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火红（3）

　　27.灵魂深处的“文革”忏悔
　　　　
　　火红的颜色属于暖色凋。中国民间以红色代表吉祥和喜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红色象征着胜利。红色在光谱排列中波长最长，它热烈奔放的色彩和语言刺激人脑的兴奋中枢，使人产生强烈的兴奋感。西班牙的斗牛士就是用一块大红披风刺激公牛，挑逗起公牛的战斗意志和攻击性来的。我不知道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不是借鉴了这个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洋为中用？可这个洋游戏到了中国就走样：红色到了谁手里谁就变成斗牛士，对方就变成公牛，在这红色的变幻中，进行了一场“革命”！
　　在城里时因为爸爸挨整，我们这些孩子都成了“狗崽子”，连加入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为能戴上红卫兵袖章，我付出那个年龄的孩子所不能付出的代价。我相信党说的“重在政治表现”，所以在辽宁省实验中学复课后，我每天第一个来到学校把教室的地板擦干净，把走廊擦干净。下雪天，我凌晨4点就到学校，给全校同学扫出两条通道。我坚信这种政治表现能让我变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做梦都梦到那个红袖章戴在我的胳膊上。这个红色的小梦在沈阳却没能实现。今天想起来，那么一小点红布都让我如此痴迷的追求，那么大大的红色披风能不让公牛发疯吗？
　　战备医疗队接到命令后，在本溪县碱厂公社建立105医院。我们这些上初中的子女就转到本溪县二中上学，二中是当时县里最好的学校。我被分到8连3班。那时教育改革实行“九年一贯制”，也就是说9年把小学中学高中都读完。我们的班主任姓张，是一位60年代的热血青年，哈尔滨人，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边疆去，结果被分到二中，把一生留给了本溪县的教育事业。无论在对文学的喜爱上还是在人生的追求上，我都受到张老师深刻的影响。他是我人生的第二位启蒙老师，虽然多年未见，我们之间的对话还是常常记在心里。
　　一到学校，我们这十几个城里学生成了另类，由于我们不可能一个晚上就脱胎换骨，一个早晨就和农村的学生打成一片，那么必然的要经历从肉体到灵魂的改造。
　　农村中学农忙时都要支农，上学没几天，就赶上春天种地“打茬子”。何为“茬子”？就是苞米留在地里的根。早晨，我们来到地里，老师说每人一条垅，把这条垅的茬子打完就回家，下午收工。
　　同学有说有笑的干着，下午3点多钟大部分人都干完了，个别慢的，也有同学去帮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干这样的农活。如何拿镢头，如何使劲都不知道，但我有个信念就是，决不输给当地的学生，于是我咬着牙哈着腰拼命干！他们干一会歇一会儿，又吃东西又喝水。我不能，我只有干，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汗水把所有的衣服都打湿了，手掌和10个手指都起满了泡，被镢头磨破，流出鲜血，把镢头把都染红了。
　　当我满头大汗地干到地头时，那一幕让我终生难忘：我打完最后一棵茬子，直起要折断的腰，看到的却是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坐在地头上，他们对着我指手划脚，乐的前仰后合——有的拍手，有的把脚抬起来，在头顶晃着。我傻傻的站在他们面前，我不知道我自己有多狼狈，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让他们如此开心？“文革”带给我心灵的创伤让我极其敏感，我双手握紧镢头把，支撑着要折的腰，自卫的抬起头，咬紧牙（不咬牙就会掉下眼泪，我心里想决不在他们面前哭），瞪大眼睛看着他们。我的头发一缕一缕贴在脸上，指缝和手掌的泡全破了，血顺着指缝和镢头把流了下来，整个镢把几乎是红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面对日本鬼子屠刀的英雄！（这种比喻不合适，可这的确是我饱受欺辱之后的心理）我不说一句话，只是瞪着眼睛，昂首挺胸的站在他们面前。我看着他们兴奋的肌肉重新整合到脸上的原位，声音也从高低不平直到笑声噪声倏然刹住。
　　这时候班主任张老师走到我身边，用他一贯平和的堂音说：“同学们，我不知道你们笑什么，我只深深被这沾满鲜血的双手，不，是还在流血的双手所感动！小泥儿虽然比大家慢了点，但是她是用行动证明她永远不会落后。”全班同学响起热烈的掌声，我转过身去，径直朝家的方向走去，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泪流满面的样子。
　　我到这个班时，班里最靠墙的角落里有一个双人课桌，只坐了一个女生，而且还远离前面一排，张老师让我坐在这唯一的空位上。不到10分钟，我就闻到一股狐臭味，作为医生的女儿，我知道这只是一种病，只要做个小手术就能解决问题。可是在农村由于缺乏医学知识，许多人认为和有这种味道的人在一起会不吉利，全班同学都不理睬这个同学。这个女生叫艳子，是家里的唯一的女孩，上面有3个哥哥，谁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欺负她，可是对于心灵的残害，白眼，冷落，孤立，讥笑和背后的嘲讽往往更叫人内心深处感到鞭痛。艳子就像被燕群被母亲抛弃的小燕子，恐惧，无助地躲在角落里。
　　这种体会小泥儿更加深刻。经历过的事情就会变成经验，我行我素的我，不再怕那些白眼，让他们干白！有了我，俩个人就不怕冷，就不再“孤”，至于背后的嘲讽，就把它当成一个屁放在那！慢慢的艳子会笑了，会讲话了，我俩上课同桌，下课一起回家。张老师说我的到来改变了艳子的命运。我心里想这才哪到哪，我要让艳子真的变成一只美丽快乐的小燕子自由自在的飞翔，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开始找爸爸咨询艳子的病，爸爸告诉我狐臭很简单，动个小手术把腋下的汗腺摘出来就好了。我开始做艳子的工作，艳子兴奋的不得了，可她家人却死活不同意，没有办法，我就去找一0五医院的外科手术专家彭叔叔，苦苦的哀求，让他帮我做艳子家人的工作。开始彭叔叔根本不答应:“天底下还没有一个外科大夫到病人家里动员病人手术的。小泥儿不要胡闹，不然我告诉你爸爸！”把我连哄带吓唬的哄出去。我怕他告我爸爸，可为了艳子又不得不一次次去求他。彭叔叔终于被我感动了，和我一起来到艳子的家说服了她的父母，又亲自给艳子做了手术，我也“亲自”做了艳子的陪护。
　　7天过去了，手术非常成功，艳子成了一个“正常”的人，从此心中有了太阳，脸上有了笑容，生活有了信心和希望！后来她工作了，再后来她结婚了，有了个漂亮的女儿。我呢，成了艳子的贵人和她家的贵人。
　　那年过年，她家杀了一口年猪，他3个哥哥一起来请我，说是为了感谢我才杀的猪。我那天真是风光：小炕桌正席上就坐的是我，左边是队长右边是书记，然后才是艳子和她爸爸。这一切让我知道“真是我改变了艳子的命运”，让我不知道的是艳子的变化同时改变了我在二中老师和同学心中的印象，一时间小泥儿成了了不起的孩子（在这里我要感谢已故的彭立人叔叔，是他能哈下腰来帮助两个孩子实现她们的梦想，从此改变她们的命运）。同学们开始亲近我，老师也用另一种眼光看待我，我自以为我已经做到像毛主席说的“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了。
　　没过多长时间，学校里执行毛主席最新的最高指示“开展经济领域三两斗争’。这块“红布”，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赶上过1966年红卫兵“造反有理”时代的七0年代的中学生简直是一针兴奋剂，我们十几个城里来的学生一下子就“疯”了，给这平静的本溪二中带来了一场灾难。
　　1970年春节刚过，学校来了8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们是六男两女，都是1965年考上大学，1966年开始“文革”，1970年毕业的。他们的到来，带来北京的太阳，带来北京的红色，带来了火红的“激情”，燃烧了二中将近1年的岁月。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小“公牛”，在这8块“红布”的引领和刺激下，上窜下跳，东奔西走，把好端端的学校搞了个乱七八糟。
　　记得那时，我家还在碾子沟离学校有40多里地，平时我们105医疗队的学生都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那是一个特殊的星期一，我们一到学校，就发现离我们宿舍不远的办公室也变成宿舍了。一间小屋子住了2个女生，一间大屋子住了6个男生。看他们不像学生，可也不像老师。他们的到来，给这个从没新鲜事儿的农村中学带来了好奇，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在猜测，因为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没上课的意思，除了吃饭几乎不出门。
　　到了星期六，学校教导处通知我们十几个人到那6个男生住的大宿舍开会，任何人不能回家！我们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但那气氛让我们紧张，我们分两排坐在他们8位的对面。我这才有机会近距离看到北大学生的风采，他们清一色的戴着眼镜（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戴眼镜的人，觉得他们身上多了一件不该有的东西。心里还给自己定了个标准，将来找对象决不找戴眼镜的，因为要和戴眼镜的亲嘴不是要把眼镜拿下来，就是要隔着眼镜亲，那该多没意思啊）。当我看到他们其中的一位男生，他好像没有脖子，脖子底下是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顶扁扁的顶着一顶军帽，戴了一副像瓶底一样的眼镜，隔着眼镜根本看不到眼睛。他拿了个本子，紧紧的贴在脸前，好像在记着什么，厚厚的嘴唇从本子下伸出来，好像怕本子从脸上掉下来，又好像是在平衡头上的帽子，不让那顶帽子掉下来。那样子好玩极了，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开始没人响应，过了半秒钟所有的学生都哈哈的笑起来，我不知道他们的发现是不是和我的一样？这时候，就听到一个足足的男高音，那声音听起来很美：“小泥儿同学，请你不要笑了，今天是一次很严肃的会议，再笑就请你出去！”我和同学们都被这带有强磁力的声音威慑住了，房间里立即恢复了平静。
　　“同学们，现在开会！首先介绍一下，县革委会派到二中的‘三两斗争领导小组’成员”，“这位是高老师”,我们随着他的手式把目光投向一个梳着了两条小辫子，长了一副娃娃脸，很漂亮的女生，好像南方人。“这位是良玉老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此人人如其名，简直是洁白如玉，满脸的慈善，我当时想这皮肤长在男人脸上真可惜了。“这位是关老师”，同学不敢看都憋着笑低着头，我小心地抬起头又看了看关老师，这会儿他端坐着，帽子稳稳的顶在头上，嘴唇好像收回一些，只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眼镜片后面的眼睛，他就是那位刚才让我挨批的关老师。他们北大的老师都叫他“老夫子”，这人看上去像个“军师”。“这位也姓高”，言外之意也是高老师，此人是男人中最矮的一个，梳着小平头，讲话一口京腔，看起来脾气不小，坐在椅子上，他老是不停地在动。
　　终于到了介绍站在我们面前这位主持人了，我们瞪大眼睛看着他：这是一位今天说的“帅哥”，一米八的大个子，白晰的方脸，高鼻子，浓眉细眼，宽嘴巴，不要看人，那声音就能吸住女孩儿的心。他自我介绍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姓伊。这位就是二中拿着那“红色披风”的，领导学校“红色革命”的“领袖”：“同学们，我们来自祖国首都北京，你们来自辽宁省会沈阳，我们是怀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们的共同使命就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二中深入下去！这里的阶级斗争盖子始终被某些人压着，现在我们要从经济领域入手，开展小评论，大批判，目地不是把人整死而是治病救人，把他们的思想拉回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对于个别人的严重问题决不手软，决不姑息迁就。二中是文化大革命都没触及到的死角，这次斗争任务艰巨，情况复杂，我们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斗争期间不得回家！这是纪律。”
　　接着他的表情严峻起来，他的眼睛瞳仁里射出两道逼人的视线，从他棱角分明的嘴唇里吐出的字眼儿都像是从牙缝里咬出来的，“在二中，文化大革命始终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压制着！他们千方百计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以达到他们保存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二中已控制在他们手上，靠二中自己是永远揭不开斗争盖子的！毛主席派我们来，革命委员会派我们来，就是要在这里掀起一场新的革命，把教育阵地从他们手里夺回来！你们小将是二中的骨干，是‘小组’依靠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二中的‘三两斗争’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现在我们一起唱一支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一，二’！”这首歌对于我，就像发困时的一杯浓咖啡，它让我伤心，也让我兴奋：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年红！
　　伊老师那激昂的演讲，红卫兵之歌的召唤，我们的情绪迅速从低调攀升到高调。房间里好像关着一群即将参加斗牛比赛的公牛，只要闸门一开，立刻就会冲出去！
　　这个星期六对于挨整的人是黑色的星期六，可对于我们这亢奋的人来讲却是红色的星期六！从这一天，开始“红色的暴风雨”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刚刚复课没几天的二中，为搞好经济领域三两斗争，领导小组已宣布“全面停课”，我们是领导小组冲在第一线上的“先锋”，他们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刚开始，领导小组像留作业一样，给我们每个人定下题目，有的用学生口气，有的以老师口气，提出怪现象贴出大字报。在我们的带动下，不到一个星期，大字报就贴满校园。群众发动起来了，斗争如何进行下去？领导小组又召开第二次会议。我们按着领导小组的意图，开始把矛头指向早以确定的几个人。
　　我们开始点名道姓的写大字报，引导师生把矛头对准那些“有问题”的人！我们的热情高涨得快要爆炸，那真是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晚上前半夜写初稿，后半夜送到关夫子那改，第二天就贴出去！白天还要参加大会，按照领导小组的意见发言。我们像一滴滴投进烧开油锅的水珠，来到哪里，哪里就炸开了！教室变成批判会场，学生开始斗老师。
　　领导小组说“二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在庆功会上几个文章写得好的同学都受到表扬。之所以没有我，只是因为我的写作水平实在不敢恭维。领导小组说“斗争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我们就斗志倍增。大人们的思维都在这红色的环境中融化，尘世的纷扰都不存在了，更何况我们十五六岁的孩子？这是近朱者赤，还是近墨者黑呢？
　　按照领导小组的部属，姜校长被揪了出来，校财务科徐科长被揪了出来，财务科的会计也被揪了出来！还有几个陪绑的，连张老师也被列进黑名单！那真是群情激愤，不管伊组长如何在会议上交待政策，“我们不能像‘文革’初期那样，戴高帽，挂牌子，要经过批判，评论，在他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就叫政策攻心！”这些人还是被关在学校里，专门有人看守。话是这样说，可发动起来的群众，好像干柴点着了火，有的看守开始打人了！
　　大字报全部改成小评论，把小评论用广告色小插图一装饰，变成“精品小评论”，这是我的“专利”！一直不被“领导小组”看好的小泥儿，这一下成了运动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这个人“给鼻子就上脸”，接着就更加不可收拾：我从小喜欢画画，于是独出心裁地把姜校长徐科长的“问题”编成系列漫画，肆意丑化他们！这一“绝活”再一次使二中的运动掀起新高潮，每个人看了以后都捧腹大笑，无不被小泥儿创造性的发挥而折服！我自己也被自己所震撼，一时间沉浸在所谓的赞扬声中。
　　人顺风时，你不用跑，说不上你都能飞起来。漫画“出版”后不得了了，县革委会的领导来了，各单位参观学习的人来了！北大领导小组出名了，二中出名了，小泥儿也跟着出名了！小评论，批判会也变成了“表演会”，来一批领导对有“问题”的人就评一次，就批一次。记得有一次由我主批姜校长，我想每次都是批啊斗啊，这次我来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好好想一想，你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是解放军大学校教育了你，是党把你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可这些年你把二中变成资产阶级的苗圃，你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吗？”可我没想到姜校长听了后，痛哭流涕的检查认错！“领导小组”兴奋了，小泥儿终于从配角变成一个主角儿。
　　这场所谓的“三两斗争”历时8个月，最后以他们这些北大清华大学生的重新分配工作而告之结束，小泥儿也随之成了二中历史上一个永远的丑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