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环境恶劣 自寻乐趣

　　由于工作的调整，不仅日本之间有矛盾，我和史露也有矛盾。本来大佐和我配合装饭，田燕她们来后，我和史露轮流和大佐合作。两个人半月轮换，两个星期装饭，两星期抓菜。
　　但现在厨房少一个人了，大佐就没有时间装饭。只能我们俩轮流。一个人装饭。因为锅很重，让我们搬很吃力，史露的意思，让我打电话给周总反应一下，要么让我们俩一起合作，要么让她们三个人，轮流和我们装饭，那样我们就不会累。
　　我扭不过史露，厚着脸皮只能给周总打电话，但我跟史露说：“史露，你知道我不会说话，你自己跟周总说”史露点点头同意了。
　　拨通周总电话，她和周总没有说两句话，就把电话扔给我了，周总本身就不喜欢她们那个市的人，每个地方闹事的几乎都是她们市的人，周总当然就没有好口气对她了。
　　她气的脸通红，电话扔给我，没有好口气骂道：“什么人呀？蛮不讲理。银儿，你跟他说。”
　　一看史露委屈样，我有些彷徨，但话筒在手，不能不开口。只好硬着头皮跟周总说好话：“周总，我们俩身体可能吃不消，因为那项工作对女人来说，有点体力透支，那个煮饭的锅实在太重了。”
　　周总听了我反映的情况，让我把电话给旁边的经理，说跟经理交涉一下。我们打电话都是在办公室，用电话卡打。不知道周总和经理说的什么，但最终没有交涉成功。
　　周总有些无奈的说：“经理也没有办法，这是老板的决定，如果实在搬不动，就慢慢搬，时间你们自己把握。”
　　听了周总的回答，史露气呼呼的抱怨说：“什么人呀？把我们当什么？做牛做马的吗？真气人。”
　　其实听了周总的话，我也很气愤，有一种好像把我们扔这里，就不管的感觉。但我知道求人不知求己，走一步算一步，只能坚持再坚持。其实万事开头难，摸到命脉就不难了。
　　一个人进去装饭真有点累。一个锅最起码三四十斤，饭箱最起码二十几斤，来回不停地搬，大概总共三十几锅饭和二十几个饭箱，还有十几个电饭锅。
　　还得用大铲把饭从锅里铲到饭箱里，饭箱还得先用一次性袋子装好，再搬到公斤秤上去秤，秤好了，再贴上写好标签，防止送饭的人搞错了。然后搬到外面指定位置。
　　刚开始觉得程序很烦，而且日本人脑筋好像不会转弯一样。这些程序似乎永远一成不变的，稍微变了，就乱套了。虽说没有人催你，但送饭的人来了拿饭，你不快也得快。
　　而且输送带上大铁锅也不容你慢，多了饭锅会翻的。第一天多亏了煮饭的那个人，帮我把饭锅搬到地上几个，尽管不允许有摄像头，但没有办法来不及，如果饭翻了后果更麻烦。
　　装饭间里面本来热的不得了，加上刚开始不懂技巧，看到一锅，又一锅的饭，拥挤在自己的眼前，更是急得满头大汗。跟史露聊起，才知道原来史露也是同样遭遇。
　　后来慢慢熟悉好多了，大铁锅其实也不是太难搬，只要摸准位置顺势一推，就上了装饭的车上。而且我们俩共同研究，看哪些程序能省则省，能简化尽量简化，这样做既节约时间，又省力气。
　　可旁边包装饭盒的阿姨，不同意我们的有些做法，意思是这是规律。我们俩也不管她怎么说，怎样方便省力就怎么做，只要不出格就行。其实我蛮喜欢装饭这项工作，虽然有点累，但我的空间我做主呀。总共四个人各做各的，有时我边工作，边哼哼唱也没有人管。
　　说完装饭见工作流程，再说说我们装饭车间，三个日本人吧。开始煮饭的年轻人很古怪，好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感觉，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因为各做各事不用打交道。
　　只是大佐不在时，送饭标签没有人写，我只能请他代写，其实天天看，那些字我闭着眼都会写，但大佐怕我写了，送饭的人不认识。虽然我们不打交道但在一个地方工作，难免有些磨擦。
　　比如有时我身体不舒服，其实刚去的两三个月，我身体一直不适应，天天拉肚子，没有精神，有时装饭会吃力。动作一慢，饭锅就会来不及，立刻拥挤起来。
　　这时饭锅就得搬下来，要不然容易翻，其实这是我的工作，得自己搬，可我从来没有搬过，都是煮饭的人帮我搬。要么就是后面洗锅的老伯帮我搬，我要搬，他们都摇摇手说：“你别搬，锅太太重，你搬不动。”
　　有时史露会唠叨说：“今天倒霉，锅来不及，没有人搬饭锅，锅掉在地上，正好厂长看到，被批了一顿。”还生气的说：“那个煮饭的人，像木头哑巴也不搬。”
　　在我班上，也有过饭锅翻在地上现象，只不过是我们三个人都没有注意。饭锅一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反而同时笑起来，史露抱怨煮饭的人，不给她搬锅，我当时心想煮饭的人，连空锅都帮我搬，可我得低调，要不然又不知她会说什么。
　　虽然我和煮饭的年轻人，也没有说过多少话。只是无论谁在工作上都有失误，互相包容一下，也许就能解决问题。有时，煮饭的人饭煮少了或煮多了，开始几箱算不准，但一半下来了，基本就知道饭是多、是少了。
　　那我就在秤上做点小文章，就可以帮他过关了，因为如果饭少了，大佐要再煮，煮多了会浪费，那煮饭的人会被骂，所以只要不差太多，我都有办法搞定，多了更好办，我就多装点电饭锅里，少了客户会投诉，多了客户应该只会高兴吧。
　　虽然这些我从来没有说过，但我想煮饭的人心中有数。我不像史露那样多呀、少呀的，动不动就跟主管反应，惹得有一次主管把我装的饭，让我重新过秤，意思是为什么多呀、少呀，从来没有听我说过。
　　而且不仅我在称上做小文章，有时，煮饭的人煮完饭洗机器时，会把水溅到我身上，我也只是笑笑。
　　记得有一次，煮饭的人饭煮好了，又开始清洗煮饭的机器。每天煮饭的人都是这样的流程，边用水管冲机器，边用大毛刷，使劲的刷。那天，可能水管没有插好。
　　而当时的我正低头装饭，突然，水管扑面浇来，幸亏我们上班都穿雨靴，带皮围裙，护袖也是皮的，要不然我肯定成了落汤鸡。尽管如此，我的帽子和头发没有躲过，头发湿了半边。
　　煮饭的年轻人赶忙又是笑脸打招呼，又是鞠躬。看他那样，我不仅无法生气，还忍不住“扑哧”乐了。煮饭的人看我笑了，也憨憨的傻笑。
　　不过，可以想像，如果换作史露不给煮饭的人脸色看，就算客气了。在宿舍也是这样，谁要是得罪她，小鞋迟早穿的，所以宿舍几个人都离她远远的。我觉得无论是谁，要想别人尊重你，你必须先尊重别人。
　　在我后面洗锅的老伯，工作也挺累的，我和史露都觉得他可怜。有时史露和我都会帮他，把一筐的锅盖，抬进消毒柜里。一筐最起码几十斤，还要高举过头，才能放进柜里，老伯大七十岁左右，想想都不容易呀。
　　听说老伯是光棍一个人，每天老伯在抓菜间，装饭盒装到七点，再进装饭间洗锅。每天进来之前，老伯有两样必不可少的东西。一样是罐装的咖啡，一样就是香烟。
　　我对香烟挺感兴趣，因为老公总让我带日本的香烟，给他尝尝什么滋味。
　　我就好奇的问：“老伯，香烟最贵的多少钱？最便宜的多少钱？”
　　老伯抽的是普通的香烟，三百日元的香烟，但按人民币的算，二十几元的香烟也蛮贵的。老伯和煮饭的年轻人一样不爱说话。只是默默做事，有时听我唱歌，他会默默的笑。
　　我做事时喜欢哼哼唱唱，在日本更经常哼唱，语言障碍让我觉得无聊，因此无意间就唱出声来了，每次我哼歌时，煮饭的人和老伯都笑呵呵的看着笑。
　　他们有时问我：“你整天好像挺开心的，为啥这么高兴？”
　　我会告诉发生过什么趣事，他们听听笑笑，却从不发言。
　　老伯问我：“你会唱日语歌吗？”
　　“如果不曾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我就随口唱出了，这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没有想到，煮饭的人、老伯，还有装便当的阿姨，全都停下手里的工作，惊愕的看着我，然后竖起大拇指，直夸我唱的好听。
　　可能老伯太老实，有时，旁边装饭盒的阿姨和大佐主管会大声喊他，指使他。而老伯就像奴隶一样，任劳任怨，不敢有任何怨言。
　　每次听他们训老伯的时候，我就在背后指指他们，然后用拳头敲打他们，老伯抿嘴偷偷的笑，然后，摆摆手。
　　等他们走后，我问老伯：“你干嘛那么怕他们？”
　　老伯笑笑，没有说话，只是出去继续抽烟，喝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