在计划生育极端疯狂的年代，哪怕是到了预产期也照做不误。不过那时好像也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孩子一旦自然分娩就会享受到一个正常人的权利，再将他（她）弄死就算是谋杀。
　　当王炳宏夫妇闻讯赶到楚阳人民医院时，他们的那个被执行了注射死刑的孙子已经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他们发现丢弃在塑料桶里的婴儿居然还有呼吸！以前这种情况也常有发生，不过大多数过上一会儿就会停止呼吸，也曾有过婴儿后来成活的先例，当时老两口就欣喜若狂地将孩子抱了回来，其时医院里的护士曾劝过他们，说：“即使孩子养活了也极有可能是个弱智。”他们可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他们以前看到过引产成活的正常而健康的孩子。第二天，国强夫妇也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了女儿和前途未卜的外孙。接下来，两家人都在喜忧参半，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度过了好几个日日夜夜。十天后，他们欣喜地发现，小家伙与正常的婴儿并没有什么异样，不但不像一个随时准备开溜的“讨债鬼”，而且从那一对可爱的忽闪忽闪的小眼睛看来也不像是个呆子。孩子满月的那天，想像得到，王家人是如何地扬眉吐气！王家门前乒乒乓乓地放了半个小时的炮仗，中午还请了几桌人，就连那个明知是告密者的人也请来了，王炳宏并不恨他，人家四十多岁了至今只有一个女儿，人家有意见可以理解，现在他算是捡到了一个孙子，还应该感谢人家，如果是躲在外面生下来，受连累的可不止他一家，就连国强也肯定会脱不了干系。
　　国强上班后曾听到有人议论说，他的这个外孙其所以能死里逃生是因为他在医院里托了人做了手脚，对此，国强倒是身正不怕影子斜，那次突然袭击他其实也被蒙在鼓里，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只能是那个负责“行刑”的护士技术不精，未能击中要害。后来只是按照超生二胎的罚款标准加上追逃的费用被罚掉6000多元钱，王炳宏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还是国强帮他借了3000元贷款。
　　外孙取名王昆，寓意是从昆山被抓回来的，小名就叫二子，那时超生的二胎男孩子大都有这么个昵称。去年王昆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京大学。对于当年计划生育的那些事，虽然时过境迁，但国强仍然记忆犹新，他始终认为，那时的做法尽管有点不近人情，甚至还有点野蛮、残酷。不过时至今日，总让人觉得，当年的那场运动对于我们的国家繁荣和民族兴旺确实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不但使全国少生了几亿人，最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点，据说，江苏放开单独二胎后，光南京市就有十万户家庭入围，但真正申报的家庭并不踊跃，有不少人家根本就没有生育二胎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