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学（5）

　　九、大学（5）
　　　
　　39.王子送我的礼物乐“大斗”
　　　
　　大学里，刚刚和王子谈恋爱时，他不大爱讲话，有时就干坐着。亲呀爱呀，他实在是不想说。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感觉到，他选择我似乎有些无奈？是那种自卑带来的不幸？除此之外就是他在女人面前的木讷？
　　记得一天我们坐在校园里的铸铁椅子上，他吸着烟，我靠着他，我问一句，他嗯一声，然后又沉默，好像找不到一句要和我说的话。我生气了，心想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于是只能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声。这一坐就是3个小时，天黑了下来，相互只能看到眼睛，王子终于说话了，“哎，该回去了。”我说：“总是不讲话，如果不愿意就说痛快话，这样耗时间有什么意思啊？这哪像谈恋爱啊，简直是遭罪！”
　　王子看我真的不高兴，他也不想放弃这段感情，被逼无奈说：“好，给你讲讲我们部队的大斗吧。”没想到他这一讲不要紧，让我笑得都岔了气儿，我哈哈的笑个不停，流着眼泪捂着肚子。
　　从此“大斗”就是每次我俩在一起的话题，约会时他一不爱说话了，我都会说：“要不然就说说大斗吧！”就这样，每次讲一段，每一段都让我捧腹大笑。特别是我们闹了别扭，我生了气，为了打开僵局的时候，他也会说“要不然我再讲讲大斗？”一来二去的，没成想他的战友大斗成了我们俩的“红娘”——要是没有大斗，我俩也许到不了今天。这是几十年里王子送我唯一的“乐”，至今仍然经久不衰。
　　大斗是哈尔滨人，老三届的学生，父亲是警察，母亲是外科医生。王子结束新兵训练后就和大斗分到一个连。这大斗一到连里就成了“明星”：首先是他那幅形象，一米八的大个子，瘦的一条条，走起路来两条腿来回的蹩着，单兵训练只要他一出列，整个队伍就会乱了套，全连队的战士笑的前仰后合！连长气得说，“真他妈的！是谁招来的兵？”大斗长得更逗，白净的脸，瘪瘪的小嘴，长长的脸，到下巴处像镰刀一样弯过来，侧面一看，就像一只月牙插在军装里！眼睛长得还算漂亮，大眼睛长睫毛，因此大斗才对自己产生无限的“自恋”，平日总是拿个小镜子照。
　　说起大斗，是背了7个处分离开连队的。王子给我讲起这7个处分，让我笑得死去活来，又让我觉得无可奈何——因为那个年代。
　　刚到连队的时候，大斗干什么都不行。铁道兵是要凿山洞、修隧道，大斗走路都打晃，只能干点轻巧活，可还老是出问题，连长愣是看不上他。
　　没几天，大斗就出事了！他星期天上街（黑龙江大兴安岭佳格达旗的一个小镇）请一个裁缝，把一套军装改了，那时的军装只分大小号，没有肥瘦。大斗的个子高，要穿最大号的，可又太瘦，穿上就像打锣的。他就想出个点子自己改：上衣中腰掐起来，穿上像个裙子，裤腿改成像两个小饭碗那么粗，站在那里细细的两条腿，像两根绿色的筷子，然后戴上被他压成前进帽的军帽，扁扁的顶在月牙头上，只有五角星躺在帽檐上，才知道是军帽。看着他那可笑的德行，气得连长马上给他一个处分：“破坏军风纪”，没收那套“时髦”的军装。
　　大斗开始郁闷，跑到山上的雪地里坐着。突然眼前一亮，看着雪地里有一个冻死的婴儿，他一想这一定是知识青年的私生子，（连队挨着知青点），就把死孩子刨出来抱着回到连队。大斗有个理想，以后转业要当个医生，这是最好的实践机会。于是大斗就拿这些婴儿开始学习解剖，并且给战士讲哪是心哪是肝，吓得胆小的战士晚上睡不好觉。汇报给连长后，气得连长又给他一个处分，叫做“违反军纪，乱搞部队以外的事情”。
　　大斗一听算了，都两个处分了，爱咋咋地，接着解剖。先后解剖了七八个死婴，还把从家里带来的福尔马林岑克尔溶液泡上做标本，让自己和战士们真长了不少的见识。
　　夏天到了，大斗和一个战友在江边溜达，突然看到江里有一个女青年在水中挣扎，眼看就要被江水淹没。大斗见此情景脱掉军装，只穿了部队发的白裤衩，跳进江里奋力将女青年救上岸来，女青年大概是害怕或者是感激扑到大斗的怀里，大斗顺势将女青年抱在怀里，拼命的亲吻。一激动，贴在身上的白裤衩里边的东西也有所表现，被岸上的战友和群众看的清清楚楚。本来是舍己救人的一个壮举，让大斗搞得变成“借机耍流氓，影响极坏”，又背上一个处分。没想到的是，处分下来的那天，这个被救的上海女知青的连队敲锣打鼓地送来了感谢信！
　　连长不好意思地找到大斗说：“以后有机会，想办法把处分拿出来。”大斗说：“连长，没关系，我不是故意犯错误，你也不是故意给我处分，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后来连队和上海知青搞联欢，联欢会高潮时，大斗兴奋极了，冲上了舞台，先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连长说“这大斗咋训练也敬不标准，今天敬得也太好了。”全连队的战友给大斗以热烈的掌声。大斗开始演讲：“我来自美丽的哈尔滨（自豪），你们来自繁华的大上海，我们为祖国修铁路，你们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在哈尔滨少年宫合唱队呆过，下边我给大家唱个《北京赞歌》。”开始唱的还好，声音也很好听，可是唱到最后他唱不上去了，突然改成朗诵，变成“北京！北京！！北京啊我爱你！！!”手势也由低到高的比比划划……底下的人已笑倒一片。连长说“还以为大斗能为咱部队露个脸，没想到他给部队现这么大眼！”从此后，知识青年遇见他就叫“北京啊！北京！”
　　还没等到大斗的这个处分拿出来，大斗又犯事了！连里杀了一头驴，为的是改善生活。结果到中午打饭时，炊事班长开玩笑，把这头母驴的生殖器放到大斗的饭盒里。大斗一看这不是欺负人吗？因为炊事班长和连长是老乡，大斗就以为是连长故意捉弄他，于是就用两根筷子把那个东西穿过来，像转经似的一边转一边说：“看看连长吃驴肉，战士吃驴屄了！”他这一喊不要紧，全连的战士都跑出来看热闹，气得连长鼻子都歪了，又给大斗一个处分，叫“不服从领导，违反组织纪律”。大斗不服，向上级申诉！上级来了，他还是那两句话：“改善生活，连长吃驴肉，战士吃驴屄，提意见还给处分？”逗得来调查的同志都说不出话来。
　　全连大会上让他检讨，他说：“我错了，我是党的一头驴，连长愿意咋骑就咋骑！”又让全连战士们笑个不停。
　　这事最后不了了之了。大斗说：“处分吧！让地方看看，因为吃驴屄还给处分，部队还有没有水平？”他还像个没事人似的。
　　大斗从没有因为这些处分就沮丧，每天还是乐呵呵的。3年过去了，连里一看他也是老兵了，处分也得了不少，就给他提了个班长，他变着法的带着班里的战士玩，深受班里战士的欢迎，他说“都是孩子，没事不玩干什么？”
　　一天指导员查铺，一看大斗和全班战士都没睡，清一色全身光着，叉着腰，把生殖器都撅得老高，每个上边都挂着部队发的步枪，说是看谁挺的时间长！指导员一看真是哭不得笑不得，第二天，就把大斗的班长撤了。大斗说：“真不知错在哪？都是男人，一起展示阳刚之气，又没碍着谁。撤了更好，我还不愿意干呢！”
　　大斗真是从不上火，也不记恨谁，每天仍然按着自己的想法活着。可是事情还是不断的发生：一个晚上，生活艰苦的战士下岗之后想炸点馒头片，大斗自报奋勇去炊事班偷油，他想把100多斤的大油桶放倾斜——倒出一点儿油谁也看不出来。可是他又没有那么大的劲，油桶搬倾斜了却控制不住，结果油桶倒了，一桶油都洒没有了！这回，大斗又实实在在的背了个“偷豆油的大过处分”！
　　最后的一个处分却让大斗有点吃不住劲了。那是连里为了迎接师领导来视察，把下的雪都铲到连队大门旁，早晨起来，有的战士就往雪堆里撒尿，把连队两边的雪堆上都浇得无数个小黄洞。大斗认为这不好，就在门口雪堆上写了一条“标语”——“不要在雪堆上撒尿，天冷容易把鸡巴冻掉！”刚好师长走过看到了，把连长狠狠骂了一顿，“像什么话，让老百姓看到，部队的脸都叫你们连丢尽了！”连长一想又是大斗干的，师长走了，又给了大斗一个记大过处分！
　　这还不算本事，大斗不但自己背处分，还能让别人背上处分呢。刚从新兵连分到连队，排长怕他紧急集合起不来，就让他睡在自己的旁边，半夜里紧急集合号一响，大斗抓起衣服裤子就往身上套，穿好之后很快就站到队伍里。结果是，排长找自己的衣服一直找到只剩下一套大斗的衣服和裤子，没办法只有穿上，无论上衣还是裤子都是又肥又大。排长是四川人，只好把袖口和裤腿都挽起来，整好了出来，部队已出发了！
　　再说大斗，急行军走不动了，一想就是背后那袋子米（每个人都背粮袋）戏弄我，鬼点子出来了，用刺刀把粮袋刺破，让大米漏出来。深更半夜的，大斗又是最后一个，如果不是排长在最后边也许不会被发现。排长出来后赶紧追赶部队，借着月光看到一路漏下的大米，才找到了部队。急行军结束时天刚刚亮，连长集合队伍，把大斗和排长全部叫到队伍前面，大斗一出列，全连“哗”的一声笑开了！原来大斗把排长的小裤子穿反了，裤门穿到屁股上，把穿白裤头的屁股露在外边，好像小孩穿的活裆裤似的！再一看他小衣服小裤子，外加一个瘪瘪的粮袋子，笑的一连战士死去活来！大家再看排长，穿一套大衣服，丢盔卸甲的样子，战士们怎么也收不住笑了，开始连长还绷着，可一会也憋不住的笑了起来！连长狠狠地批了排长，事后给他记大过处分。
　　有人问是不是大斗缺心眼？那就把大斗看错了，大斗没事的时候都用来看书。那个年代是一个不讲文化的年代，大斗的阅历整个连队谁都赶不上，偶尔谈谈《红楼》、《三国》，或者是中国的世界的历史，没人能听得懂，也许这就是大斗玩世不恭的作法？谁也看不出来，那个连长更是看不透。大斗就是背着这7个处分离开这个连队，他还是无所谓的样子！那年他22岁。
　　后来王子听他的战友说：“1977年高考一开始，大斗就以高分考进北大中文系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大斗，不知道是该褒还是该贬？反倒觉得他挺可爱！
　　30多年过去了，今天王子得了脑出血，手术之后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每当带着他在小区院子里练习走路时，我还时不时的和他聊起大斗。每当这时王子都显得很兴奋，很快就忘记了对康复的厌倦，又投入到对大斗的思念之中，或者又开始搜索着对大斗快乐的记忆。
　　王子的昔日的战友大斗，你在哪里啊？我们真的该好好感谢你！
　　　
　　40.我和“白卷先生”张铁生的牵连
　　　　
　　30多年过去了，张铁生这个曾经的“白卷先生”大概已经被人们忘记了。可是我不能，因为张铁生和那个时代早已融化在我的肉里，铭刻在我的骨头上，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段经历，张铁生本人与我的“牵连”，也是我应当“说清楚”的。
　　记得1973年6月，传来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消息，我作为省、市、县的先进人物，被推荐参加这次选拔大学生的考试。
　　还有1个月的时间就要考试了，我在激动之余，心里充满了不安、恐怖和烦躁。妈妈在医疗队里为我请了辅导老师，可是我这个学生却让老师无法辅导，因为只有小学5年级的文化基础，每天点灯熬油，连自己都不知道看了些什么。正当我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时，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让我激动不已：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他们地区考的早，是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出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就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
　　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被树立为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的英雄。
　　重要的是，因为有了这张白卷，我这样的“白卷小姐”也上了大学。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张铁生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我也欣然接受了他。但交白卷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一到大学我就拼命地学习，而且深深地掩埋了这不光彩的经历。只要同学们一提起张铁生我都会躲得远远的，很怕人们知道其实我也是个答白卷的小姐。
　　那时，王子在部队提干都不干，只是一个心眼要考大学。他从部队回来，公社领导找他到公社“以工代干”也被他谢绝了，一直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在张铁生的那封信没发表之前海城县就考完试了，他在公社乃至全县都考了第一，而且还张榜公布，每个人的成绩都用大红纸贴了出来，亲戚朋友看到后都奔走相告“王子考了第一名”。
　　可是没有想到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张铁生的信。王子意识到自己的大学梦有可能彻底的破产，更别想到北京、上海去上学了。因为这张白卷，让他们县里考得好的许多高材生都纷纷落榜，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走后门的知识青年中的干部子弟和农村里当地领导的孩子。庆幸的是，大概为了掩人耳目，只有他这个众所周知的第一名没有拿下来，把他分到他最不想去的钢铁学院，这才有缘和我成了一个班的同学，成了现在的夫妻。历史就是喜欢这样和人开玩笑，让你不得不承认命运的神奇。因此，在他面前不能提张铁生，在他心目中是张铁生葬送了他们这些国家“栋梁之才”的命运，张铁生在他们心目中是个瘟神。
　　我不这样想，还萌生出看看张铁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的念头。说也奇怪，有时候你心中想到的，就一定会成为你眼睛看到的：我和铁生后来的相识就是这样戏剧般的实现了，尽管是快乐和痛苦交织着，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是酸甜苦辣的牵连。
　　1974年6月份，我们班正在大连开门办学（在工厂里边劳动边上课），突然接到学校的通知——让我和班里另外两名学校的体育运动积极分子回学校集训，准备参加省高校运动会。
　　我们回到学校的第二天，校学生会的干部张某来找我说：“主席，张铁生来我们学校了，准备明天在市委礼堂为全校的同学作报告，今晚住在胜利宾馆，晚上和校领导一起到宾馆去看看张铁生吧。”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连忙进一步确定，确实是那位反潮流的英雄张铁生，我心目中的“偶像”，我偷偷的高兴着，庆幸心想事成。
　　晚上6点多钟，我和张某还有工宣队的张队长、党委刘书记一起来到胜利宾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铁生，所有领导都毕恭毕敬的和铁生握手，我也不例外，然后坐下来，开始讨论明天的报告。铁生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他的打扮就是一个农村的知识青年，脚上一双军绿的农田鞋，蓝色的一身四个兜的制服，一顶军帽压在眉上，人长得清瘦但很精神，用今天的话讲也是一个标准的帅哥。
　　大家坐下后开始聊起来，铁生的言语不太多，讲话很朴实，也没有什么架子，主要讲了讲教育革命，“还是要对旧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在农村办学，要在工厂办学！”他挥动着拳头，显得有点激动。还说“明天也主要讲讲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报告，也就是自己的一些体会。”几个领导都拿个小本子认真记录着，那时我真的不好意思，恨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带笔记本来呢？也许是铁生看出我的不好意思，又接着说：“领导们不用记，今天记完了，明天就不用再讲了！”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会见很快就结束了，临走时铁生握着我的手说：“小泥儿，我们学生会的担子很重啊！‘上、管、改’的任务历史的落在我们肩上，我们真正要管好我们的大学，就要提高自己啊！”我立刻接着他的话说：“铁生，我有个请求，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校学生会到铁岭农学院去学习学习，向你们取取经，如何开展教育革命，如何使学生会真正担负起教育革命的历史重任的？”那时候我们说这些话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铁生立即做了答复：“我回去会安排你们去的时间，但是不是学习，是两个学校相互交流！”这就是我为今后到铁岭农学院参观学习打下的基础。回来的路上真是按奈不住的激动，见到了反潮流的英雄，更重要的是完成了一次教育革命的大事。
　　当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政治运动开始时，学校有人检举我，说是我把张铁生请到学校的。为了查清此事和邀功请赏，校党委还给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函，让西藏有关部门帮助查清小泥儿和张铁生有牵连的事，顷刻间我就成了‘四人帮’安插在西藏的黑爪牙，整整过了6个多月囚徒般的日子！其实，请张铁生到钢院来真不是我请的，是另外的两个同学到铁农联系的。我想他们是因为害怕才说成是远在西藏的小泥儿干的，所以只能是咬紧牙不承认，也绝不检举任何人！
　　第二天，张铁生报告大会在鞍山市委礼堂隆重召开了。原本是钢院自己组织的报告会，结果被市委知道了，为了体现市委的重视程度，临时决定变成由市委宣传部主持的会议。那两天张铁生的活动就都被市委安排了，我们学校连送行的份儿都没有，只是风云突变之后，这一切与领导们毫无关系，却变成了大学生的罪证。
　　我只记得市委礼堂主席台上的正面是毛主席的画像，两边挂着鲜艳的红旗，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同志来我市传经送宝”。台上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木质讲台，讲台的中央是一个鲜红的红五星，张铁生就是站在这个讲台后边做报告。市委领导和我校的书记们都坐在第一排，张铁生的到来，让我们学校和鞍山市感到万分的骄傲，领导的脸上流露出激动的表情。会场里的听众却反应有所不同，就像那《人民日报》发表张铁生的信时一样。
　　我还记得张铁生讲到去日本访问时，日本政府的官员送给他一副筷子作为礼物，他带了回来，可是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北京周总理问张铁生“日本人送你什么礼物啦？”张铁生把那双筷子拿出来给总理看，总理问“铁生啊，你知道日本人为什么送给你筷子吗？那是在骂你只会吃饭，那是在骂我们中国人啊！”张铁生讲到这儿，全场响起一阵笑声和掌声。张铁生却很严肃的说：“大家不要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要赶上和超过日本人，首先要办好我们的教育，要培养无产阶级有文化的劳动者，绝不是光会吃饭的！因此我们大学的阵地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一定要在制度上改变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下边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后边大部分都是这些政治宣传，实在没有筷子的故事有意思，刚好学校通知我们回去训练，我就和几个同学溜走了。
　　1个月以后，我就带队到铁岭农学院学习去了。当时的铁岭农学院，是原沈阳农学院下放到5个地区其中的一个，坐落在铁岭市银州区象山脚下，绿树环抱，古朴优雅。老远就看到校门两旁的大红标语，像张着的血盆大口喊出来的口号：左边是“彻底砸烂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右边是“夺取教育革命的全面胜利”。在这绿树成荫的校园，像这样抢眼的红色标语随处可见。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张铁生。虽然从没有和铁生单独接触的机会，但是热血青年彼此间却认为大家已经很熟悉了，铁生说：“小泥儿，我太忙就不能陪你们了，因为马上有一个会议要出差。一切我都安排好了，有什么要求你就和学生会的同学们提出来，他们会安排好的。”他还说：“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主要危险是什么？我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不是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与落后教育体制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不是什么教育质量低，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教育战线要彻底改革教育制度。”这一次，我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话儿，这也许就是有来头的最高指示呀！我心里这么想着，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小泥儿的脑袋里却从来没清晰过。
　　那时候的铁生已经是铁农的党委副书记，又有许多社会头衔，忙得不得了，和我交待了一下就出发了。再后来，就是参加辽宁省工农兵大学生的毕业分配会议，我见到了他，只是打个招呼没有说话。
　　一直到1976年9月9日，我和王子等105个辽宁工农兵大学生奔赴西藏，在沈阳军区招待所集结，我又一次见到了他。万没想到的是，那天下午4时接到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举国上下一片悲痛！中央怕出现动乱，命令所有赴藏的学生必须立即出发。9月10日上午接到紧急命令，当晚7点钟在沈阳站候车大厅集合出发去北京。我们同时接到通知，有省委领导到车站为赴藏同学送行……
　　同学们都沉浸在失去毛主席的悲伤之中，对这样的消息显得很冷漠。晚上7点钟，我们一行105人再加上6位老师，按上面要求在通向站台的门口排成一排长队通向车站的门紧关着，我们知道，领导要从这扇门进来接见我们，我们也要从这扇门走向站台上火车。
　　晚上7点多钟，那扇门突然打开，从外面进来一群人，很快地排成一排小队伍。我第一眼就看见站在前排的省委书记毛远新。这是毛主席的亲侄子，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没在北京，反而出现在为我们这些大学生送行的现场，我很是感动，仿佛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不由的又想到毛主席，泪水流了下来！
　　毛远新长得高大帅气，一身的军装，外边披了件毛料的军大衣，更显一个成熟军人的威严。他脸长得很白，一脸的严肃，30多岁，英气逼人，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戴着黑纱。
　　接见开始了，毛远新第一个和赴藏的同学们握手，只是点头，没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大厅里静悄悄的只能听见沙沙的脚步声，空气非常凝重。他后边紧跟着的就是张铁生，披了一件棉的军大衣，我觉得很奇怪，9月的天也不是太冷，可能是他们晚上还有活动？铁生看到我，远远的就点点头，到了我的跟前停下来，在和我握手的瞬间轻声的说：“小泥儿，也许你去西藏是对的，算是政治避难吧！”虽然声音很轻，但是我听得很清晰，我们这些学生和这些领导握过手之后，就从他们身边走过，踏上火车奔向遥远的西藏。
　　张铁生的这句话在后来的“清查”中我始终没说过。那时候我是真不明白“政治避难”是什么意思,更没想到毛主席的逝世对于他们来讲真是一次重大的政治的灾难。有时我想，在十几亿人的泱泱大国里，两个人能认识真是一种缘分：我由于铁生的一张“白卷”上了大学，又因为和他的认识受到政治牵连挨整，这也许都算作缘分或是命运的安排？但我从未因此对铁生有过任何的抱怨，况且他的处境更令人牵挂。
　　由于受到了“四人帮”的利用，张铁生成了反潮流的英雄，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成了绑在“四人帮”战车上的一名干将。“四人帮”被粉碎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冰消雪融，也成了被审查的“四人帮”的爪牙。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3月25日，该法院判处张铁生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张铁生在辽宁省凌源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刑期。1991年10月，张铁生出狱——这些都是后来报纸上说的。
　　社会生活就像一条永不回头的河流，张铁生曾是河滩上一条搁浅的小船，现在，这条刚刚修复的小船又汇入了大河，向前航行。
　　1991年10月16日，41岁的张铁生刑满获释，回到社会。同年12月22日，他和沈阳农业大学讲师，等他15年的大学同学董礼平女士结婚。1992年11月12日，42岁的董礼平剖腹产下一个4.4公斤的女婴。
　　出狱后，他一直没找到工作。妻子董礼平请在北京的同学帮忙，将张铁生介绍到鞍山市辽河饲料公司，在公司下属的一个工厂办公室当小职员。1992年秋，辽河饲料公司为了开拓沈阳市场，决定在沈阳设立办事处，张铁生被派到沈阳创建办事处。半年后，沈阳办事处的业绩从最开始的零销售迅速上升为几十万吨的销量。1993年4月，已离开办事处的张铁生和朋友创办了饲料公司，有了自己的饲料品牌。1年后，张铁生的天地牌饲料在沈阳站稳脚跟。
　　如今，60岁的张铁生除担任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外，还兼任监事会主席。而目前他所在的公司净资产过亿元，是拥有17家子公司的大集团，张铁生已是千万富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