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举牌竞拍 暗度陈仓（三）

　　三
　　2004年的春节很快到来。这是诸葛南淼在穗城度过的第二个春节，是他真正感受南粤春节风俗的一个春节。
　　新鲁班企业集团办公大厦如同穗城所有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大楼，包括住宅楼的每家每户，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每栋楼的大门前、大厅内、每一层、每一个办公室，都摆上了几盆大小不等、挂满小红包，象征吉祥祈福意义的桔子树。这是诸葛南淼看到的南粤过春节第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犹如北方人过春节家家户户包饺子、贴春联一样。
　　大年初一，正当诸葛南淼值班。秦董事长约定十点钟，所有在穗城过春节的高管人员到新鲁班企业集团办公大厦一楼大厅集合，前往各项目工地慰问坚守岗位值班的建筑工人。
　　九点多钟，诸葛南淼走进新鲁班企业集团办公大厦一楼大厅，抢他眼球的不是各位高管人员穿戴整齐、焕然一新的形象，而是立于大厅中央一棵含苞欲放的大桃树。
　　也许是因为南北不同地域文化风俗的差异吧！假植桃树这一独特的景物，对他来说十分稀奇。因为在他家乡葫芦洲市，如果将一个活桃树或者桃树枝搬入家中，是某种情况下，为降魔驱鬼的迷信活动所用，与南粤过春节用桃树招财祈福之意有天壤之别。他走近桃树，抚弄一杆花瓣绽开的桃枝摆了一个POSS，要一个同事“咔嚓”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在场的同事们哈哈大笑，送给他一句祝福语：“祝诸葛总新年走桃花运！”没想到一语成谶，后来他和包皖湘成了恋人，再后来成为夫妻。
　　南粤过春节的第二道风景线当数派发红包了。北方人过春节派发红包多是大人给小孩派发，长辈给晚辈派发。南粤人过春节派发红包多是老板给员工派发，领导给下属派发，无论年龄大小，结了婚的人给未婚的人派发。派发的金额有多有少，根据派发者的家底量力而行，被派发者从不计较钱的多少，在意的是“利是”二字。
　　新鲁班企业集团公司一行高管人员，上午跟随秦董事长从新鲁班花园项目部出发，先到新机场项目部，后到黄埔港项目部，所到之处都要派发红包。见保安派发保安，见清洁工派发清洁工，见炊事员派发炊事员。凡是当下属的，无论是否结婚，未婚的那怕已是年届四十、五十岁，见到秦老板和随行的高管人中，拱手一句：“恭发发财！”后面的一句自然不必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潜台词是“红包拿来”四个字。
　　三个项目部走完，诸葛南淼准备的500个红包所剩无几，赶紧抽中午吃饭的空档，去附近的银行营业网点取小面额的现金补充红包。否则，下午走到其他三个项目部就会陷于尴尬境地。虽然每个红包只装了10元钱，一天走完六个项目部，至少要派出去一万元现金。秦董事长多年派发红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紧跟相随的秘书李哲学拧着的那一个大提包里面，至少有三千个红包，有二千个装有一百圆大钞的红包，有一个千装有三百圆、五百圆、八百圆……不等的红包。据他说，有一个同行业的老板，每年过春节，仅派发红包的资金就高达三百万元，从大年初一至正月十五，那个老板在自己家里和办公室里分别摆放着一口装满红包的大陶缸，凡登门拜年祝贺者，在陶缸里自取红包。虽然人的欲望深潭是没有底的，但是来访者总有一个情面顾虑，也只是每人自觉地取一个红包以示吉祥。
　　南粤过春节的第三道风景线，就是农村家家户户做“年利”。所谓“年利”，顾名思义就一年一度举行祈求吉利、顺利的活动。哪一个村、哪一个镇什么时候做“年利”，是从古到今民间俗成约定的，没有法规约束，没有政府动员。秦董事长家乡的那一个村，是每年正月初八做“年利”。
　　正月初八上午十点钟，新鲁班企业集团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六十余人，分乘十三部车，浩浩荡荡向秦董事长家乡粤西茂州市电化县进发。诸葛南淼、朱豫信、余有权、李哲学随同秦董事长坐一辆奔驰商务车。诸葛南淼是第一次参加“年利”活动，也是第一次去秦董事长的家乡。从穗城出发开始，他就不停地向秦董事长打听一些关于粤西风土人情的民俗文化，以免到达后不懂当地风俗闹出笑话。
　　秦董事长说，虽然做“年利”是家乡的一种传统习俗文化，但也是一种浪费行为。特别是城乡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以来，农民能吃饱肚子，口袋里也有了几个闲钱，相互攀比之风愈演愈烈。有很多夫妻或兄弟姐妹外出打工一年，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有了几千元或几万元积蓄，春节回到家一个“年利”做下来，又是手无分文，不得不再次外出打工赚钱，如此年复一年，疲惫不堪。“年利”活动的主要内容有：一是相互大吃大喝，不管生人熟人，亲戚朋友，都可以参加，来的人越多，东道主就越有面子。二是燃放烟花炮竹，谁家燃放的时间长、燃放的数量多，也就越风光。吃进去喝进去的食物能饱口福、营养机体，也可以增强左右邻舍的感情。燃放烟花炮竹不仅浪费钱财，而且污染环境，有的甚至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秦董事长致富后的头几年，每年做“年利”的晚上，都要在祖屋前燃放价值达38888元的烟花炮竹，以图吉利。
　　当有一年，他看到同村的一户邻居，因家里囤积大量烟花炮竹，不慎发生爆炸事故，导致全家人伤残的悲惨情景时。从此，他带头呼吁做“年利”象征性地燃放一些适量的烟花炮竹即可。每年一次，他将燃放烟花炮竹省下来的那笔钱作为红包，分别发给村里六十岁以的老人。虽然他能够约束自己燃放烟花炮竹的浪费行为，但乡邻们的行为他却无权控制。现在做“年利”燃放烟花炮竹更讲排场、更加商业化，已是特种车辆运输，商家的大车小车送货上门，且委派专业人员到户指导。
　　到了晚上，整个村庄犹如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前，万炮齐发，震耳欲聋，炮火连天，烟雾弥漫。据说有一年，老美安放在太空的军事侦察卫星，发现中国南海之滨的粤西地区，大年正月连续几个夜晚，出现炮火连天的特殊景象时，五角大楼立即启动了一级战备应急机制，且惊动了总统小布什。
　　再说吃、喝、住，每逢“年利”期间，电化县城各大菜市场的物价至少上涨一倍。大小旅馆的房价上涨五成而且爆满，如果不是提前一个月预订，你甭想在县城找到旅馆安寝。因为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原来居住在乡村的农民，省吃俭用，有的砸锅卖铁，有的卖猪卖牛，有的鸡屁股里捣蛋，想方设法凑足首期款到县城置业买房。早几年允许私人建房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进县城买地盖起了小洋楼。所以，“年利”也从农村转移到了县城，还有相当一部分在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打工者和少部分在外创业的大老板，回到县城做“年利”，前来捧场的三朋四友是趋之若鹜，潮水般地人流蜂拥而来，使这个不大的县城不堪重负，哪有物价不涨的道理？
　　秦董事长的祖屋在与广西接壤的杨桃镇乡下，离县城有三十多公里路程。他以前的“年利”是在乡下村里“棋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各界朋友和公司员工相应增加，乡下“棋如老年活动中心”有限的面积，已无法容纳前来参加“年利”活动的人员。于是，他从1998年开始，将“年利”活动搬到了县城。每年都是提前一个月，在县城预订一家旅馆，包下来供来自穗城的公司员工和各位嘉宾朋友下榻，在县城深圳路自建的居住楼前搭建临时雨棚摆“年利”酒席。
　　他位于电化县城深圳路上的自建房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修建，外形酷似天安门城楼。三层楼房，共计十五个房间，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分别为七间、五间、三间，总面积约500平米。平时交给几个远房亲戚代管看守，需要使用时，权当新鲁班企业集团公司驻电化县办事处，实则每年操办“年利”酒席使用一次。秦董事长的“年利”，已不仅仅是一餐普通意义上的家宴了，已成为新鲁班企业集团公司一年一度的企业公关活动。
　　车队经过四个多小时行驶，出穗茂高速公路转入国道就要到达电化县城时。秦董事长特别交代身边的几名高管人员，入住酒店后午餐从简，抓紧时间休息，以备晚上“年利”酒席上，有足够的精力应酬地方党政部门的领导和其他嘉宾。参加“年利”酒席的领导和嘉宾有：新来的县委一把手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杨举书记；连任二届的二把手朱县长、政协费主席；六年分管招商引资的常务副县长刘常务；还有来自穗城市滨江建筑总公司的万钱总经理。
　　虽然家乡的政府官员每年为秦董事长“年利”捧场增色许多，但也给他带来苦恼不少。他对各种名目摊派的赞助费，想拒绝又不能拒绝。秦董事长创建新鲁班企业集团公司以来，先后给县、镇捐款三千多万元，建起了中小学新校舍，修筑了村镇水泥路及相关的桥梁。得益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先机致富的秦董事长，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解囊捐助心甘情愿。但那些捐助的钱，有相当一部分流进了一些以权谋私者的腰包，乡亲们怨声载道，他也感到十分痛心，甚至有一种助纣为虐的羞愧。
　　那一位滨江建筑总公司的万钱总经理，是邻县人。他是电化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杨举的大学同学，他大学毕业分配到穗城市经委工作多年，后来调到穗城市国资委任副处长，现任滨江建筑总公司正处级总经理已有三年多时间。他手中掌握了多个烂尾楼项目和多宗计划出让的建设用地。他是杨举书记特意相约一起来参加秦董事长的“年利”活动的，杨举书记有心为国企和民企架起一座合作的桥梁，联手在电化县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促进本县的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