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屋下》第九章：罗家曾经住过的城里人

　　文化大革全进入1969年后，可能是全国开始了响应毛主席发了的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因，在农村，以斗地主为主的运动形式停止了，大队部开始了组建文艺宣传队，要建宣传队，一要购置一些乐器与装备。在农村，懂乐器的基本找不到，因此，购的乐器也就是大鼓和锣之类的东西，图的就是锣鼓喧天的热闹。装备主要是服装和刀枪之类的道具。除了乐器与装备外，接下来就是挑选演员。
　　会文加入了这个大队文艺宣传队。他是这个文艺宣传队里最小的一个。后来这个宣传队在我们村的祠堂中演过一场戏，只记得戏台是搭在祠堂的下厅，下厅与中厅之间隔一座天井，人们都站在天井两边和中厅里看戏，演的是什么戏目我还真记不得了，只记得大哥在戏里演的这个角色是给人当儿子，有一句台词要叫“爹”，当时大哥在戏台上一声“爹”，让全村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演戏，但见自已身边的人管别人叫“爹”，还是情不自尽的发出了一片阵笑声。会文在大队宣传队除了戏之外，会文当时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每场戏的开始和结尾都是由他拉幕布。这是我对大哥演戏的唯一印象。
　　再后来，演戏也停止了，全国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城市四类分子下放农村，我们村前后来了三伙城市的人。第一伙是吉安市的，他们就住在老屋檐下这条巷子里，这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因为我每天都要端碗到那里去吃饭，因此我对这伙人影响最深，他们一共来了四个人，一个老太婆，估计是姓雷，我们都叫她雷婆，当时应该有四五十岁，人很瘦，但很精神，但这人的长相有一个大特征，就上牙是大苞牙，不是一般的苞，是苞得相当突出的那种苞牙，说话有些漏风。还有三个是青年人，两男一女。男的一个姓刘，一个姓郑，女的不知道姓什么，人们叫他小苹。这些人中，最先走的是小郑，可能在我们村呆了不到半年就走了。雷婆在我们村呆了一年多。小刘最后在我们县参加了工作，至于如何参加工作的，我就不清楚，因为，后来我参加工作后与他共过事。当时是在政府机关工作，最后他是在峡江办理退休的，后来随老婆去了上海定居，他老婆是上海知青，在某银行上班，提前退休去了上海。那个叫小苹的女知青，她也住在老屋檐下这条巷了，但她住在最靠近祠堂的一个小半间里。她应该在我们村呆了一年以上，后来不知是和那个知青有了孩子，在一个春节的期间，小苹没敢回家，最后据说是用带子勒肚子的方法使自己流产了。这种事，我们小孩子虽然不懂，但大人们说了，我们还是知道是什么事的。这四个人除了老刘外，如果现在见了面，可以说百分之百不认识。即便是那个雷婆也不敢认。因为世上苞牙也不止一个。对于吉安这伙人在农村田里干活的情景我没看见过，在这里我就不写。
　　除了吉安来的这四个人，我们村还分配了两个上海女知青。这两个知青住在村尾，与我家不在一头。一个叫梅芳，一个叫国丽。那个叫梅芳的也真是苦命，一个人最后直到改革开放后的78或79年之后才回上海。她是在我村呆得最久的一个知青。还有一个叫国丽的上海女知青，皮肤特别白，但长着一个蝌斗肚，我们村里人都叫她蛤蟆肚子，是高度的近视眼。象蛤蟆肚子这种人，本应该在大城市读书，却被当时无情的赶到了我们村。
　　有一次晚上七、八点多钟，全村人都在题上割禾。题上就是指村头，我家后门前面的那片水田，在夏天，晚上七、八点钟，在星光的照射下还是有些光亮的。可能是要完成最后一点的扫尾工作吧，晚上八点钟了，全村人还在田里割禾的割禾，打禾的打禾。见时间这么晚了，也有善良一些的农村妇女提出让两个上海女知青早点回家，因为她们还要回家自已做饭吃，但是当时作为队长的二叔却没发话，两个上海女知青最后也干到同村民们一起回家。回家时可能已是九点多钟，这些在家从未劳动过的上海女知青，在烈日下与农民一起劳动一天到晚，人都累得半死，她们回去后，还要做饭吃。当时，我一个七八岁的小孩，都对她们产生了一丝丝同情心。
　　这些知青确实是太苦了，太受罪了，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的，肯定是没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没站在他们父亲的角度考虑。如果他们的母亲知道自己儿女在乡下农村所受的罪，我想，他们会当场流泪的。反正那个夜晚，我端着饭碗，在田埂上看这两个上海女知青割禾的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尤其是那个被称为蛤蟆肚子的女知青国丽，戴一付高度的近视眼镜，在一点点夜色下在农田里干着农活。
　　后来，这个叫国丽的病倒了，春节期间回了上海，春节过后再也没回来，据说是回上海后，不久就病死了，是真是假，谁过也没去过问。这个叫梅芳的，不知是家里也是普通百姓没什么门路还是什么原因，她每上都会回到我们村，每年都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一直到最后一批知青返城时，她才离开了我们村。在我的脑子里，好象我们村的村民对待上海知青并不怎么好，人家一个女孩子，春节后，一个人从上海回来了，也没那家叫去吃餐饭。倒是后来一户一家，有个外村嫁过来的女子与梅芳年纪差不多大，后来每年春节期间，梅芳从上海回到罗家时，他们夫妻俩会叫她吃上一餐饭。他丈夫在粮管所工作，平时爱好文学。不知梅芳是否还和她们夫妻俩这些信息来往。现在他们俩也离开了罗家村，随儿子去了吉安市定居。
　　在六七十年代，除了吉安知青和上海知青外，我们村还来了一个特殊人人物。祖籍是上巷的张家村人，他的大哥还在张家村。但他本人是南昌下放到我们村，是属于右派（被村民称为四类份子）下放在我们村的。他叫张祖民，在我们村时三十几岁，何时来的不知道，他住在村中的一座老房子里。走肯定是1979年落实政策之后。听村民讲，他走时对着天大喊了一句“邓爸爸万岁”“感谢邓爸爸”。据说回南昌后，他在某学校重新做了老师。在罗村时非常瘦，据说几年后到过一次罗村，有人说，后来他也发福了。更有人说胖得象头猪一样。这种说法我不信，象他的体形，再胖也不可能长得象猪。可惜寿命不长，回南昌后没几年就死了，也许这就是命。
　　在我的影响中，张祖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虽然是四类份子，但与我们村民的关系非常好，他住的地方常有人去，可以说是非常热闹，尤其是每到放暑假，在南昌的老婆和儿子还会到罗家来住上一个暑假。他儿子长得很好，很招人喜爱。和村里人也很合得来。我们村池塘的水没流动，水很脏，农村的小孩子也管不了这么多，就在很脏的池塘里游泳、洗澡。在整个暑期里，祖民的儿子，也和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一起玩，一起放牛，一起抓鱼，晚上，一起在池塘的脏水里游泳、洗澡。但四类分子就是四类份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类分子还是要受到一些政治和生活上的歧视的。例如，大队开会开伙，要地主和四类分子挑柴去做饭。我家与张祖民不住在一起，我小时候与张祖民接触也不多，张祖民在我们村这么多年，我对他也没太多的记忆，但有一件事，却还是让我难忘终生。
　　有一年春天，山洪水瀑发，这是我一生中，在东梅巷里看到的最大的洪水，原来水流从未满过田巷中间的小溪，但这一年不但满过了小溪两边的题岸，并且小溪两边的稻田也全部被水淹没。全巷只有郭家和罗家在吉新公路的北面，因此只有罗家和郭家在田巷中央的小溪上共建了一座巩桥。水很大，我们两村的大人小孩都去巩桥边看水。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巩桥的下方有一棵大树兜档在了桥的下方没被水冲走，按理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等水一过，这棵树最多就停在那里，肯定不至于因为这棵树兜档住水，使桥被冲垮的情况发生。但有好事者说道，叫祖民过来，把这棵树兜弄走，祖民此时也在此看涨水，他没有立即行动，这时民兵营长郭才根发话了，说道“祖民，你下去把这棵树兜弄走”。这时应该是三、四月天，人们还有穿的棉衣的，祖民真的二话没说，脱去了毛线衣和长裤了，只穿了一条短裤叉。硬是冷得发抖的下到水里，将这棵树兜左弄右弄，使尽全身的力气将这棵树兜搬动了一下，最后，被棵树兜山洪水冲走了。祖民在水里至少呆了半个小时，上来时，全身冷得直哆嗦。帮他拿衣服的村民赶快给他送上衣服让他穿上，但祖民外表看上去还是笑嘻嘻，他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想的，我当时看不出来。从他后来走时叫“邓爸爸万岁”“感谢邓爸爸”的情况看，他当时的内心肯定是非常痛苦的。这就是张祖民在我脑海中影响最深的一件事。不过后来当队长的运忠对他不错，让他和其他两个村民去了林场养猪场。说是林场，其实没有林，只是在那里养了几头猪，各村建林场，可能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政治任务吧。住林场虽然离开了村子，但有几个村民和他一起同吃同住。后来，这个队长还到南昌祖民家去过一次，说是祖民做了一大碗肥肉给他吃。
　　当年的知青或四类分子，有的在我们村很短，可能只有几个月，有的很长，在我们村有八九年之久，他们在我们村所经历的苦难故事一定很多，但作为当时只是孩童的我，给我脑海中留下永不磨灭记忆就两件事，一件是夏天晚上七八点钟，两个上海女知青还在田里同村民们一起割禾这件事，当时有村民提出让她们先回，而二叔缺少同情心，没让她们先回家。一件是民兵营长无理由的叫四类分子张祖民下桥搬树。本来不需要搬动的树，却硬要人家下去苦这个苦和罪。这是何等的不人道啊。